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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打持久战，国民政府决定把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内迁，这就是战时的大迁徙壮举——“戰时内迁”。内迁对整个西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就是对内迁的一个重要方面——“迁都重庆”进行分析，试论迁都重庆的原因、经过及意义。
关键词：迁都重庆;持久战;西南大后方;地理位置;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为准备打持久战，就选定以大西南作为后方基地。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随着1937年淞沪会战的失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这样，就开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时内迁”的抗战政策。重庆也随之开始了其八年陪都历程。
一迁都原因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大规模侵华，中国军队也做了大量誓死抵抗，但在河北、山东、上海等地还是接连失利。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淞沪地区的进攻，国军无力抵抗，于三月后的10月29日严重失利，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面临着严重危机，迁都已经迫在眉睫。11月，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讲话“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由此可见，迁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打持久战。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了长期作战做准备。再者，中国的地理和政治情势适合“外患入川，内乱入湾”，当有强敌从东部沿海入侵时，适宜迁入四川，做持久抵抗。从中国的地形地势方面来说，也应当迁都，使得国家能够更好的抗日。
二选择重庆的理由
事实上在抗战期间，作为陪都的并不仅仅只有重庆。政府还先后明定洛阳为行都，“西京”（即当时的长安，现在的西安）、北平为陪都，。如果说国民政府移驻洛阳，以洛阳为行都，是一种紧急措置，而以长安为陪都则是一项战略安排，包含了国民政府以未来局势发展可能出发，在不易受到战争威胁的中国内地，预置中央政府战时移驻的安全之地的长远打算。那么又是什么使得重庆在实际上已经是首都的关键地位呢？
第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把后方根据地从大西北迁往大西南，所以致使迁都重庆成为了可能。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所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中所言：“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为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二十四年进人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地方。’
第二，重庆比当时的西安更加有优势。当时的四川已经开始被开发，其发展程度是西安所不能比拟的，再者由于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优势致使四川的农业要由于陕西，所以重庆在物资资源方面就比西安更加富饶，能够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资源。再者，“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特别是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
三迁都的经过
1935年华北危机时，蒋介石就到四川几次考察，视四川为“中国民族立国的根据地”。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嵋山军官训练团又讲：“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四川既为革命的发祥地，就应该做革命永久的根据地。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淞沪抗战的失利，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决定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11月16日晚，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室举行，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席辞别，于次日乘“永绥”号军舰赴四川。11月26日16时，林森率政府机关人员抵达重庆，尽管林森担任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是虚伪国家元首，但他抵达重庆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一个标志。
四迁都的意义
首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迁都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其历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意义之一就是粉碎了日军威迫国都，要挟国民政府作城下之盟，不战或速战而屈服中国的迷梦，显示了国民政府在华北上海战事失利情况下，移师再战，继续抵抗侵略的决心，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士气。日本打着“三个月灭忙中国”的旗号坚持速战速决的方针，对中国沿海及华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国也是节节败退，但是在这个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迁都重庆打破了日军的狂妄念头，激励了中华民族抗日精神。
意义之二是使得“异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和“苦撑待变”的对日战争总方略得以实施，这样的持久战方针的设定，就意味着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战略方针，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异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使得国民党能够更好的与共产党合作，意味着全面抗争的局面的更好形成。
意义之三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西迁现象，从而是整个西南大后方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国迁都重庆带动了工业内迁，给内地带去了相对先进的设备、管理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从而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到1942年，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的工业已由1937年地237家发展到3188家，资产由1500万元增长到约3亿元，从而奠定了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基础，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原有布局。
意义之四是迁都重庆还对重庆的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陪都以后的重庆政治地位立刻得到提提升。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使重庆自设市以后，在行政建置的级别上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陪都称号的这一“殊荣”，对于提高重庆在国内外地位和知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对于战时重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重庆在战后的发展也是有深远影响的。
总之，正如“地处中国西部内陆的重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那个交织着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成为战时首都，是历史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偶然性，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迁都重庆虽然有一定的弊端，但是利大于弊，其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对后来抗战的胜利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立人郑洪泉《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
