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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醒世姻缘传》作为反映明代社会社会的人情小说，其中女性形象的服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等。《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服饰具有三种特点：多元化的服装种类和款式、奢侈化的衣着和配饰、宗教化的专用服饰。这些服装特征反映出当时僭越礼制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 女性服饰 多元化特征 僭越礼制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人情小说，是一部晚明的浮世绘。女性形象作为《醒世姻缘传》中的一类主体形象，其身份地位多半是平民女性，包括旧家子弟之女、妓女、商人之女、商人之妻、道姑、媒婆等，可谓涵盖了社会中女性的主要部分，他们在小说中都有相应的服饰装扮描写，他们的衣裳穿着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思想观念的变化。作者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把握，用人物的服饰穿着，以小见大，从而揭示出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服饰可以分等级，别尊卑，服饰描写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能够起到揭示小说人物的角色身份地位，反映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凸显人物的与众不同，展示当下社会的环境氛围等作用。《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服饰特征总体上呈现出僭礼逾制的特点，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多元化的服装种类和款式
《醒世姻缘传》中所描写的女性服饰种类和款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明初以来朱元璋推广的植棉业，使得棉花“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1]，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使人们在服饰上有了更多的服饰用料，并且织造技艺的提高又使得织绣技艺达到了顶峰，能够绣出多种多样、不同颜色的纹样，另当时的女性服饰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
小说中服饰种类繁多，如对“衫”的描写有珍哥穿的大红飞鱼窄袖衫、大红通袖衫儿、生纱衫子、蓝补丁小布衫，计氏穿的天蓝色系大袖衫、纱衫、小黄生绢衫，沈春莺的石青绉纱衫、枝红拱纱衫、水红湖罗衫、玄色冰纱衫，晁夫人的绵绸衫，素姐的天蓝绫机小绸衫、松花色秋罗大袖衫、大袖锦衫、洒线衫子，陆好善娘子的蒲绿素纱衫子，童奶奶的毛青布衫，狄婆子的月白合天蓝冰纱小袖衫子，智姐的顾绣衫，小鸦妻子唐氏穿的毛青布厂袖长衫，晁住媳妇穿的布衫，麻從吾妻子的麻布衫，孙兰姬的蜜合罗衫、红衫，龙氏的油绿绉纱衫，小娇春穿的水红衫子，程大姐的青布衫、松花秃袖单衫、鲜淡裙衫、炉银春罗衫子，小珍珠的布衫、毛青布衫。
对“裤子”的描写有计氏穿的单叉裤子、银红锦裤，珍哥穿的大红段裤、绿绸夹裤、蓝布裤、白布膝裤子、白梭布裤，孙兰姬穿着的月白秋罗裤，白花膝裤，薛素姐穿着的白洒线秋罗膝裤、白纱洒线裤、花膝裤、蒙纱膝裤，高氏的夏布裤子，程大姐穿着的红裤，唐氏的水红纱藏头膝裤，童奶奶的白绫挑绣膝裤，龙氏的白纱花膝裤。
裙子在小说中的描述有珍哥穿的白秋罗连裙、白绫顾绣连裙、旧月白罗裙、白梭布裙，计氏的旧白软纱裙、白绣绫裙、白罗地洒线连裙，素姐的官绿装花绣裙、锦绣裙、锦袄绣裙、白秋罗洒线裙、白秋罗素裙、百蝶绣罗裙，童奶奶的白细花松绫裙子、白绫裙子、月白秋罗裙子、旧白罗裙，寄姐的红裙，狄婆子的蜜合罗裙子，孙兰姬穿着的白纱连裙、绿绢裙、月白秋罗裙，龙氏的月白湖罗裙，高氏的夏布蓝裙，媒婆穿的待白不青蓝布裙，小鸦妻唐氏的罗裙，春莺掩映金莲的孝裙，郭氏的蓝梭布裙，吴嫂儿的漂蓝布裙子，智姐的顾绣衫裙，程大姐的连裙、白春罗洒线连裙。
袄子如珍哥的油绿云段绵袄、油绿绫机小夹袄，春莺的红绢夹袄、绿布小棉袄，魏氏的妆花红袄，郭氏的乌青布大棉袄，童奶奶的明油绿对襟潞绸夹袄、油绿绸对衿袄儿，寄姐的鹦哥绿潞绸棉袄、红裙绿袄，素姐的连裙绣袄、锦袄绣裙、水红绫小夹袄，刘尚任母亲的丝绸夹袄，程大姐的杏子大襟夹袄，陈师娘的破青布夹袄。
另外，还有描写女性的鞋类和各类饰物，如睡鞋、弓鞋等鞋，三事、七事等佩饰，卧兔、头箍、鬏髻等头饰，耳环、耳坠等耳饰，还有钏镯、戒指等。
小说中的这些服饰描写几乎都包含了明代社会中的服饰，可谓包罗万象。
二.奢侈化的衣着和配饰
明代中后期，庶民阶层的服饰有意向贵族阶层靠拢，社会上开始出现奢靡的风气，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2]。这种奢侈化的现象从南到北都普遍存在，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执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3]北直隶隆庆州“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饰。”[4]甚至连以自持高尚节操的寒士都要赶一赶潮流：“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以来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必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骔布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解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
