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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两党的“主义”之争仍在继续。对美国公众而言，资本主义的负面形象日渐显现；而对中国来说，资本主义显然也不是万灵丹。
美国大选降下帷幕，奥巴马顺利连任，共和党也保住了国会中的多数席位。这意味着美国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仍将继续，“财政悬崖”之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峭壁”，因为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本质。
揭开“资本主义”的外衣，解读美国政治体制内的“主义”之争 — 究竟是把蛋糕做大，还是把蛋糕切匀，不仅能更透彻地了解美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和政府政策，更能为踏上民族复兴之旅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大选之年话“主义”
共和党的政策是要把蛋糕做大，民主党的政策则是要把蛋糕切匀，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最敏感和最有争议的地方。可以这么说，美国近年来的总统大选从来没有像奥巴马和罗姆尼这样，在意识形态上如此泾渭分明。
本届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之际，《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资本主义，大选之年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俨然变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一篇题为《如果竞选事关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If the Election Is About Capitalism， What Does That Mean？）》的文章提到，奥巴马总统把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称作是“吸血鬼资本家”，听上去很像是马克思在声讨资本主义，而罗姆尼则反唇相讥，称奥巴马总统是“反资本主义者”。
其实，资本主义对美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个存在争议的话题。老百姓对你是“吸血鬼资本家”还是“反资本主义者”其实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把关注点聚焦在候选人具体的政策上，尤其是直接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政策上。说到底还是邓小平的话最精辟：“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放之四海而皆准。
整体而言，奥巴马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党主张更多的政府行为和高赋税，尤其是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并为穷人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追求社会的公平和平等。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主要栋梁的社会保险，就产生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在1935年签署的《社会保险法》。1965年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签署《社会保险法修改法案》，从此美国社会保险的另外两个栋梁—医疗保险和医疗资助（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应运而生。尽管奥巴马和民主党并不喜欢“社会主义”这顶帽子，但他们所主张的实质更倾向于“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和政治作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曾经如此阐述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和希望，即适当地使用政府的权力可以把人类从无情的、桀骜不驯的大萧条和大繁荣的经济轮回中拯救出来。”
当然，迄今为止任何“主义”都没有能够让人类幸免于“无情的、桀骜不驯的大萧条和大繁荣的经济轮回”。但是，“适当地使用政府的权力”却牢牢地渗透在美国政治和经济中，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奥巴马及其政府所推行的“大政府”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
相较之下，共和党历来更忠实于资本主义：强调私有制和市场那只无形的手。他们主张小政府、低税收，更倾向于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和竞争来敛聚财富。罗姆尼所创立的贝恩资本，绝对是公司和个人敛聚财富的典范，也绝对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鼓吹手。
莫衷一是的“资本主义”
在当今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词比“资本主义”更家喻户晓，也没有任何一个“主义”比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跌宕和震撼。它曾经让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噤若寒蝉，并在铲除它的运动中遭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接二连三的浩劫。还是它，继而在“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和“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半遮半掩地回到了中华大地，让13亿人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想要先“富”起来。其实，直到今天，其究竟是黑是白，仍未有定论，即使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后，甚至连它究竟是不是好猫，也依然莫衷一是。老鼠固然是抓了不少，不过屋里的锅碗瓢盆也碎了好几个。
针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笔者最近做了一个小小的抽样调查。“就是搞活经济呗。”一位已经退休但在酒店又找了份清洁工作的大爷说。“资本主义？我的理解就是市场经济嘛。中国政府管这么多，这是市场经济吗？”发出疑问的是一位民企老总。“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一个坐在美国航空公司头等舱，不过十六七岁的男生如是回答，优越和自信显然已经从父辈的成功潜移默化成为他的基因。“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南京的一位出租车司忿忿不平，俨然把自己归于变得更穷的穷人之列。
诧异之余，笔者猛然意识到人类是多么容易犯下瞎子摸象的错误。其实“摸着石头过河”很像瞎子摸象，感受不谓不真实，体会不谓不真切，但是这样的实践在检验真理的时候难免有失偏颇。那么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不妨先看看资本主义的典型成功代表—美国，是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负面形象
资本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一直到18世纪基本处于贫穷状态的世界和只有极少数人富有的社会现象。其后的数百年间，资本主义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致富机遇和条件，所到之处，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财富得到迅速的积聚。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把世界从贫穷中拯救出来，一时间似乎成为拯救世界的唯一灵丹妙药。与资本主义同时成长起来的美国则堪称是资本主义的典范。也因此，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形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相当正面。
