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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法的罪数形态问题一直是各国法学界矢志不渝的研究论题。转化犯作为我国刑法所独创的罪数形态，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法学界对此问题有着颇多争论，其立法规范研究进程缓慢。如何从立法规范角度夯实转化犯的理论根基，是我国法学界和立法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将从阐释转化犯的立法价值定位入手，结合法律条文剖析转化犯的相关争议问题，探寻转化犯的立法完善策略，旨在为健全我国刑法的罪数形态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立法完善；转化犯；问题研究；价值探讨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6-0095-02
作者简介：孙远（1992-），女，汉族，四川绵阳人，西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引言
转化犯，学界普遍认同的定义是“行为人在着手实施某罪时，因特定事由而符合另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从而转化为另一种犯罪，并按另一种犯罪定罪量刑”。基于这一概念，转化犯的法定性、转化性、唯一性及趋重性等四大特质成为该问题的研究基础，是完善转化犯立法的重要理论驱动力。以立法规范的视角审视转化犯问题，有助于贯彻落实转化犯的法律适用、帮助刑事审判准确地定罪量刑、完善我国刑法的罪数形态理论，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转化犯的立法价值定位
从立法实践来看，转化犯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其在立法技术、立法体例上仍有明显欠缺。但不可否认作为实质一罪重要法定情形之一的转化犯，在刑法中具有其独特的立法价值。
（一）符合刑法谦抑原则
所谓谦抑性原则，是指立法机关争取以最小的立法成本获得最高的立法价值，即通过限制以有效避免立法的繁冗与苛刻。转化犯作为刑法立法秉持谦抑性原则的典例，其具有唯一性，要求在刑种设置、量刑情节以及追诉时效等方面必须依照转化罪的规定，而与本罪行为无关。由此可见，我国立法是以谦逊抑制的态度规制转化罪，争取以最少量的刑罚获得最大刑罚教育效果。
（二）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法定性是转化犯的首要鲜明特征，也是其与吸收犯、牵连犯等其他罪数形态的关键区别点。刑法将转化罪在转化前、转化后的犯罪行为及转化条件等都明确规定于法律条文之中，也就是说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就不是转化犯。因此，转化犯的立法设置与我国刑法“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①的罪刑法定原则完美契合。
（三）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转化犯的趋重性要求由于转化犯的转化后行为重于本罪行为，因而对其定罪量刑亦应严厉。此性质高度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②盗窃、诈骗、抢夺之后的暴力行为已然超过其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社会危害性增大。如果仍按本罪定罪量刑，则会因量刑过轻导致放纵犯罪。而将其转化为抢劫罪定罪处罚，能够在顾及犯罪性质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③。
三、转化犯的相关问题剖析
（一）是否包括非罪与罪的转化
转化犯的转化基础是学界一直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转化基础涵盖非罪行为，主要是由于如果排斥转化犯的非罪基础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大的违法案件不能得到合理惩治。但笔者则认为不应将转化犯包容非罪向罪的转化，原因在于，首先，转化犯是罪数形态的类型之一，罪数形态的转化理应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因而转化犯的转化基础必须是犯罪行为；其次，如果将非罪行为纳入到转化犯的转化基础体系中，则会导致刑事类推，从而违背转化犯的立法价值根基——罪刑法定原则；再次，涵盖非罪行为的转化犯将会给司法审判者更宽泛的裁量范围，导致其面临巨大审判压力；最后，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已明确规定转化犯的基础须以构成犯罪为条件，故此为我国转化犯的立法研究提供了良好范例。
（二）是否包括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转化
目前，刑法学界存在“犯罪可以在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双向转化”的观点，其判断依据在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变化。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转化犯，均是在故意犯罪之间发生转化，也不存在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互相转化的立法例。一方面，转化犯作为罪数形态有其特定的法律内涵，任何对其扩大或缩小的外延解释都不具备法律根基；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的“转化”状态，均依据牵连犯从重处罚或者数罪并罚进行量刑裁判，与转化犯不具有实际关联。
（三）是否以既未遂为必要转化条件
转化犯前罪的犯罪状态是构成转化的条件之一，换言之，处于既遂、未遂或预备状态是否都能成立转化犯正是学界当前争议焦点。持肯定说法的观点认为，本罪的犯罪预备状态也能构成转化犯，其理论依据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区分点——是否着手实施犯罪行为较难界定，因而就一言以概之。而笔者认为本罪行为只有在既遂或未遂状态下，才能够成立转化犯。这是因为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存在动机和危害上的本质区别，如果犯罪预备状态也可成立转化犯，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行为人存在盗窃的故意犯罪动机，但着手实施前改变犯罪意图，临时起意抢夺财物，已然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故不能以其转化为抢劫罪论处。
