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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元：年月至年月任江青专车司机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时间：年月日，年月日、月日
成为江青的专车司机和最初看到的情况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今天，我们想请您谈谈江青。您在江青身边工作八九年，在工作人员中是比较久的，应该了解不少情况。
李子元（以下简称元）：今天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第一次向外界敞开心扉。回忆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毛主席家里工作，直接为江青服务，在外界看来是最光荣、风光、幸福的事，工作环境优越，安全有保障，住地有警卫，受人尊重。可是我自己感受这段经历，并不那么简单。
先说说我个人的情况。
我1937年出生在辽宁省，1956年3月参军，到空军一师，在鞍山空军司令部，也就是张积慧那个师，他是我们的师长。当时在那儿当新兵，训练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要从新兵里选一部分飞行员。我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各部位都符合飞行员的标准，就是小腿部有个伤疤。据体检医生讲，如果到万里高空，压力大，毛细血管会出血，因为这个被扒拉下来了，没选上。后来又选司机，选一部分人到汽校去学习，我被选上了，到汽校学了一年半。刚开始是学理论，学完理论又实习了半年，到了空军汽车一团。野战部队的工作机动性比较大，随时都有变动，随时都有新的任务执行。1958年10月被调到沈阳军区，后来又被组织安排到西北参加军工建设，就是现在的甘肃省酒泉导弹基地，当时是军事机密区，上级规定不准和外界联系，也不能和家里通信。1964年2月，我被空军一师选调到中央警卫团，1965年5月调中央警卫局，1966年11月随警卫局二处被派到钓鱼台国宾馆做警卫工作。1967年4月，局党委研究决定，调我到江青处做专车司机工作。
李：为什么派您到江青那儿去？
元：江青原来的司机叫申志洪。为什么要把我调去呢？因为申志洪得了肝炎。江青最敏感，一听有这个病，这个人可不能留，马上要换人，就把我给物色上了，当时是警卫处的苏处长找我谈的话。我当时感觉又高兴又惊讶又害怕。高兴、惊讶可以理解，为什么还害怕呢？因为中南海工作人员对江青都有所了解———难侍候。那时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又是毛主席夫人。我表态说：我到她那儿去合适吗？这个工作我能胜任吗？苏处长说能不能胜任，这是组织决定，他没权力改变，就是委托叫他找我谈话，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说恐怕胜任不了她的工作，据说这个首长挺难侍候。苏处长说，你尽管有这方面那方面的理由，但这是党委决定的，你慎重考虑一下。后来，我稍微停顿一下，想来想去，尽管有一些怕，但还是决定试试看吧，实在不能胜任的话，请组织再考虑。上午谈的话，下午就报到去了。1967年4月17号下午2点多钟，我就到了江青住的钓鱼台十一号楼。
十一号楼在钓鱼台国宾馆南区的西南角，它后面有个好几丈高、面积四五十平方米的石头台子，挨着玉渊潭公园。据说古代皇帝曾在这里钓鱼，“钓鱼台”的名字即由此而来。我到十一号楼报到时，在门口迎候我的是江青的警卫员孙立志同志，大个子，比我还高，是个山东人。他说：李子元同志，欢迎你到这儿来工作。他说他叫孙立志，那里工作人员不多，他是警卫员。他说：你来了主要是给江青同志开车，但是也协助搞警卫工作，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做我的工作。在大厅里说了两句话，他就领我到一进门左首的小客厅。
