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老舍倍感亡国的屈辱。他激动地写到：“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去。”于是，他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毅然抛下妻儿和舒适的生活，只身一人挤上了南下的最后一列火车，前往武汉，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
　　老舍将日本强盗的血腥暴行一笔一笔记录下来。他彻底改变了以往“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的性格，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负责文协日常主要工作，团结全国文学艺术家共同为抗战出力。抗战8年，老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组织文协为抗战文艺宣传做了大量工作。
　　为此，著名抗战将领冯玉祥，专为老舍题写了一首“丘八诗”：“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老舍投身到文协的日常事务，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而且，这个职务于老舍在经济上也毫无收益。按照“文协”章程，除了一名专职驻会干事每月能从协会领取少量报酬外，包括老舍和各部的正副主任，工作全都属于义务性质，就连日常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由老舍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协会经费捉襟见肘，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压缩酬劳，甚至“吝啬”到即便“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
　　抗战8年，老舍放弃了之前的写作思路，转而写作抗战通俗文艺。他的笔下没有了往日风格，也没有了一贯的幽默。他笔下记载的全是血，全是尸体，全是他以“身临其境”为代价，而获得的铁一般的“证据”。如在1938年的武汉，他写到：“7月19日，我躲在院外，弹落之处，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平生所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过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为呼召着人魂，那天死伤过千！”
　　老舍在重庆北碚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创作了大量抗战话剧、大鼓词、歌词、快板书、通俗小说等作品，以鼓舞全民抗战。他用雄浑的笔体，写下了“以全力打击敌人”的书法作品，以表明他的心志。在此期间，他创作的《残雾》《张自忠》《国家之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讴歌民族英雄，为抗战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老舍不仅写抗战作品，还身体力行声援抗战。1939年6月， 他报名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时间将近半年，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等10余个省市、5个战区，可谓遍及小半个北中国的一次长征。“文协”没有钱，老舍便自酬行装，其征衣竟是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中山装，被友人笑为“斯文扫地的衣裳”。这一路不仅山高水长，而且险象环生，老舍自谓命大，竟然三次死里逃生！
　　抗战8年，为了鼓舞抗日，老舍不仅写相声，还爱亲自登台表演相声。在武汉，他把脸涂白，把头发梳成“朝天锥”，把衣领塞起来，与著名滑稽大鼓演员山药蛋上台演过双簧；在重庆，和相声演员小地梨演过相声；在重庆北碚，他分别和作家老向、梁实秋演过相声，这些都被传为美谈。
　　抗战末期，老舍创作了反映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当时没有好的纸张，只有不能写钢笔字的土纸，老舍就用小楷毛笔字进行创作。那时，他身体非常虚弱，缺乏药品和营养品，可就是拖着病体，他依然每天笔耕不辍。每当日寇飞机轰炸时，大家躲进防空洞。每次进防空洞时，老舍什么细软都不拿，只抱紧那个包裹有《四世同堂》书稿的小布包。
　　抗战8年，老舍从跨出家门那一刻开始，由一个教授、学者、作家，一下子成了一个到处为家的战士，一个挥舞十八般武器、高举抗战旗帜、转战大江南北、奋力拼杀的战士。老舍虽然没有与日寇作面对面的抗争，但他用手中的笔，一天也没有停止向日寇进攻。
　　抗战8年，老舍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最初的他，只是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但是最终结果，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文艺大军中一名令人敬仰的大将！
　　（作者为山东滕州鲍沟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