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春暖花开时，杜甫诗句中的“花重锦官城”再现蓉城，在这繁花似锦中，90余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及美国、瑞典、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相关研究机构的中外学者以及考古、文博、艺术等领域的专家走进天府之国，就“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进行专题研讨。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旁征博引，从三星堆遗址青铜立人像直观青铜时代蜀地丝织制衣的高超技艺，到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4部木制织机模型，再到14个纺织工匠彩绘俑；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蜀锦护膊，到前蜀永陵“二十四伎乐”中如羯鼓、贝、竖箜篌等来自南亚、中亚的乐器。专家学者们用详尽的史料和考古证据以及严谨的考证带领我们重返古蜀道的往昔岁月，为我们解答了，这条串起了中国与西方商贸、文化交流的漫漫丝绸之路上，四川与其之间的关系；四川在丝路上起到的作用；以及川人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如何“突出重围”闯出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经过热烈研讨，专家学者们达成了《成都共识》，一致认为：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主线之一，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本刊摘录专家学者们的精彩观点，与读者一同品味丝路蜀韵。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历史学家
　　天府之国的重要地位无可怀疑
　　以前我们讲陆上丝路起点在长安，海上丝路起点在泉州或扬州，但这些丝绸从哪里来？主要产地就是四川。从考古资料可见，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大地就有了丝织物的存在。四川在传说中的蚕丛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采桑养蚕的习俗，甲骨文中的“蜀”字，很可能就是从“蚕”字演化而来。几千年前的古蜀人学会养蚕，所以天府之国应该是中国养蚕以及丝绸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仅此一点，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地位就无可怀疑。不仅如此，两千多年前的蜀人在养蚕、织锦过程中充分发扬了工匠精神，蜀锦是生产技艺发展到相当高水平时的产物，同时还是中国三大名锦之首。
　　《史记》记载西汉张骞曾在大夏（帕米尔以西）看到了从身毒国（今印度）运来的邛杖和蜀布，邛杖指来自邛崃的手杖，产自四川毫无疑问。这条路，是今天可考、用历史文献可以证明的最早的丝绸之路路线，这条被称为“蜀身毒道”的道路，即“南方丝绸之路”，它还可以经贵州夜郎到岭南与海上丝路相连，因此天府之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宗性
　　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兼秘書长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教务长
　　早期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
　　佛教在东汉前后传入巴蜀地区，至东晋时，巴蜀佛教已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先是法和率领徒众入蜀，避“石氏之乱”。后有慧持于晋隆安三年入蜀，初到成都时，住在龙渊精舍，由于他“大弘佛法”，世人“望风推服”。
　　至隋末唐初，由于其他地区的战乱不断，蜀地因其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巴蜀成为佛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彰显。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记载，有五名唐代巴蜀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往西域求法。他们分别是：明远，益州清城人（今四川都江堰市）；义朗、智岸、义玄、会宁，皆益州成都人（今四川成都市）。从文字记载来看，他们五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前往西域的，他们途经的国家有今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是唐代巴蜀佛教与东南亚、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佛教传播互动的重要史实。
　　另一方面也说明，早期的巴蜀佛教，开放包容、拓展进取的品格。
　　王子今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
　　河西汉简资料中屡见“广汉”人名和“广汉”地名，和以“广汉”为名的军事机构名号。“广汉”可以理解为体现当时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特殊符号。而河西边塞出土以“广汉”指示蜀地纺织业产品“广汉八稯布”的简文，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敦煌马圈湾汉简可见出现“驱驴士”“之蜀”字样的简文：“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每位“驱驴士”“驱驴”十匹，体现了这种运输劳作的具体情形。而“之蜀”标示的交通目的地，也是明确的。
　　由蜀地往河西作为重要军需物资的“广汉八稯布”等纺织品的运输路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别支。考察这一交通线的走向、路径和通行条件，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而汉代成都平原的经济地位、纺织业生产力及其市场影响幅度，也可因此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说明。成都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的出土，以及张骞浮槎行天河见织女得“支机石”传说与蜀地的密切关系，对于相关考察也有参考意义。
　　李后强
　　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教授
　　丝绸从天府之国走向世界
　　世界了解中国最早自丝绸开始。在印度、土耳其、埃及、非洲等地一些博物馆都能找到中国古丝绸，且部分来自中国蜀地。四川考古中未发现古丝绸遗物，是因为四川盆地湿度大，不易保存。
　　南充是“丝路源点”，可以从“六个维度”看南充丝绸。一是地理维度。南充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温度表现梯度变化，最适合蚕桑生长生产。二是古城维度。长安和洛阳都是中国古都，说它们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实际是指“集散之地”，当时南充距长安和洛阳路途不远，实为丝绸“生产之地”。三是时间维度。最早去印度、埃及的丝绸应该是南充的。因为古时从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印度，比走北方沙漠、荒滩、奇热、风沙、冰雪之路要方便和容易。四是生物维度。原始野桑树在嘉陵江生长茂盛，其他地方的桑树是从南充移栽和培养的。五是经济维度。南充经济不如西安和成都，这样才能重视农业，发展蚕桑。六是文化维度。《水经注》《华阳国志》、诗词、民俗、传说、歌谣、地名、道路等，都有蚕桑记载。而绵阳盐亭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纺丝，解决了技术和人才问题，把南充丝绸历史提前到远古时代。 　　谭继和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历史学会会长