进去以后，孙立志同志和我谈了较长时间，大体把江青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下，说我以前虽然在警卫局工作那么长时间，但是没有到她身边来过，她生活上有些习惯，他先给我介绍一下，免得以后产生麻烦。他大体介绍了江青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上的一些基本规律。
李：您还记得当时他说了哪几条吗？
元：孙立志同志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人很严肃，有严肃的面孔。她和你见面，她不和你说话，你别主动说话；你要主动说话，她紧张。她一紧张就要冒汗，一冒汗就容易感冒，那时候谁也不愉快。她容易发脾气。为什么这么讲呢？她怕生人，怕见生人。机要员送文件的时候，是秘书阎长贵同志收后再送给她。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是这样。江青住在二楼，我在一楼，文件我收后再分类送给她。
元：孙立志同志说，一旦见到她你也别躲，你要见到她马上一躲这可麻烦了。她就会问：这是谁？为什么见着我就躲？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介绍的不能见生人的事。第二个他说在这楼里工作，千万注意不能发出声音，楼里同志之间说话时声音要压低些。他说江青有“四怕”：怕风、怕光、怕声，还有怕冷怕热。虽说楼道里和房间里都铺着厚厚的地毯，这楼里的所有工作人员，走路脚也要轻抬轻放，不能发出声音。走路急了，裤子摩擦发出唰唰的声音都不行，要是叫她听见，她就会说：“那怪声音，好刺耳，我受不了。”孙立志说，开关窗子和开关门，不能像咱们平时那样随手一带，咣的一声，这不行。要先把门轻轻合上，然后叫那门舌头慢慢往里合，就是说开关门窗声音不能大，甚至不能有声音。老孙说，反正她听见了什么声音，就说震得脑仁儿都疼。这是怕声。同志之间讲话啊，都得到跟前小声讲，像咱们正常的在走廊里离几步就可以讲了，那不行。门厅里有几个小战士值班，往往电话都不敢放服务台上，而放地上，接电话都蹲着接。
李：您说放在什么地方？
元：宾馆楼一进门不都有个服务台吗？服务台有个小桌，电话机放上面。而在江青住的十一号楼这不行，江青在楼里时，电话机放地上，这样声音就小一点。所以在那儿工作，关于声音问题每个人就得特别小心，怕发出声音来。江青住的十一号楼，后面有片茂密的树林子，声音根本传不进来，西边是八一湖公园（也叫玉渊潭公园），她住进以后，八一湖公园的东侧基本就给封了，不让行人走了。
江青怕光。按照孙立志介绍，江青怕光怕得不行。他说江青在办公室办公，她那个房子很严密，都是双层窗子，三层窗户帘。他说，这个光的问题，与你关系不大，主要是服务员和护士，他们和江青接触得多一点，因为他们经常给她开窗通风、换气，拉几道窗帘，窗帘留几道缝儿，这要求都挺严格的。她大白天办公，把办公室的窗户帘儿全拉上，然后再开几个灯。对咱们正常人来讲这样太憋得慌了，为何不进点自然光呢？那多舒服啊！老孙说那可不行，说她办公要求特别严，有时候把厚窗帘拉开，留一个纱帘，薄一点，是绸布帘，这个光进来缓和一点儿，不直接刺激她。他说和我有关系的也有光的问题，汽车上必须得安窗户帘，咱正常用的车子，只有后边的挡风玻璃挂个帘子，她的车四个门都得上帘。窗帘是棕色的，外边看不见。里边通过窗子能看到外边，外边看不见里边坐的是谁。他说这窗帘不用我管了，原来老申在的时候就把窗帘整好了。这个关于光的问题大体给你介绍一下。 李：江青那时在车上坐着吗？
元：在。一上车警卫员就告诉我了，说：“今天车速和平时不一样，越快越好，越早到玉泉山越好。”那时候吉斯保险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我开到140公里左右吧。
李：在路上遇到过紧急情况吗？
元：在八里庄小桥西头遇到了。当时是直行，车速很快，突然从桥头左边蹿出一个骑自行车的，那可是真害怕！要刹车肯定是来不及了，好在夜里没别的车辆，我就往右一打方向就躲过去了。
李：当时江青紧张吗？
元：紧张，当然紧张了。她一紧张就冒汗，一个劲地让护士拿毛巾擦汗。但这次没说什么。
江青学开车
李：听杨老师讲过江青学开车的事，您是她的师傅？
元：这事儿就发生在上面说的故事之后。我们在玉泉山住了一个多月，回到钓鱼台，她就心血来潮要学开车：“不但你们会开车，我也要学会开车，万一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要能开呀。”说穿了就是为了保命。
