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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王跃文发表了长篇小说《国画》，他完全没有想到第一部长篇就给自己打响了名号，有人说《国画》开启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的先河。 文坛中人说他是官人，官场中人说他是作家，他称自己曾经只是个尴尬人。
十五年来，王跃文写过乡村、写过知青、写过历史、也写过情感，可人们还是给他冠以“官场小说家”的称谓。但无论如何，王跃文始终都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自己说：“一方面我很自信，因为我知道我有读者，要写一本读者不喜欢的书，我写不出来。另一方面我又非常不自信，因为我心目中有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大家立在那里，我觉得终其一生都达不到他们的境界。但是文学是我的爱好，是我的生活，是我存在的意义。”
社会太实际，消磨掉英雄气
去年年底，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一度因王岐山的推荐成为话题。这本创作于2007年的历史小说，头一两年畅销三四十万册，之后进入长销状态，今年上半年又加印了五十万册，算起来发行量超过百万。但他的作品中，隐形的销售冠军其实是他的“成名作”—《国画》，据说各种盗版超过了五百万册。
那是王跃文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溆浦县政府的那一年。这是个令所有人羡慕不已的铁饭碗，他自己也有着平实的理想，“当时根本没有仕途的概念，我也从来没有所谓的政治野心。我就相信，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工作，自然就会有所提升，以后有机会按自己的理想做些有益的工作。”
在机关里，王跃文主要负责写公文，一类是领导讲话，一类是调研材料。在学校的时候，王跃文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山娘娘》，登在了同学们办的油印文学刊物上，从那时起文学梦想就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了。但进入机关后，文学梦被一摞摞公文压在了下面，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提笔写点儿东西。
机关公文的写作自有一套规范，与文学创作完全不同。最初四年，他努力学习磨炼公文写作，文学梦想就只能暂且搁置了。从县政府到市政府又到省政府，王跃文的业务能力越来越强，却发现要想在这条仕途上有所发展，很多情况好像是“功夫在诗外”的。感到迷茫的王跃文，那会儿行有余力，文学梦想便随之复苏了。
1988年8月8日，是生意人开业的吉祥日子，这一天王跃文的第一篇散文《书房小记》发表在了《湖南日报》上，这篇不足千字的小文章如今他自己都找不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在文学界半个朋友都没有，不到半年就在《湖南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王跃文总是开玩笑说，大概是因为自己“开张”的日子选得好，所以“文运”一直不错。
他称自己的文学之路几乎是一帆风顺的：别人写散文长于文字空灵，而他的散文里总有些故事性，于是1989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中篇小说写得味道很足，编辑就尝试约他写个长篇，于是，1999年《国画》出版了。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轰动，有人觉得耳目一新，官场和生活都写得好，更有人认为小说颠覆了旧有的官员高大上的形象。
或许因为小说太成功，王跃文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不一般的压力，于是，写作更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国画》之后，王跃文又写了《梅次故事》《朝夕之间》，他在小说里探究人性最隐秘之处，而撕掉了概念化的官场人物的面纱，并且用反讽的手法映射了荒诞的现实社会。“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到处都能看到的是，表面庄严神圣之下的庸碌世俗，冠冕堂皇之下的阴暗卑劣，一本正经之下的滑稽可笑。你想不反讽也难，想不荒诞也难。”
“我是个看得到做不到的人，所以就都写在小说里吧。”一个官场里的人，把官场百态写得细致入微，周围的人难免对号入座。在《国画》出版后的第三年，随着政府机关的改革大潮，王跃文去了湖南省作协。“现在回想起来，在政府机关里干了十九年，我一点都不后悔，只不过是不堪回首。”
“年轻的时候很单纯、有抱负，但是这个社会太实际，也太无奈，它会消磨年轻人的英雄气。”如今偶尔见到年轻时一起在机关食堂排队打饭的同事，王跃文时常不敢相认，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也许在世俗的标准下，他们过得不错，谋了个一官半职，有房有车、家庭美满。但这个人只是一具逐渐老去的皮囊，内心早已经完全不同了。”
尽管如此，身为作家的王跃文依旧感谢这段经历，“任何生活都是作家的财富，哪怕去乞讨、去坐牢。”那些苦难在经历的时候都是痛苦，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就都变成了财富。正是这十九年的官场生涯，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面孔、思考各种问题，最终才写出洞见如此深刻的“官场小说”。