关键词：迁都重庆;持久战;西南大后方;地理位置;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为准备打持久战，就选定以大西南作为后方基地。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随着1937年淞沪会战的失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这样，就开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时内迁”的抗战政策。重庆也随之开始了其八年陪都历程。
一迁都原因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大规模侵华，中国军队也做了大量誓死抵抗，但在河北、山东、上海等地还是接连失利。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淞沪地区的进攻，国军无力抵抗，于三月后的10月29日严重失利，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面临着严重危机，迁都已经迫在眉睫。11月，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讲话“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由此可见，迁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打持久战。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了长期作战做准备。再者，中国的地理和政治情势适合“外患入川，内乱入湾”，当有强敌从东部沿海入侵时，适宜迁入四川，做持久抵抗。从中国的地形地势方面来说，也应当迁都，使得国家能够更好的抗日。
二选择重庆的理由
事实上在抗战期间，作为陪都的并不仅仅只有重庆。政府还先后明定洛阳为行都，“西京”（即当时的长安，现在的西安）、北平为陪都，。如果说国民政府移驻洛阳，以洛阳为行都，是一种紧急措置，而以长安为陪都则是一项战略安排，包含了国民政府以未来局势发展可能出发，在不易受到战争威胁的中国内地，预置中央政府战时移驻的安全之地的长远打算。那么又是什么使得重庆在实际上已经是首都的关键地位呢？
第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把后方根据地从大西北迁往大西南，所以致使迁都重庆成为了可能。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所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中所言：“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为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二十四年进人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地方。’
第二，重庆比当时的西安更加有优势。当时的四川已经开始被开发，其发展程度是西安所不能比拟的，再者由于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优势致使四川的农业要由于陕西，所以重庆在物资资源方面就比西安更加富饶，能够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资源。再者，“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特别是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
三迁都的经过
1935年华北危机时，蒋介石就到四川几次考察，视四川为“中国民族立国的根据地”。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嵋山军官训练团又讲：“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四川既为革命的发祥地，就应该做革命永久的根据地。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淞沪抗战的失利，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决定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11月16日晚，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室举行，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席辞别，于次日乘“永绥”号军舰赴四川。11月26日16时，林森率政府机关人员抵达重庆，尽管林森担任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是虚伪国家元首，但他抵达重庆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一个标志。
四迁都的意义
首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迁都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其历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意义之一就是粉碎了日军威迫国都，要挟国民政府作城下之盟，不战或速战而屈服中国的迷梦，显示了国民政府在华北上海战事失利情况下，移师再战，继续抵抗侵略的决心，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士气。日本打着“三个月灭忙中国”的旗号坚持速战速决的方针，对中国沿海及华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国也是节节败退，但是在这个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迁都重庆打破了日军的狂妄念头，激励了中华民族抗日精神。
意义之二是使得“异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和“苦撑待变”的对日战争总方略得以实施，这样的持久战方针的设定，就意味着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战略方针，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异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使得国民党能够更好的与共产党合作，意味着全面抗争的局面的更好形成。
意义之三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西迁现象，从而是整个西南大后方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国迁都重庆带动了工业内迁，给内地带去了相对先进的设备、管理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从而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到1942年，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的工业已由1937年地237家发展到3188家，资产由1500万元增长到约3亿元，从而奠定了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基础，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原有布局。
意义之四是迁都重庆还对重庆的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陪都以后的重庆政治地位立刻得到提提升。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使重庆自设市以后，在行政建置的级别上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陪都称号的这一“殊荣”，对于提高重庆在国内外地位和知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对于战时重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重庆在战后的发展也是有深远影响的。
总之，正如“地处中国西部内陆的重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那个交织着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成为战时首都，是历史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偶然性，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迁都重庆虽然有一定的弊端，但是利大于弊，其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对后来抗战的胜利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立人郑洪泉《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