当时老杨跟我说，她要学开车，还要用自己的专车学。这下可麻烦了，专车的方向盘和刹车都在司机这边，虽然红旗有助力，但是刹车也得使劲蹬啊，她那体格行吗？我要保证她的安全啊。她在那里开，我只能坐在旁边看着，最多只能给她把着方向盘，路上遇到险情没法刹车啊！
杨秘书我们两个经过商量，首先向汪主任汇报，汪主任说学开车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老杨告诉我，汪主任同意，但一定保证安全。我立即向车管科曹志秀科长汇报，科里就赶快想办法改装，连夜赶工，在副驾驶位置上安了一个制动器。
江青学开车的头几天还是比较顺利的。她一上车情绪很高：“我也要学开车了！”上车后，她说：“小李，你看这怎么操作？我仪表不看，就管方向盘和制动，这离合器怎么踩？”我告诉她，这个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换挡，是自动变速的，没离合器，你就把方向盘、制动这两项掌握好了就行。到拐弯的时候，因为咱这车身长，如果向右转，你必须先靠左边，然后再往右边拐；要是往左拐呢，先贴右边，然后再往左拐，拐急了，前边部分过去了后边就给刮了，过不去。方向盘正常的时候，你把稳了就行，不要来回晃，来回晃容易画龙，你不是爱头晕吗？这样容易头晕。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你不要踩刹车太急了，力度要均匀，车就很平稳地停下来了。目视前方，开始要看到前方150米以外，然后用余光看着50米以内的近处，车的左右用余光来观察……这样都给她介绍了一遍。我给她介绍的时候，她始终是笑脸（我就看到那一次笑脸），那情绪相当高啊！
介绍完了，她说：“起步吧。”我说：“好。起步时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教她左手怎么把握方向盘，右手打火，起动后手握变速杆挂上前进位置，右脚慢踩油门踏板慢给油，平稳起步了。她说：“你还得告诉我一遍。”我就又告诉她一遍，以后就开始起步了。
出了十号楼，我说：咱们出门向右拐，奔十一号楼，顺着这个慢弯你就慢慢地走吧。我左手握着她的方向盘，她自己也握着。过了十一号楼，又转向十五号楼、十七号楼。到了路宽的地方，我说：你就贴着右边慢慢地打着方向盘咱们掉头回去，别往前走了，过了这小桥以后咱们就出大门了，刚学车咱们出大门是不安全的，到了门外马路上人、车比较多。就这样掉头回来了，掉头挺顺利，她没劲儿打不动，我还得使劲给她把着点方向盘。掉过来以后就走直线了，她自个儿把着方向盘就行了。
一大早走了三个来回，她就感觉累了，说：“小李啊，我感觉有点累，有点出汗了。”那护士在车里赶紧拿出毛巾递给她擦汗，接着就回十号楼了，前后40分钟左右吧，这是第一天。
到了第三天往回走的时候，出事了。回十号楼，她要自己往里拐，提前20多米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得提前往右边贴了。那时候这条路比较窄，也就是六七米的宽度，我左手还助她了一把力呢，结果她把方向一下子给打死了，我赶紧给她回轮。带助力器的车一旦打死了方向再回轮就费劲了，我左手和右手一起上去帮她回，可是怎么也回不过去了。急刹车怕头部撞前挡风玻璃上就慢刹车，这时右边的轮胎越过马路牙子，上坡直奔迎面一棵大杨树。那棵大杨树两个人都搂不过来，右轮上坡，左轮上马路牙子，车就开始斜过来，有坡度再加上土比较松软，车一下子就给卡住了，顶上了大杨树前边的一棵小杨树，车熄火了。这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就出汗了。
车也停住了，保险杠也顶上了。一停下来，我说：“江青同志，你感到紧张了吧？是不是害怕了？今天特别悬哪，你看这车都斜成这样了，这要是再往前这车就要翻个儿了。”那天她倒是没发火，说：“没事，我没事。”她还问车前面撞坏了没有。我下车到前面看了看，左边大灯坏了，机器盖儿也拱起来了。她说：“不碍事，这点小毛病回去修一修吧。”出了这事以后，她就再没学车。这事后来总理、汪主任都知道了，也没说什么。
杨：那天回楼之后，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今天够悬的！”她说：“不碍事，不碍事。”我问：“以后不学了吧？”她说：“学！”说得还挺坚决，笑眯眯的，也没看出有什么紧张，但实际上以后再也没学。这次以后就不学开车了，开始骑马。
