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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学派与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供给学派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包括：我国宏观经济中长期的发展思路需要从“供给侧”加强管理和调控；在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供给学派倡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对于解决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要素市场扭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要重视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制度和机制创新。二是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供给学派”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局限于狭隘的“供给管理”，而是注重对“供给（生产）”和“需求”的双重管理，实现一种结构性的均衡；还体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出于对“滞胀”的矫正，而是着眼于对我国宏观经济中“供需结构失衡”的矫正。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管理；调控作用
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关于宏观经济的均衡西方学术界别存在着“萨伊定律”的主流认识，即认为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供给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需求的适应性匹配，在自然的竞争中实现“供给自创需求”。然而，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经济大萧条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界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认识。在凯恩斯等“需求学派”的主张下，以政府主动干预市场为主要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陆续得到实施，并在宏观产出意义上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带来了美国经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滞胀”的产生，凯恩斯主张的需求管理策略陷于政策困境。在这种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供给学派”产生。
“供给学派”的基本逻辑在于这样几点：一是将宏观经济中的“供给”视为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二是倡导回到“萨伊定律”中去；三是主张采取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本质上来讲，诞生于西方经济环境中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带有浓厚的市场拜物教、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崇尚一种“市场自发调节达致均衡”的理念，围绕着这一核心理念，取消政府干预、减税、消减福利开支、减少政府规制等成为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关怀。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背景下，供给学派的强势崛起及其政策主张被权威界所采纳解决了“资本错误地流入非生产性部门”带来的“技术创新”[1]不足的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当我们今天在反思供给学派对于宏观经济的变革和调控价值时，应该用一种更为系统性、生态性和战略性的视角来审视。
一、供给学派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供给学派思想给我们最为精髓的启示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中长期的发展思路需要从“供给侧”加强管理和调控。自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对实体经济的“需求侧”的管控干预力度，形成了以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要构成的公共投资拉动型的“需求管理”调控模式。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中长期的经济周期中，“供给或生产要素”是拉动经济实际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这启示我们宏观经济产出的长期增长，需要从提高经济供给方面入手进行调控和管理，比如劳动生产率、创新等要素的提高等。
二是在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供给学派倡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对于解决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要素市场扭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30年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模式是“供给侧管理”，主要是基于国家和政府的主导来通过“生产要素扭曲”这种机制实现的。在一个人为的政策环境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资源禀赋要素等都得到了扭曲，在宏观经济结构上形成了一个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2]为主要特征的失衡状态。究其本质来讲，这种要素市场的扭曲是一种违背市场机制的国家干预主义，尽管自200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基调从原来的“供给管理”转到了“需求管理”，但是在根本的意义上都没有建立起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
三是要重视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制度和机制创新。供给学派贡献给我们的经济知识最为核心的一点就在于“创新”。我们在吸收借鉴供给学派的思想经验时，不能盲目地追求“供给侧”变革这种逻辑，而是应该从根本上借鉴经济增长的“创新”这种源泉性的认识。供给学派认为，市场机制、萨伊定律、生产效率最为核心的秘密就是它们可以有效地调动起人们和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积极性[3]，从而转化为终极意义上的宏观经济产出和帕累托最优。因此，在关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上，创新是一种最为核心的机制。
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供给学派”的超越
西方20世纪兴起的供给学派主要是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总需求管理带来的“滞胀效应”进行治理而产生的，它的出现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确是在供给学派的一些理论基础上建构出来的一种改革方案，其本身带有新制度主义、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创新理论等综合理论流派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越了“供给学派”的相关主张。另外，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供给侧改革也实现了对“供给学派”的超越：
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局限于狭隘的“供给管理”，而是注重对“供给（生产）”和“需求”的双重管理，实现一种结构性的均衡。不同于供给学派认为的“供给自然会引致需求的均衡”这种假设，我国供给侧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新结构主义”的特点，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在于一种宏观经济结构的均衡。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讲“过去分析宏观经济经常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考虑”[4]。林毅夫教授在建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时，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发展的单一动力并不局限于“供给管理”或者“需求管理”，而是来自于“经济结构管理”——“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5]。相当大的程度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基于一种新结构主义的政策方案。 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出于对“滞胀”的矫正，而是着眼于对我国宏观经济中“供需结构失衡”的矫正。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中存在着典型的结构失衡，这种失衡具体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有供给而无有效需求[6]，主要是有色金属如电解铝、钢铁、煤炭、玻璃等大宗商品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大量存在；二是因为供给的低效率或市场扭曲导致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较为典型的比如有天然气、房地产市场因为价格扭曲无法实现有效需求的平抑；三是有需求但却无供给，主要表现为一个高端产业产品的相对匮乏。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以“供给侧”为入手对整个宏观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均衡，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我国各种要素市场扭曲进行矫正的一种国情实践。
从以上两点来讲，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供给侧”结构变革实现了对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超越；同时在“互联网+”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供给侧变革不仅仅指向对宏观经济“供给侧”的变革，还包括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等的现代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也就是说我国当前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范畴远远超过“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这种变革不仅仅注重提高供给的效率产出和生产的增加，还注重通过“增加消费端的基础设施供给，使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消费，新消费倒逼新产业的产生和变革”[7]，这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要义。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宏强.新经济：供给学派的胜利[N].社会科学报，2000年7月20日第002版.
[2] 姜学勤.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J].消费导刊，2009（2）：39.
[3] 张长升.论供给学派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新思维[J].社科纵横，2005（6）：79.
