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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率逐年递減的背后是中国百姓实际收入增长大大滞后於GDP增长的现实。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消费力量主要存在於普通收入群体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熨平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内生性消费动能。
历经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经济正在深刻地反思和试图修正传统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当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被明确设定为“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长的头号引擎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众都对这一庞大的中国内生力量未来所能释放的能量充满了十分广阔的遐想和期待,而接下来所特别需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将撬动消费和内需的功课做足夯实。
向百姓慷慨分蛋糕
反观中国经济30多年的改革长路不难发现,伴随着GDP的持续增长,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也进入到了连续递增的快道,仅以“十一五”期间而论,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11759元增长到2009年的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递增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从理论上说,居民可支配性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消费能力的增强,从而使消费作为经济成长的内生拉力势必得到强化。的确,从绝对数值来看,相比於改革启动的1978年,今天我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已经不能同日而语,然而,从消费佔国民收入(NI)的比例即消费率审视,该指标卻出现逐年持续下降的趋势。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为62.1%,但到2009年,该指标仅为36.6%,平均每年下滑1.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地是,该指标不仅低於同期全球转型国家55.1%的平均水平,也低於58.8%的世界平均水平。
居民消费率逐年递減的背后是中国百姓实际收入增长大大滞后於GDP增长的现实。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9年,全国人均GDP增长幅度为14.3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工薪收入仅为原来的9.6倍,农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纯收入之和仅为原来的6.2倍,后两者都显着低於人均GDP的增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佔比目前仅为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於发达国家的50%。
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或落后於经济增长,意味着中国百姓並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更多的财富集中到了国家和企业的手中,形成“国富民穷”的畸形格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佔比在1999~2009年间共下降了10.8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5个和3.4个百分点,同样,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佔比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3个百分点。显然,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向政府和企业集中时,伴随着的必定是居民消费能力的萎缩和消费需求的短缺。
由於居民消费是微观个体的自主行为,而且保持着强烈的市场化依赖,因此政府难以对消费率产生直接的干预,唯一可做的就是通过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係,尽全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作为一个量化目标,未来五年内应将居民收入佔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50%左右,而且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必须要超过这一目标幅度,以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换。与此同时,应当加倍地呵护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使百姓真正能够通过股票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大其实际消费能力。
强力压缩分配差距
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是中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只有0.16,但自1992年开始,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就抵达国际警戒线的0.4,並在2000年开始超过0.4,之后呈现逐年上涨趋势,至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表明收入差距已经处於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
值得注意地是,对收入差距进行多角度衡量不难发现,与城乡居民收入3倍之差和地区间收入2倍之差的结果相比,动辄5到10倍的行业收入差是目前中国收入差距最严峻的事实。有统计显示,2009年佔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於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55%;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它行业的10倍。
收入差距扩大所反映的不只是公平问题,即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同时也折射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即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在抑制国内消费需求。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平均为70%,也就是收入每多增加10元,城市居民平均将消费7元,这一指标在农村居民中为80%。而在中国10%的最低收入者中,边际消费率则高达90%,但在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这就意味着,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消费力量主要存在於普通收入群体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熨平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内生性消费动能。
必须承认,由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约有1-1.5亿的劳动人口处於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种状況既阻止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也酿成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佔比持续下滑的结果。因此,为劳动者增加更多的就业渠道依然是逐步缓解收入差距的润滑剂。
政府行政权力尤其是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参与和扰乱收入分配秩序是值得重点检讨和校正的方面。为此,一方面要彻底釐清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係,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应逐渐减少持股比例,向民营资本开放更多的行业空间,以削弱国有企业左右资源分配的特权;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出狠手限制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通过大幅提高国有企业的租金和利润扼制暴利的产生。
借助於财税制度的创新以建立起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约束机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一方面,应当建立最低工资强制制度和实施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工资定期增长制度,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税基和取消利息税等手段,积极促进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与此同时要迅速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减少创业、就业税收,通过税收的二次调解杠桿,力促贫富差距的减缩。
加快城镇化的时速
理论上与工业化相並行的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两大最重要的动力,其蕴含的经济学含义是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创造需求。然而,相比於中国工业化如今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而言,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依然显得步履蹒跚。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远低於发达国家80%的水平,也低於世界60%的平均水平。因此,作为一种目标追求,未来5年,我国城市化率须超过50%,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人口3亿多,城镇人口将达到9.3亿。
新的城镇化愿景无疑寄託着经济发展对於消费动力的诉求。除了城市群的发展将直接带来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等投资需求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速发展将带动一部分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之外(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某种程度上而言,城镇化是我国能够刺激消费需求的最大市场所在。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
