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国家大剧院《卧虎藏龙》音乐会上，谭盾和朱哲琴首次合作，合作的曲目叫作《鸟乐》，同台演出的，还有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100多位演奏家们，和12只活生生的鸟。
　　《鸟乐》是谭盾在八年前禽流感的时候做的。那时候，谭盾看到为了防治病情蔓延，很多鸟被杀死，伤心透了。他觉得鸟类是无罪的，罪魁祸首不是那些鸟，而是我们人类自己。于是，他写了《鸟乐》。
　　旅居台湾的时候，有一天，朱哲琴走在路上，突然刮了一阵风，从一棵很大的松树上刮下一个鸟巢，刚好掉到朱哲琴怀里，被她接住，里面有三只还没有长羽毛的小鸟。之后的三个月，朱哲琴充当起鸟妈妈的职责，上闹钟，每隔一个小时给它们喂食。三个月后的一天，突然飞来了一群鸟，它们围着装三只小鸟的笼子盘旋，和笼子里的小鸟对话，久久不愿离去。朱哲琴打开笼子，三只小鸟就跟着那一群鸟飞走了。朱哲琴并没有感到难过，她相信，这都是上天的意愿，它们回到了天空。
　　在贵州，一个会巫术的老太太，看到朱哲琴说，你是骑着鹤来的。朱哲琴的第一首歌就是《丹顶鹤的故事》。而这次的《鸟乐》演出朱哲琴第一次跟“非人类”的歌手合作，完全是即兴的，每一场演出也完全不一样。演出完毕，谭盾一挥指挥棒，所有人声、乐声、鸟声的喧嚣热闹突然归于宁静，万籁俱寂，谭盾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境，演出完这么久的寂静。“这个世界没有鸟的声音的时候，一切都好像毁灭了。”这是谭盾留给世人的警示。
　　BQ：《鸟乐》想表达什么？
　　T：我们都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你会发现，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如果能够听到鸟的叫声，你的生活会变得完全不一样。《鸟乐》的所有音色、旋律，都从鸟来，所以我们要去听鸟，去听它们的起承转合、悲欢离合、沉思与梦想，我们这次采用取样的方法，把鸟语用作曲、演奏、演唱的方式表现出来，阐释自然的声音和我们内心的声音。排练《鸟乐》的时候，我会问我们的音乐家，问他们听到鸟说了什么，他们有人说鸟问森林去了哪里？有人说鸟问春天到哪里去了？在环境保护的大课题下，威胁我们生存最大的敌人是人类自己。我们的悲剧是我们已经很久听不见鸟叫了。这部作品很严肃，很深刻。
　　ZH：这是一部环保主义作品，想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觉得《鸟乐》有着非常鲜明而独特的创作理念，与一般环保歌曲不一样的是，它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而是让人直接跟其他物种合作。我们把地球的另一个主人鸟类请到台上，和人类进行一场真实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让人们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命的可贵，进而反思我们的行为，这是非常棒的创意。每一次排练我都很感动，第一次在上海排练，我流了很多眼泪。
　　BQ：你们两人是在怎么样的机缘下认识的？又是怎么开始有了合作的想法？
　　ZH：我们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出了一张专辑叫《黄孩子》，谭盾说我们应该合作一个《红孩儿》。当时我去纽约宣传《阿姐鼓》，白天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就会相约去逛街，谭盾刚刚在纽约买了房子，刚刚拿到钥匙，还不能住进去，每天我们都约在他房子的外面，很期待地看着。那会儿，就说有机会我们合作吧，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达成愿望，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以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方式，我们才有了首度合作，以鸟为媒，是缘分。
　　T：我被朱哲琴的歌声感动了二十余载，朱哲琴近年来致力于民族音乐的推动和努力，以及在人文环境领域的关注和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都非常让我钦佩，她是《鸟乐》最合适的人选。我给朱哲琴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和鸟合作，她立马就答应了。而且中国民族音乐在市场上很不景气，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来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
　　BQ：朱哲琴一直在做她的“世界听见”、“世界看见”项目，谭盾也去湘西等地采过风？
　　ZH：“世界听见”、“世界看见”的项目还是一直在进行中。手工业方面今年会有一个大的进展，我们会设立专门的平台去帮助设计师和传统手工业者生产出产品，因为必须要和市场结合。音乐方面，今年年底会推出新的唱片，在未来我也会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培养更多新人。我坚信中国文化的未来，需要有人为之工作，身体力行，我是其中一个，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T：其实采风是一个最大的借口让我可以出去走走，接触自然，接触那里的人。这对于一个音乐家很重要，因为在都市里面，你会忘记鸟鸣。我总是会在每年9月份的时候买未来一年的新日历，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把其中几个星期画出来，那些时段是专门留出来去采风的。三十年间我每年都在中国乡村采风，从未间断。
