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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也是位社会活动家，他以积极的心态和饱满的热情为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文楼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执教多年，为内地艺术人才的培养贡献良多。文楼先生的个人作品展即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的前夕，本刊特别邀请了几位著名的艺术家、艺术评论家来共同解析文先生的“探索之旅”，与读者共同走进文先生以钢铁构筑的精彩世界，并预祝展览成功。
披戴着半个世纪社会历史变迁的多彩风云,浸染着中西文化融通交织的浓郁情韵，文楼艺术回顾展将以它丰富的内容含量让人们全面地认识到文楼先生的艺术创造。文楼先生本人很看重这个以北京为第一站的展览，认为它不仅是一个展现自己雕塑艺术代表作的成果展，也是一个向世人披露自己心灵世界和情感追求的情感展，他因此亲自选择了展览作品并亲手编排这本画册。作为与他有忘年之交情谊的晚学，也因这些年与他经常见面叙谈的感受，我还认为，这个凝聚了文楼先生创作历程的展览，除了是他的作品展和他的情感展之外，还是一个有着沉甸甸分量的文化展。因为从文楼先生艺术探索的序列和风格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真诚的文化理想。只有这种理想，才是内在地支持一位艺术家数十年艰辛探索的根本动力，也是从他作品表象中可见可感的活的灵魂。
文楼先生生于广东新会，两岁时随父母移民越南，童年和中学时代都在越南度过。虽然生活和求学于外国，但他所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这就为他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因式的基础，决定了他骨子里的艺术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来自父辈的教诲也让他从小对中华文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台湾先读建筑后转美术的学习时期，正值台湾艺坛处于遭遇中西文化碰撞、展开传统与现代争鸣的活跃时期，这使他既敏感于造型表达的技巧，也敏思于艺术的文化取向。因此，当他1960年定居香港之后，他坚持以文化艺术为途径，更将中华文化作为自己追求的内容和灵魂。由于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特别是在当时香港这个与祖国文化尚有隔膜的地区，他对传统文化和祖国根脉的怀想更显出可贵的真挚。在早期的作品中，他曾尝试着把中国书法的造型吸收到西画当中，许多作品都以一个“中”字为母题,既作对绘画技巧的探索与尝试,又借以抒发对祖国的深切感情。他也曾将西方艺术的造型技巧与中国传统水墨技法相结合,如在《空间现中》、《抽象笔触》等作品中,运用泼墨的技法,体现“墨分五色”的效果,也制造如音乐律动般的笔墨线条。在这个最初的“探索期”中,他的作品具有动态线条与明快色彩相结合的面貌，体现出年轻艺术家对祖国文化的向往和浓烈的民族思想。他要告诉别人“我是属于中国的”,单是画“中”字,一画就是好几年,虽说是用西画来表达,但在精神上,却显示出传统的文脉,涌动着青春的热情。
1965年前往欧美为期一年的艺术考察和研究,对文楼先生的艺术探索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他考察的重点一方面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处于盛期的状况,特别是抽象绘画与雕塑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艺术与社会、现代与传统、作品与环境这些属于艺术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基本规律在西方艺术中的体现,进而思索了艺术实践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这样的重要课题。在此之前,他已在油画中试图寻找立体的空间感觉,在二维的画布上加入泼、加、堆、割等手段,表现图像的三维效果。有时将画面烧破,再用丝线缝合，在画面中加入现成品等，试图把绘画和雕塑合冶一炉。在欧美所观看的许多西方当代雕塑展，更让文先生感受到雕塑艺术的魅力，最终他选择了雕塑这个实实在在的三度空间，在其中沉潜往复，付出长期的心血。当文楼先生从欧美满载而归，准备积极投入创作时，香港文化艺术界掀起了一场“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文化回归”运动,这个运动倡导艺术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在艺术创作中关注社会,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个时期,文楼先生将大量精力投入创办各种美术与文艺刊物、从事实验性艺术教育等活动中,他也是最早回到内地考察祖国文艺状况的香港艺术家。这些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使他耽误了创作,但积极投身其中的直接收获是,他的艺术创作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显示了更大的进步。