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从文学技巧的表现与主题的挖掘方面来看，张爱玲的小说《粉泪》都属力作，但由于小说中人物不符合当时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可同化的华人刻板印象，因此不被主流话语所接纳。张爱玲对书中角色的批判，并非是其对霸权话语的迎合，而是她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体现了流散作家的能动主体性。
关键词：张爱玲 华人 刻板印象 流散作家
一 引言
《金锁记》于1943年问世，次年傅雷发表文章，称赞《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对小说的结构、节奏、色彩以及小说人物的心理表现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夏志清称赞《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然而，同一个故事在经历了时空的转变后，接受情况却截然不同。
1955年，张爱玲随着当时的流散大潮移居美国。到了美国后，张爱玲嫁给了美国剧作家费南多·赖雅，还找了份工作，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高级研究员，以摆脱边缘化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努力通过作品建立与寄居国的联系，因此将《金锁记》改写成英文小说《粉泪》（Pink Tears），试图打入美国文学圈。但是，张爱玲把这部作品交给几家美国出版公司，都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之后，她将其更名为《北地胭脂》，于1967年在英国出版，中文版本《怨女》也在台湾发表。
王德威认为张爱玲之所以改写《金锁记》，是因为故事中的“东方色彩、家族传奇、女性人物”会为张爱玲提供最佳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西方读者所看重的卖点。刘熹也认为故事中“关于中国旧式家庭的描写，精致又充满心机的中国女人的勾心斗角，情感的乱伦与亲情的扭曲等各种因素，正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窥视心态，也迎合了他们对中国的想象”。由此可见，这些论者认为张爱玲有意迎合西方，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的表现。这种批评的论调与Lisa Lau所说的重演东方主义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即东方主义不再仅限于西方对东方人的表述，流散作家也参与其中了。无论是自我东方化还是重演东方主义，都在批判流散作家按照东方主义框架来塑造祖国文化形象，以获取寄居国的认可。那么，《粉泪》是否体现了张爱玲的自我东方化的倾向？本文通过福柯的话语概念，研究这部以东方为题材的小说为何会遭到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排斥，并通过对张爱玲创作立场的分析，揭示全球化时代作家应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
二 《粉泪》的人性探索
《粉泪》中女主人公银娣出身贫穷，嫁给了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姚二爷，饱尝豪门生活的艰辛，等她终于做了婆婆后，却反过来控制儿子和媳妇的生活。
与《金锁记》的浓墨重彩相比，《粉泪》笔调更加含蓄收敛，但人物形象刻画、心理描写和意象的运用，都体现出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写夏妈秃顶，寥寥几笔，已是栩栩如生：“亮晶晶的头顶上抹上些烟煤，也是写意画，不是写实”；而银娣的外婆在古稀之年算命时还反复问“还有呢？还有呢？”，仿佛到了她这年纪，还另有一个终身结果，老太太的愚昧让人可气，但也令人心酸，因为两个儿子不争气，她只能企图从算命瞎子的嘴里寻求一点慰藉。小说中有多处心理描写：银娣对嫁给小刘后生活的想象、在老太太面前的惴惴不安、同小叔子寺里偷情后的恐惧等，这些心理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表明了封建大家庭对女性的压迫。而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意象运用，也加强了主题的表达。滚水泡过的一朵朵小白菊花，缓缓飞升到碗面，这与干枯的玫瑰泡过酒后重新丰艳起来的形象形成对比，前者象征了女孩子长大后对幸福的小小憧憬，而后者则暗合了银娣压抑之后又复苏的情欲。胭脂在《粉泪》中反复出现，不是喜庆、美丽的象征，而是表现了人心的空洞与荒凉。
