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金陵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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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金陵王气”的诸多古代文献记载里,大概要以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为最驰名了。诗曰:
  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诗,乃长庆四年(824年)诗人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沿江东下,经西塞山,触景生情,吊古伤今而作。王奉晋武帝之命,帅水军讨吴,时当太康元年(280年)。最终,王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在烧毁了东吴沿江设下的铁锥横锁之后,直捣金陵,孙皓政权宣告灭亡。
  如果寻根讨源,再考索“金陵王气”的出处,却要回溯到东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石头山建金陵邑之时。根据相关的史料上说,金陵的得名,正是因为楚威王欲在此筑城,因听人言此地有王气,乃埋金以镇之,故名。看来,“金陵”与“王气”的结缘,是从金陵一地命名之始,就已经存在的了。
  此后,关于金陵王气的说法,便近乎无代无之,传说不绝。秦始皇东巡,途经小丹阳(位于今江苏、安徽交界处),望气者也向他说起了金陵有王气,于是,他一方面命令凿断方山地脉,以泄王气;另一方面又以“气见水止”的理论,开凿秦淮河,破坏其地气;再就是改“金陵”为“秣陵”,“秣”乃喂牛养马之草料,正如乡下给人起名阿狗阿猫之类,虽有轻之贱之、蔑视其存在的意义,却也更见出他们对于金陵其地的高度重视。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升州”条云:“《金陵图经》云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乃凿地脉,断连冈,因改金陵为秣陵,属丹阳郡。故《丹阳记》则云始皇凿金陵方山,其断处为渎。则今淮水经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正是关于以上两种说法的综合记录。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提到:“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如果说这里尚没有明确指出王气所在的具体地方,那么,《魏书》卷六十五《李平传附李谐传》云:“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则首次确切地提出了“金陵王气”的说法。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车骑将军、徐州牧孙权将其治所从京口(今镇江)迁到秣陵,并将秣陵改名建业,在《三国志·吴书·张传》裴注引晋代《江表传》中有具体的记载。据说正是因张向孙权讲了一番金陵王气的往事,称此乃天意所在,才使得孙权最后下了搬迁于此的决心。张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秣陵,楚武王(当为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
  公元588年,隋文帝51万大军兵分八道,“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书·高祖纪》),已经兵临城下,荒唐的南朝陈后主却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人再度至,无不摧没。今虏虽来,必应自败。”(《建康实录·后主长城公叔宝》)金陵王气却没能成为他的“护法”,胭脂井中被俘,南朝寿终正寝,从此结束了它的气数。而在灭陈之后,隋文帝为了斩绝“金陵王气”,也下令将昔日的六朝宫殿,“平荡耕垦”,废为耕地,并在石头城设立了蒋州。
  元朝末年,刘基“与鲁道原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为庆云,赋诗。基持杯,满引不顾曰:‘此王气应在金陵,十年后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众咋舌避去”(《武林梵志》卷八《刘基传》)。这却是明朝建都金陵的神话了。
  看来,“金陵王气”的说法由来已久。这“金陵王气”虽然被人讲得十分玄虚神秘,也终究有它的内涵。那么,“金陵王气”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在目前的有关研究中,主要有两说:
  一种认为:根据《河图》、《洛书》及伏羲氏的《先天八卦图》,古南京所在的扬州,地处南方,与荆州在五行属性上都属于“火”,而在五行相克的关系中,“火克金”,于是楚威王埋金,意在将古南京的地气属性调整为“金”,利用扬州火的属性,克制金陵金的属性,以此削弱古南京的地气。另外,南京作为山水交会的吉壤,有着在风水术中所说的“蟠龙”形态。呈回环形态势的山川融结、互为依靠,形局完整灵秀,孕天地清气。北临长江,城北有玄武湖、莫愁湖,四周群山环绕,首尾相连,西面为象山、老虎山、狮子山、八字山、清凉山,南面有牛首山、岩山、黄龙山,东面有紫金山、灵山、青龙山,北面有乌龙山、燕子矶、幕府山,构成了极为罕见的地理概貌。南京城内的石头山(即今清凉山)也是风水中的吉山,因为它的状貌形同一只两脚前拱抱伏蹲地的老虎,古人称这种山为虎踞或伏虎。
  另一种说法认为:晋人张勃《吴录》中说诸葛亮出使东吴,在路过金陵时有云“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尽管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从未到过金陵,也不可能有上面的赞叹,但此传说却使南京从此有了一个著名的代称—“龙蟠虎踞”。关于所谓的这几句诸葛亮的名言,后人一直解释为“钟山像条蜿蜒的龙,石头山像只蹲踞的猛虎”,说这仅是一个文学性的比喻,只是用来形容南京地形的雄壮险要而已,这显然不十分确切。风水术喜欢将山川附会星象,以达到地与天的对应,如最常见的,便是用山水地形,附会天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星象,这种方法最早见于《三国志》中。而令人惊异的是,房、心、尾三宿苍龙星座(今为天蝎座)的形象正是“龙蟠”;参、觜二宿白虎星座(今为猎户座)的形象正是“虎踞”。原来,“龙蟠虎踞”是古人对苍龙、白虎星座的形象描述。这一星座图,也把汉代天文学家张衡所说的“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的星象,重新展现了出来。如此,“龙蟠虎踞”便来源于星象术,它的真正意思是“以钟山为苍龙星象,以石头山为白虎星象”, 应该是风水术的星象比喻。这正是东吴建都金陵时,风水家以地形对应星象而得出的基本认识。天上有龙虎星象,金陵有龙虎地形,出土的六朝砖画有龙虎雕刻,六朝墓葬中有龙虎形插件,六朝铜镜上有龙虎,六朝都城的朱雀门上曾悬有木刻龙虎,也可为此说之佐证。此外,六朝人又用了术数中的其他方法来补充。《宋书·符瑞志》说:“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这是占星术,认为在天上二十八宿的斗宿和牛宿之间出现了一种云气,类似皇帝所用的黄旗紫盖式样,这就是“王气”。按古代星野所分,斗宿、牛宿对应地上的江东地区,那么江东就有王气,这是为孙权称帝所造的舆论。又说:“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这是借助气象现象,把钟山上的紫云说成是“王气”,是为东晋立国所造的舆论。南朝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所说的“昔之虎踞龙蟠,加以黄旗、紫气”,正指的是“金陵王气”的三种表现形式。在以钟山为苍龙、以石头山为白虎之后,六朝又以金陵南面的秦淮河为朱雀,以北面的覆舟山(今九华山)为玄武,又以北湖为玄武,改名玄武湖,形成了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神拱卫皇都的布局,这就是所谓的“象天设都”。