江青骑马
李：说到骑马，人们都知道江青骑马可不是外行。在延安她就喜欢骑马，总理的胳膊那次受伤就和她骑马有关。
元：江青确实骑得好。她骑的马平时养在玉泉山农场，那儿有个骑兵大队。每次要骑马提前通知骑兵大队，什么时间进国宾馆西北门。由四个战士骑着四匹马送过来。她骑的是枣红马，骑的时候警卫、护士、我都得陪着她，有时候杨秘书也跟着。
每次这四匹马到的时候身上都出汗，一摸湿漉漉的，肯定是从玉泉山跑过来的。马停在十七号楼南侧草坪上。那有一个大圆圈，地方宽敞，直径起码有200米，椭圆形的。她在前面，左边是骑兵干部，右边是警卫员，我跟在后边。骑马的时候可有意思了，护士、警卫员和我得全副武装。我们穿着军装，挎着子弹袋，腰上扎着武装带，一边背着水壶，一边挎着手枪。
李：要是再一起喊“同志们，冲啊———”就更有意思了。
元：那倒没有。
江青教我们怎么骑。她说：“今天我教你们骑马，上马之前得把马的缰绳抓到手，从马头上兜过来，左脚先蹬着马镫子，左手拿着缰绳还得按着马，这时右腿就开始往上骗。骑上马以后，右脚也要蹬上马镫子。挺起胸，目视前方。左手缰绳必须不松不紧，把马勒着，不然的话一上去之后这个马就要走了。都准备好了，两腿往马肚子上一磕，缰绳一松，马就可以走了……”她教了以后，就开始顺着那个大圈慢步走。走了一两圈以后，她开始喊：“听我口令，开始跑了啊。”就这样开始左一圈右一圈地练。
我当时心里可真紧张，暗想：她要是掉下来，我们三个人的责任就大了，你推也推不掉，确实是紧张啊。
李：她骑马出过意外吗？
元：没有。她骑马相当有经验，但每次都有个军人陪着江青那匹马，马跑那个军人也得跟着马跑，怕她掉下来。
杨：江青骑马的事给总理报告以后，邓大姐不知在哪儿翻箱倒柜找出江青在延安骑马时照的一张相片，给江青送来了。江青特别高兴：“哎呀，这张照片你们还珍藏着啊，我的早就没影了，这可是宝贝啊！”
元：骑马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一个小时，她要是觉得累了，就不骑了。草坪对着十二号楼有一条小路，到路口停下来，警卫员搀扶她下马，陪着她回十号楼，马就放回玉泉山农场了。（未完待续）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时间：年月日，年月日、月日
成为江青的专车司机和最初看到的情况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今天，我们想请您谈谈江青。您在江青身边工作八九年，在工作人员中是比较久的，应该了解不少情况。
李子元（以下简称元）：今天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第一次向外界敞开心扉。回忆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毛主席家里工作，直接为江青服务，在外界看来是最光荣、风光、幸福的事，工作环境优越，安全有保障，住地有警卫，受人尊重。可是我自己感受这段经历，并不那么简单。
先说说我个人的情况。
我1937年出生在辽宁省，1956年3月参军，到空军一师，在鞍山空军司令部，也就是张积慧那个师，他是我们的师长。当时在那儿当新兵，训练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要从新兵里选一部分飞行员。我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各部位都符合飞行员的标准，就是小腿部有个伤疤。据体检医生讲，如果到万里高空，压力大，毛细血管会出血，因为这个被扒拉下来了，没选上。后来又选司机，选一部分人到汽校去学习，我被选上了，到汽校学了一年半。刚开始是学理论，学完理论又实习了半年，到了空军汽车一团。野战部队的工作机动性比较大，随时都有变动，随时都有新的任务执行。1958年10月被调到沈阳军区，后来又被组织安排到西北参加军工建设，就是现在的甘肃省酒泉导弹基地，当时是军事机密区，上级规定不准和外界联系，也不能和家里通信。1964年2月，我被空军一师选调到中央警卫团，1965年5月调中央警卫局，1966年11月随警卫局二处被派到钓鱼台国宾馆做警卫工作。1967年4月，局党委研究决定，调我到江青处做专车司机工作。