这些文学技巧的运用，都服务于作者对主题的挖掘。《粉泪》体现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探索，她通过男女间不美满的情爱展现人生的诸多不如意，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男权社会的食人本性，展示人性的自私、冷漠与麻木。姚家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是一台吃人的机器，吞噬着姚家三个貌美如花的儿媳妇。老太太在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她规矩众多，从请安问好到梳妆打扮，都有严格的要求，儿媳稍有差错便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银娣同小叔子偷情不成，自觉触犯天条，只好悬梁自尽，幸被救下，但从此“在姚家是个黑人”，等分家自立门户后，晚上看着玻璃中自己的影子，她觉得自己“像个鬼，也许十六年前她吊死了自己不知道”。这件差点要了银娣性命的大事对于另一位当事人姚三爷而言，却毫无影响，他依然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对于姚三爷的堕落，三少奶奶只能忍气吞声，还要时时替他在老太太跟前撒谎，没有任何人用道德、家法来约束过他。这个社会说到底是男人的天下，受迫害的只有女性。
然而，张爱玲并没有止于对女性的同情，她向我们表明，没有女性的共谋，封建家族和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压迫也不会如此成功。老太太当年压迫着银娣，等银娣当了婆婆之后，她更是变本加厉地欺压自己的儿媳，由被食者变成了食人者。除了婆媳关系，主子与仆人也构成食与被食的关系：主子对仆人颐指气使，斥责喝骂；而家中一干仆人也是拜高踩低，对银娣冷言冷语。在整个“食物链”中，人人都自私、冷漠、毫无同情心。每个人都在别人的注视、指点中生活，但每各人又都反过来逼迫他人。没落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打算，每个人的手都沾着别人的血泪。
张爱玲对封建大家庭毒害人性的批判力度可以媲美鲁迅，她以冷静的笔触，细细地记录着这个衰败的大家庭如何一步一步吞噬着人性，让人变得残忍、麻木。张爱玲发一声呐喊，警醒世人这种人生的恐怖，正如她描写银娣决定嫁入姚府那夜的情景：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会又被黎明的粪车吵醒……清冷的声音，听得出天亮的时候的凉气，上下一色都是潮湿新鲜的灰色。时而有个伕子发声喊，叫醒大家出来倒马桶，是个野蛮的吠声，有音无字，在朦胧中听着特别震耳。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也忘了怎么说话。虽然满目荒凉，什么都是他的，大喊一声，也有一种狂喜。
从“清冷的声音”听出“天亮的时候的凉气”，而灰色则是“潮湿新鲜的”，通感手法的运用，立刻把读者带入20世纪上海那清冷的早晨，世人依然在懵懂沉睡，世界倒回了荒蛮时代，伕子的喊声“有音无字”，但依然震耳；张爱玲以笔发声，揭露了人性的黑暗，然而，她的呐喊却因不符合美国主流话语而受到排斥。 三 《粉泪》的反主流话语叙述
虽然《粉泪》不乏传统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关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女人的小脚、妓院、鸦片和堕落的男性角色，然而，这些并不符合当时美国东方主义主流话语需求。首先，就主题而言，虽然战后美国涌现了大量有关亚洲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感兴趣的不是亚洲本身，而是美国以及美国与亚洲的关系。然而，《粉泪》的故事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解放之前，小说中的国家正处于混乱状态，因此，《粉泪》并没有如美国主流话语期待的那样，反倒暗示了其为民执政的必要性。
