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写过无数作文，其中很多成为了范文，就是被老师当堂朗读的那种，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我的母亲》。每次命题作文，只要是《我的母亲》，我就恳请老师给我换一个题目——我的理由只有一个，我是被外婆带大的，我要写《我的外婆》。
　　我不肯写我的母亲，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写她——她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和我所有同学的母亲都不一样。她小姐出身，上过大学，不会做任何家务，走在街上永远挺胸抬头，在年轻的时候，吃过北京所有的馆子，去过北京所有的公园，在那一辈妇女中，像她那样的女人是不多的。我为有她这样的母亲骄傲，但是她为有我这样的女儿自豪吗？
　　我是一个南方孩子，刚到北京的时候，由于口音以及个子矮小，常常被人欺负，最初几个月，没有一天我不是哭着从学校回来的。有一次，我在饭桌上哭得泣不成声，外婆看着心疼，对母亲说：“你总要管一管，去找找校长或者其他孩子的家长。”母亲瞟了我一眼，问了一个我那个岁数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孩子只欺负你，却不欺负别人？”
　　这个问题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成长——无论我受了什么委屈，无论我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我永远会先问我自己：为什么是你不是别人？有没有你自己的问题？
　　个子矮小我无法改变，但是口音我彻底改掉了——现在即使我告诉别人我是南方人，人家都会说不可能，为什么你没有一点口音？我心想，你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舌学出来的！
　　母亲和外婆的最大分歧在于，我母亲坚持认为不要给孩子任何可以依赖的幻想，要告诉孩子真相——你不是最优秀的，你不是最好的，这个世界上有比你更强的人，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不是错，但你要自己争取，即使身为你的母亲，也没有义务为你提供你所要的一切。你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挣，没有本事，就不要抱怨。
　　记得刚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出差，我下了火车发现钱没有带够，给母亲打长途，希望她能从我的工资卡里给我取出1000元钱寄给我，母亲愤怒地说：“你去出差为什么不带够钱？你妈妈不是家庭妇女，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干这些事情？”
　　我在电话里哭了——后来她当然是给我寄了钱，但是警告我下不为例。的确，后来我没有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麻烦过她，因为她不止是一个母亲，而且还是一个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她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曾经我很为自己的母亲不是那种传统型的母亲而遗憾，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命运给了我这样的母亲，而她也造就了我独特的个性，为此我真的很感激她——因为她，所以才有我，因为她有个性，所以我才有个性。她不是不肯为我做出牺牲，她只是不肯为我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去年某一天深夜，我被送到医院急诊，母亲当时正负责宝钢项目，她赶到医院时，大夫告诉她我病情严重，刻不容缓，需要马上化疗，她当机立断办了退休，从此整整半年的时间，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她甚至对亲戚说：“如果能够一命换一命，就让我换了她吧。”
　　我常常想，母亲为什么甘愿用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命，却不肯给我一点点依赖和幻想呢？即使在我生病的时候，她也从来不像有的母亲那样说些“善良的谎言”，她似乎从来就不认为我承受不住真相的打击——她是直截了当跟我说的：你生的病叫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如果不化疗，你活不过半年，如果化疗，你有50％的胜算，即使化疗结束，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你必须常常到医院检查，防止复发。在协和医院的记录中，曾经有18年以后的复发患者。
　　我当时差点疯掉，我对她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不打算治疗，我要用最后的时光去周游世界。
　　她冷静地告诉我：第一，现在不是最后的时光；第二，你的生命不完全是你的，你这条命是我给你的，你要为我活下去。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这样一位母亲，我会成为今天的我吗？我现在还能活着写这些文字吗？她帮助我发现了生命中另外的意义，她让我成为我自己，但又让我懂得，我的生命并不是任性地属于我一个人，生命之所以可贵，并不仅仅在于它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而且还在于它的广度和厚度——就像我母亲对我说的那样，如果你拒绝化疗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害怕痛苦，那么你以为你去周游世界就能真正快乐吗？我想她说得对，感谢她让我懂得，生命本身就是包含苦难的。多年以前，如果她不肯经历苦难，那么就不会有我的生命；多年以后，如果我不肯接受化疗，就不会活下去。所谓“痛快”，没有痛苦的“痛”，怎么会有快乐的“快”？
　　（孟宪忠摘自《旧爱新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