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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产业空间转移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重要性日益重视，产业空间转移可能产生的污染转移问题已成为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本文对此问题的最新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详细的概括与总结。并结合我国当前的现状对我国未来的产业转移与环境保护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环境管制；“污染避难所”假说；产业空间转移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4.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34-02
近年来，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现象较为突出。同时，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管制强度的省际竞争以差别化策略为主，导致环境管制强度省际存在显著的差距。中国区域之间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即在不同的环境管制强度下，部分污染产业是否会从环境管制强的地区向环境管制弱的地区转移。这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亟待深入系统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环境管制差异背景下而导致的产业转移是否会倾向于选择污染型产业，并由此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污染光晕假说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和Krueger等经济学家在经验研究中发现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在初始发展阶段呈恶化趋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环境恶化的态势达到顶点，之后环境质量趋于改善。这种关系与Kuznets提出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类似，因而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De Bruyn 和 Heintz、Panayotou以及Dinda对此采用跨国横截面数据，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全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西欧、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地区普适用这条曲线。通过环境库兹涅茨（EKC）假说，大多学者认为，贸易将带来各地区收入增长，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会逐渐增强，同时政府有能力负担更昂贵的环境保护成本，环境问题将会有所改善。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会促使污染产业从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导致污染转移发生，这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带来更严峻的环境问题，以此同时，环境污染外部性也将影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环境。
支持上述观点的相关学者，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假说首先是由Walter & Ugelow（1979）提出的。根据比较优势原理，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与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相比会处于竞争劣势，一国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迫使污染产业向环境标准低的国家转移或者发达国家扩大污染产品进口，以替代本国的污染产品生产，从而产生“污染避难所”现象（陆旸，2009）。目前国外学术界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研究正处于理论上探索、经验上验证的阶段。Esty(1995)、Levinson & Taylor（2008）等从理论上证明环境管制与贸易之间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经验研究方面却一直存在争议，Lucas、Wheeler & Hettige(1992)对1976-1987年美国15000个企业考察，发现存在污染产业从美国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现象。Birdsall & Wheeler(1992)研究发现在OECD成员国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后，拉丁美洲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速度加快。
然而，有些学者支持“污染光晕”假说，他们认为污染产业转移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和机遇，并鼓励这些地区实现清洁生产或绿色生产，进而有利于提高全球环境质量。Baumol & Oates(1989)构建两国贸易模型，在局部均衡的条件下，假设一国实施严格环境政策同时，另一个国家没有实施环境管制时，实施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会下降，而另一个国家将会专业化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即环境管制差异会影响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比较优势。Wang & Jin(2002)通过对1000多个三资企业污染排放物进行研究，得出由于使用先进的技术，这些企业污染总体较少。Jeffrey(2003)也证实环境保护与产业转移间存在互惠互利的关系。
此外，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与产业转移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Leonard(1988) & Repertto(1995)对多个跨国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污染产业流出与承接国流入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Judith & Mary等(2005)通过构建一个区位选择模型，结合条件Logit模型和Nested Logit模型对FDI在中国区位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宽松的环境管制只对来自港、澳、台等亚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吸引力，而对来自OECD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并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针对研究结论存在的争议，部分学者也给出相应的解释。第一，他们认为依据环境管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程度，环境管制水平影响企业厂址选择及国际贸易流向的作用应定义为污染避难所效应；而当环境这一要素的比较优势超过其他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导致企业发生转移时应定义为污染避难所假说。而大多学者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概念，导致研究出现了较大的争议（Copeland＆Taylor，2004）。第二，通过对以往研究总结，得知在实证研究中环境管制强度这一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这也可能是导致实证结果并不支持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原因（Levison &Taylor，2008)。第三，研究范围及测量方法的局限。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环境标准强度的测算并不容易，加之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所实施的环境标准也不同，很难对进行国家或地区之间比较。同时研究发现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污染程度不同的产业对环境规制的敏感度也会存在差异，从而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显著差别（Jaffe，1995）。 二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环境管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问题研究开始的较晚，此外对该问题的研究深度也不够。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集中于我国环境政策对FDI、国际贸易等问题研究。
（一）环境管制强度差异对FDI或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我国学者赵细康(2003)对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及整体情形来说，外商投资并未呈现出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虽然有部分污染性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但是这部分产业的转移并非主要是为了规避环境管制。佘群芝（2004）总结国外关于污染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环境压力与投资转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陈红蕾、陈秋锋(2006)利用1999-2002年的数据均值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强度对FDI的流向影响很小，由此得出结论外商对华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向我国转移污染的现象。然而，部分学者持相反态度。吴玉鸣 (2006)利用中国1998-2001年30个省市区5个变量组成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并利用其对我国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呈现负效应。傅京燕(2010)以FDI为切入点，并引入政府效率指标、政府反腐败程度指标等，通过对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三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各地区间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