另外，《粉泪》中的人物形象也不符合美国东方主义当时同化少数民族的话语需求。美国报纸、小说、电台、电影、美国国务院派出到亚洲的巡讲团以及美籍华人自身共同构建话语，把华人塑造成积极、可同化的正面形象，显示他们都受惠于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政策，只要努力，就可以同所有美国人一样获得成功。然而，《粉泪》中的人物却与此完全相反。姚二爷无法为银娣提供庇护，在银娣眼里，他等同废物。而姚三爷更糟，他对家庭毫无责任心，不爱妻子，更不爱银娣，只知寻花问柳，挥金如土，窘迫至极时偷窃骗取家中财物。银娣的儿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跟着母亲吸食鸦片，精神世界一片空白。这些人不求上进，只会挥霍祖业，与美国主流话语所塑造的成功华人形象迥然不同。
银娣本人也不符合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关于华人女性的描述。二战结束后，那些曾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工作的女性被鼓励回归家庭生活，将工作机会留给退伍军人。一些好莱坞电影建议美国妇女以温柔的亚洲女性为榜样。华人对“三从四德”的宣传契合了当时所倡导的美国女性形象。因此，《旧金山纪事报》等大众传媒称赞说，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实为女性应拥有的理想品质。
按照“三从四德”的标准，女性应该唯唯诺诺、对男性唯命是从，当然还要有妇德。而银娣却完全不符合这些标准。银娣幼年丧父，跟着哥哥嫂嫂生活，本应听从兄嫂对婚姻大事的安排，但她却要自己拿主意。婚后，银娣并不尊敬丈夫，更没有视丈夫如天。姚二爷双目失明，银娣对他只有厌恶，全无爱恋与同情。银娣能当着姚二爷的面，不动声色地把姚二爷喜爱的佛珠夹碎，还骗姚二爷说自己在夹核桃，问他要不要来点。虽然婚前受骗，不知道姚二爷是个瘫子，但如此这样对待姚二爷也是很残忍的。姚二爷只能整日呆在那应有尽有的精致大床上，所以他的白鞋底永远是洁净如新的。银娣痛恨这种生活，这样的炫白和洁净象征着他们的婚姻缺乏激情。因此，当英俊的小叔子姚三爷勾引银娣的时候，她轻易上钩了，仅仅挨姚三爷站着就让她如痴如醉，后来更是冒着随时被发现的危险在寺里与姚三爷偷情。
爱的缺乏以及在大家族的自卑感最终将银娣从受害者变为施暴者。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流连烟花柳巷，银娣劝说儿子和她一起在家吸食鸦片，让儿媳妇像佣人一样劳作。更有甚者，银娣嘲笑儿媳妇生得太丑，哄着儿子讲他们夫妻的房事细节，并宣扬给亲戚们听。银娣任由儿媳妇重病卧床，不闻不问，还安排女佣给儿子做填房延续香火。总之，银娣过于强势，非但没有从兄、从夫、从子，反而在很多时候处于支配地位，银娣的种种做法都不符合美国冷战初期主流话语所需要的温柔亚洲女性形象。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粉泪》都不符合冷战初期的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要求，张爱玲的投稿到处碰壁，其中克诺普夫（Knopf）出版社回复的言辞最为尖刻，称《粉泪》与他们出版的几部微妙的日本小说不同，书中的人物都很令人反感。虽然没有提及日本小说的名称，但是我们可以从“微妙”这个词可以推测出这些小说符合美国对日本的异域想象。然而，《粉泪》却摧毁了美国人对异域化东方的浪漫期待。张爱玲认真探索了封建家庭中的男男女女是如何堕落的。祖辈留下的特权与财富让男人们衣食无忧，游手好闲，最终坐吃山空，在新旧社会的过渡时期，他们深感失落。对于女性而言，在性别等级秩序中的弱势地位并不仅仅使她们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尽管她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她们却等着翻身伤害他人。张爱玲创作《粉泪》时意在批判，因此小说中没有值得讴歌的角色，所有的人都工于算计，冷漠无情。富人永远在追寻物质上更大的安逸，却从不知道幸福的真谛是什么，穷人也非良善之辈，他们自私、贪婪，或者麻木。例如，银娣的哥哥嫂子并不体谅银娣在姚家的苦楚，只想着怎么能从她身上捞取好处；药房的小刘虽然喜欢银娣，但在她大婚回门的那天，也只是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面带着麻木的微笑，无动于衷地旁观看热闹。整部小说没有高尚可言，只有荒芜与空虚，如同银娣的新家一样。