如果此前的艺术创作属于他个人天地里的意识表现,那这场运动则让他从更高的高度理解社会,思索自己的艺术取向。此一时期的作品,显著地表现了他艺术追求从内容到风格上的“中国化”与“时代性”。一方面在手法上,他不愿意用传统老祖宗的方法,以为一件艺术作品在创作时若没有时代精神,便不能算是件好作品,所以他选择了现代艺术手法去表现,以期被新颖强烈的形式所打动,又能进而理解作品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艺术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这个历史命题,在他此时期的版画和雕塑作品中得到形象的实现。如版画作品《太阳》、《红色的季节》,雕塑作品《云聚方圆图》、《四方寿圆》、《藻井》、《平安门》、《立方柱形》、《阴阳》、《文字造形》系列等。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至少三个相互关联、互为支持的用力方面：第一，他吸收了西方现代抽象雕塑的优长，特别在金属材料的雕塑上独辟蹊径,成为中国艺术家中集中以金属雕塑为擅长的一位先驱。第二,他有意识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养料,文字的造型、形状和结构，民间艺术的图像,都被转化后吸收在他的作品里。这就使他的艺术风格不完全是纯粹的抽象,而是有主题、有形式象征意味、有文化内涵的意象。一如20世纪中国画家中许多在中西融合道路上形成的绘画风格,文楼先生成为了雕塑上的中西融合派代表。第三,在大量的实践中,他着力在若干种造型意象上下了功夫,创造了类似太极图形般回环运动的立体结构,以象征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机；类似果实般饱满而绽放的造型,暗喻自然万物生命的繁衍；类似图腾柱般的简洁形象,表达内聚而坚强的民族精神……这些造型,构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个性语言和自我风格,而从材料的技巧、从形式到内涵的内在统一,则标示了一条中国雕塑的现代之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实践，一个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文楼出现了。他自己在总结这个时期的探索时，也同样谈到三个相互关联、互为支持的方面，这是更本质的思想方面：第一，是摸通了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首先是生活思想,然后欲借媒介物象表达此思想,最后则是作品的面目。说得简洁明了些,我、物和作品。物我彼此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创作和欣赏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不知我之为作品，作品之为我,我需要选择适当之‘物’,把我纳入其中,而物是我的根,是我的面貌,是我的精神及一切所在。”第二,在寻找和选择各种历史形象与自然物象时,心中有明确的主题目的,使借鉴和融入作品中的形象富有文化的意味。正如他所说：“我的球体是生长过程中生命里的象征,在我大部分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倾向,就是要表现有机的生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把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内在地转化为了他造型语言的刚健力量和作品仪态的从容大气。正如他所说：“我的血液里暗流着明日的中国文化的希望,这希望则蕴藏在我的作品中。”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再次受到世人瞩目。香港在近代史上所处的特殊位置,也在这一历史时刻展现了特殊的变化。从这个时期开始,文楼先生的创作从“回归期”悄悄地进入了第三个时期,也即后来他认为的“再探索期”。这个时期,他的一个工作重点是以太古城的雕塑作品为开端,进行雕塑走向城市公共空间的探索。这方面,继他的《莲》(1968年)之后,还有《落雁式结构》(1986年)、《风》(1985年)、《迎风取势》(1985年)等作品在香港、台湾等城市公共空间安放,受到公众的接纳和欢迎。他的公共艺术经验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入内地,对内地方兴未艾的城市雕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他对艺术探索有了更坚定的信念,在熟练运用现代雕塑技法的基础上,立志更彻底地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雕塑史上有所创新,这个新的目标,具体地落实在了他以“竹”为主题的“文人雕塑”上。文楼先生对于“竹”的造型有着清晰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他说：“我的作品竹系列,常从国画中得到启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是糅合了国画的传统构图方法及现代雕塑的表现形式而成的。从这些作品中，我试图打通中西艺术的界限，希望一些缺乏传统西方艺术欣赏基础的中国人也可以欣赏我的作品。”