由于好奢侈，尚虚荣的社会风气，使得一些妇女也趋之若鹜，选择在平日的服装上表现自己，争奇斗艳，有的还往往不顾自家条件竞尚奢侈。表现在小说中有珍哥穿的大红飞鱼窄袖衫，大红通袖衫儿，白绫顾绣连裙，石青坐蟒挂肩，貂皮卧兔，羊皮里天青紵丝的（革翁）鞋，金黄绒辫鞓带，满头的珠翠；晁家家人媳妇穿戴的狐皮卧兔，油绿布夹挂肩，闷青布皮里（革翁）鞋；沈春莺的石青绉纱衫，枝红拱纱衫，水红湖罗衫，玄色冰纱衫，珠箍，金珠珠排，小金七凤，小金折枝花，金戒指，银镯；童奶奶的金线七梁鬏髻，明油绿对襟潞绸夹袄，白细花松绫裙子，玄色段扣雪花白绫高底弓鞋，白绫挑绣膝裤。这些服饰要么在材质上超越了女性自身的经济实力与阶层规定，要么在颜色上趋于艳丽。
表现比较明显的有晁住夫妇以及程大姐。第六回中写道“晁住夫妇渐渐衣服鞋袜也便华丽得忒不相了！”[5]晁住只是晁家的一个下人，连他们夫妻两个都穿的甚是华丽，可想当时的平民阶层的服饰多么趋于华丽奢侈。而小商人家庭的程大姐的打扮“松花秃袖单衫，杏子大襟夹袄。连裙绰约，软农农莹白秋罗；绣履轻盈，短窄窄猩红春段。云鬟紧束红绒，脑背后悬五梁珠髻；雪面不施白粉，耳朵垂贯八宝金环”。各类绸缎衣饰、绣工精美的服饰、珠光宝气的首饰，连程大姐的装扮也如此奢华。 珍哥、计氏、晁住、程大姐、童奶奶这些平民阶层的服饰已不符合他们的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上文提到的纺织业的发展造就的衣料的丰富，为平民阶层的章服华冠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因为明中叶以后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人们消费观念以及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商人地位的提高，又使得商人们可以追求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装扮，以此，妇女们穿上了禁令之内的衣服，带动了社会上平民阶层人们的穿衣风气，开始崇尚繁丽华美，趋向于突显自己高贵身份的服装打扮。
三.宗教化的专用服饰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园地里，通过某一个人物通身服饰的“五色”搭衬描写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可以通过不同人物之间错综性的服色搭衬勾画出种种五色斑斓的画卷。金圣叹在评《水浒》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这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如《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二回的眉批说“凡写两人打扮处，皆就衣服制度、颜色上互相照耀，以成奇景。”[6]《醒世姻缘传》中也有专门的场合穿专门的服饰，比如佛、道教之类的服饰。
小说第六十四回，薛素姐请白姑子在家中设坛为自己免灾时，白姑子的穿着“白姑子穿了五彩袈裟，戴了毗卢九莲僧帽，执了意旨疏文，在佛前伏章上表。”文中，白姑子穿的“五彩袈裟”就是道教專门的服饰，“五彩”服饰在早前已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如《抱朴子·内篇·杂应》在表现尊崇老子时就写到“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鋋之剑。”[7]另外，“五彩”色在民间也有吉祥辟邪的意思，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温”，“五彩”色，带有驱鬼驱魔、辟邪的意思。
白姑子设立道场、做法事，穿的正是“五彩”的衣服，不仅是表明自己的宗教归属，也是希望能够为薛素姐求得免灾，保佑素姐不再被鬼神所纠缠而穿。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一样的社会状况，其服饰的表现形式也是千姿百态的，通过服饰的纹样、面料以及人们服饰的穿着表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也可以反映人们的生活态度、心理以及人们所处的地位等，但《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服饰总体呈现出的是僭礼逾制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明）邱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213.
[2]（明）范濂.云间据目抄[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58.
[3]（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9.
[4]（明）李乐.见闻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96.