福柯声称，只有那些获得权力机构支持或者与主流话语一致的言说，才会被视为真实有效的言说，可以被接纳出版，从而参与话语的流通。出版社、图书馆、学校和政府机构禁止传播他们认为是虚假的言说，同时着力提高有利于加强主流话语言说的地位。因此，为了获得认可，作家往往不得不屈从于主流话语。尽管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不是当时美国社会中流行的类型，却也不愿做出妥协。当时的《战时新娘法》与《外籍未婚夫妻法》促成六千多美国人迎娶了中国新娘，她明白美国读者更容易认同这类反映中国妇女与美国男子爱情的作品，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拯救受压迫女性的英勇战士。虽然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趋势，但她还是非常固执，拒绝这样的写作模式。在谈到美国出版商对东方小说的期待时，张爱玲说：“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粉泪》并非是张爱玲自我东方化的表现，而是她对祖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张爱玲的根深植于中国文化，因此无法对其弊病保持沉默，正如她借《雷峰塔》中的人物所说：“我们爱国，所以见不得它不够好不够强。”就像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张爱玲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所以在作品中加以揭露。然而，与那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张爱玲缺乏他们那种乐观精神，她明白西方文化不会创造奇迹。因此，写《金锁记》时，张爱玲安排少女长安主动退学，缩进与鸦片相伴的日子。当张爱玲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创作《粉泪》时，她表明西方不是英勇的战士，无法拯救“女性化”的中国：外面的世界在西方的影响下日益变化，而银娣却一切遵循“老规矩”——所谓“优越的”西方文化并不能改变什么。 张爱玲坚持揭露人性的黑暗以及中国封建家庭的腐败，而美国国内形势却需要树立华人的进步形象。未能在美国出版的《粉泪》就是张爱玲在冷战早期拒绝迎合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佐证，而不是她自我东方化的表现。张爱玲拒绝加入生产美国所需要的知识行列，保留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精神。
四 结语
冷战初期，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华人以积极的形象出现，这种现象可以用霍米·巴巴有关刻板印象的论述加以解释。霍米·巴巴认为，殖民话语有关刻板印象的表述充满模棱两可性，殖民者时而说黑人野蛮，时而又说黑人是“最听话最体面的仆人”；说黑人纵欲无度，却又说黑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华人形象在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同样具有矛盾性。19世纪后半期经济衰退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占了白人的工作机会，所以说中国人落后、冷漠。但是几十年之后，当需要展示美国多元文化的优势以赢得亚洲人心时，这一负面刻板印象在美国东方主义论述中则变成了可以同化的积极形象。
《粉泪》的出版商对中国人的真正形象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真理政权许可的范围内运作，《粉泪》不在此范围，所以依然不能得以出版，尽管无论从文学技巧的表现还是主题挖掘方面来看，《粉泪》都属力作。虽然冷战初期美国东方主义话语需要赋予中国文化以异域浪漫色彩，张爱玲却拒绝向主流话语妥协，保留了流散作家的能动主体性。因此，评价流散作家时，应该意识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关于东方人刻板印象构建的模棱两可性。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人并不总是落后的野蛮人；相反，他们可能会以积极的形象出现。然而，这种积极形象通常是被操作以表现西方的优越性。不应该一看到小说中有本文化的负面描写，就不加思考地将流散作家贴上“自我东方化”的标签。另外，全球化时代，霸权运作依然需要话语的支持，流散作家只有使自己的写作超越帝国对东方的想象樊篱，才能保持自己的能动主体性，不以西方寄居社会为普世标准来衡量东方文化。
参考文献：
[1] Foucault，Michel.“Orders of Discourse”[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1 （2）：7-30.