李：为什么派您到江青那儿去？
元：江青原来的司机叫申志洪。为什么要把我调去呢？因为申志洪得了肝炎。江青最敏感，一听有这个病，这个人可不能留，马上要换人，就把我给物色上了，当时是警卫处的苏处长找我谈的话。我当时感觉又高兴又惊讶又害怕。高兴、惊讶可以理解，为什么还害怕呢？因为中南海工作人员对江青都有所了解———难侍候。那时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又是毛主席夫人。我表态说：我到她那儿去合适吗？这个工作我能胜任吗？苏处长说能不能胜任，这是组织决定，他没权力改变，就是委托叫他找我谈话，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说恐怕胜任不了她的工作，据说这个首长挺难侍候。苏处长说，你尽管有这方面那方面的理由，但这是党委决定的，你慎重考虑一下。后来，我稍微停顿一下，想来想去，尽管有一些怕，但还是决定试试看吧，实在不能胜任的话，请组织再考虑。上午谈的话，下午就报到去了。1967年4月17号下午2点多钟，我就到了江青住的钓鱼台十一号楼。
十一号楼在钓鱼台国宾馆南区的西南角，它后面有个好几丈高、面积四五十平方米的石头台子，挨着玉渊潭公园。据说古代皇帝曾在这里钓鱼，“钓鱼台”的名字即由此而来。我到十一号楼报到时，在门口迎候我的是江青的警卫员孙立志同志，大个子，比我还高，是个山东人。他说：李子元同志，欢迎你到这儿来工作。他说他叫孙立志，那里工作人员不多，他是警卫员。他说：你来了主要是给江青同志开车，但是也协助搞警卫工作，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做我的工作。在大厅里说了两句话，他就领我到一进门左首的小客厅。
进去以后，孙立志同志和我谈了较长时间，大体把江青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下，说我以前虽然在警卫局工作那么长时间，但是没有到她身边来过，她生活上有些习惯，他先给我介绍一下，免得以后产生麻烦。他大体介绍了江青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上的一些基本规律。
李：您还记得当时他说了哪几条吗？
元：孙立志同志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人很严肃，有严肃的面孔。她和你见面，她不和你说话，你别主动说话；你要主动说话，她紧张。她一紧张就要冒汗，一冒汗就容易感冒，那时候谁也不愉快。她容易发脾气。为什么这么讲呢？她怕生人，怕见生人。机要员送文件的时候，是秘书阎长贵同志收后再送给她。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是这样。江青住在二楼，我在一楼，文件我收后再分类送给她。
元：孙立志同志说，一旦见到她你也别躲，你要见到她马上一躲这可麻烦了。她就会问：这是谁？为什么见着我就躲？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介绍的不能见生人的事。第二个他说在这楼里工作，千万注意不能发出声音，楼里同志之间说话时声音要压低些。他说江青有“四怕”：怕风、怕光、怕声，还有怕冷怕热。虽说楼道里和房间里都铺着厚厚的地毯，这楼里的所有工作人员，走路脚也要轻抬轻放，不能发出声音。走路急了，裤子摩擦发出唰唰的声音都不行，要是叫她听见，她就会说：“那怪声音，好刺耳，我受不了。”孙立志说，开关窗子和开关门，不能像咱们平时那样随手一带，咣的一声，这不行。要先把门轻轻合上，然后叫那门舌头慢慢往里合，就是说开关门窗声音不能大，甚至不能有声音。老孙说，反正她听见了什么声音，就说震得脑仁儿都疼。这是怕声。同志之间讲话啊，都得到跟前小声讲，像咱们正常的在走廊里离几步就可以讲了，那不行。门厅里有几个小战士值班，往往电话都不敢放服务台上，而放地上，接电话都蹲着接。
李：您说放在什么地方？
元：宾馆楼一进门不都有个服务台吗？服务台有个小桌，电话机放上面。而在江青住的十一号楼这不行，江青在楼里时，电话机放地上，这样声音就小一点。所以在那儿工作，关于声音问题每个人就得特别小心，怕发出声音来。江青住的十一号楼，后面有片茂密的树林子，声音根本传不进来，西边是八一湖公园（也叫玉渊潭公园），她住进以后，八一湖公园的东侧基本就给封了，不让行人走了。
