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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灿若繁星，千百年来，若论在大众中影响最为深广者首推孔子，其次或许就要数到包拯了。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实干型官员，除史书记载的政绩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书皇帝的“奏议”。不管建议怎样高明，政绩如何突出，最终目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他的影响为什么也能跨越时空，超越阶级，传诸久远呢?
那是因为，在那些卓越的政绩、作为政绩的指导思想的奏议背后，蕴藏着一种很可宝贵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思想核心与性格特征，而这又需要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后，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三十八岁。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丞、三司使，直到枢密副使(枢密使领导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任上离世。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爱民的高度统一。
先说忠君。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守素，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被朝廷委以重任、视作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
再说爱民。《尚书·夏书》说：“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这也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忠君”与“爱民”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他今存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可以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将此当作最大的“忠君”。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积极意义就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与直乍看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他所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反腐反庸，无私无惧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自己职责所在，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竟有55篇弹劾61位本朝官员!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祐、杨景宗等，均在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亦久为世人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邀官晋爵。张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一知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孰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张以重任，一人而兼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的任命，无效。王举正行使自己最大的权力：廷辩一即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包拯直接指斥的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大权，诤言直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粮”，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漫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他在以大无畏精神反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了全部奏议的1／3。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 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交实物。
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当时官府用物，均摊派给民间，虽云购买，却比市价低。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可谓解百姓于倒悬，“民欢呼至泣下”。
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问题实在，提出建议明确，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行文中，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谁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谠论，并无顾忌。
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是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有向绶其人者为官不法，为上所察，他怀疑有人告发，私加考问，逼其自尽。事发后，向绶故旧多方偏袒，诬罔告发者，干扰案件处理，导致“九十余人依旧收禁”。包拯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所谓“盛暑之际，枉被禁系，实可伤悯”，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和爱民之心。
清心直道，严于律己
包拯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余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正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故谓身谋。这首诗是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终其一生的行动指南。
包拯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未至，后来才知道，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了一阵意外。从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5年。
25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5年间，尤其在任职台谏期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赞美他“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便有孙甫、张环、吴奎、范祥、韩贽、张田、吴及、赵尚宽等人。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连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列。
包拯一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本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作“民之表”，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离任时端州百姓送端砚一方以作纪念，他也拒不接受。“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端砚，中国名砚，产于端州。1972年，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普通砚台一方，而非端砚，堪为这则历史佳话真实性的一个有意味的佐证)。他还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代代相传：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精神”是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产生的。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先进性，由于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永恒的光辉，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阶级，历千年而弥新。
北宋至今，一千余年过去了，包拯受到历代百姓的普遍敬仰，就在于他那种闪耀着永恒光辉的“包拯精神”。这种“包拯精神”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还处处回响着它的声音，那就是对公平、正义、清廉的全球性吁求。
泰国有一个洗衣粉品牌十分畅销，原因是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这则故事，也可以说明问题了。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实干型官员，除史书记载的政绩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书皇帝的“奏议”。不管建议怎样高明，政绩如何突出，最终目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他的影响为什么也能跨越时空，超越阶级，传诸久远呢?
那是因为，在那些卓越的政绩、作为政绩的指导思想的奏议背后，蕴藏着一种很可宝贵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思想核心与性格特征，而这又需要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后，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三十八岁。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丞、三司使，直到枢密副使(枢密使领导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任上离世。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爱民的高度统一。
先说忠君。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守素，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被朝廷委以重任、视作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
再说爱民。《尚书·夏书》说：“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这也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忠君”与“爱民”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他今存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可以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将此当作最大的“忠君”。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积极意义就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与直乍看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他所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反腐反庸，无私无惧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自己职责所在，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竟有55篇弹劾61位本朝官员!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祐、杨景宗等，均在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亦久为世人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邀官晋爵。张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一知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孰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张以重任，一人而兼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的任命，无效。王举正行使自己最大的权力：廷辩一即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包拯直接指斥的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大权，诤言直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粮”，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漫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他在以大无畏精神反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了全部奏议的1／3。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 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交实物。
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当时官府用物，均摊派给民间，虽云购买，却比市价低。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可谓解百姓于倒悬，“民欢呼至泣下”。
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问题实在，提出建议明确，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行文中，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谁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谠论，并无顾忌。
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是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有向绶其人者为官不法，为上所察，他怀疑有人告发，私加考问，逼其自尽。事发后，向绶故旧多方偏袒，诬罔告发者，干扰案件处理，导致“九十余人依旧收禁”。包拯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所谓“盛暑之际，枉被禁系，实可伤悯”，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和爱民之心。
清心直道，严于律己
包拯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余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正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故谓身谋。这首诗是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终其一生的行动指南。
包拯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未至，后来才知道，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了一阵意外。从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5年。
25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5年间，尤其在任职台谏期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赞美他“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便有孙甫、张环、吴奎、范祥、韩贽、张田、吴及、赵尚宽等人。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连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列。
包拯一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本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作“民之表”，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离任时端州百姓送端砚一方以作纪念，他也拒不接受。“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端砚，中国名砚，产于端州。1972年，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普通砚台一方，而非端砚，堪为这则历史佳话真实性的一个有意味的佐证)。他还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代代相传：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精神”是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产生的。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先进性，由于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永恒的光辉，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阶级，历千年而弥新。
北宋至今，一千余年过去了，包拯受到历代百姓的普遍敬仰，就在于他那种闪耀着永恒光辉的“包拯精神”。这种“包拯精神”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还处处回响着它的声音，那就是对公平、正义、清廉的全球性吁求。
泰国有一个洗衣粉品牌十分畅销，原因是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这则故事，也可以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