[2] Klein，Christina.Cold War Orientalism：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1945-1961[M].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3] 刘熹：《消费文化、东方主义与叙述的模式化——个案管窥海外华人文学的形态建构》，《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4] 乔幪：《流散作家主体性建构——张爱玲英文小说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6]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 张爱玲：《怨女》，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
[9] 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0] 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乔幪，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张爱玲 华人 刻板印象 流散作家
一 引言
《金锁记》于1943年问世，次年傅雷发表文章，称赞《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对小说的结构、节奏、色彩以及小说人物的心理表现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夏志清称赞《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然而，同一个故事在经历了时空的转变后，接受情况却截然不同。
1955年，张爱玲随着当时的流散大潮移居美国。到了美国后，张爱玲嫁给了美国剧作家费南多·赖雅，还找了份工作，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高级研究员，以摆脱边缘化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努力通过作品建立与寄居国的联系，因此将《金锁记》改写成英文小说《粉泪》（Pink Tears），试图打入美国文学圈。但是，张爱玲把这部作品交给几家美国出版公司，都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之后，她将其更名为《北地胭脂》，于1967年在英国出版，中文版本《怨女》也在台湾发表。
王德威认为张爱玲之所以改写《金锁记》，是因为故事中的“东方色彩、家族传奇、女性人物”会为张爱玲提供最佳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西方读者所看重的卖点。刘熹也认为故事中“关于中国旧式家庭的描写，精致又充满心机的中国女人的勾心斗角，情感的乱伦与亲情的扭曲等各种因素，正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窥视心态，也迎合了他们对中国的想象”。由此可见，这些论者认为张爱玲有意迎合西方，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的表现。这种批评的论调与Lisa Lau所说的重演东方主义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即东方主义不再仅限于西方对东方人的表述，流散作家也参与其中了。无论是自我东方化还是重演东方主义，都在批判流散作家按照东方主义框架来塑造祖国文化形象，以获取寄居国的认可。那么，《粉泪》是否体现了张爱玲的自我东方化的倾向？本文通过福柯的话语概念，研究这部以东方为题材的小说为何会遭到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排斥，并通过对张爱玲创作立场的分析，揭示全球化时代作家应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
二 《粉泪》的人性探索
《粉泪》中女主人公银娣出身贫穷，嫁给了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姚二爷，饱尝豪门生活的艰辛，等她终于做了婆婆后，却反过来控制儿子和媳妇的生活。
与《金锁记》的浓墨重彩相比，《粉泪》笔调更加含蓄收敛，但人物形象刻画、心理描写和意象的运用，都体现出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写夏妈秃顶，寥寥几笔，已是栩栩如生：“亮晶晶的头顶上抹上些烟煤，也是写意画，不是写实”；而银娣的外婆在古稀之年算命时还反复问“还有呢？还有呢？”，仿佛到了她这年纪，还另有一个终身结果，老太太的愚昧让人可气，但也令人心酸，因为两个儿子不争气，她只能企图从算命瞎子的嘴里寻求一点慰藉。小说中有多处心理描写：银娣对嫁给小刘后生活的想象、在老太太面前的惴惴不安、同小叔子寺里偷情后的恐惧等，这些心理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表明了封建大家庭对女性的压迫。而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意象运用，也加强了主题的表达。滚水泡过的一朵朵小白菊花，缓缓飞升到碗面，这与干枯的玫瑰泡过酒后重新丰艳起来的形象形成对比，前者象征了女孩子长大后对幸福的小小憧憬，而后者则暗合了银娣压抑之后又复苏的情欲。胭脂在《粉泪》中反复出现，不是喜庆、美丽的象征，而是表现了人心的空洞与荒凉。
