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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农村改革已有30多年，在回顾这些年的宝贵经验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三农”问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的本质基础上，进而概括出了三条破解良策。
【关键词】“三农”问题；本质；破解
一、“三农问题”的本质
（一）认识误区
人们日益认识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几个误区：
1.以为提高农业效率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就业过多和产值比重偏低都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因而必须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但这种分析却可能是不对的。
假定经济中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且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同时假设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没有收入弹性。现给定粮食的初始价格，则农民的收入只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数量或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各为50%，农民的收入将是粮食初始价格的2倍。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只要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变，则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变，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粮食的产量超过需求将使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这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
由此可见，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2.以为发展乡镇企业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我国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民又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农村又有不需审批的极低土地成本，同时还与中国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有关。然而乡镇企业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城市里的各项条件都要比农村优越，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科教兴盛、资金充裕等都可以降低企业成本。
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城市的不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必须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来改变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实际上，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城市化的方向进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来更好地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3.以为推进资本下乡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近几年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其做法就是大力鼓励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的模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式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大力推进资本下乡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吗？
从我们的两位亚洲邻居，日本和菲律宾所走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历，可以使我们从中获益良多。在菲律宾，政府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因而大力引入各方资本控制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等诸多领域。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地做资本家的农工。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所需的农工逐步减少，大量的失业农民便涌进了城市成为贫民。在日本，政府是在土改的基础上限制大资本下乡，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由农协主导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收益。两相对比，相信大家都能清晰地看出资本下乡的利弊。
（二）本质研究
在经过对以上三种误区的剖析后，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判，是因为学者本身对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没有一个透彻的分析。经仔细研判，笔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
二、“三农问题”的破解三策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农业产业化
明确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变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大生产；要变一家一户直接上集市经营的农业小商品为有组织、大规模、标准化的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农业大商品。
上世纪80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重新激活了小农经济，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小农经济的分化、解体已成必然。其实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未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当年承包制的成功在于：中国小农经济牛拉人耕的生产力与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是基本吻合的。目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现在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增加也是生产力提高的有力依据，这也是改革家庭承包制时机成熟的标志。
改造生产方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而切入点则是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因为只有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才能得到农产品的市场化。经过深加工的高品质农产品上了大市场，农民才能从农产品的增加值中获得更多效益，并且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从而切实提高收入。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点——农民组织化
农业发展规模化生产首先要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这种组织的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能是历史的重复或倒退，即实现农业生产组织创新。这个组织创新是以完善家庭承包制为指向，以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为关键，辅之以加快农民的非农化流转，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健全金融体系等措施，使家庭式、所有农户兼业的农业生产方式向企业式、部分农户专业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其实质是适度改变农业生产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改造目前的小农经济，推动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实现，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匹配客观环境并形成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过农业生产的组织创新，可达到：（1） 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2） 避免农村因农民的破产而出现的社会动荡与没落；（3） 使农民分享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市场化流通中的利润，增加农民收入——这是“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造血，而非输血。因此，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点，是政府放手一搏的大胆尝试。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点——农村城市化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问题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是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信息发达，资源要素丰富等等。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也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第三产业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为薄弱的环节又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还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全面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有效需求，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点所在。
参考文献：
[1]柳欣，冯素杰.“三农”问题新论[J].开放导报. 2007，（6）.
[2]杜学文. 农会、农村经济与农会法[J].经济问题.2008，（5）.
[3]毋俊芝，安建平. 组织创新与“三农问题”的突破[J].经济问题. 2008，（8）.
作者简介：
肖峰（1985— ）男，湖北武汉人，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营销理论。
【关键词】“三农”问题；本质；破解
一、“三农问题”的本质
（一）认识误区
人们日益认识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几个误区：
1.以为提高农业效率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就业过多和产值比重偏低都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因而必须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但这种分析却可能是不对的。
假定经济中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且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同时假设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没有收入弹性。现给定粮食的初始价格，则农民的收入只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数量或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各为50%，农民的收入将是粮食初始价格的2倍。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只要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变，则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变，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粮食的产量超过需求将使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这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
由此可见，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2.以为发展乡镇企业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我国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民又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农村又有不需审批的极低土地成本，同时还与中国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有关。然而乡镇企业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城市里的各项条件都要比农村优越，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科教兴盛、资金充裕等都可以降低企业成本。
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城市的不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必须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来改变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实际上，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城市化的方向进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来更好地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3.以为推进资本下乡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近几年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其做法就是大力鼓励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的模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式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大力推进资本下乡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吗？
从我们的两位亚洲邻居，日本和菲律宾所走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历，可以使我们从中获益良多。在菲律宾，政府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因而大力引入各方资本控制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等诸多领域。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地做资本家的农工。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所需的农工逐步减少，大量的失业农民便涌进了城市成为贫民。在日本，政府是在土改的基础上限制大资本下乡，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由农协主导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收益。两相对比，相信大家都能清晰地看出资本下乡的利弊。
（二）本质研究
在经过对以上三种误区的剖析后，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判，是因为学者本身对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没有一个透彻的分析。经仔细研判，笔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
二、“三农问题”的破解三策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农业产业化
明确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变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大生产；要变一家一户直接上集市经营的农业小商品为有组织、大规模、标准化的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农业大商品。
上世纪80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重新激活了小农经济，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小农经济的分化、解体已成必然。其实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未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当年承包制的成功在于：中国小农经济牛拉人耕的生产力与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是基本吻合的。目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现在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增加也是生产力提高的有力依据，这也是改革家庭承包制时机成熟的标志。
改造生产方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而切入点则是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因为只有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才能得到农产品的市场化。经过深加工的高品质农产品上了大市场，农民才能从农产品的增加值中获得更多效益，并且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从而切实提高收入。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点——农民组织化
农业发展规模化生产首先要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这种组织的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能是历史的重复或倒退，即实现农业生产组织创新。这个组织创新是以完善家庭承包制为指向，以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为关键，辅之以加快农民的非农化流转，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健全金融体系等措施，使家庭式、所有农户兼业的农业生产方式向企业式、部分农户专业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其实质是适度改变农业生产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改造目前的小农经济，推动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实现，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匹配客观环境并形成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过农业生产的组织创新，可达到：（1） 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2） 避免农村因农民的破产而出现的社会动荡与没落；（3） 使农民分享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市场化流通中的利润，增加农民收入——这是“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造血，而非输血。因此，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点，是政府放手一搏的大胆尝试。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点——农村城市化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问题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是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信息发达，资源要素丰富等等。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也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第三产业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为薄弱的环节又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还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全面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有效需求，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点所在。
参考文献：
[1]柳欣，冯素杰.“三农”问题新论[J].开放导报. 2007，（6）.
[2]杜学文. 农会、农村经济与农会法[J].经济问题.2008，（5）.
[3]毋俊芝，安建平. 组织创新与“三农问题”的突破[J].经济问题. 2008，（8）.
作者简介：
肖峰（1985— ）男，湖北武汉人，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营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