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中的另一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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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在山海关机场乘坐三叉戟256专机出逃。在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时坠落,机毁人亡。鲜为人知的是,当天,除三叉戟256外,还有一架直升机被劫持叛逃。
  林彪出逃时所乘三叉戟256专机副驾驶康庭梓,当时没有登上飞机,他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9月13日凌晨的重要任务
  
  3685号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64年7月,我们一起被分配到34师。陈士印后来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空军从法国引进了“云雀”直升机之后,他开始学习飞“云雀”,很快就担任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不足30岁。
  1971年春,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
  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所以副师长亲自带周宇驰学习比较先进的“云雀”机。作为副大队长的陈士印也被指定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官,因此,他也认识并接触到周宇驰。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时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用红铅笔写得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
  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飞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紧接着,周字驰与于新野、李伟信(时为7431部队政治处副处长)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有把握,又叫上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飞机又悄悄地飞回来了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
  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而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5的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飞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知道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往乌兰巴托。
  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
  据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
  凌晨4点50分左右,飞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就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和周宇驰周旋,一边降低高度,准备在他们很熟悉的西郊机场降落,但在周宇驰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专机师的师长一夜没睡,正在西郊机场布置处理三叉戟的事,一看直升机回来了,又赶紧布置地面处理直升机的事。一切都布置好了,结果直升机没落地,又拉起来,飞走了。到了沙河,还是没有降落下来。
  
  直升机里的枪声
  
  当直升机飞到怀柔上空时,天已经亮了。怀柔是我们经常在训练中光顾的地方,大家对地形很熟悉,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帶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了他的左胸。正在操纵飞机降落的陈士印回忆,他听到枪声,看见陈修文中弹,他顾不上保持飞机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后挡去,大喊:为什么要动枪?飞机一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最终,陈士印还是凭借他的技术稳住了直升机。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机的于新野和李伟信顺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
  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字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倒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字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那天穿着一件皮夹克,里面套着一件布工作服,他后来发现,子弹贴着皮肉,把里外两件衣服打了4个洞。地面的民兵闻讯赶来,看到陈士印满脸是血,以为他受了重伤,背起他就跑。陈士印急着说:不要背我,飞机上还有一个,等民兵们到飞机上找到陈修文,他早已不行了。
  到了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部,陈士印打电话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胡萍,胡萍让他待在原地别动。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小时,接近中午,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陈士印跑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他们相约自杀。3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后来直接参加制订《571工程纪要》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犯李伟信在法庭作证时,供出了林立果在林彪授意下制订《571工程纪要》一事。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陈士印被带回北京后,被拘留审查长达11年之久,最终转业到沈阳老家。陈士印多年不愿意对外谈这段往事。我以老同学、老战友的身份找到他,终于说服他开启了尘封多年的回忆。这架返航的3685号直升机,至今还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里。
  摘自《法治人生》201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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