这些文学技巧的运用，都服务于作者对主题的挖掘。《粉泪》体现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探索，她通过男女间不美满的情爱展现人生的诸多不如意，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男权社会的食人本性，展示人性的自私、冷漠与麻木。姚家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是一台吃人的机器，吞噬着姚家三个貌美如花的儿媳妇。老太太在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她规矩众多，从请安问好到梳妆打扮，都有严格的要求，儿媳稍有差错便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银娣同小叔子偷情不成，自觉触犯天条，只好悬梁自尽，幸被救下，但从此“在姚家是个黑人”，等分家自立门户后，晚上看着玻璃中自己的影子，她觉得自己“像个鬼，也许十六年前她吊死了自己不知道”。这件差点要了银娣性命的大事对于另一位当事人姚三爷而言，却毫无影响，他依然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对于姚三爷的堕落，三少奶奶只能忍气吞声，还要时时替他在老太太跟前撒谎，没有任何人用道德、家法来约束过他。这个社会说到底是男人的天下，受迫害的只有女性。
然而，张爱玲并没有止于对女性的同情，她向我们表明，没有女性的共谋，封建家族和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压迫也不会如此成功。老太太当年压迫着银娣，等银娣当了婆婆之后，她更是变本加厉地欺压自己的儿媳，由被食者变成了食人者。除了婆媳关系，主子与仆人也构成食与被食的关系：主子对仆人颐指气使，斥责喝骂；而家中一干仆人也是拜高踩低，对银娣冷言冷语。在整个“食物链”中，人人都自私、冷漠、毫无同情心。每个人都在别人的注视、指点中生活，但每各人又都反过来逼迫他人。没落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打算，每个人的手都沾着别人的血泪。
张爱玲对封建大家庭毒害人性的批判力度可以媲美鲁迅，她以冷静的笔触，细细地记录着这个衰败的大家庭如何一步一步吞噬着人性，让人变得残忍、麻木。张爱玲发一声呐喊，警醒世人这种人生的恐怖，正如她描写银娣决定嫁入姚府那夜的情景：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会又被黎明的粪车吵醒……清冷的声音，听得出天亮的时候的凉气，上下一色都是潮湿新鲜的灰色。时而有个伕子发声喊，叫醒大家出来倒马桶，是个野蛮的吠声，有音无字，在朦胧中听着特别震耳。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也忘了怎么说话。虽然满目荒凉，什么都是他的，大喊一声，也有一种狂喜。
从“清冷的声音”听出“天亮的时候的凉气”，而灰色则是“潮湿新鲜的”，通感手法的运用，立刻把读者带入20世纪上海那清冷的早晨，世人依然在懵懂沉睡，世界倒回了荒蛮时代，伕子的喊声“有音无字”，但依然震耳；张爱玲以笔发声，揭露了人性的黑暗，然而，她的呐喊却因不符合美国主流话语而受到排斥。 三 《粉泪》的反主流话语叙述
虽然《粉泪》不乏传统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关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女人的小脚、妓院、鸦片和堕落的男性角色，然而，这些并不符合当时美国东方主义主流话语需求。首先，就主题而言，虽然战后美国涌现了大量有关亚洲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感兴趣的不是亚洲本身，而是美国以及美国与亚洲的关系。然而，《粉泪》的故事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解放之前，小说中的国家正处于混乱状态，因此，《粉泪》并没有如美国主流话语期待的那样，反倒暗示了其为民执政的必要性。
另外，《粉泪》中的人物形象也不符合美国东方主义当时同化少数民族的话语需求。美国报纸、小说、电台、电影、美国国务院派出到亚洲的巡讲团以及美籍华人自身共同构建话语，把华人塑造成积极、可同化的正面形象，显示他们都受惠于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政策，只要努力，就可以同所有美国人一样获得成功。然而，《粉泪》中的人物却与此完全相反。姚二爷无法为银娣提供庇护，在银娣眼里，他等同废物。而姚三爷更糟，他对家庭毫无责任心，不爱妻子，更不爱银娣，只知寻花问柳，挥金如土，窘迫至极时偷窃骗取家中财物。银娣的儿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跟着母亲吸食鸦片，精神世界一片空白。这些人不求上进，只会挥霍祖业，与美国主流话语所塑造的成功华人形象迥然不同。