因为官场经历，王跃文建议儿子不要当公务员。“中国人对官场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他们仇官仇富，已经发展成一种盲目的不健康心理。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地把孩子往里面塞，好像那里很体面、很稳定。”现在，他的儿子和朋友一起，在长沙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在王跃文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自在的，就好像他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一样安稳。
我只是说出了国王没有穿衣服
1962年，王跃文出生在湖南溆浦县，那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除了广袤的田野，就是夕阳下奶奶和村里其他老人讲各种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同一个故事，在不同老人口中都有着不同的韵味，这让年幼的王跃文觉得迷人不已。“那时候我不仅喜欢听故事，听完了还喜欢给别的小朋友讲，这大概就是小时候的一种表达欲。”
王跃文的奶奶目不识丁，却总是出口成章，还能背诵不少诗词。四五岁的时候，奶奶就教育他说：“六儿啊，你要读书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王跃文那时候并不理解奶奶的话，他心想：大哥才是老大，我为什么要伤悲？
王跃文从小跟奶奶睡，却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失眠，状况时好时坏一直持续到成年。小孩子精力旺盛，奶奶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为了对付失眠，从大哥枕头底下找到一本竖排繁体、残缺不全的《红楼梦》。十一二岁的他半认半猜，把这本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看着书中人的忧愁，他偶尔也掉泪，然后就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于是，为了治疗失眠，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书放在床头。可是农村的阅读条件太差，能找到的不过就是几本古典名著。“听故事、看名著，这大概就算是我的文学启蒙了吧。名著里头有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民间传说结构简单、语言质朴，而且口头文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在不停地被再创造。”
那时候王跃文心中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只是不知道以后怎么生活，“那种痛苦有些没来由、无头绪。”因为父亲是右派，王家在村里属于被压制的人群，上学困难，当兵也困难。在知青宣传画上，王跃文看着戴着白草帽围着白毛巾的知青们，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感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我的青春理想，就是戴一顶白色的草帽、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开拖拉机耕地。”
十四五岁的时候，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有一句台词，可能任何人都不会在意，但是王跃文却记得真切。“老班长问一个小战士：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原来当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1980年中国要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王跃文掐指一算，“那一年我刚好十八岁，十八岁我就可以开拖拉机了。”
后来，拖拉机没有开上，王跃文进了湖南怀化师专。“我念的不是名牌大学，就是家乡的一所专科学校，唯一让我兴奋的就是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入学第一天，老师开了一张长长的必读书单，从这一天起王跃文才真正开始了大量的阅读，他用三年时间读完了书单上的每一本书。每天早上，他就钻进学校后面一片并不茂密的松树林背书，至今回想起来，他仍能感觉到鼻子里充溢着松树的清香。
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王跃文入学第一年对外国文学特别痴迷，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第二年开始读各种美学和哲学书籍，到了第三年才回过头来钻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怀抱。他被巴尔扎克笔下宏阔而复杂的社会冲击过，托尔斯泰则用无处不在的人道主义精神打动过他，外国文学给他带来了新鲜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但是，真正能进入我血液的，还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古典文学给我带来的文学经验，是我内心感觉最熨帖的。”在《红楼梦》里，他重又体会了曹雪芹精致的语言，那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金瓶梅》里，兰陵笑笑生对市井生活纤毫毕现的描摹也震撼着他。而中国古典诗词对意境的渲染，更是读外国文学时无法体会的高深。
