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深度贫困地区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困境为资源禀赋差、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缺和人力资本弱。应以政府主导，以多方协作、市场化、利益联结为原则遵循，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切实提高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可行能力，实现稳定脱贫和长效发展。
关键词：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一、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方略的指导下，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2]深度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区域，是影响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关键区域。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必要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决定了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紧迫性。为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须根据深度贫困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观念，建立针对性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切实保障脱贫质量。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1.关于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制约因素的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制约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因素分为自然气候、发展阶段和历史惯性等客观因素和困难群众自身条件、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其中覃志敏认为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存在自然条件差、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客观性因素和缺乏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意识、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人力资本水平低、自我发展意识弱、“等靠要”思想严重等主观性因素。[3]王利伟、郭嘉认为深度贫困地区存在脱贫攻坚短期目标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长期目标之间的现实冲突、脱贫户潜在返贫风险高、生态恶性循环、央地脱贫攻坚工作协同、不同群体战略资源争夺等问题。[4]冯丹萌、陈洁认为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薄弱、产业同质化，市场体系建设薄弱，科技支持不足、新型经营主体和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保守等问题。[5]牛胜强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生态资源不断恶化、农业产业发展缓慢、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层次较低、现代化市场秩序难以建立、生产生活方式保守落后等问题。[6]
2.关于实现稳定脱贫路径选择的研究
较多学者认为稳定脱贫路径在于精准施策、激发内生动力、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弥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其中牛胜强认为要坚持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双促进思路，把握深度贫困背后权利、机会和能力缺失的制度因素，构建较完备的反贫困体系。[7]吴乐认为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通过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易地搬迁实现脱贫。[8]左停、徐加玉、李卓认为以基本公共服务抓手，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增强困难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可行能力”。[9]李俊杰、耿新认为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扶贫政策效应、发挥宗教在扶贫中的正向作用、实现扶贫资金来源和渠道多元化、加快内生动力培育。[10]
3.关于返贫预警机制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人口不断增加，返贫问题研究逐渐深入。较多学者认为返贫预警机制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措施，并采用分类、分阶段等视角进行研究。其中范和生从贫困脆弱性视角把返贫预警划分为政策环境预警、自然环境预警、主体自身预警类型，并从预警信息机制、组织预警机制、长效衔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考核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对脱贫后的返贫预警机制构建进行深入阐述。[11]包国宪、杨瑚认为返贫现象的诱导因素包括制度政策、资源环境、灾祸风险、能力习惯等，利用事故链理论与突变理论对多因素返贫和单因素返贫的生成机理进行整体分析，并构建返贫预警模型。[12]江辰、秦首武、王邦虎认为返贫预警机制就是要在返贫前通过信息捕捉、及时干预、有效应对、迅速阻断等环节，为脆弱性脱贫户搭建保护伞，尽可能减少负面冲击，阻断返贫，巩固脱贫成效。[13]
综上，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的困境、脱贫路径、返贫预警等问题研究，较少使用分析框架探讨如何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二）分析框架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减少贫困是各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分析贫困问题主要以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脆弱性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四大框架为基础。
1.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与生计相关的要素，聚焦于资本输入与生计产出之间的结构和过程转变;分析框架为：生计资本—可获得性—生计输出;政策结论的思路为如何利用目前的资本、权利和条件，设计可操作性策略，追求可实现的生计输出。主要研究者有Sharp（2003）等。
2.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由于自身资本、权利和能力的约束，贫困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收到社会的排斥，生产生活受阻，陷入贫困;主要聚焦于“排斥出自何处”和“谁被排斥”两个方面;分析框架为：能力（资本）—社会排斥—结果;政策结论的思路为如何解决（缓解）排斥、提高被排斥者的社會保障和补贴等。主要研究者有Hills（2002）等。
3.脆弱性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由于弱势群体在能力、权利和资本方面较为脆弱，对于来自外部的风险、冲击和压力如资产、健康、市场、福利、收入等缺乏抵抗力，极易陷入贫困;分析框架为：能力—压力—结果;政策结论的思路为针对外来可能的风险和冲击，制定对应的风险预警、减弱和消除措施等。主要的研究者有Stefan（2001）、Henninger（1998）等。
4.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可行能力理论由阿马蒂亚·森提出，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明确提出“低收入是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剥夺的重要原因”[14]，强调贫困不仅是收入能力不足，更主要是因为“可行能力”缺失的观点。森认为，可行能力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具体包括免受贫困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的可行能力，以及具备基本的知识储备、享受政治参与等权利的自由。森主要强调贫困是由权利缺失造成的;分析框架为：资源禀赋—生产能力—可行能力—实现发展;政策结论主要是对贫困人口赋予一定的权利，增强其可行能力，使其获得较为平等的发展机会。 综合四种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森的可行能力框架在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上，尤其是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相对其他三种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和根本性，本文认为可行能力理论更适合解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问题和提出解决途径。
（三）可行能力理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
