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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注意到，民间借贷是皇族和官僚集团利益冲突的核心议题，是政治矛盾的经济投射。大明政体失去弹性，是对民间借贷的放纵造成的；而大宋政体失去弹性，恰恰是扼杀民间借贷开始的。对于金融活动的轻视和错误处置，放大了朝野矛盾，加速了政权的瓦解。
只是，中国史书从不乐于总结经验，却特别擅长在道德账本上去找替罪羊，回避矛盾核心。毕竟，官僚集团并不在意政权的风险是如何放大的，保持信息不对称，以祖宗之法来控制君主才是符合阶级利益的最佳选择。
资本意志与帝王心术
从商周时期，民间高利贷活动就一直存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
在当时，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晴雨表，发展到高利贷和土地被收缴并存，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开始加速向大地主阶级聚集，民间经济饮鸩止渴，经济体失去弹性了，亟待纠偏。但当整个官僚集团都加入到高利贷的阵营中，这是比国家税收更肥美的蛋糕，谁愿意放弃呢？
如何纠偏，只能通过东厂，杀人。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世界历史上设立最早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司法约束。
朱棣明白，朱姓皇族与官僚共治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农民义军，而是官僚集团。成立东厂，一方面可以一体节制，独断专行，加强专制和对官僚的掌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必要的牺牲，借人头换取政体弹性，消除矛盾。虽然史书和戏剧里的东厂督主魏忠贤被演绎得十恶不赦，但在自杀前的崇祯心里，魏忠贤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明末的崇祯，内心是极其凄苦的。
皇权倾覆，东林党人所代表的地主官僚集团已经准备好与皇太极勾兑，无论皇帝推出多少人到菜市口砍头，官僚集团也始终无动于衷，双方不再有信任的基础。皇权与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也已经不一致了。
东林党人内心清楚，与其跪拜多疑的崇祯，不如改弦更张。历朝历代，根植于县域经济的地主士绅阶级才是真正的主人。换了朝代，同样需要地方官，需要缴税，谁当皇帝，区别并不是那么大。
太监集团就不一样：他们依附皇权、没有子嗣，更談不上官僚世家和宗族势力，即便如同魏忠贤一样，位极人臣也不过3年时间。即使最后能权势熏天，下台后一切功名利禄和朋党势力，都会被“系统”自然回收。
所以，历代的帝王心术都很明白：皇权有两大敌人，最大的是官僚集团，其次是官僚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如果他们承载了太多的资产，就会选择背叛政权，遵从阶级意志，换一个更好伺候的主子。他们的诉求极为复杂：他们试图将势力和财富固化在经济体系中，成为宗族资源——债权、股权、田产。他们通过民间高利贷和当铺，做成了事实上的资产交易所和农民收割机；通过高利贷，完成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控和富集，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势力，直到人头被借用。
王安石与青苗法
一开始，皇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并不尖锐，但天命难违，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农民闹事，骨子里都是财政破产导致的政治破产。皇帝抽税，官僚放贷，双重叠加，双重抽税，一到灾年就会触发民不聊生的极端状况。要知道，对于农业国家，风调雨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灾害反而是常态。
皇帝心里也明白：太监的地位是向皇权租来的，而皇帝的地位是向老天爷租来的。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没有任何盛世可言。史书和神话里写满了灾难：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史无前例的黄河泛滥；公元6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一举摧毁了南美摩奇文明；明朝末年的小冰期加剧了饥荒、欠收导致流民四起，推动了李自成的快速崛起。
在无法预报自然灾害的农业社会，洪灾和旱灾都是极可怕的，特别是持久的旱灾带来的赤地千里，使千百万人陷入绝望、恐慌。在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和战乱，加剧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清末各种灾害，叠加了太平天国起义20年战乱，人口净减少1.5亿人口，接近40%。
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命运轮回给写死了。谁也不想等着命运的裁决。而王安石是第一个尝试突破这种轮回的主政者，他试图建立一套对冲结构来降低系统性风险，期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通过建立粮食价格平准基金+官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即《青苗法》，来降低风险，逆天改命。
王安石的愿望是好的，但也徒劳无功。虽然他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在当时，国家缺钱，内政外交都毫无建树，都需要突破。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与核心法案《青苗法》，本质上就是大计划经济，将政府从平台（比如天猫）变成服务提供商（好比京东），主动参与到交易中来，成为借贷主体，变成“大宋农村信用社”。
《青苗法》的试点非常成功：每年冬春青黄不接，农民日子最难过时，由政府出面用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20%左右）把粮食或者资金贷给农民，秋收后还款，是一套不错的农村银行体系。但试点成功，不代表改革成功，政府出面做农村高利贷，赚钱是没得说，可副作用也极其明显：
首先，皇权与官僚集团彻底对立：王安石变法虽然让北宋度过了短期的财政危机，但也让北宋统治阶层从皇室到官员分成了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从此恶斗不休。