[5]（明）西周生撰，黄肃秋校注.醒世姻缘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2.
[6]（明）施耐庵著，金圣叹评点.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8.
[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273.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 女性服饰 多元化特征 僭越礼制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人情小说，是一部晚明的浮世绘。女性形象作为《醒世姻缘传》中的一类主体形象，其身份地位多半是平民女性，包括旧家子弟之女、妓女、商人之女、商人之妻、道姑、媒婆等，可谓涵盖了社会中女性的主要部分，他们在小说中都有相应的服饰装扮描写，他们的衣裳穿着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思想观念的变化。作者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把握，用人物的服饰穿着，以小见大，从而揭示出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服饰可以分等级，别尊卑，服饰描写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能够起到揭示小说人物的角色身份地位，反映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凸显人物的与众不同，展示当下社会的环境氛围等作用。《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服饰特征总体上呈现出僭礼逾制的特点，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多元化的服装种类和款式
《醒世姻缘传》中所描写的女性服饰种类和款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明初以来朱元璋推广的植棉业，使得棉花“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1]，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使人们在服饰上有了更多的服饰用料，并且织造技艺的提高又使得织绣技艺达到了顶峰，能够绣出多种多样、不同颜色的纹样，另当时的女性服饰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
小说中服饰种类繁多，如对“衫”的描写有珍哥穿的大红飞鱼窄袖衫、大红通袖衫儿、生纱衫子、蓝补丁小布衫，计氏穿的天蓝色系大袖衫、纱衫、小黄生绢衫，沈春莺的石青绉纱衫、枝红拱纱衫、水红湖罗衫、玄色冰纱衫，晁夫人的绵绸衫，素姐的天蓝绫机小绸衫、松花色秋罗大袖衫、大袖锦衫、洒线衫子，陆好善娘子的蒲绿素纱衫子，童奶奶的毛青布衫，狄婆子的月白合天蓝冰纱小袖衫子，智姐的顾绣衫，小鸦妻子唐氏穿的毛青布厂袖长衫，晁住媳妇穿的布衫，麻從吾妻子的麻布衫，孙兰姬的蜜合罗衫、红衫，龙氏的油绿绉纱衫，小娇春穿的水红衫子，程大姐的青布衫、松花秃袖单衫、鲜淡裙衫、炉银春罗衫子，小珍珠的布衫、毛青布衫。
对“裤子”的描写有计氏穿的单叉裤子、银红锦裤，珍哥穿的大红段裤、绿绸夹裤、蓝布裤、白布膝裤子、白梭布裤，孙兰姬穿着的月白秋罗裤，白花膝裤，薛素姐穿着的白洒线秋罗膝裤、白纱洒线裤、花膝裤、蒙纱膝裤，高氏的夏布裤子，程大姐穿着的红裤，唐氏的水红纱藏头膝裤，童奶奶的白绫挑绣膝裤，龙氏的白纱花膝裤。
裙子在小说中的描述有珍哥穿的白秋罗连裙、白绫顾绣连裙、旧月白罗裙、白梭布裙，计氏的旧白软纱裙、白绣绫裙、白罗地洒线连裙，素姐的官绿装花绣裙、锦绣裙、锦袄绣裙、白秋罗洒线裙、白秋罗素裙、百蝶绣罗裙，童奶奶的白细花松绫裙子、白绫裙子、月白秋罗裙子、旧白罗裙，寄姐的红裙，狄婆子的蜜合罗裙子，孙兰姬穿着的白纱连裙、绿绢裙、月白秋罗裙，龙氏的月白湖罗裙，高氏的夏布蓝裙，媒婆穿的待白不青蓝布裙，小鸦妻唐氏的罗裙，春莺掩映金莲的孝裙，郭氏的蓝梭布裙，吴嫂儿的漂蓝布裙子，智姐的顾绣衫裙，程大姐的连裙、白春罗洒线连裙。
袄子如珍哥的油绿云段绵袄、油绿绫机小夹袄，春莺的红绢夹袄、绿布小棉袄，魏氏的妆花红袄，郭氏的乌青布大棉袄，童奶奶的明油绿对襟潞绸夹袄、油绿绸对衿袄儿，寄姐的鹦哥绿潞绸棉袄、红裙绿袄，素姐的连裙绣袄、锦袄绣裙、水红绫小夹袄，刘尚任母亲的丝绸夹袄，程大姐的杏子大襟夹袄，陈师娘的破青布夹袄。
另外，还有描写女性的鞋类和各类饰物，如睡鞋、弓鞋等鞋，三事、七事等佩饰，卧兔、头箍、鬏髻等头饰，耳环、耳坠等耳饰，还有钏镯、戒指等。
小说中的这些服饰描写几乎都包含了明代社会中的服饰，可谓包罗万象。
二.奢侈化的衣着和配饰
明代中后期，庶民阶层的服饰有意向贵族阶层靠拢，社会上开始出现奢靡的风气，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2]。这种奢侈化的现象从南到北都普遍存在，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执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3]北直隶隆庆州“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饰。”[4]甚至连以自持高尚节操的寒士都要赶一赶潮流：“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以来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必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骔布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解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