消除绝对贫困是现阶段脱贫攻坚的目标，但不是终点，乡村振兴将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发展底子薄，更应该提早谋划，在严格把握现行脱贫标准外，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提高脱贫质量。
深度贫困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较多群众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表现为孩子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和住不起安全住房，贫困人口低收入现象背后是医疗卫生的不足、人力资本的匮乏、社会保障的无力、社会歧视的阻断等。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体现在自我发展能力的缺乏和不足，提高收入、破解贫困的关键在于拥有发展的能力、机会和手段。其理论中的“能力”关注主体，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为人的创造力和综合素质;“可行”聚焦于服务主体的客观条件，强调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人的可行能力方面的作用。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突出脱贫是一个过程，是逐渐实现实质性自由（能力）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从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角度，该理论一方面强调个人能力建设对于塑造可行能力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强调政府和社会对于完善支持可行能力建设的主导性作用，二者互动，相互促进。因此，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三、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困境
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三区三州”，即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二是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三是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两个最基础的要素是商品和功能性活动，其次是人的各种能力集合，而这些地区资源禀赋差、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缺失和人力资本弱，是当前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主要困境。
（一）资源禀赋条件差，后续发展乏力
资源禀赋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地区实现长久发展的基础条件。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中有55个革命老区县，113个少数民族县，还有一部分边境县，这些地区地处偏远、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土地过度垦殖、草地过度放牧、森林过度砍伐、地下资源过度开采等情况突出。粗放型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利用贫困地区有限资源，也会过早透支地方的发展潜力，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一步加深贫困;另一方面，由于深度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差，较多群众收入结构单一，主要依赖农业，极易由于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返贫。
（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公共服务缺失
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是实现长久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度贫困地区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路水电网、商贸物流等方面设施建设滞后，基础性社会公共服务不足，外出难、饮水难、就学难、问医难、增收难等脱贫的“难点”和“痛点”问题相互叠加，村级公共事务治理也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难以有效引进外来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导致难以突破其发展困境，实现长期稳定发展。落后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是造成目前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抗风险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也由于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运营成本高，产业失败风险较高。
（三）精神贫困问题突出，人力资本薄弱
深度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与外界接触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生存性理念与落后文化意识所形成的封建、僵化、保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导致困难群众处于知识匮乏、精神空虚、缺少志向、安于贫困的状态，人力资本较弱。这种状态不仅无法推动自身发展，实现脱贫，更会通过言传身教，潛移默化的方式代际传递给子女，进一步加深精神贫困。另一方面，国家长期给予深度贫困地区更多的项目扶持和物质救济，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但是也助长了部分群众“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安于现状的心理是制约脱贫的重要因素。
四、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原则遵循和对策建议
根据“资源禀赋—生产能力—可行能力—实现发展”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主要困境，深度贫困地区要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市场化，利益联结为原则遵循，以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五个方面作为抓手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一）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原则遵循
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机制的构建受限于资源禀赋不足、生产能力弱、可行能力差，如何握精准扶贫方略政策窗口，化劣势为机遇，必须遵循政府主导、多方主体协作、市场化推动、利益连结的原则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
1.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是根本原则，当前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坚持政府主导，立足全局，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发挥社会各界的能动作用的精准扶贫方略。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在于发展产业、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易地搬迁后续帮扶措施，核心是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增收渠道，这些目标都是综合性、系统性工程，离不开政府的统筹规划。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实现证明，只有严格落实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才能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流向深度贫困地区，才能发挥深度贫困地区有限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才能解放困难群众生产力，实现收益最大化。坚持政府主导绝不意味着包揽一切，长期以来，政府是发展规划的制定者、社会资源的分配者、扶贫政策的执行者，由于政府身份的重叠性，容易发生权力寻租和治理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也需要加强监督。在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中政府主导的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需要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 2.多方协作