[4] 林毅夫.林毅夫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应统一考虑[J].理论建设，2016（1）：130.
[5]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林卫斌，苏剑.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17.
[7] 傅苏颖.互联网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新平台[N].证券日报/2015 年/11 月/17 日/第 A02 版.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管理；调控作用
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关于宏观经济的均衡西方学术界别存在着“萨伊定律”的主流认识，即认为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供给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需求的适应性匹配，在自然的竞争中实现“供给自创需求”。然而，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经济大萧条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界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认识。在凯恩斯等“需求学派”的主张下，以政府主动干预市场为主要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陆续得到实施，并在宏观产出意义上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带来了美国经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滞胀”的产生，凯恩斯主张的需求管理策略陷于政策困境。在这种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供给学派”产生。
“供给学派”的基本逻辑在于这样几点：一是将宏观经济中的“供给”视为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二是倡导回到“萨伊定律”中去；三是主张采取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本质上来讲，诞生于西方经济环境中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带有浓厚的市场拜物教、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崇尚一种“市场自发调节达致均衡”的理念，围绕着这一核心理念，取消政府干预、减税、消减福利开支、减少政府规制等成为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关怀。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背景下，供给学派的强势崛起及其政策主张被权威界所采纳解决了“资本错误地流入非生产性部门”带来的“技术创新”[1]不足的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当我们今天在反思供给学派对于宏观经济的变革和调控价值时，应该用一种更为系统性、生态性和战略性的视角来审视。
一、供给学派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供给学派思想给我们最为精髓的启示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中长期的发展思路需要从“供给侧”加强管理和调控。自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对实体经济的“需求侧”的管控干预力度，形成了以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要构成的公共投资拉动型的“需求管理”调控模式。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中长期的经济周期中，“供给或生产要素”是拉动经济实际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这启示我们宏观经济产出的长期增长，需要从提高经济供给方面入手进行调控和管理，比如劳动生产率、创新等要素的提高等。
二是在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供给学派倡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对于解决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要素市场扭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30年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模式是“供给侧管理”，主要是基于国家和政府的主导来通过“生产要素扭曲”这种机制实现的。在一个人为的政策环境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资源禀赋要素等都得到了扭曲，在宏观经济结构上形成了一个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2]为主要特征的失衡状态。究其本质来讲，这种要素市场的扭曲是一种违背市场机制的国家干预主义，尽管自200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基调从原来的“供给管理”转到了“需求管理”，但是在根本的意义上都没有建立起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
三是要重视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制度和机制创新。供给学派贡献给我们的经济知识最为核心的一点就在于“创新”。我们在吸收借鉴供给学派的思想经验时，不能盲目地追求“供给侧”变革这种逻辑，而是应该从根本上借鉴经济增长的“创新”这种源泉性的认识。供给学派认为，市场机制、萨伊定律、生产效率最为核心的秘密就是它们可以有效地调动起人们和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积极性[3]，从而转化为终极意义上的宏观经济产出和帕累托最优。因此，在关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上，创新是一种最为核心的机制。
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供给学派”的超越
西方20世纪兴起的供给学派主要是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总需求管理带来的“滞胀效应”进行治理而产生的，它的出现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确是在供给学派的一些理论基础上建构出来的一种改革方案，其本身带有新制度主义、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创新理论等综合理论流派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越了“供给学派”的相关主张。另外，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供给侧改革也实现了对“供给学派”的超越：
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局限于狭隘的“供给管理”，而是注重对“供给（生产）”和“需求”的双重管理，实现一种结构性的均衡。不同于供给学派认为的“供给自然会引致需求的均衡”这种假设，我国供给侧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新结构主义”的特点，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在于一种宏观经济结构的均衡。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讲“过去分析宏观经济经常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考虑”[4]。林毅夫教授在建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时，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发展的单一动力并不局限于“供给管理”或者“需求管理”，而是来自于“经济结构管理”——“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5]。相当大的程度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基于一种新结构主义的政策方案。 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出于对“滞胀”的矫正，而是着眼于对我国宏观经济中“供需结构失衡”的矫正。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中存在着典型的结构失衡，这种失衡具体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有供给而无有效需求[6]，主要是有色金属如电解铝、钢铁、煤炭、玻璃等大宗商品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大量存在；二是因为供给的低效率或市场扭曲导致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较为典型的比如有天然气、房地产市场因为价格扭曲无法实现有效需求的平抑；三是有需求但却无供给，主要表现为一个高端产业产品的相对匮乏。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以“供给侧”为入手对整个宏观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均衡，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我国各种要素市场扭曲进行矫正的一种国情实践。
从以上两点来讲，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供给侧”结构变革实现了对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超越；同时在“互联网+”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供给侧变革不仅仅指向对宏观经济“供给侧”的变革，还包括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等的现代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也就是说我国当前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范畴远远超过“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这种变革不仅仅注重提高供给的效率产出和生产的增加，还注重通过“增加消费端的基础设施供给，使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消费，新消费倒逼新产业的产生和变革”[7]，这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要义。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宏强.新经济：供给学派的胜利[N].社会科学报，2000年7月20日第002版.
[2] 姜学勤.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J].消费导刊，2009（2）：39.
[3] 张长升.论供给学派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新思维[J].社科纵横，2005（6）：79.
[4] 林毅夫.林毅夫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应统一考虑[J].理论建设，2016（1）：130.
[5]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林卫斌，苏剑.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17.
[7] 傅苏颖.互联网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新平台[N].证券日报/2015 年/11 月/17 日/第 A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