银娣本人也不符合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关于华人女性的描述。二战结束后，那些曾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工作的女性被鼓励回归家庭生活，将工作机会留给退伍军人。一些好莱坞电影建议美国妇女以温柔的亚洲女性为榜样。华人对“三从四德”的宣传契合了当时所倡导的美国女性形象。因此，《旧金山纪事报》等大众传媒称赞说，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实为女性应拥有的理想品质。
按照“三从四德”的标准，女性应该唯唯诺诺、对男性唯命是从，当然还要有妇德。而银娣却完全不符合这些标准。银娣幼年丧父，跟着哥哥嫂嫂生活，本应听从兄嫂对婚姻大事的安排，但她却要自己拿主意。婚后，银娣并不尊敬丈夫，更没有视丈夫如天。姚二爷双目失明，银娣对他只有厌恶，全无爱恋与同情。银娣能当着姚二爷的面，不动声色地把姚二爷喜爱的佛珠夹碎，还骗姚二爷说自己在夹核桃，问他要不要来点。虽然婚前受骗，不知道姚二爷是个瘫子，但如此这样对待姚二爷也是很残忍的。姚二爷只能整日呆在那应有尽有的精致大床上，所以他的白鞋底永远是洁净如新的。银娣痛恨这种生活，这样的炫白和洁净象征着他们的婚姻缺乏激情。因此，当英俊的小叔子姚三爷勾引银娣的时候，她轻易上钩了，仅仅挨姚三爷站着就让她如痴如醉，后来更是冒着随时被发现的危险在寺里与姚三爷偷情。
爱的缺乏以及在大家族的自卑感最终将银娣从受害者变为施暴者。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流连烟花柳巷，银娣劝说儿子和她一起在家吸食鸦片，让儿媳妇像佣人一样劳作。更有甚者，银娣嘲笑儿媳妇生得太丑，哄着儿子讲他们夫妻的房事细节，并宣扬给亲戚们听。银娣任由儿媳妇重病卧床，不闻不问，还安排女佣给儿子做填房延续香火。总之，银娣过于强势，非但没有从兄、从夫、从子，反而在很多时候处于支配地位，银娣的种种做法都不符合美国冷战初期主流话语所需要的温柔亚洲女性形象。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粉泪》都不符合冷战初期的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要求，张爱玲的投稿到处碰壁，其中克诺普夫（Knopf）出版社回复的言辞最为尖刻，称《粉泪》与他们出版的几部微妙的日本小说不同，书中的人物都很令人反感。虽然没有提及日本小说的名称，但是我们可以从“微妙”这个词可以推测出这些小说符合美国对日本的异域想象。然而，《粉泪》却摧毁了美国人对异域化东方的浪漫期待。张爱玲认真探索了封建家庭中的男男女女是如何堕落的。祖辈留下的特权与财富让男人们衣食无忧，游手好闲，最终坐吃山空，在新旧社会的过渡时期，他们深感失落。对于女性而言，在性别等级秩序中的弱势地位并不仅仅使她们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尽管她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她们却等着翻身伤害他人。张爱玲创作《粉泪》时意在批判，因此小说中没有值得讴歌的角色，所有的人都工于算计，冷漠无情。富人永远在追寻物质上更大的安逸，却从不知道幸福的真谛是什么，穷人也非良善之辈，他们自私、贪婪，或者麻木。例如，银娣的哥哥嫂子并不体谅银娣在姚家的苦楚，只想着怎么能从她身上捞取好处；药房的小刘虽然喜欢银娣，但在她大婚回门的那天，也只是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面带着麻木的微笑，无动于衷地旁观看热闹。整部小说没有高尚可言，只有荒芜与空虚，如同银娣的新家一样。
福柯声称，只有那些获得权力机构支持或者与主流话语一致的言说，才会被视为真实有效的言说，可以被接纳出版，从而参与话语的流通。出版社、图书馆、学校和政府机构禁止传播他们认为是虚假的言说，同时着力提高有利于加强主流话语言说的地位。因此，为了获得认可，作家往往不得不屈从于主流话语。尽管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不是当时美国社会中流行的类型，却也不愿做出妥协。当时的《战时新娘法》与《外籍未婚夫妻法》促成六千多美国人迎娶了中国新娘，她明白美国读者更容易认同这类反映中国妇女与美国男子爱情的作品，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拯救受压迫女性的英勇战士。虽然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趋势，但她还是非常固执，拒绝这样的写作模式。在谈到美国出版商对东方小说的期待时，张爱玲说：“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粉泪》并非是张爱玲自我东方化的表现，而是她对祖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张爱玲的根深植于中国文化，因此无法对其弊病保持沉默，正如她借《雷峰塔》中的人物所说：“我们爱国，所以见不得它不够好不够强。”