多方协作是必由之路，深度貧困地区由于脱贫难度大，其扶贫工作除了发挥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等作用外，还需要充分发动村民自治组织、社会志愿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力量，利用和依靠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金及技术的强大支持。当前我国政府大力倡导“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鼓励多方参与，共同发力，如以“闽宁模式”为代表的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等方式，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多方主体在扶贫等领域发挥作用是实现基层治理的题中之义，如何规范和引导是各地方，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下一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更需要引进多种发展主体，群策群力，共同发展，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目前基层在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方面还缺乏较为系统的政策措施，还需要更大限度地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投入到深度贫困地区，将更多的资源要素流向深度贫困地区，弥补政府治理可能存在的不足，促进深度贫困地区稳定发展。
3.市场化机制
市场化是关键保障，关系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效巩固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主要是保障脱贫户能够有稳定的增收渠道，深度贫困地区即使资源禀赋较差，但也存在比较优势。发掘好、运用好比较优势，造福当地群众必须要坚持市场化原则，虽然在消费扶贫的政策支持下，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销路稳定，但是长期下去，这种持续性的定向购买会成为购买主体的经济负担，也是对其他市场主体不公平，更有可能导致贫困户安于现状，降低扩大再生产、产品精细化要求，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另外，深度贫困地区存在一些独特的人文、自然风光，由于缺乏开发、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人才，要么弃而不管，要不就是胡乱开发，无法有效利用旅游资源实现增收。市场化机制就是要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和产品价格，将农户与市场相连，融入到社会生产的产业链中，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引进多种经营主体，鼓励市场竞争，推动模式创新，促进贫困群众自我发展，提高可持续增收的能力。
4.利益联结机制
利益联结是可靠保证，深度贫困地区经济方式主要是小农生产，实现脱贫已经是其发展潜力的极限，而要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则必须进行组织化生产，构建扎实、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抵御风险，确保收益，实现稳定脱贫。深度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长期单家独户，文化意识落后，合作精神匮乏，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发展市场商品的能力，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实现组织化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而且也具备一定条件，2012年末至今，8000多万脱贫户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致富带头人，并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带动贫困户就业，实现贫困户稳定增收，提高脱贫质量。另外，组织化将农村整合成一个整体，通过可靠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组织化生产优势，挖掘贫困户生产潜力，有利于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二）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对策建议
根据可行能力理论，稳定提升可行能力的途径包括两方面，一是要确保政府和社会提供必要的支持，二是提高个人自我发展的能力。聚焦到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结合实际情况，应以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五个方面作为抓手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1.加强脱贫监测，强化返贫预警管理
精准扶贫以来，深度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效果显著，但受限于当地的资源禀赋等条件，脱贫户缺乏抵挡冲击的能力，如政策倾斜的改变、突发性自然灾害等意外，造成收入降低或者因支出激增而重新陷入贫困。脱贫监测重在梳理出存在较大返贫风险的群体，针对性地构建预警机制，加强管理。
根据脱贫的方式将易返贫的农户分为三类群体：一是政策脱贫型群体。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户较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针对这一群体，政府采取带有倾向性的扶持政策帮助其实现脱贫，比如享受带有扶持性质的项目和资金等政策照顾脱贫、依靠“退耕还林还草”“水源涵养区保护”等生态保护性政策补贴脱贫等。转移性收入是政策脱贫型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脱贫不脱政策”，但这部分群体目前的脱贫状态是脆弱的，如果政策力度降低或者废止，其返贫的可能性极大。二是自然依赖型群体。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是高原、山地、丘陵地形，自然条件恶劣，易发生自然灾害，如泥石流、干旱、洪涝等，就现实情况来看，农业收入仍是当地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农田基础设施薄弱，种子改良滞后，另外由于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和自然灾害频发，自然依赖型群体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并不稳定，且处于较低水平，若遇到突发情况，收入极易降低至贫困线以下。三是因病致贫型群体。深度贫困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因素和较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因病致贫是主要致贫原因，尽管目前已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且医疗报销比例较高，但劳动力的丧失意味着收入来源的减少，另外就医成本也是一笔较大的家庭支出，这“一减一增”容易导致返贫。
综合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即使实现了“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仍处于脆弱状态，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较弱。因此，深度贫困地区在实现贫困户脱贫以后，还应继续关注，以降低脆弱性为目标，减少转移性收入在其收入结构中的比例，建设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可行能力，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脱贫监测，构建返贫预警机制，保证稳定脱贫。
2.创新产业模式，发展地区特色产业
深度贫困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群众外出务工竞争力弱，“家门口工作”是促进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的重要途径。这些地区大多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弱，但也存在一些比较优势，如因为特殊的地质条件，可以产出不同于平原地区的优质农产品，再通过引进加工企业，进行初加工、深加工、品牌包装等，培育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经济收益。 产业发展模式创新是深度贫困地区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措施。一是“互联网+”模式。较多深度贫困地区有独特的高质量产品，但限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销路窄、售价低、增收效果差，而随着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偏远地区也可以与大市场高效对接，通过“贫困户+电商”“贫困户+合作社+电商”等多种模式真正实现互通有无，建立特色产品销售的便捷通道，促进群众增收。二是“金融+”模式。深度贫困地区缺乏产业发展资金，而贫困人口存在信用约束和抵押品不足的信贷障碍，且独自运营企业产业失败风险较高，应探索深度贫困地区群体运用金融的可行性，如“金融机构+合作社+贫困户”“金融机构+扶贫车间+贫困户”等，利用产业资金，抓住比较优势，充分激发当地发展潜力。
发展特色产业的关键在于市场化，深度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起步主要依靠政府支持，但要实现长远发展就必须把产品与服务推向市场，接受市场检验，运用市场的力量，鼓励模式创新，将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户与市场相连，融入到社会生产的产业链中，逐渐完善和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并进一步促进贫困群众自我发展。
3.保护脆弱生态，探索绿色发展道路
贫困地区由于资源匮乏，极易陷入涸泽而渔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导致生态恶化和经济落后，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一部分还处于天然林保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区等限制开发区域，因此深度贫困地区更应该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内涵，将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探索绿色发展道路，如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实现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双促进和双提高。
