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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纲要》对于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如下表述：“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就“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构筑风险防范体系”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并对“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周小川指出，中国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还比较少，不能满足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需要，所以要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健全以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都有所发展，此次强调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
“过去常规的概念就是金融要么是商业性，要么是公益性，非‘零’即‘一’。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商业性机构都经历了自身资产负债表调整的过程，所以充分发挥作用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公益性融资过去一般都应该是财政花钱，但各国财政情况也不一样，有的财政空间也不大，所以国际上就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再次关注.”周小川指出，中国正好有3家这样的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加在一起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资产是商业可持续性的资产，所以在“零”和“一”之间有一些业务，这些业务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但同时又能弥补一些在“零”和“一”之间的融资空间，在危机期间大家觉得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周小川认为，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对中国来讲也有一些特殊含义。中国从过去集中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由于价格体制等原因造成一部分业务的商业性融资做不了，政府融资力量也不够。因此，“十三五”规划《纲要》仍旧把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描述。
对于“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到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周小川指出，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达成共识：第一，在中国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现象还比较多，如果扩大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进一步放宽准入，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混乱？第二，中国金融服务的总水平如何，是供给十分充足不需要再设立更多的机构，还是金融服务总体不足，从而导致一些非法、钻空子性质的欺诈金融活动反而有很多的市场和机会？
周小川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虽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数量不少，但基层金融服务总量上来讲还是不足。对于有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了，就会把资源占走，反而忽略了实体经济，周小川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双贏局面、零和博弈、双输局面三种可能。
“对于中国来讲，如果金融业不能够更好地发展，提高更普遍的金融服务，同时提供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那么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限制。”周小川表示。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一节中最突出和最开始提到的都是如何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对此，周小川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周小川指出，除了有资本市场服务的需求、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以外，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偏高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即总的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对此，“十三五”规划希望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使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借贷杠杆的依赖。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企业部门或者公司部门的高杠杆率，周小川指出，第一，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一般国家储蓄占GDP的206至3006左右，而中国去年总储蓄率超过46%，其中居民部门在35%以上。储蓄率高导致通过银行和买债券渠道的债务融资偏高，所以如果说中国企业债务率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也不奇怪。第二，中国的股本市场发育比较晚，股票市场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市场发展的时间较短，所以资本市场总融资比例较低，民间的股本融资也相对薄弱。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总的民间积累、民间财富还比较少，所以民间财富变为股本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借贷比例比较高，就容易产生一些宏观上的风险，这方面我们也是和国际上很多朋友们一样给予高度重视。”周小川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使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的资金进行股本融资，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和债务股本的比例。
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周小川指出，“十三五”规划《纲要》首先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很重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
周小川强调，中央银行过去比较强调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很多央行还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仅做到这点还不够。即便有些情况下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经济体系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金融风险，甚至是危机，所以首先强调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另外，“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周小川指出，这方面要认真研究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
“包括在去年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市场上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还不是很理想。”周小川表示，尽管国际上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但全球金融危机中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今后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应如何对待，国际上也有众多讨论和实践探索，这也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还特别提出了要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周小川指出，这也是目前体制上的不足之处。在落实“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要大力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隐私的保护，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使其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周小川强调，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应该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外汇储备丁喲度明显减缓
对于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周小川强调，中国要实现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自由浮动汇率”差别在于，第一，涉及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这方面强调是要管住的。第二，对于诸如企业过度地借外债和过度地货币错配等宏观审慎方面的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措施来进行管理。第三，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形势看，中国目前主张鼓励和支持中长期的投资活动，包括外国人投资到中国，也包括中国人投资到外国。对于超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也要管理，当然管理措施也不一定完全有效，但对这些资本流动也不是特别鼓励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一般不用所谓完全自由浮动这样的提法。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汇率会有什么偏差，还是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也要参照国际市场上的多种货币篮子，特别是未来更多地参照SDR篮子，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周小川强调。
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周小川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2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增长较快。除了经常项目顺差等原因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1/3左右）是各种各样的短期资金，其中包括套利交易资金。
周小川表示，这些资金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流出，但出去的速度不见得比当年积累的速度有太大惊人的差异。
周小川还表示，去年有一段时间到今年1月份，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议论较多，导致信心有些不足，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出现波动，市场信心非常明显地受到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资金流出也就多一些。对中国整体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汇率水平的判断回归理性后，就会恢复正常。现在看来，外汇储备下降速度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减缓。
周小川还提到，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在去年年底之前已经基本上完成，贷款和存款的利率管制都已取消，金融机构有了利率的自主定价权。当然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指导还要健全传导机制，利率形成机制也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不断磨合、逐渐完善的过程。但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和加强绿色金融方面央行可以发挥的作用，周小川表示，首先，大力支持配额交易市场。配额市场，如碳排放配额市场及其他排放物市场，在性质上很像金融市场，而且本身带有激励机制和融资功能，所以应该把金融市场的一些技能和方法应用到碳配额交易市场中来。
其次，央行会同其他部门一起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这也是今年G20准备纳入的题目，为此还特别成立了工作组，现在正在积极准备，其中包括若干种支持绿色发展的融资方式。”周小川表示.