  “金陵王气”既然是古来就有的说法,在古代文化的语境中,从风水术、星象术等等,对其进行阐释,自然各有其道理,也都存在合理的一面。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方面不能轻视:南京作为十朝古都,其开国者并不都是因为相信了“金陵王气”的说法而建都于此。郑板桥诗中说:“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得长。”建都金陵的多是短命王朝,或者是属于分裂、偏安的小朝廷,这不光彩的评语,也并没有影响到后来者继续建都于此;还有,“金陵王气”的说法,所以盛传不衰,也正与它不断作为都城的事实有关。所以,要理解“金陵王气”的内涵,在风水、星象术之外,必然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可以发掘。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古人有关金陵的描述。
  晋人张勃《吴录》中所谓的诸葛亮对南京的考评:“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除了风水术、星象术所说的意思外,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南京地势雄伟险要的形象概括。
  初唐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蒋山南望,长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吴盛,孙权困而九州裂。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蟠,三百年之帝国。关连石塞,地实金陵;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实为建邺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关连石塞”、“昔时地险”云云,自然说的是金陵地势之险要雄奇无疑。后来的许多文人,在其作品中都说到了这一点。
  在兵器业不发达的古代,地理形势对于战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地利就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大要素之一。兵书里也大都有专门研究地理的篇章,如早已成为世界军事名著的《孙子兵法》,其中有《地形篇》,探讨了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的行动原则,特别强调了三军统帅必须格外重视对于地形的研究与利用;又有《九地篇》,分析了九种地理形势下不同的用兵方法。“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孙子兵法·地形篇》)长江天堑,三面环山,石头城虎踞大江之滨,险要的地理,天然具备成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条件。所谓的金陵王气,也有指它在地理形势上适宜成为都城的意思。
  南朝诗人谢《入朝曲》中的两句诗为千古绝唱:“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之地,事实上也正是金陵成为帝王之州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浦口》中说:“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虽现在已残破荒凉,人口仍有一百万之四分之一以上。且曾为多种工业之原产地,其中丝绸特著,即在今日,最上等之绫及天鹅绒尚在此制出。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南京对岸之浦口,将来为大计划中长江以北一切铁路之大终点。在山西、河南煤铁最富之区,以此地为与长江下游地区交通之最近商埠,即其与海交通亦然。故浦口不能不为长江与北省间铁路载货之大中心。”
  经过三国吴几十年的开发,到了东晋南渡以后,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至唐朝中期,已经有“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吕温:《韦府君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百一)、“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集》卷十九),国家财富多倚赖江南的说法。另一方面,随着大批士人南迁避乱,文化上也渐成重镇。《北齐书·杜弼传》记高澄语:“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陈寅恪先生说:“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二十篇《南北社会的差异与学术的沟通》)再就文学来看,整个六朝时期,南方文学创作云蒸霞蔚、群星璀璨,如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南朝宋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南朝齐王融、孔稚、谢,南朝梁萧衍、范云、江淹,南朝陈阴铿、张正见、陈叔宝等等,多不胜数。而北朝创作,则显得寥若晨星,其硕果仅存者王褒、庾信两大家,也都是由南朝这片沃土培养,成名后因为不同的原因到了北朝的。诚如李白诗曰:“六代更霸主,遗迹见都城。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作为长江下游一个重要的滨江城市,位于长江转正东流向的转弯处,南京是沟通江南与中原的最佳的枢纽站。同时,南京前有淮河、长江这样的天然防线,后有富庶的吴会为其经济上的后盾,先天就是建立都城的首善地区。
  有关金陵王气的种种说法,不无神秘玄虚的成分在。其实,三国孙权之定都金陵,东晋、朱明的在此建都,他们所谓的“金陵王气”,都无非是在强调王气所在、天命所归,显示只有自己才代表正统,从而增强其号召力量,对于他们而言,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一种宣传策略。而痴迷金陵王气者,如南朝陈后主,则难免有国破人被俘的结局。唐刘禹锡在《金陵怀古》诗中说“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可谓的评。
  (作者单位:江苏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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