但是，在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认同资本主义。《华尔街日报》曾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资本主义有形象问题？（Why Capitalism Has An Image Problem？ ）》的文章中指出，虽然罗姆尼在贝恩资本的经历似乎让他具备了担任资本主义大国总统无可非议的资格，可是近年来资本主义的形象开始变得负面，并且这个负面形象还越来越明显。在今天的美国，资本家似乎变成了一个被指摘和攻击的名称。今天的美国大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乐意接受“你致富导致我贫穷”的观念，“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崇尚通过奋斗致富的美利坚民族，第一次有了“仇富”心理。 时过境迁，资本家们刚刚在中国结束了被口诛笔伐的时代，却又在美国成为众矢之的。有趣的是，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着非常接近的基尼系数，也就是她们同样面临日益恶化的贫富不均。
负面形象的催化剂
《为什么资本主义有形象问题？》一文提出了导致资本主义形象由正面向负面转变的两个主要催化剂，值得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深思。
第一个催化剂是任人唯亲、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任人唯亲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指的是商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官相护，不惜牺牲股东利益为自己谋利。而更具杀伤力的则是官商勾结资本主义（collusive capitalism）的兴起。美国商界的政治游说从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政治机器，笔者称之为“腐败立法”。出钱的人目的明确，就是要通过对自己行业有利的立法，并把对自己行业不利的立法扼杀于摇篮之中。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很多案例，几乎都是美国商业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商勾结的“杰作”。而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常常就这些交易达成一系列的默许和互惠。这里的潜规则多多，一言以蔽之就是投桃报李。
近年来，任人唯亲和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愈演愈烈，其丑陋一面日渐浮出水面，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而被金融危机洗劫一空的公众，此刻看待任人唯亲、官商勾结资本主义的视角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羡慕的成分在褪去，嫉恨的成分在增长。回头看中国，惊人的相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过：“当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了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时，社会上不满的情绪会变得强烈起来。”
第二个主要催化剂是金融市场所促成的一夜暴富。美国老百姓素来更为看重一辈子辛勤奋斗创造的财富，同样更为钦佩那些财富创造者，因此类似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这样的人在美国一直享有英雄的待遇。可是高科技的发展，各种金融创新的春笋破土，加上网络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更加上任人唯亲、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的催化，让越来越多的暴富者一夜崛起。亿万富翁不再是须发灰白的长者，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轻松身价过亿。与之相对应的是，公众的钦佩和羡慕在不知不觉中减少，对一夜暴富的嫉妒甚至嫉恨油然而生。尤其是自己的净资产在金融危机中大幅缩水之际，这种情绪更容易走向极端。而一夜暴富者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似乎对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再那么推崇，合情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只要合法就行。在唯利是图观念的驱动下，道德底线被一再突破，有的甚至不惜突破法律底线。
资本主义不是万灵丹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再次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迷茫。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学者和企业家都在呼吁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民主法制化的政治改革。笔者对这些呼吁完全赞同，中国需要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中国需要民主和法制。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万能的，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过：“资本主义的天生罪恶就是不平等地分享财富和享乐；社会主义的天生美德就是平等的分享贫穷和苦难。”话虽尖刻，但在中美之间生活了60年的笔者恰恰印证了这一名言，只不过顺序颠倒了一下—前30年在中国体会当时“社会主义的天生美德就是平等地分享贫穷和苦难”，后30年在美国体验“资本主义的天生罪恶就是不平等地分享财富和享乐”。
同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也不是万能的。邱吉尔还说过：“除了已经被尝试过的制度以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所以智者的选择应该是“继续尝试”，而不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伟人都无法理解和预测的，更不是任何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能开出百病皆除的药方的。林语堂在他的名著《中国人》里有一段话说得语重心长：“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让我们少谈些“主义”，不要随便落入一个巢臼，更不要给自己随便贴上一个标签。
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学习西方也不是为了模仿拷贝，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先例值得玩味。哈佛大学世界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的畅销书《文明》一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局限。历史学家不是科学家，他们无法（甚至不该尝试）以可靠的预测力来建立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或政治‘物理学’法则（一切‘主义’均有建立这种法则的嫌疑 —作者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重复过去这场独一无二且时间长达数千年的实验。人类历史的样本只有一个。”当中华民族来到十字路口驻步观望思考时，让我们选择一条前人尚未走过的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历史样本。