　　古蜀文明与天府丝绸的起源
　　“天府之国”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四川古部族擅长经营桑蚕，故用甲骨文的原蚕象形体的“蜀”字为名，“蜀山氏”就是该部族的特称。该部族第一代蜀王名“蚕丛”，是对具有特殊的丛簇养蚕织丝技术的蜀王崇敬的尊称。这与成都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陶石纺轮、绳纹与网格纹陶器，一直到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巨型青铜立人像，身着华美丝织龙纹、鹮鸟纹、兽面纹的黻黼锦衣的实证是相一致的。
　　成都交通巷岀土西周蚕纹铜戈、百花潭出土战国宴乐嵌错纹铜壶和成都彭州汉墓出土画像砖均有妇女在桑园采桑的图案，说明先秦古四川丝织业的高度发达。最初的蜀锦，渊源于捶打光滑的缎，故名“锦绣缎”。秦汉时期技术改进，锦江洗濯，织出如彩贝的“贝锦”，这是蜀锦的特色品牌，成为蜀中城市财富的代表性标志。它通过南、北丝绸之路行销于西域、西亚及东南亚，汉代成都成为当时与齐鲁、襄邑比肩的全国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中心。
　　因蜀锦与蜀绣的卓越秀冠的知名度，汉代成都遂以它作为城市代表，称为“锦江”“锦里”“锦城”。到唐宋时期更成为世界历史财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鉴的城市。
　　何一民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
　　古代成都是三大丝路的交汇点
　　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西南的云南地区，东南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多条通往外界的蜀道。因而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特别是丝绸之路的高端产品“蜀锦”是成都特产，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考古遗址发现有一定数量精美的蜀锦就是有力证明。南北朝时期，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受战乱影响中断之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成为新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内地与西北各政权及亚欧各国的贸易一直未曾中断，佛教文化也多经此传播到中国内地。
　　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通，并延续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汉唐时期，随着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发展，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从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
　　尼克拉斯·施万通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博士
　　四川是“一带一路”增长引擎
　　“一带一路”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其整体框架内突出的区域组成部分。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特别是考量其在建立可行的跨喜马拉雅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四川成为理想的“一带一路”关键增长引擎。
　　“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机会、巨大增长和发展潜力，但是增加的相互依赖和交流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由于沿线覆盖一些动荡地区，“一带一路”也受制于一些有形威胁，比如恐怖组织、社会动荡等。这意味着任何旨在推动国际间发展的提议，都应该将安全因素纳入考量。
　　虽然防务政策的执行主要在国家政府的职权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国际背景下，但省级政府可以而且需要为整体安全框架的设计做出贡献。对于四川来说，这意味着要不断加强现在作为“一带一路”协调和推动者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政策也将逐渐成型，各方的角色也将随之变化。这必然会使不同人士的利益相互依存，比如，四川人民的繁荣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人民的福祉将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四川政府以及其他行业和学术界的经济驱动力量，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将超越省际范围。
　　霍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成都與“高原丝绸之路”
　　“高原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史前时期，而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与西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成都则是高原丝绸之路东端最为重要的起始点与中心城市。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西藏高原农作物的起源、金属器的制作，都可能受到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影响。汉晋时代，以成都（益州）为中心，形成丝绸生产、盐铁制造、漆器、金银器制作等，是“高原丝路”最为重要的物质交流中心。同时，成都还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沿城市。
　　唐代吐蕃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往，益州（成都）都是联系汉藏民族最为重要的桥梁。“茶马互市”及形成的“茶马古道”，正是“高原丝路”在新时代的延续与新的呈现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成都是“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从南北方向可纵贯连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路。第二，成都也是“高原丝路”和“喜马拉雅文化带”的东端起始点。第三，在今天打造新的“南亚通道”、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历史传统的新的历史时期，成都必将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