就像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张爱玲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所以在作品中加以揭露。然而，与那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张爱玲缺乏他们那种乐观精神，她明白西方文化不会创造奇迹。因此，写《金锁记》时，张爱玲安排少女长安主动退学，缩进与鸦片相伴的日子。当张爱玲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创作《粉泪》时，她表明西方不是英勇的战士，无法拯救“女性化”的中国：外面的世界在西方的影响下日益变化，而银娣却一切遵循“老规矩”——所谓“优越的”西方文化并不能改变什么。 张爱玲坚持揭露人性的黑暗以及中国封建家庭的腐败，而美国国内形势却需要树立华人的进步形象。未能在美国出版的《粉泪》就是张爱玲在冷战早期拒绝迎合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佐证，而不是她自我东方化的表现。张爱玲拒绝加入生产美国所需要的知识行列，保留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精神。
四 结语
冷战初期，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华人以积极的形象出现，这种现象可以用霍米·巴巴有关刻板印象的论述加以解释。霍米·巴巴认为，殖民话语有关刻板印象的表述充满模棱两可性，殖民者时而说黑人野蛮，时而又说黑人是“最听话最体面的仆人”；说黑人纵欲无度，却又说黑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华人形象在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同样具有矛盾性。19世纪后半期经济衰退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占了白人的工作机会，所以说中国人落后、冷漠。但是几十年之后，当需要展示美国多元文化的优势以赢得亚洲人心时，这一负面刻板印象在美国东方主义论述中则变成了可以同化的积极形象。
《粉泪》的出版商对中国人的真正形象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真理政权许可的范围内运作，《粉泪》不在此范围，所以依然不能得以出版，尽管无论从文学技巧的表现还是主题挖掘方面来看，《粉泪》都属力作。虽然冷战初期美国东方主义话语需要赋予中国文化以异域浪漫色彩，张爱玲却拒绝向主流话语妥协，保留了流散作家的能动主体性。因此，评价流散作家时，应该意识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关于东方人刻板印象构建的模棱两可性。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人并不总是落后的野蛮人；相反，他们可能会以积极的形象出现。然而，这种积极形象通常是被操作以表现西方的优越性。不应该一看到小说中有本文化的负面描写，就不加思考地将流散作家贴上“自我东方化”的标签。另外，全球化时代，霸权运作依然需要话语的支持，流散作家只有使自己的写作超越帝国对东方的想象樊篱，才能保持自己的能动主体性，不以西方寄居社会为普世标准来衡量东方文化。
参考文献：
[1] Foucault，Michel.“Orders of Discourse”[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1 （2）：7-30.
[2] Klein，Christina.Cold War Orientalism：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1945-1961[M].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3] 刘熹：《消费文化、东方主义与叙述的模式化——个案管窥海外华人文学的形态建构》，《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4] 乔幪：《流散作家主体性建构——张爱玲英文小说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6]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 张爱玲：《怨女》，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
[9] 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0] 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乔幪，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