至于现代作家，王跃文最敬重鲁迅先生。“我儿子念高中的时候跟我说，鲁迅先生的文章背不下来。我说怎么会呢？我背给你听。”说着王跃文一连背了好几段，从《故乡》到《少年闰土》再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下把儿子给镇住了。其实，王跃文从来没有认真背诵过鲁迅先生的文章，他是真的喜欢，精彩段落就记往了。
很难说这些伟大的作家给了王跃文怎样的启发，但在他后来的文学道路中，难免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但在创作中，王跃文从未刻意地模仿哪位大家，只是本能地刻画现实，把日常生活还原出来。“比如在进行所谓官场人物刻划时，会尽量摒弃所有概念化的束缚，真正听从内心的感受，把真实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出了国王没有穿衣服。”
乡村保留着中国的传统血脉
《国画》之后的十五年，王跃文写官场、写历史、写知青、写情感。刚刚出版的小说《爱历元年》，写的是一对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有人说这本“情感小说”是他又一次的转型之作。但是王跃文说这是记者们最爱提的“偷懒问题”，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不是官场小说家，我也没有转型。好的作家应该有足够的丰富性，老转来转去不是给转晕了？”
所谓的“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说这是媒体爱用的“标题党”。“官场小说”，在他看来并不是一种文学界定，而是一种社会学界定。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写官场小说，但整体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没有超越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跃文是当代官场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终结者。
对于自己的诸多作品，王跃文最喜欢的其实是日积月累下来的随笔和杂文，还有他的乡村小说。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他，跟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情感，让他更加关注那里。“到目前为止，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是一个乡村中国。看一个社会要多看短板，农村恰恰是一个被忽略的地方，是我们现在的短板。”
如今，王跃文一家住在长沙。有空的时候，他和家人经常开车回溆浦，“现在需要四五个小时，年底新的高速路开通只要两个多小时，明年高铁建成大概只要一个小时了。”在他看来，城市生活是格式化的，“你喝咖啡我喝茶，你吃汉堡我吃牛排，大家都差不多。”而在农村那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才能看到中国的传统血脉。
溆浦曾经是屈原的流放地，所以这里的人对屈原有着特殊的感情，更有着曾国藩所说“血诚明强”湖湘精神的烙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都在乡村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传承。”在王跃文看来，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是读书人一辈子也想不到的。他们的处世方式、情感方式，也都和现代都市人不一样，甚至是想象不到的。
两年前，湖南文艺出版社将他的作品结集出版，其中有一卷《漫水》专门收录了他所有的乡村小说。作为书名的《漫水》，是他2012年年初发表的一个中篇小说，其中对地域风貌的描写和民间的表达，包括方言的运用，都恰到好处。“我对创作乡村小说非常有信心，唯一惋惜的，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没有办法把民间语言的韵味百分之百地记录下来。”
在《漫水》里，他写出了乡下人达观的人生态度，就像他记忆中奶奶对待生死的态度一样。从他记事起，家里堂屋的一角就放着一副棺材。每隔一段时间，奶奶就把上面盖的棕衣拿下来，仔细地擦一遍。“我看到那个东西就怕，小时候晚上从堂屋前面经过，我都得跑过去。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却又非常坦然的事情。”
这些关于农村的记忆和情感，让王跃文愿意在此投注笔墨。在年轻作家争先恐后地描摹都市生活的当下，王跃文也完全不担心自己的乡村小说没人看。他并不谦虚地说：“我的乡村小说仍然有大量的读者，只是可能置换了一批，读者群和官场小说、历史小说不一样。我很自信，因为我知道我有读者，要写一本读者不喜欢的书，我写不出来。”
相反，他常常为年轻作家捏把汗。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出名，也从不觉得自己的创作之路有多辛苦。“我当年就是热爱文学喜欢写，能发表就已经很高兴了。现在有些年轻作家，看上去好像很光鲜，一夜成名也令人羡慕。但是我觉得他们压力太大，要从成千上万的网络写手大军中脱颖而出，就要保持巨大的写作量。可是一天几万字的写，那东西怎么可能不粗糙呢？这个文字量光敲键盘就已经够累了，早就超过了写作的极限。”