美国大选降下帷幕，奥巴马顺利连任，共和党也保住了国会中的多数席位。这意味着美国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仍将继续，“财政悬崖”之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峭壁”，因为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本质。
揭开“资本主义”的外衣，解读美国政治体制内的“主义”之争 — 究竟是把蛋糕做大，还是把蛋糕切匀，不仅能更透彻地了解美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和政府政策，更能为踏上民族复兴之旅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大选之年话“主义”
共和党的政策是要把蛋糕做大，民主党的政策则是要把蛋糕切匀，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最敏感和最有争议的地方。可以这么说，美国近年来的总统大选从来没有像奥巴马和罗姆尼这样，在意识形态上如此泾渭分明。
本届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之际，《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资本主义，大选之年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俨然变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一篇题为《如果竞选事关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If the Election Is About Capitalism， What Does That Mean？）》的文章提到，奥巴马总统把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称作是“吸血鬼资本家”，听上去很像是马克思在声讨资本主义，而罗姆尼则反唇相讥，称奥巴马总统是“反资本主义者”。
其实，资本主义对美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个存在争议的话题。老百姓对你是“吸血鬼资本家”还是“反资本主义者”其实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把关注点聚焦在候选人具体的政策上，尤其是直接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政策上。说到底还是邓小平的话最精辟：“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放之四海而皆准。
整体而言，奥巴马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党主张更多的政府行为和高赋税，尤其是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并为穷人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追求社会的公平和平等。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主要栋梁的社会保险，就产生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在1935年签署的《社会保险法》。1965年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签署《社会保险法修改法案》，从此美国社会保险的另外两个栋梁—医疗保险和医疗资助（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应运而生。尽管奥巴马和民主党并不喜欢“社会主义”这顶帽子，但他们所主张的实质更倾向于“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和政治作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曾经如此阐述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和希望，即适当地使用政府的权力可以把人类从无情的、桀骜不驯的大萧条和大繁荣的经济轮回中拯救出来。”
当然，迄今为止任何“主义”都没有能够让人类幸免于“无情的、桀骜不驯的大萧条和大繁荣的经济轮回”。但是，“适当地使用政府的权力”却牢牢地渗透在美国政治和经济中，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奥巴马及其政府所推行的“大政府”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
相较之下，共和党历来更忠实于资本主义：强调私有制和市场那只无形的手。他们主张小政府、低税收，更倾向于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和竞争来敛聚财富。罗姆尼所创立的贝恩资本，绝对是公司和个人敛聚财富的典范，也绝对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鼓吹手。
莫衷一是的“资本主义”
在当今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词比“资本主义”更家喻户晓，也没有任何一个“主义”比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跌宕和震撼。它曾经让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噤若寒蝉，并在铲除它的运动中遭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接二连三的浩劫。还是它，继而在“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和“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半遮半掩地回到了中华大地，让13亿人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想要先“富”起来。其实，直到今天，其究竟是黑是白，仍未有定论，即使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后，甚至连它究竟是不是好猫，也依然莫衷一是。老鼠固然是抓了不少，不过屋里的锅碗瓢盆也碎了好几个。
针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笔者最近做了一个小小的抽样调查。“就是搞活经济呗。”一位已经退休但在酒店又找了份清洁工作的大爷说。“资本主义？我的理解就是市场经济嘛。中国政府管这么多，这是市场经济吗？”发出疑问的是一位民企老总。“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一个坐在美国航空公司头等舱，不过十六七岁的男生如是回答，优越和自信显然已经从父辈的成功潜移默化成为他的基因。“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南京的一位出租车司忿忿不平，俨然把自己归于变得更穷的穷人之列。
诧异之余，笔者猛然意识到人类是多么容易犯下瞎子摸象的错误。其实“摸着石头过河”很像瞎子摸象，感受不谓不真实，体会不谓不真切，但是这样的实践在检验真理的时候难免有失偏颇。那么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不妨先看看资本主义的典型成功代表—美国，是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负面形象
资本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一直到18世纪基本处于贫穷状态的世界和只有极少数人富有的社会现象。其后的数百年间，资本主义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致富机遇和条件，所到之处，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财富得到迅速的积聚。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把世界从贫穷中拯救出来，一时间似乎成为拯救世界的唯一灵丹妙药。与资本主义同时成长起来的美国则堪称是资本主义的典范。也因此，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形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相当正面。
