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牌手表曾经是一种美好生活的象征,戴手表的中国人,每四个手腕上就有一只上海牌手表在闪烁着“自力更生”的光芒。在50年后的今天,它不仅成为时尚载体,也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并构成中国手表文化的重要内容。
香港老克勒
为什么佩戴上海牌手表
上世纪60年代起,到80年代中期,上海牌手表是凭票供应的,而且相当紧张。票子发到单位里,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然后才是等着找对象结婚的小青年。手腕上没有一只上海牌手表,谈朋友的成功率就不高,结婚当然也没面子啦。对此,“过来人”绝对感同身受。同样凭票供应的还有缝纫机、自行车,它们与收音机一起构成了风俗性很强的“三转一响”,象征着城市的品质生活,是组建一个小家庭的基本“装备”。
30多年过去了,手表无需凭票,库存积压的时候就怕你不买。上海牌手表似乎也风光不再,成功男士腕上夺人眼球的是江诗丹顿、劳力士、欧米茄等外国老牌子。喜欢摆谱的人还讲究金壳、镶钻、蓝宝石、鳄鱼皮表带一类的限量版,谁要是袖口一捋露出一只上海牌手表,就显得老土啦。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在特定的群体中,佩戴老旧的上海牌手表就是一种非常时尚的行为,是一种生活品位和身份的象征。有一天,周宝兴坐飞机出差,意外地发现旁边的一位年纪在60岁左右的旅客戴了一只上海牌手表,而且是一只磨损得相当厉害的旧表。再看那人的穿戴,上下名牌,不像缺钱花的人嘛,他就怪了。那位旅客此时也感觉到了邻座射来的惊奇目光,就笑着告诉他:“别小看这只手表啊,是老古董啦。”
戴老古董手表的原来是一位香港老克勒,他告诉周宝兴,很长一段时间来,在港澳台地区,不少收藏家和时尚人士都以戴一只古董级的上海牌手表为荣,“你看我这只”,香港老克勒索性摘下手表让周宝兴看个仔细,“这个手表的型号是A581,说明是1958年生产的。那个时候上海手表厂刚刚成立不久,这是他们的第一批产品。再看它的表面,镂刻着葵花形的细密网格,相当经典,所以这种表很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准不准?”周宝兴问。
“非常精准,一点也不比外国名牌差!”香港老克勒将手表贴在周宝兴耳边。周宝兴听到了铮铮有力的机械摆动声。
上海牌手表!周宝兴当然知道,30多年前,当时戴手表的中国人,每四个手腕上就有一只上海牌手表在闪烁着“自力更生”的光芒。
后来他还知道,1999年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组建后,大股东荣智丰(荣智健堂妹)在上海各个旧表店里疯狂收购了数千只A581手表,拿到香港复刻了表面表壳,用原机芯整合成1000只经典怀旧版的上海牌A581,每只卖到1980元。还有银面和黑面的,每款限量500只,每只8880元,在市场露面后,毫无悬念地被香港老克勒一抢而光。
上海牌手表居然迎来了第二春?
手表收藏大有学问
上海牌手表引起了周宝兴的极大兴趣,在这之前,他热衷于收藏初版人民币、国库券。但上海牌手表所凝聚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国人民在建国后一段历史时期奋发图强的精神与智慧,是不可遗忘和低估的精神财富。这个认识,使他如梦初醒,并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回到上海后,他就通过朋友打听有关上海牌手表的一切资讯与实物,并很快就在市内好几家出售旧手表的商店和东台路古玩市场几处摊位转悠,买到了最初的一小批上海牌手表。
“最初,我也极虔诚地寻访A581,在方浜中路一家旧手表店也买到了一块,价格不算太高,这让我有点意外,也如获至宝。我有一个朋友叫王黎明,就是专门收藏A581的,十多年来收藏了70多块,蔚成大观,傲视天下。后来福泰古董钟表商行的老板陆先生、天恩钟表店里的倪师傅等人告诉我,专门盯着A581收,可能会钻牛角尖,其实A581大约也就七八十种款式。而上海牌手表的价值不是A581可以穷尽或涵盖的。”周宝兴对记者说。
斜土路298弄弄口天恩鐘表店的倪师傅是一个圈内响当当的人物,中外手表收藏家都知道他。淘来的旧表不走或不准,别处修不好,经他一拨弄准能活起来。甚至有国外收藏家专程坐了飞机到上海找他修手表。倪师傅的店铺里,车钳刨等设备都齐备。倪师傅看到周宝兴诚心请教,就不厌其烦地讲解手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使他获益匪浅。而方浜中路上的陆老板一直在市场里滚,对旧手表的历史、品类与价格熟得如数家珍。
周宝兴还通过朋友结识了上海手表厂的供销科长展延平先生,并通过他认识了一批收藏手表的朋友,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加上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向老前辈请教,一次访谈往往就能记满一本笔记本,回家后在灯下慢慢消化领悟。很快,他对上海牌手表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底气大增,信心满满。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我才知道从上海手表厂创建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生产了多种型号的机芯,而每一种机芯往往又有许多种款式。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实物档案在上海手表厂都没有保留下来。或者说,当时大家的档案意识不很强。所以,涉足上海牌手表收藏后,我就发现进入了一个茫茫无边的汪洋大海。你要想得到某些型号,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周宝兴说。
周总理长期佩戴的A581