一是结合生态保护政策，实现就业提高收入。部分深度贫困地区处于限制开发区，国家为实现生态保护，采取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治理等措施，贫困群众熟悉当地情况，应积极就任保护生态公益岗位，增加收入，也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二是挖掘自然人文资源，打造生态旅游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千百年来受到外来市场的冲击较弱，保留着较为原始的自然、人文景观，精准扶贫以来，包括深度贫困地区在内，全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深度贫困地区要抓住机遇，充分挖掘地区特色，科学合理规划，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导地方群众围绕旅游项目实现良性就業，提高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三是配种育苗，发展生态农业。深度贫困地区有着特殊的地质条件，部分区域富含独特的矿物质元素，可当前主要还是简单的农业生产，减少了土壤肥力，但未实现较高收益，应通过引进生态扶贫车间等，加强技术合作，科学培育，合理种植，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生产高附加值特色农产品。
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的关键在于搭建利益联结机制，保护和改善脆弱生态非一日之功，需要久久为功，尤其是当地群众的持续保护。搭建可靠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利于深度贫困地区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实现稳定就业，提高生产生活水平，长此以往，当地群众会自觉摒弃粗放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4.采取系统措施，保障易地扶贫搬迁
深度贫困地区多处于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发展机会稀缺的偏远地区，而易地搬迁就是要打破自然条件限制，将困难群众搬迁至生产生活优越、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区域。实践证明，易地扶贫搬迁能够根本性地解决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缺失和稳定就业不足等问题，但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搬迁户多、搬迁困难大的情况，还需要采取系统措施，保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一是倒排工期，保证按时入住。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任务重，建设成本高、工期长，必须要严格按照标准，建设保质保量的新社区以及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保群众愿意入住、希望入住、如期入住新社区。二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同时推进。新社区的配套产业要立足长远，因地制宜，引导、帮助搬迁户在新社区实现就业，确保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配套措施齐全，保证搬迁户能够实现自我发展。三是新社区社会治理问题。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较多，社区居民来源广泛，既要关注社区治安治理的问题，还要关注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民族杂居在一起的民俗习惯、心理健康等问题。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的困难群众往往由于自然条件差、自身能力弱，无法靠自身力量脱贫，需要政府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量浩大，涉及群众多，需要政府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实现困难群众自我发展的关键在于稳得住和能致富，需要政府为易地扶贫安置点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帮扶产业，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5.加大教育力度，消除地区精神贫困
深度贫困地区的精神贫困根植于落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如果要实现“真脱贫”，就必须消除精神贫困，重塑自我奋斗、不断发展的进取型价值观。立足于深度贫困地区现实，应加大教育引导力度，消除精神贫困，一方面要引导群众向脱贫典范学习，倡导自立自强、勤劳致富的社会氛围，树立脱贫的决心和信心;一方面，通过夯实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
一是根据深度贫困地区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引导贫困群众建立更美好生活的目标，祛除安于贫困的错误思想，消除“等靠要”的惰性习惯，从精神层次认识到自我奋斗的价值。二是发挥比较优势，扎实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三是结合地方实际，运用好东西协作和劳务输出平台，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充分挖掘深度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创造价值，提高劳动效率和收益，实现较稳定收入。
消除精神贫困的重点在于打破桎梏，用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深度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拥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但综合素质较弱，缺乏基本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这根源于封闭的环境。因此，一方面要鼓励“走出去”，引导具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外出务工，通过融入大社会，接受有效的社会教育，从而破除精神贫困，实现自我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来”，当前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主要是以地方师资为主，应积极引进多元教育主体，尤其是社会力量，如志愿组织等，让孩子从小拥有与外界接触和学习的机会，通过互动改变落后观念，激发内生动力。 五、结论
深度贫困地区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应在精准扶贫方略指导下，落实“五个一批”脱贫措施，积极运用“可行能力”理论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效。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差、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缺失、人力资本弱、的现实困境，坚持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市场化，利益联结为原则，通过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五个方面建构深度贫困地區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弥补资源禀赋短板，增强生产能力，提高可行能力，切实提高脱贫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谭俊峰，陈伟东.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径研究——以嵌入性理论为视角[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20）.
[2]月度经济回眸.特区经济[J].2019（02）.
[3]覃志敏.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治理[J].中国国情国力，2017（12）.
[4]王利伟，郭 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破解五大难题[J].中国经贸导刊，2018（21）.
[5]冯丹萌，陈 洁.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的几个问题[J].开发研究，2019（02）.
[6][7]牛胜强.多维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境及战略路径选择[J].理论月刊，2017（12）.
[8]吴 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机制构建与路径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8（07）.
[9]左 停，徐加玉，李 卓.摆脱贫困之“困”：深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10]李俊杰，耿 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J].民族研究，2018（01）.
[11]范和生.返贫预警机制构建探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01）.
[12]包国宪，杨 瑚.我国返贫问题及其预警机制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6）.