（二）环境管制对产业区域间转移的影响研究
钟韵、林耿(2005)对珠三角产业扩散研究也表明，因环境压力引起的产业转移现象在珠三角较为普遍，且存在着省内转移与跨省转移同时并存现象。傅帅雄、张可云（2011）借鉴Abay Mulatu & 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采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测度我国区域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表明污染密集型产业将会从环境管制强度大的省份向环境管制力度较小的省份转移。许松涛、肖序（2011）基于投资效率的视角，研究环境管制对我国本土重污染企业的投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从整体上降低污染行业投资效率，特别是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影响。魏玮、毕超（2011）构建一个解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采用2004至2008年产业转移中新建企业的面板数据，证明中国产业区域转移中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虞祎、张晖（2011）以猪肉为例，把环境管制变量加入到拓展的引力模型中，通过分析地区间的猪肉流通是否会受到环境管制影响，得知由于我国省际间存在环境管制差异，在比较优势引导下，我国生猪生产进一步向出口地（欠发达地区）集中，而进口地区（发达地区）出现明显的进口上升趋势，从而验证我国存在污染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
三、总结性评述与最新研究趋势
综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否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从现有研究看，在国外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研究大多只是从国家的层面入手，集中于环境管制对FDI、国际贸易及污染转移的关系和影响研究，仅仅涉及到国家之间，对宏观问题进行探讨。以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为落脚点，基于地区间环境管制差异背景下探讨产业区域间转移环境效应的相关研究也是凤毛麟角。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与发达国家在关于产业区域转移与环境管制问题这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差距，在理论上已经逐渐形成较为统一定论，亟需实证方面的支持和助推。通过实证方面文献可以发现以下不足之处：（1）在测度产业转移的方法上，仅仅采用工业总产值变化等衡量，不能够完全刻画出我国产业区域间转移的动态变化过程。（2）对环境管制强度这一变量考量上，一方面是衡量环境管制指标较繁多，没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综合环境管制指标，而且环境管制变量数据很难获得，这也是实证研究下一步努力方向。另一方面相关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强度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大多研究并没有对这一变量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导致实证结果与现实情况不符。（3）较多文献采用的实证检验方法为回归分析，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各种模型的差异，导致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尚需推敲和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振兴等发展战略，大大促使东部沿海产业由东向西进行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环境污染转移。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地域间差距显著的国家。虽然在国家提出的四大主体功能区强调并引导各地区依据本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密度、发展潜力等发展本地经济，但当前部分地区产业转移仍以GDP为主导，以牺牲当地的环境换取GDP的增长。如何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判断当前我国产业转移的利与弊，并引导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持续良好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陈建军.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 傅京燕.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02).
[3] 陆旸.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J].经济研究,2009,(04).
[4] Adam B Jaffe,Steven R Peterson,Paul R Portney,Robert N Stavi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J］.Econ. Lit, 1995，（01）.
[5] Brian R Copeland,M Scott Taylor.Trade, Growth, and the.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01）.
关键词：环境管制；“污染避难所”假说；产业空间转移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4.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34-02
近年来，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现象较为突出。同时，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管制强度的省际竞争以差别化策略为主，导致环境管制强度省际存在显著的差距。中国区域之间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即在不同的环境管制强度下，部分污染产业是否会从环境管制强的地区向环境管制弱的地区转移。这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亟待深入系统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环境管制差异背景下而导致的产业转移是否会倾向于选择污染型产业，并由此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污染光晕假说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和Krueger等经济学家在经验研究中发现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在初始发展阶段呈恶化趋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环境恶化的态势达到顶点，之后环境质量趋于改善。这种关系与Kuznets提出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类似，因而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De Bruyn 和 Heintz、Panayotou以及Dinda对此采用跨国横截面数据，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全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西欧、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地区普适用这条曲线。通过环境库兹涅茨（EKC）假说，大多学者认为，贸易将带来各地区收入增长，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会逐渐增强，同时政府有能力负担更昂贵的环境保护成本，环境问题将会有所改善。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会促使污染产业从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导致污染转移发生，这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带来更严峻的环境问题，以此同时，环境污染外部性也将影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环境。
支持上述观点的相关学者，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假说首先是由Walter & Ugelow（1979）提出的。根据比较优势原理，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与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相比会处于竞争劣势，一国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迫使污染产业向环境标准低的国家转移或者发达国家扩大污染产品进口，以替代本国的污染产品生产，从而产生“污染避难所”现象（陆旸，2009）。目前国外学术界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研究正处于理论上探索、经验上验证的阶段。Esty(1995)、Levinson & Taylor（2008）等从理论上证明环境管制与贸易之间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经验研究方面却一直存在争议，Lucas、Wheeler & Hettige(1992)对1976-1987年美国15000个企业考察，发现存在污染产业从美国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现象。Birdsall & Wheeler(1992)研究发现在OECD成员国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后，拉丁美洲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速度加快。
然而，有些学者支持“污染光晕”假说，他们认为污染产业转移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和机遇，并鼓励这些地区实现清洁生产或绿色生产，进而有利于提高全球环境质量。Baumol & Oates(1989)构建两国贸易模型，在局部均衡的条件下，假设一国实施严格环境政策同时，另一个国家没有实施环境管制时，实施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会下降，而另一个国家将会专业化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即环境管制差异会影响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比较优势。Wang & Jin(2002)通过对1000多个三资企业污染排放物进行研究，得出由于使用先进的技术，这些企业污染总体较少。Jeffrey(2003)也证实环境保护与产业转移间存在互惠互利的关系。
