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嘉庆年间苏州落魄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是深受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思潮影响的杰作，同时又表现出男女平等、婚姻平等、反对礼教、崇尚家庭等现代性特征，是探讨中国新文学之源流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浮生六记》 性灵 现代性
　　《浮生六记》是一部产生于清代中期嘉庆年间的自传体小说，却表现出诸多现代文学的特征，提前预示了中国文学的变革，而这种变革的动力，则源自中国文学的性灵传统。
　　一、“性灵”之渊源
　　“性灵”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源于古代诗以言志之论，虽然出现得很早，但一直到明代中期，还只是在传统诗学性情论的语境中使用，其意义也不外乎情感、性情、灵机等，强调诗歌等文学作品应当运用一定的技巧来抒发情感;同时，这种情感当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而它真正成为一种文学思潮，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学历久不衰的传统之一，已经到了晚明。面对理学思想禁锢的强化，思想家李贽倡导“童心”（《童心说》）;肯定自然人性。戏曲家汤显祖提出“至情”（《牡丹亭题词》），反对礼教;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家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相号召，赋予古老的“性灵”以新的含义：张扬个性，贵我尊己，重趣尚俗，贵真崇变。这一全新的文学思潮，大胆突破了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禁锢，扩展了文学表现的内容。至清代中期，袁枚重新树起性灵之大纛，高扬个性的自由和人欲的合理，同时又不失基本的经学立场，渐有席卷时代之势。综观晚明袁宏道和清中叶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思潮，其核心的理念是对作家主体心性的张扬，表现出强烈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藐视传统伦理强加于个人的一切。
　　二、《浮生六记》与性灵
　　与袁枚同时而稍后的苏州人沈复及其带有自传性质的《浮生六记》，无论是作家的个性特征，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都处在性灵思潮的影响之下。沈复强调自己“多情重诺，爽直不羁”（《浮生六记》卷三），“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浮生六记》卷四）。这与袁宏道“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的创作原则，以及袁枚力倡独造、绝去依傍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尽情地去表现生活的本真，所记之乐、趣、愁、快，皆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体验，甚至对于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缺点，也未有刻意的粉饰。俞平伯指出这部书“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这正是创造性极强的表征。反对模拟与雕琢，崇尚天工与自然，符合性灵派作家起于匠心而终于灵机的创作理路。此外，小说的主人公沈复与陈芸夫妇，处困厄贫贱而不失其兴致趣味，物质的匮乏丝毫没有减损精神与个性的丰富。这与闺怨、相思之作大异其趣，他们在匮乏甚至困厄当中，努力去探寻和创造生活的乐趣，用盆景、园艺、花草、诗文、流连山水、徜徉自然来丰富精神的世界。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这样的人生趣味与境界无疑是对生命价值和个人体验的深入开掘，琐碎、平淡、真实、快乐，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对自然人性的肯定。
　　三、《浮生六記》的现代性
　　《浮生六记》又表现出较多的现代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以夫妇人伦之美彰显了家族威权之恶。以夫妇间的相濡以沫作为作品的主题，只有明代归有光等少数作家有所涉及，正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此外，夫妇间的脉脉温情是在严酷的家族威权与礼教的背景下展开的。沈复父亲的粗暴与弟弟的无行，导致了夫妇二人被逐出家门，最终妻子陈芸病情加重，以致天亡。对逝去的美好家庭和爱情的追忆，对被迫害、被摧残历程的描述，客观上对封建的家庭伦理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这正是现代文学常见的主题，也是对传统爱情、家庭主题的拓展。
　　男女平等的思想也是这部作品的闪光之处。沈复本身亦体现出强烈的男女平等的意识，对女性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他甚至对妻子陈芸说：“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浮生六记》卷一）二人婚后亦不囿于男尊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