江青怕光。按照孙立志介绍，江青怕光怕得不行。他说江青在办公室办公，她那个房子很严密，都是双层窗子，三层窗户帘。他说，这个光的问题，与你关系不大，主要是服务员和护士，他们和江青接触得多一点，因为他们经常给她开窗通风、换气，拉几道窗帘，窗帘留几道缝儿，这要求都挺严格的。她大白天办公，把办公室的窗户帘儿全拉上，然后再开几个灯。对咱们正常人来讲这样太憋得慌了，为何不进点自然光呢？那多舒服啊！老孙说那可不行，说她办公要求特别严，有时候把厚窗帘拉开，留一个纱帘，薄一点，是绸布帘，这个光进来缓和一点儿，不直接刺激她。他说和我有关系的也有光的问题，汽车上必须得安窗户帘，咱正常用的车子，只有后边的挡风玻璃挂个帘子，她的车四个门都得上帘。窗帘是棕色的，外边看不见。里边通过窗子能看到外边，外边看不见里边坐的是谁。他说这窗帘不用我管了，原来老申在的时候就把窗帘整好了。这个关于光的问题大体给你介绍一下。 李：江青那时在车上坐着吗？
元：在。一上车警卫员就告诉我了，说：“今天车速和平时不一样，越快越好，越早到玉泉山越好。”那时候吉斯保险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我开到140公里左右吧。
李：在路上遇到过紧急情况吗？
元：在八里庄小桥西头遇到了。当时是直行，车速很快，突然从桥头左边蹿出一个骑自行车的，那可是真害怕！要刹车肯定是来不及了，好在夜里没别的车辆，我就往右一打方向就躲过去了。
李：当时江青紧张吗？
元：紧张，当然紧张了。她一紧张就冒汗，一个劲地让护士拿毛巾擦汗。但这次没说什么。
江青学开车
李：听杨老师讲过江青学开车的事，您是她的师傅？
元：这事儿就发生在上面说的故事之后。我们在玉泉山住了一个多月，回到钓鱼台，她就心血来潮要学开车：“不但你们会开车，我也要学会开车，万一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要能开呀。”说穿了就是为了保命。
当时老杨跟我说，她要学开车，还要用自己的专车学。这下可麻烦了，专车的方向盘和刹车都在司机这边，虽然红旗有助力，但是刹车也得使劲蹬啊，她那体格行吗？我要保证她的安全啊。她在那里开，我只能坐在旁边看着，最多只能给她把着方向盘，路上遇到险情没法刹车啊！
杨秘书我们两个经过商量，首先向汪主任汇报，汪主任说学开车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老杨告诉我，汪主任同意，但一定保证安全。我立即向车管科曹志秀科长汇报，科里就赶快想办法改装，连夜赶工，在副驾驶位置上安了一个制动器。
江青学开车的头几天还是比较顺利的。她一上车情绪很高：“我也要学开车了！”上车后，她说：“小李，你看这怎么操作？我仪表不看，就管方向盘和制动，这离合器怎么踩？”我告诉她，这个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换挡，是自动变速的，没离合器，你就把方向盘、制动这两项掌握好了就行。到拐弯的时候，因为咱这车身长，如果向右转，你必须先靠左边，然后再往右边拐；要是往左拐呢，先贴右边，然后再往左拐，拐急了，前边部分过去了后边就给刮了，过不去。方向盘正常的时候，你把稳了就行，不要来回晃，来回晃容易画龙，你不是爱头晕吗？这样容易头晕。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你不要踩刹车太急了，力度要均匀，车就很平稳地停下来了。目视前方，开始要看到前方150米以外，然后用余光看着50米以内的近处，车的左右用余光来观察……这样都给她介绍了一遍。我给她介绍的时候，她始终是笑脸（我就看到那一次笑脸），那情绪相当高啊！
介绍完了，她说：“起步吧。”我说：“好。起步时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教她左手怎么把握方向盘，右手打火，起动后手握变速杆挂上前进位置，右脚慢踩油门踏板慢给油，平稳起步了。她说：“你还得告诉我一遍。”我就又告诉她一遍，以后就开始起步了。