无疑,城镇化的扩容与加速形成了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考验,其挑战的是公共财政的支付能力。为此有必要强化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市场竞争性。一方面,要促进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加大对城市化建设的投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通过直接参与、特许经营、建设—经营—转让、建设—拥有—经营—转让、建设—转让—经营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合作模式,最终形成构建政府和民间共同投资的新格局和新机制。
户籍制度的改革构成了城镇化进程的最重大掣肘,而且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为此,可以考虑户籍与福利的剥离,或者说户籍与福利的两条线並行,即户籍可以成为户口统计的一种需要,但是福利的获得卻可以按照居住地登记等方式进行。
与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重要的还有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隔离的两套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的土地必须被征走,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开发,农民被排拆在土地增值收益之外。而如果农民到城市后就随即失去了手中的土地,在没有任何保障机制的作用下,必然形成如同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庞大的贫民窟现象。因此,如何保证那些获得中小城镇户籍的新居民的工作以及由谁来承担农民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培训成本和寻找工作的成本就成为了必须解決的现实课题。
为民众配足“安全阀”
观察中国百姓的财产支出与分佈状况不难发现,在居民消费率随着收入增长反而日渐降低的同时,其储蓄率则在过去30年中从佔GDP不到5%一路上扬到如今的50%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平均每个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於储蓄,相当於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中国的储蓄率即使比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GDP加权平均后还要高出15个百分点。日益高昂的储蓄率既分流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折射出民众生存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公共保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
必须承认,相比於改革之初,尽管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有了不同程度地增加,但由於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成本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加之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医疗保障不能全覆盖,资料显示,我国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大概只佔GDP的6%左右,财政支出中用於社会保障的支出不到12%,而在发达国家,政府用於社会保障上的资金佔到GDP的25%到30%,财政收入中的40%甚至更多的份额用於社会保障。由於我国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不足,政府通过再分配干预收入差距的力度微弱,使民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强化,影响了国人的消费水平。
显然,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提升民众的安全预期,更可以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研究表明,只要能够一定程度上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将居民储蓄率降低一半,家庭部门将多支配超过GDP 7%的财富,而当储蓄率降低为33%时,将刺激出5%的国内需求。因此,未来中国政府投资结构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即逐渐減少生产建设性投资而转向公共建设领域,通过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缓解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不应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为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辅助手段,政府可以考虑对国有资产进行部分划转或者适量减持,用以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和做实个人账户等,同时政府在确定今后财政支出中每年用於社会福利部分的增长高於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目标的基础上,对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各项社保政策设置较为明确的约束指标。
历经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经济正在深刻地反思和试图修正传统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当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被明确设定为“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长的头号引擎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众都对这一庞大的中国内生力量未来所能释放的能量充满了十分广阔的遐想和期待,而接下来所特别需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将撬动消费和内需的功课做足夯实。
向百姓慷慨分蛋糕
反观中国经济30多年的改革长路不难发现,伴随着GDP的持续增长,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也进入到了连续递增的快道,仅以“十一五”期间而论,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11759元增长到2009年的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递增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从理论上说,居民可支配性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消费能力的增强,从而使消费作为经济成长的内生拉力势必得到强化。的确,从绝对数值来看,相比於改革启动的1978年,今天我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已经不能同日而语,然而,从消费佔国民收入(NI)的比例即消费率审视,该指标卻出现逐年持续下降的趋势。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为62.1%,但到2009年,该指标仅为36.6%,平均每年下滑1.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地是,该指标不仅低於同期全球转型国家55.1%的平均水平,也低於58.8%的世界平均水平。
居民消费率逐年递減的背后是中国百姓实际收入增长大大滞后於GDP增长的现实。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9年,全国人均GDP增长幅度为14.3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工薪收入仅为原来的9.6倍,农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纯收入之和仅为原来的6.2倍,后两者都显着低於人均GDP的增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佔比目前仅为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於发达国家的50%。
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或落后於经济增长,意味着中国百姓並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更多的财富集中到了国家和企业的手中,形成“国富民穷”的畸形格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佔比在1999~2009年间共下降了10.8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5个和3.4个百分点,同样,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佔比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3个百分点。显然,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向政府和企业集中时,伴随着的必定是居民消费能力的萎缩和消费需求的短缺。
由於居民消费是微观个体的自主行为,而且保持着强烈的市场化依赖,因此政府难以对消费率产生直接的干预,唯一可做的就是通过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係,尽全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作为一个量化目标,未来五年内应将居民收入佔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50%左右,而且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必须要超过这一目标幅度,以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换。与此同时,应当加倍地呵护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使百姓真正能够通过股票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大其实际消费能力。
强力压缩分配差距
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是中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只有0.16,但自1992年开始,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就抵达国际警戒线的0.4,並在2000年开始超过0.4,之后呈现逐年上涨趋势,至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表明收入差距已经处於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