[13]江 辰，秦首武，王邦虎.优化治理精准扶贫与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为例[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8（05）.
[14]〔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5.
责任编辑：孟 筱
关键词：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一、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方略的指导下，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2]深度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区域，是影响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关键区域。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必要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决定了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紧迫性。为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须根据深度贫困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观念，建立针对性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切实保障脱贫质量。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1.关于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制约因素的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制约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因素分为自然气候、发展阶段和历史惯性等客观因素和困难群众自身条件、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其中覃志敏认为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存在自然条件差、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客观性因素和缺乏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意识、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人力资本水平低、自我发展意识弱、“等靠要”思想严重等主观性因素。[3]王利伟、郭嘉认为深度贫困地区存在脱贫攻坚短期目标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长期目标之间的现实冲突、脱贫户潜在返贫风险高、生态恶性循环、央地脱贫攻坚工作协同、不同群体战略资源争夺等问题。[4]冯丹萌、陈洁认为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薄弱、产业同质化，市场体系建设薄弱，科技支持不足、新型经营主体和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保守等问题。[5]牛胜强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生态资源不断恶化、农业产业发展缓慢、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层次较低、现代化市场秩序难以建立、生产生活方式保守落后等问题。[6]
2.关于实现稳定脱贫路径选择的研究
较多学者认为稳定脱贫路径在于精准施策、激发内生动力、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弥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其中牛胜强认为要坚持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双促进思路，把握深度贫困背后权利、机会和能力缺失的制度因素，构建较完备的反贫困体系。[7]吴乐认为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通过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易地搬迁实现脱贫。[8]左停、徐加玉、李卓认为以基本公共服务抓手，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增强困难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可行能力”。[9]李俊杰、耿新认为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扶贫政策效应、发挥宗教在扶贫中的正向作用、实现扶贫资金来源和渠道多元化、加快内生动力培育。[10]
3.关于返贫预警机制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人口不断增加，返贫问题研究逐渐深入。较多学者认为返贫预警机制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措施，并采用分类、分阶段等视角进行研究。其中范和生从贫困脆弱性视角把返贫预警划分为政策环境预警、自然环境预警、主体自身预警类型，并从预警信息机制、组织预警机制、长效衔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考核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对脱贫后的返贫预警机制构建进行深入阐述。[11]包国宪、杨瑚认为返贫现象的诱导因素包括制度政策、资源环境、灾祸风险、能力习惯等，利用事故链理论与突变理论对多因素返贫和单因素返贫的生成机理进行整体分析，并构建返贫预警模型。[12]江辰、秦首武、王邦虎认为返贫预警机制就是要在返贫前通过信息捕捉、及时干预、有效应对、迅速阻断等环节，为脆弱性脱贫户搭建保护伞，尽可能减少负面冲击，阻断返贫，巩固脱贫成效。[13]
综上，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的困境、脱贫路径、返贫预警等问题研究，较少使用分析框架探讨如何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二）分析框架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减少贫困是各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分析贫困问题主要以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脆弱性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四大框架为基础。
1.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与生计相关的要素，聚焦于资本输入与生计产出之间的结构和过程转变;分析框架为：生计资本—可获得性—生计输出;政策结论的思路为如何利用目前的资本、权利和条件，设计可操作性策略，追求可实现的生计输出。主要研究者有Sharp（2003）等。
2.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由于自身资本、权利和能力的约束，贫困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收到社会的排斥，生产生活受阻，陷入贫困;主要聚焦于“排斥出自何处”和“谁被排斥”两个方面;分析框架为：能力（资本）—社会排斥—结果;政策结论的思路为如何解决（缓解）排斥、提高被排斥者的社會保障和补贴等。主要研究者有Hills（2002）等。
3.脆弱性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由于弱势群体在能力、权利和资本方面较为脆弱，对于来自外部的风险、冲击和压力如资产、健康、市场、福利、收入等缺乏抵抗力，极易陷入贫困;分析框架为：能力—压力—结果;政策结论的思路为针对外来可能的风险和冲击，制定对应的风险预警、减弱和消除措施等。主要的研究者有Stefan（2001）、Henninger（1998）等。
4.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可行能力理论由阿马蒂亚·森提出，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明确提出“低收入是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剥夺的重要原因”[14]，强调贫困不仅是收入能力不足，更主要是因为“可行能力”缺失的观点。森认为，可行能力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具体包括免受贫困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的可行能力，以及具备基本的知识储备、享受政治参与等权利的自由。森主要强调贫困是由权利缺失造成的;分析框架为：资源禀赋—生产能力—可行能力—实现发展;政策结论主要是对贫困人口赋予一定的权利，增强其可行能力，使其获得较为平等的发展机会。 综合四种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森的可行能力框架在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上，尤其是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相对其他三种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和根本性，本文认为可行能力理论更适合解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问题和提出解决途径。
（三）可行能力理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
消除绝对贫困是现阶段脱贫攻坚的目标，但不是终点，乡村振兴将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发展底子薄，更应该提早谋划，在严格把握现行脱贫标准外，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提高脱贫质量。