由于好奢侈，尚虚荣的社会风气，使得一些妇女也趋之若鹜，选择在平日的服装上表现自己，争奇斗艳，有的还往往不顾自家条件竞尚奢侈。表现在小说中有珍哥穿的大红飞鱼窄袖衫，大红通袖衫儿，白绫顾绣连裙，石青坐蟒挂肩，貂皮卧兔，羊皮里天青紵丝的（革翁）鞋，金黄绒辫鞓带，满头的珠翠；晁家家人媳妇穿戴的狐皮卧兔，油绿布夹挂肩，闷青布皮里（革翁）鞋；沈春莺的石青绉纱衫，枝红拱纱衫，水红湖罗衫，玄色冰纱衫，珠箍，金珠珠排，小金七凤，小金折枝花，金戒指，银镯；童奶奶的金线七梁鬏髻，明油绿对襟潞绸夹袄，白细花松绫裙子，玄色段扣雪花白绫高底弓鞋，白绫挑绣膝裤。这些服饰要么在材质上超越了女性自身的经济实力与阶层规定，要么在颜色上趋于艳丽。
表现比较明显的有晁住夫妇以及程大姐。第六回中写道“晁住夫妇渐渐衣服鞋袜也便华丽得忒不相了！”[5]晁住只是晁家的一个下人，连他们夫妻两个都穿的甚是华丽，可想当时的平民阶层的服饰多么趋于华丽奢侈。而小商人家庭的程大姐的打扮“松花秃袖单衫，杏子大襟夹袄。连裙绰约，软农农莹白秋罗；绣履轻盈，短窄窄猩红春段。云鬟紧束红绒，脑背后悬五梁珠髻；雪面不施白粉，耳朵垂贯八宝金环”。各类绸缎衣饰、绣工精美的服饰、珠光宝气的首饰，连程大姐的装扮也如此奢华。 珍哥、计氏、晁住、程大姐、童奶奶这些平民阶层的服饰已不符合他们的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上文提到的纺织业的发展造就的衣料的丰富，为平民阶层的章服华冠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因为明中叶以后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人们消费观念以及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商人地位的提高，又使得商人们可以追求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装扮，以此，妇女们穿上了禁令之内的衣服，带动了社会上平民阶层人们的穿衣风气，开始崇尚繁丽华美，趋向于突显自己高贵身份的服装打扮。
三.宗教化的专用服饰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园地里，通过某一个人物通身服饰的“五色”搭衬描写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可以通过不同人物之间错综性的服色搭衬勾画出种种五色斑斓的画卷。金圣叹在评《水浒》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这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如《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二回的眉批说“凡写两人打扮处，皆就衣服制度、颜色上互相照耀，以成奇景。”[6]《醒世姻缘传》中也有专门的场合穿专门的服饰，比如佛、道教之类的服饰。
小说第六十四回，薛素姐请白姑子在家中设坛为自己免灾时，白姑子的穿着“白姑子穿了五彩袈裟，戴了毗卢九莲僧帽，执了意旨疏文，在佛前伏章上表。”文中，白姑子穿的“五彩袈裟”就是道教專门的服饰，“五彩”服饰在早前已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如《抱朴子·内篇·杂应》在表现尊崇老子时就写到“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鋋之剑。”[7]另外，“五彩”色在民间也有吉祥辟邪的意思，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温”，“五彩”色，带有驱鬼驱魔、辟邪的意思。
白姑子设立道场、做法事，穿的正是“五彩”的衣服，不仅是表明自己的宗教归属，也是希望能够为薛素姐求得免灾，保佑素姐不再被鬼神所纠缠而穿。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一样的社会状况，其服饰的表现形式也是千姿百态的，通过服饰的纹样、面料以及人们服饰的穿着表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也可以反映人们的生活态度、心理以及人们所处的地位等，但《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服饰总体呈现出的是僭礼逾制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明）邱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213.
[2]（明）范濂.云间据目抄[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58.
[3]（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9.
[4]（明）李乐.见闻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96.
[5]（明）西周生撰，黄肃秋校注.醒世姻缘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2.
[6]（明）施耐庵著，金圣叹评点.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8.
[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273.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