四、转化犯的立法规范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立法机关和学者应当致力于完善转化犯的相关立法规范，有针对性地弥补现行法律在该问题上的缺陷，为深化其司法实践适用奠定法律根基。
（一）完善立法内容，明确转化界限
转化犯的转化性决定其内容是轻罪转化为重罪，而划定轻罪与重罪则需要明确的法律界限。例如，在刑法第247条规定的以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为基础，第248条规定的以虐待被监管人罪为基础，第292条规定的以聚众斗殴罪为基础，并共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转化罪的法条中，均以“致人伤残、死亡”为其界限依据。但其中，“伤残”程度是很难明确划定的问题，法条没有明确说明是轻伤、重伤还是残疾，但司法解释则对伤残评级有十分细致的规定，这就可能造成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脱轨，从而丧失立法意义。因此，在完善立法内容的基础上明确转化界限，是规范转化犯立法的首要举措。 （二）更新立法模式，丰富立法层次
从世界范围来看，转化犯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专门法条设立转化罪，二是在本罪中规定转化犯条款，三则是将转化犯涵盖于罪状。我国转化犯的立法模式，除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采专门法条形式外，其余均采用在本罪中规定转化条款的形式，因而在立法模式上稍显单薄。转化犯立法规范的完善，从程序上应当综合利用三种立法模式，积极拓充立法手段，以丰富的转化犯立法层次应对愈发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三）精确立法语言，强化指导意识
现行刑法对某些转化犯罪的表述存在语言缺陷，如用“致使产生什么后果”来一概衡量转化基础与转化条件，缺乏对具体犯罪的针对性考量，不严谨的法律语言可能误导司法审判者，最终造成司法裁决偏差。此外，目前我国刑法将转化犯全部以具体法条形式规定于刑法分则中，缺乏总体指导原则。因此，完善转化犯的立法规范，应在刑法总论中添加对转化犯问题的整体指导意见，以精确的法律语言、从立法的角度强化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
五、总结
总而言之，基于立法规范的视角探讨转化犯问题，须以转化犯的法定性、转化性、唯一性和趋重性为研究基点，以谦抑、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为价值基准，以争议问题为探究角度，以完善立法内容、更新立法模式以及精确立法语言为具体策略，切实发挥转化犯的司法实践价值。
[ 注 释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之规定.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之规定.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条之规定.
[ 参 考 文 献 ]
[1]李海伦，邓小俊.转化犯立法完善刍议[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05）.
[2]李亚峰.我国刑法中转化犯规范研究[D].郑州大学，2013.
[3]王珺.转化犯的概念及其立法完善[J].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8（03）.
[4]陈伟.转化犯的立法价值与立法例的理性反思[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06）.
[5]侯帅.转化犯立法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反思——以转化型故意杀人罪为视角[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1（12）.
关键词：立法完善；转化犯；问题研究；价值探讨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6-0095-02
作者简介：孙远（1992-），女，汉族，四川绵阳人，西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引言
转化犯，学界普遍认同的定义是“行为人在着手实施某罪时，因特定事由而符合另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从而转化为另一种犯罪，并按另一种犯罪定罪量刑”。基于这一概念，转化犯的法定性、转化性、唯一性及趋重性等四大特质成为该问题的研究基础，是完善转化犯立法的重要理论驱动力。以立法规范的视角审视转化犯问题，有助于贯彻落实转化犯的法律适用、帮助刑事审判准确地定罪量刑、完善我国刑法的罪数形态理论，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转化犯的立法价值定位
从立法实践来看，转化犯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其在立法技术、立法体例上仍有明显欠缺。但不可否认作为实质一罪重要法定情形之一的转化犯，在刑法中具有其独特的立法价值。
（一）符合刑法谦抑原则
所谓谦抑性原则，是指立法机关争取以最小的立法成本获得最高的立法价值，即通过限制以有效避免立法的繁冗与苛刻。转化犯作为刑法立法秉持谦抑性原则的典例，其具有唯一性，要求在刑种设置、量刑情节以及追诉时效等方面必须依照转化罪的规定，而与本罪行为无关。由此可见，我国立法是以谦逊抑制的态度规制转化罪，争取以最少量的刑罚获得最大刑罚教育效果。
（二）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法定性是转化犯的首要鲜明特征，也是其与吸收犯、牵连犯等其他罪数形态的关键区别点。刑法将转化罪在转化前、转化后的犯罪行为及转化条件等都明确规定于法律条文之中，也就是说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就不是转化犯。因此，转化犯的立法设置与我国刑法“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①的罪刑法定原则完美契合。
（三）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转化犯的趋重性要求由于转化犯的转化后行为重于本罪行为，因而对其定罪量刑亦应严厉。此性质高度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②盗窃、诈骗、抢夺之后的暴力行为已然超过其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社会危害性增大。如果仍按本罪定罪量刑，则会因量刑过轻导致放纵犯罪。而将其转化为抢劫罪定罪处罚，能够在顾及犯罪性质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③。
三、转化犯的相关问题剖析
（一）是否包括非罪与罪的转化