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起,文先生就已经开始对中国美术中的文人画体系作全面思考。“竹系列”雕塑就是这种思考的成果。竹的高度耐性、弹性与韧性,有象征气节的传统涵意,与文人画所强调的人品理论相对应。因此，竹一直是中国文人画中十分重要的题材。他的“竹系列”创作在意念上继承了文人画的思路。从简洁抽象的造型入手，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和表面处理手法呈现作品的形、质与色调,具有传统的造型语言,又显出鲜明的现代感。刚开始“竹”的创作时,文楼先生仍然保持他惯用的雕塑技法,从抽象造型入手,以三角锥的组合表现竹叶,并不造竹枝,这种方式虽然表现出抽象之美,却少意境之趣。因此他重新思考,从临摹写生开始,参考以往竹谱,主要的灵感来自屋前舍后的竹林,他在春夏秋冬里感受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的竹叶风情,慢慢地悟到不必执着于西方结构主义的创作技巧，不必拘于抽象手法的局限，于是在竹叶间铸上竹枝，瘦枝肥叶，竟似文人墨竹，更具竹的意态与神韵。在问及他为何偏爱竹时，他只是笑答：“不知道是我选择了竹,还是竹选择了我。”此种可见心有灵犀．更可谓精诚所至。赵子昂贵书画同源,故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通八法。”代表了文人画对于书画用笔一致性的体味。这方面文楼先生的做法则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和表面处理手法来呈现作品的质感与色调；在塑造、焊接过程中不断以实时的感觉修改造型,宛似文人画即兴的墨戏。如果说传统中国绘画的工具是笔、墨、纸,而文先生的雕塑作品则是铜、火、力的熔铸。他手持焊枪在金属材料上作立体的皴、擦、点、染,焊点焊痕皆具意趣,表现出竹丛、竹林俯仰迎逆的各种姿态,竟能让冷硬的铸铜和不锈钢仿佛有了柔韧的弹性。望着这些作品“竹”，他微笑着说：“好像经常听得见风声。”而我们在这样的作品面前,则能感受到一位富有内在风骨的艺术家锤炼出来的大千气象。
中国文化传统讲求治学上的“通”。文楼先生对“竹”的体验，对“竹”作的造型,表现了一种将自我意识投身到自然物学上的“通感”,也表现了他在金属材料上化“刚”为“柔”的“通术”，更表现出他在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上臻达的“通境”。文楼先生置身于特殊文化环境的香港，他的这种“求通”之路，显得更有价值与意义。他在雕塑创作中所走的中西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当代雕塑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与成就。在雕塑“竹系列”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欣赏之后，他对自己的艺术探索仍旧坚持不懈，仍要继续探索，再再探索。当21世纪中国艺术蓬勃发展之时，他将近半个世纪所经历的艺术历程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启示。
披戴着半个世纪社会历史变迁的多彩风云,浸染着中西文化融通交织的浓郁情韵，文楼艺术回顾展将以它丰富的内容含量让人们全面地认识到文楼先生的艺术创造。文楼先生本人很看重这个以北京为第一站的展览，认为它不仅是一个展现自己雕塑艺术代表作的成果展，也是一个向世人披露自己心灵世界和情感追求的情感展，他因此亲自选择了展览作品并亲手编排这本画册。作为与他有忘年之交情谊的晚学，也因这些年与他经常见面叙谈的感受，我还认为，这个凝聚了文楼先生创作历程的展览，除了是他的作品展和他的情感展之外，还是一个有着沉甸甸分量的文化展。因为从文楼先生艺术探索的序列和风格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真诚的文化理想。只有这种理想，才是内在地支持一位艺术家数十年艰辛探索的根本动力，也是从他作品表象中可见可感的活的灵魂。
文楼先生生于广东新会，两岁时随父母移民越南，童年和中学时代都在越南度过。虽然生活和求学于外国，但他所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这就为他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因式的基础，决定了他骨子里的艺术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来自父辈的教诲也让他从小对中华文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台湾先读建筑后转美术的学习时期，正值台湾艺坛处于遭遇中西文化碰撞、展开传统与现代争鸣的活跃时期，这使他既敏感于造型表达的技巧，也敏思于艺术的文化取向。因此，当他1960年定居香港之后，他坚持以文化艺术为途径，更将中华文化作为自己追求的内容和灵魂。由于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特别是在当时香港这个与祖国文化尚有隔膜的地区，他对传统文化和祖国根脉的怀想更显出可贵的真挚。在早期的作品中，他曾尝试着把中国书法的造型吸收到西画当中，许多作品都以一个“中”字为母题,既作对绘画技巧的探索与尝试,又借以抒发对祖国的深切感情。他也曾将西方艺术的造型技巧与中国传统水墨技法相结合,如在《空间现中》、《抽象笔触》等作品中,运用泼墨的技法,体现“墨分五色”的效果,也制造如音乐律动般的笔墨线条。在这个最初的“探索期”中,他的作品具有动态线条与明快色彩相结合的面貌，体现出年轻艺术家对祖国文化的向往和浓烈的民族思想。他要告诉别人“我是属于中国的”,单是画“中”字,一画就是好几年,虽说是用西画来表达,但在精神上,却显示出传统的文脉,涌动着青春的热情。