其次，民间经济体失去弹性：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抢食工商业经营的高利贷蛋糕，支撑了当时的政权，苟延残喘了上百年。
只是，中国史书从不乐于总结经验，却特别擅长在道德账本上去找替罪羊，回避矛盾核心。毕竟，官僚集团并不在意政权的风险是如何放大的，保持信息不对称，以祖宗之法来控制君主才是符合阶级利益的最佳选择。
资本意志与帝王心术
从商周时期，民间高利贷活动就一直存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
在当时，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晴雨表，发展到高利贷和土地被收缴并存，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开始加速向大地主阶级聚集，民间经济饮鸩止渴，经济体失去弹性了，亟待纠偏。但当整个官僚集团都加入到高利贷的阵营中，这是比国家税收更肥美的蛋糕，谁愿意放弃呢？
如何纠偏，只能通过东厂，杀人。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世界历史上设立最早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司法约束。
朱棣明白，朱姓皇族与官僚共治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农民义军，而是官僚集团。成立东厂，一方面可以一体节制，独断专行，加强专制和对官僚的掌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必要的牺牲，借人头换取政体弹性，消除矛盾。虽然史书和戏剧里的东厂督主魏忠贤被演绎得十恶不赦，但在自杀前的崇祯心里，魏忠贤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明末的崇祯，内心是极其凄苦的。
皇权倾覆，东林党人所代表的地主官僚集团已经准备好与皇太极勾兑，无论皇帝推出多少人到菜市口砍头，官僚集团也始终无动于衷，双方不再有信任的基础。皇权与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也已经不一致了。
东林党人内心清楚，与其跪拜多疑的崇祯，不如改弦更张。历朝历代，根植于县域经济的地主士绅阶级才是真正的主人。换了朝代，同样需要地方官，需要缴税，谁当皇帝，区别并不是那么大。
太监集团就不一样：他们依附皇权、没有子嗣，更談不上官僚世家和宗族势力，即便如同魏忠贤一样，位极人臣也不过3年时间。即使最后能权势熏天，下台后一切功名利禄和朋党势力，都会被“系统”自然回收。
所以，历代的帝王心术都很明白：皇权有两大敌人，最大的是官僚集团，其次是官僚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如果他们承载了太多的资产，就会选择背叛政权，遵从阶级意志，换一个更好伺候的主子。他们的诉求极为复杂：他们试图将势力和财富固化在经济体系中，成为宗族资源——债权、股权、田产。他们通过民间高利贷和当铺，做成了事实上的资产交易所和农民收割机；通过高利贷，完成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控和富集，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势力，直到人头被借用。
王安石与青苗法
一开始，皇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并不尖锐，但天命难违，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农民闹事，骨子里都是财政破产导致的政治破产。皇帝抽税，官僚放贷，双重叠加，双重抽税，一到灾年就会触发民不聊生的极端状况。要知道，对于农业国家，风调雨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灾害反而是常态。
皇帝心里也明白：太监的地位是向皇权租来的，而皇帝的地位是向老天爷租来的。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没有任何盛世可言。史书和神话里写满了灾难：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史无前例的黄河泛滥；公元6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一举摧毁了南美摩奇文明；明朝末年的小冰期加剧了饥荒、欠收导致流民四起，推动了李自成的快速崛起。
在无法预报自然灾害的农业社会，洪灾和旱灾都是极可怕的，特别是持久的旱灾带来的赤地千里，使千百万人陷入绝望、恐慌。在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和战乱，加剧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清末各种灾害，叠加了太平天国起义20年战乱，人口净减少1.5亿人口，接近40%。
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命运轮回给写死了。谁也不想等着命运的裁决。而王安石是第一个尝试突破这种轮回的主政者，他试图建立一套对冲结构来降低系统性风险，期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通过建立粮食价格平准基金+官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即《青苗法》，来降低风险，逆天改命。
王安石的愿望是好的，但也徒劳无功。虽然他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在当时，国家缺钱，内政外交都毫无建树，都需要突破。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与核心法案《青苗法》，本质上就是大计划经济，将政府从平台（比如天猫）变成服务提供商（好比京东），主动参与到交易中来，成为借贷主体，变成“大宋农村信用社”。
《青苗法》的试点非常成功：每年冬春青黄不接，农民日子最难过时，由政府出面用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20%左右）把粮食或者资金贷给农民，秋收后还款，是一套不错的农村银行体系。但试点成功，不代表改革成功，政府出面做农村高利贷，赚钱是没得说，可副作用也极其明显：
首先，皇权与官僚集团彻底对立：王安石变法虽然让北宋度过了短期的财政危机，但也让北宋统治阶层从皇室到官员分成了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从此恶斗不休。
其次，民间经济体失去弹性：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抢食工商业经营的高利贷蛋糕，支撑了当时的政权，苟延残喘了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