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顶级的文学大师，因仕途多舛、身处逆境而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或创造了适宜的创作际遇，挥笔写就了光耀后世的杰作。
　　战国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继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所以“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作品，鲁迅誉之为“逸响伟词，卓绝一世”。而其《九章》《天问》《招魂》亦堪称文学史上的精品。
　　汉代司马迁遭李陵之禍而受宫刑，由一个“厕下大夫之列”的太史令，变为一个“身残处秽”的“闺阁之臣”，从而加深了他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出狱后官至中书令，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他认为屈辱了士节，受到了奇耻大辱。但为了完成《史记》的编撰，他忍辱负重，继续写作，使《史记》成为他的“发愤之作”，最终赢得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关誉。
　　“诗仙”李白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目睹和经历了唐朝的繁荣、危机和战乱，因而激发了他拯时济世的理想抱负。然而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性情，使他与上层统治集团格格不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他漫游期间，创作了很多经典，如《将进酒》《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唐朝另一位诗人杜甫经历了“开元全盛日”和“安史之乱”，目睹了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又因他仕途坎坷，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陷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困窘地步。因此，他的生活体验贴近下层劳动人民，他的诗作凸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流亡时期，创作了《春望》“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名垂千古的诗篇。
　　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中唐诗人白居易，在贬官江州后，才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情感体验，而谱写出《琵琶行》之绝唱；才有与元稹的书信往来，而撰写《与元九书》诗歌理论著作。
　　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亦是官场失意，但以文采飞扬的大家。他的山水游记代表作《永州八记》和《游黄溪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等都是他贬谪以后的作品。可以说，没有遭贬，他就无缘在穷荒之地发现山水之关，而创作出如此多的杰作。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讲述了柳宗元被贬谪的情况，并评曰：“然子厚斥不久，穷不及，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从以上历代文人的事例，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逆境是人生的一笔丰厚财富，若能拿出你的智慧好好利用它，它就能成就你辉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