转化犯的转化基础是学界一直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转化基础涵盖非罪行为，主要是由于如果排斥转化犯的非罪基础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大的违法案件不能得到合理惩治。但笔者则认为不应将转化犯包容非罪向罪的转化，原因在于，首先，转化犯是罪数形态的类型之一，罪数形态的转化理应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因而转化犯的转化基础必须是犯罪行为；其次，如果将非罪行为纳入到转化犯的转化基础体系中，则会导致刑事类推，从而违背转化犯的立法价值根基——罪刑法定原则；再次，涵盖非罪行为的转化犯将会给司法审判者更宽泛的裁量范围，导致其面临巨大审判压力；最后，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已明确规定转化犯的基础须以构成犯罪为条件，故此为我国转化犯的立法研究提供了良好范例。
（二）是否包括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转化
目前，刑法学界存在“犯罪可以在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双向转化”的观点，其判断依据在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变化。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转化犯，均是在故意犯罪之间发生转化，也不存在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互相转化的立法例。一方面，转化犯作为罪数形态有其特定的法律内涵，任何对其扩大或缩小的外延解释都不具备法律根基；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的“转化”状态，均依据牵连犯从重处罚或者数罪并罚进行量刑裁判，与转化犯不具有实际关联。
（三）是否以既未遂为必要转化条件
转化犯前罪的犯罪状态是构成转化的条件之一，换言之，处于既遂、未遂或预备状态是否都能成立转化犯正是学界当前争议焦点。持肯定说法的观点认为，本罪的犯罪预备状态也能构成转化犯，其理论依据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区分点——是否着手实施犯罪行为较难界定，因而就一言以概之。而笔者认为本罪行为只有在既遂或未遂状态下，才能够成立转化犯。这是因为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存在动机和危害上的本质区别，如果犯罪预备状态也可成立转化犯，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行为人存在盗窃的故意犯罪动机，但着手实施前改变犯罪意图，临时起意抢夺财物，已然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故不能以其转化为抢劫罪论处。
四、转化犯的立法规范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立法机关和学者应当致力于完善转化犯的相关立法规范，有针对性地弥补现行法律在该问题上的缺陷，为深化其司法实践适用奠定法律根基。
（一）完善立法内容，明确转化界限
转化犯的转化性决定其内容是轻罪转化为重罪，而划定轻罪与重罪则需要明确的法律界限。例如，在刑法第247条规定的以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为基础，第248条规定的以虐待被监管人罪为基础，第292条规定的以聚众斗殴罪为基础，并共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转化罪的法条中，均以“致人伤残、死亡”为其界限依据。但其中，“伤残”程度是很难明确划定的问题，法条没有明确说明是轻伤、重伤还是残疾，但司法解释则对伤残评级有十分细致的规定，这就可能造成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脱轨，从而丧失立法意义。因此，在完善立法内容的基础上明确转化界限，是规范转化犯立法的首要举措。 （二）更新立法模式，丰富立法层次
从世界范围来看，转化犯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专门法条设立转化罪，二是在本罪中规定转化犯条款，三则是将转化犯涵盖于罪状。我国转化犯的立法模式，除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采专门法条形式外，其余均采用在本罪中规定转化条款的形式，因而在立法模式上稍显单薄。转化犯立法规范的完善，从程序上应当综合利用三种立法模式，积极拓充立法手段，以丰富的转化犯立法层次应对愈发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三）精确立法语言，强化指导意识
现行刑法对某些转化犯罪的表述存在语言缺陷，如用“致使产生什么后果”来一概衡量转化基础与转化条件，缺乏对具体犯罪的针对性考量，不严谨的法律语言可能误导司法审判者，最终造成司法裁决偏差。此外，目前我国刑法将转化犯全部以具体法条形式规定于刑法分则中，缺乏总体指导原则。因此，完善转化犯的立法规范，应在刑法总论中添加对转化犯问题的整体指导意见，以精确的法律语言、从立法的角度强化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
五、总结
总而言之，基于立法规范的视角探讨转化犯问题，须以转化犯的法定性、转化性、唯一性和趋重性为研究基点，以谦抑、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为价值基准，以争议问题为探究角度，以完善立法内容、更新立法模式以及精确立法语言为具体策略，切实发挥转化犯的司法实践价值。
[ 注 释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之规定.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之规定.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条之规定.
[ 参 考 文 献 ]
[1]李海伦，邓小俊.转化犯立法完善刍议[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05）.
[2]李亚峰.我国刑法中转化犯规范研究[D].郑州大学，2013.
[3]王珺.转化犯的概念及其立法完善[J].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8（03）.
[4]陈伟.转化犯的立法价值与立法例的理性反思[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06）.
[5]侯帅.转化犯立法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反思——以转化型故意杀人罪为视角[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