1965年前往欧美为期一年的艺术考察和研究,对文楼先生的艺术探索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他考察的重点一方面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处于盛期的状况,特别是抽象绘画与雕塑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艺术与社会、现代与传统、作品与环境这些属于艺术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基本规律在西方艺术中的体现,进而思索了艺术实践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这样的重要课题。在此之前,他已在油画中试图寻找立体的空间感觉,在二维的画布上加入泼、加、堆、割等手段,表现图像的三维效果。有时将画面烧破,再用丝线缝合，在画面中加入现成品等，试图把绘画和雕塑合冶一炉。在欧美所观看的许多西方当代雕塑展，更让文先生感受到雕塑艺术的魅力，最终他选择了雕塑这个实实在在的三度空间，在其中沉潜往复，付出长期的心血。当文楼先生从欧美满载而归，准备积极投入创作时，香港文化艺术界掀起了一场“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文化回归”运动,这个运动倡导艺术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在艺术创作中关注社会,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个时期,文楼先生将大量精力投入创办各种美术与文艺刊物、从事实验性艺术教育等活动中,他也是最早回到内地考察祖国文艺状况的香港艺术家。这些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使他耽误了创作,但积极投身其中的直接收获是,他的艺术创作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显示了更大的进步。如果此前的艺术创作属于他个人天地里的意识表现,那这场运动则让他从更高的高度理解社会,思索自己的艺术取向。此一时期的作品,显著地表现了他艺术追求从内容到风格上的“中国化”与“时代性”。一方面在手法上,他不愿意用传统老祖宗的方法,以为一件艺术作品在创作时若没有时代精神,便不能算是件好作品,所以他选择了现代艺术手法去表现,以期被新颖强烈的形式所打动,又能进而理解作品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艺术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这个历史命题,在他此时期的版画和雕塑作品中得到形象的实现。如版画作品《太阳》、《红色的季节》,雕塑作品《云聚方圆图》、《四方寿圆》、《藻井》、《平安门》、《立方柱形》、《阴阳》、《文字造形》系列等。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至少三个相互关联、互为支持的用力方面：第一，他吸收了西方现代抽象雕塑的优长，特别在金属材料的雕塑上独辟蹊径,成为中国艺术家中集中以金属雕塑为擅长的一位先驱。第二,他有意识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养料,文字的造型、形状和结构，民间艺术的图像,都被转化后吸收在他的作品里。这就使他的艺术风格不完全是纯粹的抽象,而是有主题、有形式象征意味、有文化内涵的意象。一如20世纪中国画家中许多在中西融合道路上形成的绘画风格,文楼先生成为了雕塑上的中西融合派代表。第三,在大量的实践中,他着力在若干种造型意象上下了功夫,创造了类似太极图形般回环运动的立体结构,以象征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机；类似果实般饱满而绽放的造型,暗喻自然万物生命的繁衍；类似图腾柱般的简洁形象,表达内聚而坚强的民族精神……这些造型,构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个性语言和自我风格,而从材料的技巧、从形式到内涵的内在统一,则标示了一条中国雕塑的现代之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实践，一个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文楼出现了。他自己在总结这个时期的探索时，也同样谈到三个相互关联、互为支持的方面，这是更本质的思想方面：第一，是摸通了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首先是生活思想,然后欲借媒介物象表达此思想,最后则是作品的面目。说得简洁明了些,我、物和作品。物我彼此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创作和欣赏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不知我之为作品，作品之为我,我需要选择适当之‘物’,把我纳入其中,而物是我的根,是我的面貌,是我的精神及一切所在。”