此外，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与产业转移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Leonard(1988) & Repertto(1995)对多个跨国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污染产业流出与承接国流入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Judith & Mary等(2005)通过构建一个区位选择模型，结合条件Logit模型和Nested Logit模型对FDI在中国区位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宽松的环境管制只对来自港、澳、台等亚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吸引力，而对来自OECD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并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针对研究结论存在的争议，部分学者也给出相应的解释。第一，他们认为依据环境管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程度，环境管制水平影响企业厂址选择及国际贸易流向的作用应定义为污染避难所效应；而当环境这一要素的比较优势超过其他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导致企业发生转移时应定义为污染避难所假说。而大多学者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概念，导致研究出现了较大的争议（Copeland＆Taylor，2004）。第二，通过对以往研究总结，得知在实证研究中环境管制强度这一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这也可能是导致实证结果并不支持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原因（Levison &Taylor，2008)。第三，研究范围及测量方法的局限。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环境标准强度的测算并不容易，加之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所实施的环境标准也不同，很难对进行国家或地区之间比较。同时研究发现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污染程度不同的产业对环境规制的敏感度也会存在差异，从而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显著差别（Jaffe，1995）。 二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环境管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问题研究开始的较晚，此外对该问题的研究深度也不够。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集中于我国环境政策对FDI、国际贸易等问题研究。
（一）环境管制强度差异对FDI或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我国学者赵细康(2003)对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及整体情形来说，外商投资并未呈现出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虽然有部分污染性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但是这部分产业的转移并非主要是为了规避环境管制。佘群芝（2004）总结国外关于污染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环境压力与投资转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陈红蕾、陈秋锋(2006)利用1999-2002年的数据均值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强度对FDI的流向影响很小，由此得出结论外商对华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向我国转移污染的现象。然而，部分学者持相反态度。吴玉鸣 (2006)利用中国1998-2001年30个省市区5个变量组成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并利用其对我国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呈现负效应。傅京燕(2010)以FDI为切入点，并引入政府效率指标、政府反腐败程度指标等，通过对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三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各地区间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
（二）环境管制对产业区域间转移的影响研究
钟韵、林耿(2005)对珠三角产业扩散研究也表明，因环境压力引起的产业转移现象在珠三角较为普遍，且存在着省内转移与跨省转移同时并存现象。傅帅雄、张可云（2011）借鉴Abay Mulatu & 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采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测度我国区域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表明污染密集型产业将会从环境管制强度大的省份向环境管制力度较小的省份转移。许松涛、肖序（2011）基于投资效率的视角，研究环境管制对我国本土重污染企业的投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从整体上降低污染行业投资效率，特别是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影响。魏玮、毕超（2011）构建一个解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采用2004至2008年产业转移中新建企业的面板数据，证明中国产业区域转移中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虞祎、张晖（2011）以猪肉为例，把环境管制变量加入到拓展的引力模型中，通过分析地区间的猪肉流通是否会受到环境管制影响，得知由于我国省际间存在环境管制差异，在比较优势引导下，我国生猪生产进一步向出口地（欠发达地区）集中，而进口地区（发达地区）出现明显的进口上升趋势，从而验证我国存在污染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
三、总结性评述与最新研究趋势
综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否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从现有研究看，在国外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研究大多只是从国家的层面入手，集中于环境管制对FDI、国际贸易及污染转移的关系和影响研究，仅仅涉及到国家之间，对宏观问题进行探讨。以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为落脚点，基于地区间环境管制差异背景下探讨产业区域间转移环境效应的相关研究也是凤毛麟角。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与发达国家在关于产业区域转移与环境管制问题这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差距，在理论上已经逐渐形成较为统一定论，亟需实证方面的支持和助推。通过实证方面文献可以发现以下不足之处：（1）在测度产业转移的方法上，仅仅采用工业总产值变化等衡量，不能够完全刻画出我国产业区域间转移的动态变化过程。（2）对环境管制强度这一变量考量上，一方面是衡量环境管制指标较繁多，没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综合环境管制指标，而且环境管制变量数据很难获得，这也是实证研究下一步努力方向。另一方面相关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强度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大多研究并没有对这一变量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导致实证结果与现实情况不符。（3）较多文献采用的实证检验方法为回归分析，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各种模型的差异，导致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尚需推敲和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振兴等发展战略，大大促使东部沿海产业由东向西进行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环境污染转移。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地域间差距显著的国家。虽然在国家提出的四大主体功能区强调并引导各地区依据本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密度、发展潜力等发展本地经济，但当前部分地区产业转移仍以GDP为主导，以牺牲当地的环境换取GDP的增长。如何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判断当前我国产业转移的利与弊，并引导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持续良好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陈建军.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 傅京燕.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02).
[3] 陆旸.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J].经济研究,2009,(04).
[4] Adam B Jaffe,Steven R Peterson,Paul R Portney,Robert N Stavi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J］.Econ. Lit, 1995，（01）.
[5] Brian R Copeland,M Scott Taylor.Trade, Growth, and the.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