此外，在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方面，周小川表示，要给出一定的指导方针。周小川解释说，如果金融活动过多地支持了二氧化碳排放、化石能源的使用及一些污染物排放，尽管短期来讲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从中期来看，不仅对整体经济不利，甚至也会给金融机构本身带来更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当前有可能被社会和金融界所低估，应该对这些风险加以重视并给出正常的、有前瞻性的估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就“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构筑风险防范体系”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并对“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周小川指出，中国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还比较少，不能满足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需要，所以要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健全以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都有所发展，此次强调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
“过去常规的概念就是金融要么是商业性，要么是公益性，非‘零’即‘一’。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商业性机构都经历了自身资产负债表调整的过程，所以充分发挥作用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公益性融资过去一般都应该是财政花钱，但各国财政情况也不一样，有的财政空间也不大，所以国际上就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再次关注.”周小川指出，中国正好有3家这样的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加在一起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资产是商业可持续性的资产，所以在“零”和“一”之间有一些业务，这些业务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但同时又能弥补一些在“零”和“一”之间的融资空间，在危机期间大家觉得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周小川认为，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对中国来讲也有一些特殊含义。中国从过去集中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由于价格体制等原因造成一部分业务的商业性融资做不了，政府融资力量也不够。因此，“十三五”规划《纲要》仍旧把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描述。
对于“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到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周小川指出，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达成共识：第一，在中国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现象还比较多，如果扩大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进一步放宽准入，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混乱？第二，中国金融服务的总水平如何，是供给十分充足不需要再设立更多的机构，还是金融服务总体不足，从而导致一些非法、钻空子性质的欺诈金融活动反而有很多的市场和机会？
周小川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虽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数量不少，但基层金融服务总量上来讲还是不足。对于有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了，就会把资源占走，反而忽略了实体经济，周小川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双贏局面、零和博弈、双输局面三种可能。
“对于中国来讲，如果金融业不能够更好地发展，提高更普遍的金融服务，同时提供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那么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限制。”周小川表示。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一节中最突出和最开始提到的都是如何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对此，周小川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周小川指出，除了有资本市场服务的需求、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以外，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偏高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即总的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对此，“十三五”规划希望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使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借贷杠杆的依赖。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企业部门或者公司部门的高杠杆率，周小川指出，第一，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一般国家储蓄占GDP的206至3006左右，而中国去年总储蓄率超过46%，其中居民部门在35%以上。储蓄率高导致通过银行和买债券渠道的债务融资偏高，所以如果说中国企业债务率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也不奇怪。第二，中国的股本市场发育比较晚，股票市场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市场发展的时间较短，所以资本市场总融资比例较低，民间的股本融资也相对薄弱。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总的民间积累、民间财富还比较少，所以民间财富变为股本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借贷比例比较高，就容易产生一些宏观上的风险，这方面我们也是和国际上很多朋友们一样给予高度重视。”周小川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使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的资金进行股本融资，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和债务股本的比例。
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周小川指出，“十三五”规划《纲要》首先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很重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
周小川强调，中央银行过去比较强调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很多央行还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仅做到这点还不够。即便有些情况下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经济体系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金融风险，甚至是危机，所以首先强调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另外，“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周小川指出，这方面要认真研究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
“包括在去年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市场上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还不是很理想。”周小川表示，尽管国际上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但全球金融危机中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今后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应如何对待，国际上也有众多讨论和实践探索，这也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还特别提出了要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周小川指出，这也是目前体制上的不足之处。在落实“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要大力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隐私的保护，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使其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周小川强调，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应该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外汇储备丁喲度明显减缓
对于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周小川强调，中国要实现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自由浮动汇率”差别在于，第一，涉及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这方面强调是要管住的。第二，对于诸如企业过度地借外债和过度地货币错配等宏观审慎方面的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措施来进行管理。第三，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形势看，中国目前主张鼓励和支持中长期的投资活动，包括外国人投资到中国，也包括中国人投资到外国。对于超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也要管理，当然管理措施也不一定完全有效，但对这些资本流动也不是特别鼓励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一般不用所谓完全自由浮动这样的提法。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汇率会有什么偏差，还是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也要参照国际市场上的多种货币篮子，特别是未来更多地参照SDR篮子，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周小川强调。
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周小川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2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增长较快。除了经常项目顺差等原因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1/3左右）是各种各样的短期资金，其中包括套利交易资金。
周小川表示，这些资金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流出，但出去的速度不见得比当年积累的速度有太大惊人的差异。
周小川还表示，去年有一段时间到今年1月份，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议论较多，导致信心有些不足，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出现波动，市场信心非常明显地受到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资金流出也就多一些。对中国整体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汇率水平的判断回归理性后，就会恢复正常。现在看来，外汇储备下降速度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减缓。
周小川还提到，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在去年年底之前已经基本上完成，贷款和存款的利率管制都已取消，金融机构有了利率的自主定价权。当然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指导还要健全传导机制，利率形成机制也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不断磨合、逐渐完善的过程。但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和加强绿色金融方面央行可以发挥的作用，周小川表示，首先，大力支持配额交易市场。配额市场，如碳排放配额市场及其他排放物市场，在性质上很像金融市场，而且本身带有激励机制和融资功能，所以应该把金融市场的一些技能和方法应用到碳配额交易市场中来。
其次，央行会同其他部门一起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这也是今年G20准备纳入的题目，为此还特别成立了工作组，现在正在积极准备，其中包括若干种支持绿色发展的融资方式。”周小川表示.
此外，在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方面，周小川表示，要给出一定的指导方针。周小川解释说，如果金融活动过多地支持了二氧化碳排放、化石能源的使用及一些污染物排放，尽管短期来讲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从中期来看，不仅对整体经济不利，甚至也会给金融机构本身带来更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当前有可能被社会和金融界所低估，应该对这些风险加以重视并给出正常的、有前瞻性的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