第二,在寻找和选择各种历史形象与自然物象时,心中有明确的主题目的,使借鉴和融入作品中的形象富有文化的意味。正如他所说：“我的球体是生长过程中生命里的象征,在我大部分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倾向,就是要表现有机的生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把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内在地转化为了他造型语言的刚健力量和作品仪态的从容大气。正如他所说：“我的血液里暗流着明日的中国文化的希望,这希望则蕴藏在我的作品中。”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再次受到世人瞩目。香港在近代史上所处的特殊位置,也在这一历史时刻展现了特殊的变化。从这个时期开始,文楼先生的创作从“回归期”悄悄地进入了第三个时期,也即后来他认为的“再探索期”。这个时期,他的一个工作重点是以太古城的雕塑作品为开端,进行雕塑走向城市公共空间的探索。这方面,继他的《莲》(1968年)之后,还有《落雁式结构》(1986年)、《风》(1985年)、《迎风取势》(1985年)等作品在香港、台湾等城市公共空间安放,受到公众的接纳和欢迎。他的公共艺术经验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入内地,对内地方兴未艾的城市雕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他对艺术探索有了更坚定的信念,在熟练运用现代雕塑技法的基础上,立志更彻底地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雕塑史上有所创新,这个新的目标,具体地落实在了他以“竹”为主题的“文人雕塑”上。文楼先生对于“竹”的造型有着清晰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他说：“我的作品竹系列,常从国画中得到启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是糅合了国画的传统构图方法及现代雕塑的表现形式而成的。从这些作品中，我试图打通中西艺术的界限，希望一些缺乏传统西方艺术欣赏基础的中国人也可以欣赏我的作品。”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起,文先生就已经开始对中国美术中的文人画体系作全面思考。“竹系列”雕塑就是这种思考的成果。竹的高度耐性、弹性与韧性,有象征气节的传统涵意,与文人画所强调的人品理论相对应。因此，竹一直是中国文人画中十分重要的题材。他的“竹系列”创作在意念上继承了文人画的思路。从简洁抽象的造型入手，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和表面处理手法呈现作品的形、质与色调,具有传统的造型语言,又显出鲜明的现代感。刚开始“竹”的创作时,文楼先生仍然保持他惯用的雕塑技法,从抽象造型入手,以三角锥的组合表现竹叶,并不造竹枝,这种方式虽然表现出抽象之美,却少意境之趣。因此他重新思考,从临摹写生开始,参考以往竹谱,主要的灵感来自屋前舍后的竹林,他在春夏秋冬里感受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的竹叶风情,慢慢地悟到不必执着于西方结构主义的创作技巧，不必拘于抽象手法的局限，于是在竹叶间铸上竹枝，瘦枝肥叶，竟似文人墨竹，更具竹的意态与神韵。在问及他为何偏爱竹时，他只是笑答：“不知道是我选择了竹,还是竹选择了我。”此种可见心有灵犀．更可谓精诚所至。赵子昂贵书画同源,故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通八法。”代表了文人画对于书画用笔一致性的体味。这方面文楼先生的做法则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和表面处理手法来呈现作品的质感与色调；在塑造、焊接过程中不断以实时的感觉修改造型,宛似文人画即兴的墨戏。如果说传统中国绘画的工具是笔、墨、纸,而文先生的雕塑作品则是铜、火、力的熔铸。他手持焊枪在金属材料上作立体的皴、擦、点、染,焊点焊痕皆具意趣,表现出竹丛、竹林俯仰迎逆的各种姿态,竟能让冷硬的铸铜和不锈钢仿佛有了柔韧的弹性。望着这些作品“竹”，他微笑着说：“好像经常听得见风声。”而我们在这样的作品面前,则能感受到一位富有内在风骨的艺术家锤炼出来的大千气象。
中国文化传统讲求治学上的“通”。文楼先生对“竹”的体验，对“竹”作的造型,表现了一种将自我意识投身到自然物学上的“通感”,也表现了他在金属材料上化“刚”为“柔”的“通术”，更表现出他在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上臻达的“通境”。文楼先生置身于特殊文化环境的香港，他的这种“求通”之路，显得更有价值与意义。他在雕塑创作中所走的中西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当代雕塑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与成就。在雕塑“竹系列”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欣赏之后，他对自己的艺术探索仍旧坚持不懈，仍要继续探索，再再探索。当21世纪中国艺术蓬勃发展之时，他将近半个世纪所经历的艺术历程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