出了十号楼，我说：咱们出门向右拐，奔十一号楼，顺着这个慢弯你就慢慢地走吧。我左手握着她的方向盘，她自己也握着。过了十一号楼，又转向十五号楼、十七号楼。到了路宽的地方，我说：你就贴着右边慢慢地打着方向盘咱们掉头回去，别往前走了，过了这小桥以后咱们就出大门了，刚学车咱们出大门是不安全的，到了门外马路上人、车比较多。就这样掉头回来了，掉头挺顺利，她没劲儿打不动，我还得使劲给她把着点方向盘。掉过来以后就走直线了，她自个儿把着方向盘就行了。
一大早走了三个来回，她就感觉累了，说：“小李啊，我感觉有点累，有点出汗了。”那护士在车里赶紧拿出毛巾递给她擦汗，接着就回十号楼了，前后40分钟左右吧，这是第一天。
到了第三天往回走的时候，出事了。回十号楼，她要自己往里拐，提前20多米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得提前往右边贴了。那时候这条路比较窄，也就是六七米的宽度，我左手还助她了一把力呢，结果她把方向一下子给打死了，我赶紧给她回轮。带助力器的车一旦打死了方向再回轮就费劲了，我左手和右手一起上去帮她回，可是怎么也回不过去了。急刹车怕头部撞前挡风玻璃上就慢刹车，这时右边的轮胎越过马路牙子，上坡直奔迎面一棵大杨树。那棵大杨树两个人都搂不过来，右轮上坡，左轮上马路牙子，车就开始斜过来，有坡度再加上土比较松软，车一下子就给卡住了，顶上了大杨树前边的一棵小杨树，车熄火了。这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就出汗了。
车也停住了，保险杠也顶上了。一停下来，我说：“江青同志，你感到紧张了吧？是不是害怕了？今天特别悬哪，你看这车都斜成这样了，这要是再往前这车就要翻个儿了。”那天她倒是没发火，说：“没事，我没事。”她还问车前面撞坏了没有。我下车到前面看了看，左边大灯坏了，机器盖儿也拱起来了。她说：“不碍事，这点小毛病回去修一修吧。”出了这事以后，她就再没学车。这事后来总理、汪主任都知道了，也没说什么。
杨：那天回楼之后，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今天够悬的！”她说：“不碍事，不碍事。”我问：“以后不学了吧？”她说：“学！”说得还挺坚决，笑眯眯的，也没看出有什么紧张，但实际上以后再也没学。这次以后就不学开车了，开始骑马。
江青骑马
李：说到骑马，人们都知道江青骑马可不是外行。在延安她就喜欢骑马，总理的胳膊那次受伤就和她骑马有关。
元：江青确实骑得好。她骑的马平时养在玉泉山农场，那儿有个骑兵大队。每次要骑马提前通知骑兵大队，什么时间进国宾馆西北门。由四个战士骑着四匹马送过来。她骑的是枣红马，骑的时候警卫、护士、我都得陪着她，有时候杨秘书也跟着。
每次这四匹马到的时候身上都出汗，一摸湿漉漉的，肯定是从玉泉山跑过来的。马停在十七号楼南侧草坪上。那有一个大圆圈，地方宽敞，直径起码有200米，椭圆形的。她在前面，左边是骑兵干部，右边是警卫员，我跟在后边。骑马的时候可有意思了，护士、警卫员和我得全副武装。我们穿着军装，挎着子弹袋，腰上扎着武装带，一边背着水壶，一边挎着手枪。
李：要是再一起喊“同志们，冲啊———”就更有意思了。
元：那倒没有。
江青教我们怎么骑。她说：“今天我教你们骑马，上马之前得把马的缰绳抓到手，从马头上兜过来，左脚先蹬着马镫子，左手拿着缰绳还得按着马，这时右腿就开始往上骗。骑上马以后，右脚也要蹬上马镫子。挺起胸，目视前方。左手缰绳必须不松不紧，把马勒着，不然的话一上去之后这个马就要走了。都准备好了，两腿往马肚子上一磕，缰绳一松，马就可以走了……”她教了以后，就开始顺着那个大圈慢步走。走了一两圈以后，她开始喊：“听我口令，开始跑了啊。”就这样开始左一圈右一圈地练。
我当时心里可真紧张，暗想：她要是掉下来，我们三个人的责任就大了，你推也推不掉，确实是紧张啊。
李：她骑马出过意外吗？
元：没有。她骑马相当有经验，但每次都有个军人陪着江青那匹马，马跑那个军人也得跟着马跑，怕她掉下来。
杨：江青骑马的事给总理报告以后，邓大姐不知在哪儿翻箱倒柜找出江青在延安骑马时照的一张相片，给江青送来了。江青特别高兴：“哎呀，这张照片你们还珍藏着啊，我的早就没影了，这可是宝贝啊！”
元：骑马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一个小时，她要是觉得累了，就不骑了。草坪对着十二号楼有一条小路，到路口停下来，警卫员搀扶她下马，陪着她回十号楼，马就放回玉泉山农场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