但是，在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认同资本主义。《华尔街日报》曾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资本主义有形象问题？（Why Capitalism Has An Image Problem？ ）》的文章中指出，虽然罗姆尼在贝恩资本的经历似乎让他具备了担任资本主义大国总统无可非议的资格，可是近年来资本主义的形象开始变得负面，并且这个负面形象还越来越明显。在今天的美国，资本家似乎变成了一个被指摘和攻击的名称。今天的美国大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乐意接受“你致富导致我贫穷”的观念，“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崇尚通过奋斗致富的美利坚民族，第一次有了“仇富”心理。 时过境迁，资本家们刚刚在中国结束了被口诛笔伐的时代，却又在美国成为众矢之的。有趣的是，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着非常接近的基尼系数，也就是她们同样面临日益恶化的贫富不均。
负面形象的催化剂
《为什么资本主义有形象问题？》一文提出了导致资本主义形象由正面向负面转变的两个主要催化剂，值得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深思。
第一个催化剂是任人唯亲、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任人唯亲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指的是商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官相护，不惜牺牲股东利益为自己谋利。而更具杀伤力的则是官商勾结资本主义（collusive capitalism）的兴起。美国商界的政治游说从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政治机器，笔者称之为“腐败立法”。出钱的人目的明确，就是要通过对自己行业有利的立法，并把对自己行业不利的立法扼杀于摇篮之中。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很多案例，几乎都是美国商业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商勾结的“杰作”。而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常常就这些交易达成一系列的默许和互惠。这里的潜规则多多，一言以蔽之就是投桃报李。
近年来，任人唯亲和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愈演愈烈，其丑陋一面日渐浮出水面，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而被金融危机洗劫一空的公众，此刻看待任人唯亲、官商勾结资本主义的视角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羡慕的成分在褪去，嫉恨的成分在增长。回头看中国，惊人的相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过：“当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了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时，社会上不满的情绪会变得强烈起来。”
第二个主要催化剂是金融市场所促成的一夜暴富。美国老百姓素来更为看重一辈子辛勤奋斗创造的财富，同样更为钦佩那些财富创造者，因此类似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这样的人在美国一直享有英雄的待遇。可是高科技的发展，各种金融创新的春笋破土，加上网络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更加上任人唯亲、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的催化，让越来越多的暴富者一夜崛起。亿万富翁不再是须发灰白的长者，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轻松身价过亿。与之相对应的是，公众的钦佩和羡慕在不知不觉中减少，对一夜暴富的嫉妒甚至嫉恨油然而生。尤其是自己的净资产在金融危机中大幅缩水之际，这种情绪更容易走向极端。而一夜暴富者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似乎对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再那么推崇，合情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只要合法就行。在唯利是图观念的驱动下，道德底线被一再突破，有的甚至不惜突破法律底线。
资本主义不是万灵丹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再次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迷茫。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学者和企业家都在呼吁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民主法制化的政治改革。笔者对这些呼吁完全赞同，中国需要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中国需要民主和法制。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万能的，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过：“资本主义的天生罪恶就是不平等地分享财富和享乐；社会主义的天生美德就是平等的分享贫穷和苦难。”话虽尖刻，但在中美之间生活了60年的笔者恰恰印证了这一名言，只不过顺序颠倒了一下—前30年在中国体会当时“社会主义的天生美德就是平等地分享贫穷和苦难”，后30年在美国体验“资本主义的天生罪恶就是不平等地分享财富和享乐”。
同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也不是万能的。邱吉尔还说过：“除了已经被尝试过的制度以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所以智者的选择应该是“继续尝试”，而不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伟人都无法理解和预测的，更不是任何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能开出百病皆除的药方的。林语堂在他的名著《中国人》里有一段话说得语重心长：“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让我们少谈些“主义”，不要随便落入一个巢臼，更不要给自己随便贴上一个标签。
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学习西方也不是为了模仿拷贝，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先例值得玩味。哈佛大学世界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的畅销书《文明》一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局限。历史学家不是科学家，他们无法（甚至不该尝试）以可靠的预测力来建立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或政治‘物理学’法则（一切‘主义’均有建立这种法则的嫌疑 —作者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重复过去这场独一无二且时间长达数千年的实验。人类历史的样本只有一个。”当中华民族来到十字路口驻步观望思考时，让我们选择一条前人尚未走过的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历史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