在旧中国,上海没有像样的手表厂,只有钟厂和修理外国手表的小作坊,那里的师傅被人称为“外国铜匠”。1955年春天,华东财政委员会在沙逊大厦的一个客房里成立了上海手表厂筹备处,次年沙逊大厦才改为和平饭店,店名出自上海副市长潘汉年的手笔。
也就在这一年,上海轻工业局调集了上海钟表行业58位修表师傅,在河南中路一座破庙里开始试制,当时连起码的设备、材料和资料都没有,比如微型钻头,是用绣花针加工而成的,再比如轴头,居然是用伞骨锯下来车成的,创业者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而师傅们凭着为国争光的志气和聪明才智,花了数个月时间试制了18只细马机械手表样机,于国庆节前送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
1958年上海手表厂正式建立,厂址就选在高安路19号,如今是市委宣传部机关。在这里,师傅们参考瑞士sellca(赛尔卡)AS1194机芯,完成了整套图纸的设计工作,并定型为A581型(即1958年的第一种机芯),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改写了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这,就是收藏家的掌上明珠A581。
后来,周宝兴凭着一股蛮劲,硬是寻觅到了上海牌手表的前世:和平牌和东方红牌。他在家里拿出宝贝给记者看,这两款手表略显粗糙,但式样却不俗。
“因为华东局财政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和平饭店,它是轻工局的前身。试制的手表就命名为‘和平’,据我考证这两个字就是潘汉年写的。但上报国务院有关方面,没有被批准。后来取名‘东方红’,又没被批准,最后才命名‘上海’。商标用的是美术体,两个字有点像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周宝兴如数家珍地向记者讲述这段历史。“这也是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手表,以后就不可能了。”
记者在上海手表厂翻阅档案时发现,1958年7月1日,上海牌手表在上海第三百货商店上市,顾客排队购买,新民晚报还发过报道和图片。同时报道的还有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劳动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以及新加坡、东德的媒体,可见在当时,上海牌手表的诞生是一大新闻。
A581进入市场后,大国总理周恩来买了一块佩戴,当时还是帆布表带呢。在一次出国访问非洲时,他还特意向几内亚总统展现了自己身上的衣服皮鞋到佩戴的手表,清一色的中国货,以此来说明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只手表周总理戴了很长一时间,现在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大型纪录片《周恩来》里,周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回忆了这段史实。
60年代后期,手表厂技术人员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取了一个‘上’字和一个‘海’字,拼成毛体‘上海’商标,一直延用至今。
最初的A581型没有防震功能,后来得以改进,并一直生产到1966年基本结束。
收藏家的遗憾
被手表收藏家看重的还有A641型手表。它是1964年組织设计的高档手表,但生不逢时地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消费者购买力骤降,厂方就没有批量生产。后来解放军总参二部来到上海手表厂要求生产200米水深的潜水手表,要求有日历、自动,于是上海手表厂就采用A641机芯生产了一批军用手表。周宝兴也收藏了几只,其中分军级干部和师级干部使用。供军级干部使用的更加珍贵,29钻、夜光、防水防震防磁、全自动,走时非常精准。光是手表上的塑料防水圈,现在要配的话也要一千元。
有一次周宝兴到温州出差,晚上休息时往访旧货店。得知来意后,店里的营业员端出一大盘上海牌手表让他挑,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只A641。营业员也不傻,跟他讲了来龙去脉,一再申明它的价值,最后开价4000元。周宝兴连价也不还就要下了。“现在厂里的老师傅也不一定见过这种表啊,根本找不到嘛。”
今天,上海牌手表有一批收藏家,他们讲究型号和款式,更讲究手表与社会名流的渊源。还有一大批拥趸,他们的主体就是“喜新厌旧”的青年人,穿名牌服装,佩戴老式的手表,巨大的时空差绝对够酷。手一伸,A581,再一伸,A641,感觉非常好!在写字楼里的白领,受到港澳台老板的影响,也戴起上了上海牌旧手表。而所谓的成功人士呢,则瞄准了新版的上海至尊典藏级手表,十几万一只也不在话下。可以说,仅在上海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上海牌手表收藏圈。
周宝兴如今收藏的上海牌手表有300多只,有些款式连上海手表厂都没有了。他还收藏了一只体现当今世界最先进制表水平的陀飞轮手表,那是为纪念上海手表厂建厂50周年特制的。为了收藏,更为了纪念这段光荣与梦想的历史。
最让手表收藏家们捶胸跺脚的是,1979年,上海手表厂为促进消费和手表的升级换代,一举推出旧表换新表的业务。成千上万消费者闻讯赶到上海手表厂门市部,将戴了二三十年的旧表摘下来,贴俩钱后换成新表,一时间人头攒动。后来,上海手表厂选了一个好天气,将这批总数大约为几十万只的旧手表密密麻麻铺在路面上,请来一辆大吨位的压路机,来来回回将旧手表碾成粉末。电视台和报纸还专门作了报道,哄传一时。“这批旧手表里,有多少只A581和A641啊!如果以今天的收藏价值计算,远远超过新表数十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