值得注意地是,对收入差距进行多角度衡量不难发现,与城乡居民收入3倍之差和地区间收入2倍之差的结果相比,动辄5到10倍的行业收入差是目前中国收入差距最严峻的事实。有统计显示,2009年佔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於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55%;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它行业的10倍。
收入差距扩大所反映的不只是公平问题,即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同时也折射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即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在抑制国内消费需求。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平均为70%,也就是收入每多增加10元,城市居民平均将消费7元,这一指标在农村居民中为80%。而在中国10%的最低收入者中,边际消费率则高达90%,但在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这就意味着,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消费力量主要存在於普通收入群体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熨平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内生性消费动能。
必须承认,由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约有1-1.5亿的劳动人口处於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种状況既阻止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也酿成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佔比持续下滑的结果。因此,为劳动者增加更多的就业渠道依然是逐步缓解收入差距的润滑剂。
政府行政权力尤其是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参与和扰乱收入分配秩序是值得重点检讨和校正的方面。为此,一方面要彻底釐清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係,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应逐渐减少持股比例,向民营资本开放更多的行业空间,以削弱国有企业左右资源分配的特权;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出狠手限制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通过大幅提高国有企业的租金和利润扼制暴利的产生。
借助於财税制度的创新以建立起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约束机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一方面,应当建立最低工资强制制度和实施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工资定期增长制度,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税基和取消利息税等手段,积极促进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与此同时要迅速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减少创业、就业税收,通过税收的二次调解杠桿,力促贫富差距的减缩。
加快城镇化的时速
理论上与工业化相並行的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两大最重要的动力,其蕴含的经济学含义是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创造需求。然而,相比於中国工业化如今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而言,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依然显得步履蹒跚。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远低於发达国家80%的水平,也低於世界60%的平均水平。因此,作为一种目标追求,未来5年,我国城市化率须超过50%,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人口3亿多,城镇人口将达到9.3亿。
新的城镇化愿景无疑寄託着经济发展对於消费动力的诉求。除了城市群的发展将直接带来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等投资需求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速发展将带动一部分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之外(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某种程度上而言,城镇化是我国能够刺激消费需求的最大市场所在。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
无疑,城镇化的扩容与加速形成了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考验,其挑战的是公共财政的支付能力。为此有必要强化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市场竞争性。一方面,要促进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加大对城市化建设的投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通过直接参与、特许经营、建设—经营—转让、建设—拥有—经营—转让、建设—转让—经营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合作模式,最终形成构建政府和民间共同投资的新格局和新机制。
户籍制度的改革构成了城镇化进程的最重大掣肘,而且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为此,可以考虑户籍与福利的剥离,或者说户籍与福利的两条线並行,即户籍可以成为户口统计的一种需要,但是福利的获得卻可以按照居住地登记等方式进行。
与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重要的还有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隔离的两套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的土地必须被征走,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开发,农民被排拆在土地增值收益之外。而如果农民到城市后就随即失去了手中的土地,在没有任何保障机制的作用下,必然形成如同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庞大的贫民窟现象。因此,如何保证那些获得中小城镇户籍的新居民的工作以及由谁来承担农民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培训成本和寻找工作的成本就成为了必须解決的现实课题。
为民众配足“安全阀”
观察中国百姓的财产支出与分佈状况不难发现,在居民消费率随着收入增长反而日渐降低的同时,其储蓄率则在过去30年中从佔GDP不到5%一路上扬到如今的50%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平均每个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於储蓄,相当於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中国的储蓄率即使比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GDP加权平均后还要高出15个百分点。日益高昂的储蓄率既分流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折射出民众生存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公共保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
必须承认,相比於改革之初,尽管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有了不同程度地增加,但由於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成本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加之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医疗保障不能全覆盖,资料显示,我国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大概只佔GDP的6%左右,财政支出中用於社会保障的支出不到12%,而在发达国家,政府用於社会保障上的资金佔到GDP的25%到30%,财政收入中的40%甚至更多的份额用於社会保障。由於我国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不足,政府通过再分配干预收入差距的力度微弱,使民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强化,影响了国人的消费水平。
显然,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提升民众的安全预期,更可以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研究表明,只要能够一定程度上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将居民储蓄率降低一半,家庭部门将多支配超过GDP 7%的财富,而当储蓄率降低为33%时,将刺激出5%的国内需求。因此,未来中国政府投资结构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即逐渐減少生产建设性投资而转向公共建设领域,通过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缓解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不应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为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辅助手段,政府可以考虑对国有资产进行部分划转或者适量减持,用以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和做实个人账户等,同时政府在确定今后财政支出中每年用於社会福利部分的增长高於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目标的基础上,对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各项社保政策设置较为明确的约束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