深度贫困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较多群众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表现为孩子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和住不起安全住房，贫困人口低收入现象背后是医疗卫生的不足、人力资本的匮乏、社会保障的无力、社会歧视的阻断等。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体现在自我发展能力的缺乏和不足，提高收入、破解贫困的关键在于拥有发展的能力、机会和手段。其理论中的“能力”关注主体，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为人的创造力和综合素质;“可行”聚焦于服务主体的客观条件，强调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人的可行能力方面的作用。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突出脱贫是一个过程，是逐渐实现实质性自由（能力）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从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角度，该理论一方面强调个人能力建设对于塑造可行能力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强调政府和社会对于完善支持可行能力建设的主导性作用，二者互动，相互促进。因此，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三、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困境
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三区三州”，即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二是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三是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两个最基础的要素是商品和功能性活动，其次是人的各种能力集合，而这些地区资源禀赋差、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缺失和人力资本弱，是当前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主要困境。
（一）资源禀赋条件差，后续发展乏力
资源禀赋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地区实现长久发展的基础条件。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中有55个革命老区县，113个少数民族县，还有一部分边境县，这些地区地处偏远、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土地过度垦殖、草地过度放牧、森林过度砍伐、地下资源过度开采等情况突出。粗放型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利用贫困地区有限资源，也会过早透支地方的发展潜力，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一步加深贫困;另一方面，由于深度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差，较多群众收入结构单一，主要依赖农业，极易由于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返贫。
（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公共服务缺失
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是实现长久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度贫困地区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路水电网、商贸物流等方面设施建设滞后，基础性社会公共服务不足，外出难、饮水难、就学难、问医难、增收难等脱贫的“难点”和“痛点”问题相互叠加，村级公共事务治理也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难以有效引进外来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导致难以突破其发展困境，实现长期稳定发展。落后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是造成目前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抗风险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也由于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运营成本高，产业失败风险较高。
（三）精神贫困问题突出，人力资本薄弱
深度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与外界接触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生存性理念与落后文化意识所形成的封建、僵化、保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导致困难群众处于知识匮乏、精神空虚、缺少志向、安于贫困的状态，人力资本较弱。这种状态不仅无法推动自身发展，实现脱贫，更会通过言传身教，潛移默化的方式代际传递给子女，进一步加深精神贫困。另一方面，国家长期给予深度贫困地区更多的项目扶持和物质救济，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但是也助长了部分群众“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安于现状的心理是制约脱贫的重要因素。
四、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原则遵循和对策建议
根据“资源禀赋—生产能力—可行能力—实现发展”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主要困境，深度贫困地区要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市场化，利益联结为原则遵循，以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五个方面作为抓手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一）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原则遵循
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机制的构建受限于资源禀赋不足、生产能力弱、可行能力差，如何握精准扶贫方略政策窗口，化劣势为机遇，必须遵循政府主导、多方主体协作、市场化推动、利益连结的原则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
1.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是根本原则，当前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坚持政府主导，立足全局，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发挥社会各界的能动作用的精准扶贫方略。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在于发展产业、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易地搬迁后续帮扶措施，核心是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增收渠道，这些目标都是综合性、系统性工程，离不开政府的统筹规划。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实现证明，只有严格落实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才能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流向深度贫困地区，才能发挥深度贫困地区有限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才能解放困难群众生产力，实现收益最大化。坚持政府主导绝不意味着包揽一切，长期以来，政府是发展规划的制定者、社会资源的分配者、扶贫政策的执行者，由于政府身份的重叠性，容易发生权力寻租和治理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也需要加强监督。在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中政府主导的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需要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 2.多方协作
多方协作是必由之路，深度貧困地区由于脱贫难度大，其扶贫工作除了发挥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等作用外，还需要充分发动村民自治组织、社会志愿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力量，利用和依靠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金及技术的强大支持。当前我国政府大力倡导“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鼓励多方参与，共同发力，如以“闽宁模式”为代表的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等方式，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多方主体在扶贫等领域发挥作用是实现基层治理的题中之义，如何规范和引导是各地方，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下一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更需要引进多种发展主体，群策群力，共同发展，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目前基层在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方面还缺乏较为系统的政策措施，还需要更大限度地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投入到深度贫困地区，将更多的资源要素流向深度贫困地区，弥补政府治理可能存在的不足，促进深度贫困地区稳定发展。
