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席卷了亚洲、中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只有阿拉伯世界（包括中东与北非）一直是个特例。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仍是如此，在整个区域中几乎没有民主国家，突尼斯、也门、摩洛哥、黎巴嫩、科威特虽然也举行选举，但几乎都是强人执政，并且仍然限制反对力量。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0年底的文章指出：在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中，只有3个比较接近像样的民主体制，但都有不少缺陷：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著名的学术刊物《民主》期刊在2010年1月还有一篇专文《为何没有阿拉伯国家民主？》发表。但没想到，就在那篇文章后开始了“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独裁强人纷纷垮台，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出现不同的骚动与震荡。
　　到底阿拉伯世界有何特殊性使得他们能够维持稳定的威权体制，而这场从春天到秋天的革命又如何挑战了我们对于民主与民主化的认识？
　　既有的理论认为，阿拉伯威权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阿拉伯独特的文化与宗教。因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共通性是大部分都讲阿拉伯语，且几乎都信仰伊斯兰教；问题是，不少伊斯兰教人口为多数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塞内加尔等国家，都颇为民主。所以伊斯兰教當然不必和民主矛盾。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原因是，它们大多是具有强大石油资源的国家，因此被称为地租型国家。石油给国家的收入，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官僚权力以及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并且由于统治者较没有向民众征税的需要，所以也较无诱因去争取民众认可的正当性、给予民众政治参与的机会，国家也更可以提供给民众各种补贴与福利。另一方面，丰富的财政资源也使统治者更能够收买和打压反对力量，建立庞大的安全部门和一套腐败的侍从主义分配体系。这种石油国家容易导致政治威权与腐败的现象，被称为石油诅咒或资源诅咒。埃及、约旦、摩洛哥等国家虽然没有石油，但是有巨额的外来金援，效果宛如石油之于政府。
　　地缘政治也是重要因素，既有美国为了获取石油稳定进口而支持这些独裁者，还有阿拉伯独裁者用与以色列的矛盾作为借口而强化对内的政治控制。
　　一般比较被认可的是石油诅咒与地租国家理论。但“阿拉伯之春”打破了这个诅咒吗？
　　美国学者罗斯在2011年曾著文对此驳斥。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前两个垮台政权埃及和突尼斯都是没有石油资源的，其他几个石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巴林都稳如泰山。唯一垮台的丰富石油国家是利比亚，但卡扎菲的倒台跟外力介入有很大关系。伊拉克也有丰富石油，但更是在外力之下建立脆弱的民主。所以“阿拉伯之春”并没有真正颠覆这个石油诅咒。
　　罗斯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即使威权政体垮台，新的民主还是很可能受到石油诅咒的影响，亦即选出的领袖还是会用石油换来的资源提供民生福利，但同时压制异议。
　　除了经济和社会条件外，对政治变迁的分析还得观察政权性质和国家的控制能力。许多学者都强调“一党支配型”的威权政体向来比强人统治型和军事统治型的政体更为稳固，因为所有威权政体都可以靠经济表现、民族主义或恐怖统治来巩固权力，但“一党支配型”的政体对社会有更强大的穿透力和吸纳力。
　　“阿拉伯之春”证明了强人统治的苏丹式政体的脆弱。所谓苏丹式政体是指“国家领导人不顾正式体制来扩张个人权力。他们不诉求任何意识形态， 而且除了维持权力外别无目的。他们也许会保留某些民主制度，如选举或政党，但是他们借由培养忠诚支持者或有时宣布国家的紧急状态，而蔑视这些制度”。这种苏丹式强人政体看来不可动摇，但其实很脆弱，尤其他们会遭遇权力继承问题。所以虽然民众抗议震撼了许多中东国家，但最早成功的突尼斯和埃及都是现代苏丹式政体；相对地，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属于君主式王朝，是比较制度化的威权统治。
　　石油诅咒或政权形态或许确实支撑了阿拉伯的威权体制，学术知识虽然也告诉我们结构性的趋向，但是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的转角改变方向。谁知道下一个“春天”会在哪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