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获得银牌的选手的成绩肯定比获铜牌选手的更好——第二名当然强过第三名。那么，第二名的选手应该比第三名的选手更加开心吧？研究结果却给出相反的答案：银牌得主往往并不满意。
　　阿贝尔·基维特对这种感觉了然于心。基维特参加了1912年斯德哥尔摩夏季奥运会1500米田径比赛，以1/10秒的差距屈居第二。即使在他91岁高龄的时候，错失金牌的痛苦仍未消退。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有时候我醒来，不由得要问自己‘我那时到底是怎么了’，这简直就像一个噩梦。”
　　美国西北大学的维多利亚·麦维琪专门研究了奥运会上获奖选手的面部表情。她让评估者观看奥运会选手的录像，包括比赛刚结束时的片段和站在领奖台上的片段。结果发现，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加兴奋。以1～10分来衡量运动员的高兴程度，铜牌得主的平均分为7.1分，而银牌得主只有4.8分。即便研究人员将比赛类型、选手赛前的预期等因素考虑在内，研究结果仍是成立的。
　　在一项后续研究中，戴维·松本和鲍勃·威林厄姆分析了2004年雅典夏季奥运会柔道选手的面部表情，最终结果与麦维琪的研究如出一辙。不出所料，几乎所有（93%）金牌得主都露出了笑容，大部分（70%）铜牌得主也露出了笑容，但是没有一名银牌得主露出笑容。研究人员将研究结果命名为“银牌脸现象”。为什么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高兴呢？和普通人一样，运动员会把自己与最相近的人做对比。对于银牌得主，最显而易见的比较对象就是金牌得主。金与银之间不是一点点的差距，前者比后者好太多。人人梦寐以求的是金牌，而不是银牌。即便从客观上来说，银牌也代表着巨大的成就，但是银牌得主在与金牌得主相比时，只会感到深深的自卑。领奖台上与金牌得主近在咫尺，银牌得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自己若能再往上走一步的情形。
　　而对铜牌得主来说，情况又不一样了。铜牌得主更倾向于下行的对比，也就是和第四名进行比较。第四名没有任何奖励，在领奖台上也没有位置。所以，铜牌得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挤进了前三也就意味着他不仅是“参赛者”，更是一名“奖牌得主”。能够获得银牌当然更好，但是第二名和第三名都能够获得奖牌，也很不错。
　　这种效应也能够说明，为什么经济衰退时期的毕业生对离开校园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更为满意。从客观上考虑，在经济衰退时期毕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以2009年的经济衰退为例，2009年的春季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十分黯淡的就业前景。在美国，当年求职成功的概率比2008年下降了将近40%，平均每一个空缺岗位就有6人竞争。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即使能够找到工作，也极有可能是低端产业的工作，而且工資水平也远远不如前一年入职的员工的。而更可悲的是，这些经济效应对毕业生的影响会持续很多年。研究发现，学生在经济衰退时期毕业，其一生的总收入都会比较低。即使经济衰退过去了10年，其影响仍然存在——衰退时期进入职场的毕业生收入比衰退前进入职场的毕业生收入要低15%。
　　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埃默里大学的艾米丽·比安奇发现，与在经济扩张时期参加工作的毕业生相比，经济衰退时期的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更高，且这种影响会持续多年。在衰退彻底过去之后，经济逐步好转，衰退时期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仍然对自己的工作更满意。这是为什么呢？
　　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业竞争极其激烈。当毕业生好不容易获得一份工作时，他们很自然地会和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做对比。所以，他们心怀感恩，庆幸自己已找到工作，不至于陷入更悲惨的境况。
　　社会比较也是引发以下这种负面现象的根本原因：幸灾乐祸，对别人的不幸毫无怜悯，反而感到高兴。当我们看到别人落魄失意之时，幸灾乐祸之情往往会涌上心头。所以，即使从前的竞争关系已经不再，但一旦对方犯了错误，人们还是会有快感。也正因为如此，当名人的公众形象坍塌时，其中的细节总是会吸引众多关注。
　　日本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的高桥英彦所主持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他人经历的不幸与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越相似，幸灾乐祸的情绪就越明显。这项研究发现，当与自己境遇相似但是稍微优越一些的人遭遇了不幸的事情时，大脑中的主要奖励机制（纹状体）就会被激活。
　　竞技场上就滋生着许多幸灾乐祸的情绪。康涅狄格大学的柯林·利奇研究了世界杯足球比赛的球迷。他发现，只要与自己的国家队对垒的球队输球，球迷就会产生不良的快感。这种情绪在本国球队出局之后更为明显。球迷无法再为自己的国家队摇旗呐喊，于是，无论哪一支球队与他们曾经的对手对垒，球迷都愿为其加油。这正好说明，那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确实存在科学依据。
　　社会比较不仅决定着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是否会面露笑容，人们是否会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也能够激励人们更持久地努力工作。
　　 （[美]亚当·佳林斯基、马利斯·施韦泽/著，符李桃/译，摘自《怪诞关系学》，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