3.市场化机制
市场化是关键保障，关系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效巩固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主要是保障脱贫户能够有稳定的增收渠道，深度贫困地区即使资源禀赋较差，但也存在比较优势。发掘好、运用好比较优势，造福当地群众必须要坚持市场化原则，虽然在消费扶贫的政策支持下，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销路稳定，但是长期下去，这种持续性的定向购买会成为购买主体的经济负担，也是对其他市场主体不公平，更有可能导致贫困户安于现状，降低扩大再生产、产品精细化要求，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另外，深度贫困地区存在一些独特的人文、自然风光，由于缺乏开发、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人才，要么弃而不管，要不就是胡乱开发，无法有效利用旅游资源实现增收。市场化机制就是要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和产品价格，将农户与市场相连，融入到社会生产的产业链中，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引进多种经营主体，鼓励市场竞争，推动模式创新，促进贫困群众自我发展，提高可持续增收的能力。
4.利益联结机制
利益联结是可靠保证，深度贫困地区经济方式主要是小农生产，实现脱贫已经是其发展潜力的极限，而要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则必须进行组织化生产，构建扎实、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抵御风险，确保收益，实现稳定脱贫。深度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长期单家独户，文化意识落后，合作精神匮乏，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发展市场商品的能力，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实现组织化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而且也具备一定条件，2012年末至今，8000多万脱贫户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致富带头人，并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带动贫困户就业，实现贫困户稳定增收，提高脱贫质量。另外，组织化将农村整合成一个整体，通过可靠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组织化生产优势，挖掘贫困户生产潜力，有利于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二）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对策建议
根据可行能力理论，稳定提升可行能力的途径包括两方面，一是要确保政府和社会提供必要的支持，二是提高个人自我发展的能力。聚焦到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结合实际情况，应以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五个方面作为抓手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1.加强脱贫监测，强化返贫预警管理
精准扶贫以来，深度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效果显著，但受限于当地的资源禀赋等条件，脱贫户缺乏抵挡冲击的能力，如政策倾斜的改变、突发性自然灾害等意外，造成收入降低或者因支出激增而重新陷入贫困。脱贫监测重在梳理出存在较大返贫风险的群体，针对性地构建预警机制，加强管理。
根据脱贫的方式将易返贫的农户分为三类群体：一是政策脱贫型群体。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户较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针对这一群体，政府采取带有倾向性的扶持政策帮助其实现脱贫，比如享受带有扶持性质的项目和资金等政策照顾脱贫、依靠“退耕还林还草”“水源涵养区保护”等生态保护性政策补贴脱贫等。转移性收入是政策脱贫型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脱贫不脱政策”，但这部分群体目前的脱贫状态是脆弱的，如果政策力度降低或者废止，其返贫的可能性极大。二是自然依赖型群体。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是高原、山地、丘陵地形，自然条件恶劣，易发生自然灾害，如泥石流、干旱、洪涝等，就现实情况来看，农业收入仍是当地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农田基础设施薄弱，种子改良滞后，另外由于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和自然灾害频发，自然依赖型群体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并不稳定，且处于较低水平，若遇到突发情况，收入极易降低至贫困线以下。三是因病致贫型群体。深度贫困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因素和较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因病致贫是主要致贫原因，尽管目前已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且医疗报销比例较高，但劳动力的丧失意味着收入来源的减少，另外就医成本也是一笔较大的家庭支出，这“一减一增”容易导致返贫。
综合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即使实现了“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仍处于脆弱状态，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较弱。因此，深度贫困地区在实现贫困户脱贫以后，还应继续关注，以降低脆弱性为目标，减少转移性收入在其收入结构中的比例，建设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可行能力，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脱贫监测，构建返贫预警机制，保证稳定脱贫。
2.创新产业模式，发展地区特色产业
深度贫困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群众外出务工竞争力弱，“家门口工作”是促进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的重要途径。这些地区大多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弱，但也存在一些比较优势，如因为特殊的地质条件，可以产出不同于平原地区的优质农产品，再通过引进加工企业，进行初加工、深加工、品牌包装等，培育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经济收益。 产业发展模式创新是深度贫困地区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措施。一是“互联网+”模式。较多深度贫困地区有独特的高质量产品，但限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销路窄、售价低、增收效果差，而随着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偏远地区也可以与大市场高效对接，通过“贫困户+电商”“贫困户+合作社+电商”等多种模式真正实现互通有无，建立特色产品销售的便捷通道，促进群众增收。二是“金融+”模式。深度贫困地区缺乏产业发展资金，而贫困人口存在信用约束和抵押品不足的信贷障碍，且独自运营企业产业失败风险较高，应探索深度贫困地区群体运用金融的可行性，如“金融机构+合作社+贫困户”“金融机构+扶贫车间+贫困户”等，利用产业资金，抓住比较优势，充分激发当地发展潜力。
发展特色产业的关键在于市场化，深度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起步主要依靠政府支持，但要实现长远发展就必须把产品与服务推向市场，接受市场检验，运用市场的力量，鼓励模式创新，将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户与市场相连，融入到社会生产的产业链中，逐渐完善和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并进一步促进贫困群众自我发展。
3.保护脆弱生态，探索绿色发展道路
贫困地区由于资源匮乏，极易陷入涸泽而渔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导致生态恶化和经济落后，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一部分还处于天然林保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区等限制开发区域，因此深度贫困地区更应该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内涵，将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探索绿色发展道路，如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实现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双促进和双提高。
