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与作家作品似乎可以构成一种相互映衬彼此关系。在人类发明了媒体之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几乎都相应精彩的访谈流传，他们的妙语或真知，除了用来最直接阐释他自己作品以外，也为世界留下了关于言谈和思想鳞片的记录。访谈对于作家来说，在于是“说”，以“写”为职业的作家在“说”的时候，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和语言，环境可能从独处的书房变成二人以上的相对而坐。作为读者，看过了作家的作品之后，再看他所说的，感受既有作品伸展之后连贯，也有作品之外不同的感受。
　　从创作本体来说，作家访谈无论多么真知灼见和熠熠生辉，它都不可能超过他的作品，访谈只能是辅助作家与世界交流的一种形式，是化学反应的催化剂，而非等号两边的“物质”，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成访谈只不过是作家作品的一种化学分解。倘若真有访谈大于作品的作家，人们便会对之留下浮夸印象，大家都知道，作家之“作”只能在于作品。
　　作品对于作家来说，可以是完全的主观产物，也就是说你要对它负全责，没有任何推卸的余地。而一篇精彩的访谈更依赖于环境、对手以及承载它的媒体。所以像《巴黎评论》这样的媒体才会突显出重要性，除了它一以贯之地坚持某种审美标准，在形式和内容上超过半个世纪的这本文学杂志也的确做到了精彩和精致。《巴黎评论》上“作家访谈”栏目既是他们的一张王牌，也是一种便于张扬个性和权威性的噱头，从伟大的受访对象那里得到名声和与之相配的对话交锋，这几乎是媒体最愿意做和最基本的本事之一了。
　　访谈是文学杂志自己可参与报道和撰写的为数不多栏目之一，它的好坏甚至味道可以决定这本杂志的品位和方向。我们之所以津津乐道《巴黎评论》，恰恰也是因为他们在“作家访谈”这个栏目真的做到了一种极致，它甚至是一种跟成本、眼前受益、利害得失等等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为，不仅仅是那一串耀眼的作家名字，更因为这种访谈所付出的努力和对话人本身的优秀品质。一篇作家访谈大概要花费编辑部几个月时间，这不是花在路上的艰难约访，而是真切的反复详谈以及必要补充所消耗的时间。所以，就《巴黎评论》来说，他们的访谈之所以值得我们在几十年后还在编辑翻译出版，内容本身的价值正是来源于当初不计成本的“浪费”。
　　世界上的诸多访谈，大概只有作家访谈更可以将之看成是他们的作品，不仅因为形式上化为文字的访谈跟作家落笔成文非常接近，在精神内涵上，这种通过问答来完成的一种输出，也是作家与世界对话的一种需要。无论作家是真诚坦白，还是玩玩花腔耍耍滑头，用各种聪明说法来构建他们的世界，这种访谈都是好看的。比如雷蒙德·卡佛在出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后、《大教堂》前接受访谈时流露出来的坦率：“……它们某种程度上的自传性，至少是参照性，都能打动我……但我们所写的一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具有自传性质。（你信教吗？）不信，但我不得不相信奇迹和复活的可能性……我真的觉得我有两段不同的生命……”这样的问答已经不仅仅是真诚可以概括的，它出现在作家生命的某个时间段，成了他的一种可回顾和可被围观的“见识”。
　　《巴黎评论》在对不同作家制定访谈提纲时，也会有一定的访问框架，比如他们基本都会聊到创作习惯等问题，这使得“作家访谈”不仅有因地制宜的针对性提问，连续看过之后也能体会到这份杂志所侧重的审美和价值取向。
　　能在访谈中把话说得漂亮的作家比比皆是，厄普代克、马尔克斯、昆德拉、纳博科夫都是个中高手，但你知道，这些访谈内容之所以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并不是因为它们仅仅漂亮，更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百年孤独》、《洛丽塔》等等伟大作品之上的。也就是说没有伟大的作家，他们所聊的内容也就无从被冠以伟大。不奇怪那些曾站在时代之巅的作家会说出那么多漂亮的话，离奇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都会对这份最初由几个美国人创办的法国文学杂志袒露心扉。你可以为他们的采编技巧总结出若干规律，以及他们打动作家的几个惯用方略，但我还是认为这种成功基本上是不可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