　　BQ：你们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共识，比如传统文化，比如民族音乐，比如如何将中西方音乐融合，还有比如对于“禅”的追求和领悟。
　　ZH：其实谈到中国音乐，我觉得是跟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分开的。比如我们排练的时候，我们两人会谈一些有关禅、道、天籁、地籁之类的和谐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这个源头基础上才派生出诗歌、音乐、文学……想要了解中国的音乐和中国的文化，必须从这些开始，这是一种与西方相信上帝造人完全不同的哲学观、世界观、宇宙观和生命观，我们的文化更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对话、转换，所谓天人合一。我和谭盾对这方面都非常感兴趣，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
　　T：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
　　BQ：你们两个现在都可以称得上是国际上的“中国名片”了。
　　ZH：谭盾确实很有名。他非常擅长把中国文化融入音乐中，不但是民乐，在西乐上他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了进去，在世界乐坛形成了非常清新、独特的风格和影响，打开了人们的视野。
　　我坚信中国音乐的未来，但这需要更多谭盾这样的人，在不同领域，用不同方法把我们的文化阐释出来。民乐有非常深的踪源，在当代，需要更多大胆、认真、热情的人去探索，而不能静止在一两百年前。纵观整个世界，一个优秀的传承都是有着深厚的渊源，同时又能引领和激发每一代人产生新的思想和作品，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文化。
　　BQ：“原生态”大家已经喊了很久了，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T：几千年前人们听什么？风声、雨声、鸟声，都是大自然的声音，民族音乐也源于此。我们所有的民族乐器都与大自然有关，正所谓“听音寻路”，听着大自然最原始的声音，我们才能找到民族音乐、传统文化之路，找到我们的心灵之路。这就是原生态。
　　BQ：说说中国民族音乐现在的发展状况。
　　T：事实上对于我们的民族音乐，我们已经遗忘了很久。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白，无论是空山鸟语还是百鸟朝凤，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是从最自然的方式开始的。新时代我们对待国乐的态度一定要和我们对待国学的态度一样，要成为中国音乐的灵丹妙药。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要往何处去？我认为我们要回归自然，把自然的声音，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心灵上，无论是从音乐上还是科技上，无论是从创意上还是从市场上，完全做出与众不同的全新的表达。我们都有着深厚的传统，但是我们却还是迟迟没有走出这一步。
　　ZH：西方音乐的发展脉络相对比较清晰，比如古典音乐、黑人灵歌、摇滚乐、爵士乐，都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所以才能够历久常新。中国的民乐有着非常好的传统，但是在近代缺乏多元的探索，可能探索过程中会有未成品，会有不成功，但是必须要有人走出这一步，才能梳理出道路，对于这样的探索者，我是怀有敬佩之心的。如果我们不探索，固步自封，民乐不可能发展得更好，而是会被一天天推到边缘。
　　BQ：中国的民族音乐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ZH：我觉得对于民乐的发展我们要走两条路。一条是把传统中最精髓的东西传承下来，我们现在的沦丧是对东方哲学的沦丧，是对情怀和价值观的沦丧，这是对传统文化最大的伤害。另一条是鼓励年轻的一代在沿袭传统的同时大步往前走，去探索。这样我们的民族音乐才有可能发展到一个健康、有生命力和市场挑战性的局面，而不是被动地、单向地去保护，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被动保护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
　　T：传统观念中，中国民族音乐就应该是空山鸟语、小桥流水，婉婉流淌，徐徐道来，这个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是宋代山水里面的村落和孤人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年代，我们的国乐也应该进入全新的年代、多元化的年代。
　　中国民族音乐想要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文化和哲学的平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很多人为之奋斗？因为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可以让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命题下审视自己的思想。可能这个例子不太恰当，但我觉得就是这样，中国民乐想要走出国门，最重要的不是旋律，也不是节奏，而是哲学的问题。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对我的社会、我的国家有期盼，我希望这个国家很完美。民乐必须与现代生活和世界文化接轨，才能够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