一是结合生态保护政策，实现就业提高收入。部分深度贫困地区处于限制开发区，国家为实现生态保护，采取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治理等措施，贫困群众熟悉当地情况，应积极就任保护生态公益岗位，增加收入，也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二是挖掘自然人文资源，打造生态旅游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千百年来受到外来市场的冲击较弱，保留着较为原始的自然、人文景观，精准扶贫以来，包括深度贫困地区在内，全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深度贫困地区要抓住机遇，充分挖掘地区特色，科学合理规划，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导地方群众围绕旅游项目实现良性就業，提高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三是配种育苗，发展生态农业。深度贫困地区有着特殊的地质条件，部分区域富含独特的矿物质元素，可当前主要还是简单的农业生产，减少了土壤肥力，但未实现较高收益，应通过引进生态扶贫车间等，加强技术合作，科学培育，合理种植，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生产高附加值特色农产品。
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的关键在于搭建利益联结机制，保护和改善脆弱生态非一日之功，需要久久为功，尤其是当地群众的持续保护。搭建可靠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利于深度贫困地区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实现稳定就业，提高生产生活水平，长此以往，当地群众会自觉摒弃粗放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4.采取系统措施，保障易地扶贫搬迁
深度贫困地区多处于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发展机会稀缺的偏远地区，而易地搬迁就是要打破自然条件限制，将困难群众搬迁至生产生活优越、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区域。实践证明，易地扶贫搬迁能够根本性地解决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缺失和稳定就业不足等问题，但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搬迁户多、搬迁困难大的情况，还需要采取系统措施，保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一是倒排工期，保证按时入住。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任务重，建设成本高、工期长，必须要严格按照标准，建设保质保量的新社区以及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保群众愿意入住、希望入住、如期入住新社区。二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同时推进。新社区的配套产业要立足长远，因地制宜，引导、帮助搬迁户在新社区实现就业，确保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配套措施齐全，保证搬迁户能够实现自我发展。三是新社区社会治理问题。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较多，社区居民来源广泛，既要关注社区治安治理的问题，还要关注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民族杂居在一起的民俗习惯、心理健康等问题。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的困难群众往往由于自然条件差、自身能力弱，无法靠自身力量脱贫，需要政府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量浩大，涉及群众多，需要政府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实现困难群众自我发展的关键在于稳得住和能致富，需要政府为易地扶贫安置点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帮扶产业，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5.加大教育力度，消除地区精神贫困
深度贫困地区的精神贫困根植于落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如果要实现“真脱贫”，就必须消除精神贫困，重塑自我奋斗、不断发展的进取型价值观。立足于深度贫困地区现实，应加大教育引导力度，消除精神贫困，一方面要引导群众向脱贫典范学习，倡导自立自强、勤劳致富的社会氛围，树立脱贫的决心和信心;一方面，通过夯实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
一是根据深度贫困地区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引导贫困群众建立更美好生活的目标，祛除安于贫困的错误思想，消除“等靠要”的惰性习惯，从精神层次认识到自我奋斗的价值。二是发挥比较优势，扎实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三是结合地方实际，运用好东西协作和劳务输出平台，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充分挖掘深度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创造价值，提高劳动效率和收益，实现较稳定收入。
消除精神贫困的重点在于打破桎梏，用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深度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拥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但综合素质较弱，缺乏基本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这根源于封闭的环境。因此，一方面要鼓励“走出去”，引导具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外出务工，通过融入大社会，接受有效的社会教育，从而破除精神贫困，实现自我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来”，当前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主要是以地方师资为主，应积极引进多元教育主体，尤其是社会力量，如志愿组织等，让孩子从小拥有与外界接触和学习的机会，通过互动改变落后观念，激发内生动力。 五、结论
深度贫困地区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应在精准扶贫方略指导下，落实“五个一批”脱贫措施，积极运用“可行能力”理论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效。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差、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缺失、人力资本弱、的现实困境，坚持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市场化，利益联结为原则，通过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五个方面建构深度贫困地區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弥补资源禀赋短板，增强生产能力，提高可行能力，切实提高脱贫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谭俊峰，陈伟东.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径研究——以嵌入性理论为视角[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20）.
[2]月度经济回眸.特区经济[J].2019（02）.
[3]覃志敏.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治理[J].中国国情国力，2017（12）.
[4]王利伟，郭 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破解五大难题[J].中国经贸导刊，2018（21）.
[5]冯丹萌，陈 洁.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的几个问题[J].开发研究，2019（02）.
[6][7]牛胜强.多维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境及战略路径选择[J].理论月刊，2017（12）.
[8]吴 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机制构建与路径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8（07）.
[9]左 停，徐加玉，李 卓.摆脱贫困之“困”：深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10]李俊杰，耿 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J].民族研究，2018（01）.
[11]范和生.返贫预警机制构建探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01）.
[12]包国宪，杨 瑚.我国返贫问题及其预警机制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6）.
[13]江 辰，秦首武，王邦虎.优化治理精准扶贫与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为例[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8（05）.
[14]〔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5.
责任编辑：孟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