王跃文的小说，常被评论认为写的精致，而这种精致是慢工出细活的。写了这么多年，他最高产的时候，大概是在写《国画》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写兴奋了经常通宵写个一万字。”相比之下，王跃文现在的生活和创作更加规律了，平均每天写三千字左右。“这样你有机会放一段时间，对自己写的东西产生陌生感之后，才能看出问题。必须要有节制，写作是需要慢下来的事情。”
这样不紧不慢的写作节奏，让王跃文十五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状态。他认为写作最重要的两点：才华和生活。接下来的十年，他准备把才华投入到一段更长久的生命经验中去，投入到他眼中当下中国的短板所在。“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乡村小说的写作上，写一个乡村中国。”
十五年来，王跃文写过乡村、写过知青、写过历史、也写过情感，可人们还是给他冠以“官场小说家”的称谓。但无论如何，王跃文始终都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自己说：“一方面我很自信，因为我知道我有读者，要写一本读者不喜欢的书，我写不出来。另一方面我又非常不自信，因为我心目中有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大家立在那里，我觉得终其一生都达不到他们的境界。但是文学是我的爱好，是我的生活，是我存在的意义。”
社会太实际，消磨掉英雄气
去年年底，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一度因王岐山的推荐成为话题。这本创作于2007年的历史小说，头一两年畅销三四十万册，之后进入长销状态，今年上半年又加印了五十万册，算起来发行量超过百万。但他的作品中，隐形的销售冠军其实是他的“成名作”—《国画》，据说各种盗版超过了五百万册。
那是王跃文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溆浦县政府的那一年。这是个令所有人羡慕不已的铁饭碗，他自己也有着平实的理想，“当时根本没有仕途的概念，我也从来没有所谓的政治野心。我就相信，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工作，自然就会有所提升，以后有机会按自己的理想做些有益的工作。”
在机关里，王跃文主要负责写公文，一类是领导讲话，一类是调研材料。在学校的时候，王跃文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山娘娘》，登在了同学们办的油印文学刊物上，从那时起文学梦想就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了。但进入机关后，文学梦被一摞摞公文压在了下面，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提笔写点儿东西。
机关公文的写作自有一套规范，与文学创作完全不同。最初四年，他努力学习磨炼公文写作，文学梦想就只能暂且搁置了。从县政府到市政府又到省政府，王跃文的业务能力越来越强，却发现要想在这条仕途上有所发展，很多情况好像是“功夫在诗外”的。感到迷茫的王跃文，那会儿行有余力，文学梦想便随之复苏了。
1988年8月8日，是生意人开业的吉祥日子，这一天王跃文的第一篇散文《书房小记》发表在了《湖南日报》上，这篇不足千字的小文章如今他自己都找不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在文学界半个朋友都没有，不到半年就在《湖南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王跃文总是开玩笑说，大概是因为自己“开张”的日子选得好，所以“文运”一直不错。
他称自己的文学之路几乎是一帆风顺的：别人写散文长于文字空灵，而他的散文里总有些故事性，于是1989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中篇小说写得味道很足，编辑就尝试约他写个长篇，于是，1999年《国画》出版了。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轰动，有人觉得耳目一新，官场和生活都写得好，更有人认为小说颠覆了旧有的官员高大上的形象。
或许因为小说太成功，王跃文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不一般的压力，于是，写作更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国画》之后，王跃文又写了《梅次故事》《朝夕之间》，他在小说里探究人性最隐秘之处，而撕掉了概念化的官场人物的面纱，并且用反讽的手法映射了荒诞的现实社会。“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到处都能看到的是，表面庄严神圣之下的庸碌世俗，冠冕堂皇之下的阴暗卑劣，一本正经之下的滑稽可笑。你想不反讽也难，想不荒诞也难。”
“我是个看得到做不到的人，所以就都写在小说里吧。”一个官场里的人，把官场百态写得细致入微，周围的人难免对号入座。在《国画》出版后的第三年，随着政府机关的改革大潮，王跃文去了湖南省作协。“现在回想起来，在政府机关里干了十九年，我一点都不后悔，只不过是不堪回首。”
“年轻的时候很单纯、有抱负，但是这个社会太实际，也太无奈，它会消磨年轻人的英雄气。”如今偶尔见到年轻时一起在机关食堂排队打饭的同事，王跃文时常不敢相认，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也许在世俗的标准下，他们过得不错，谋了个一官半职，有房有车、家庭美满。但这个人只是一具逐渐老去的皮囊，内心早已经完全不同了。”
尽管如此，身为作家的王跃文依旧感谢这段经历，“任何生活都是作家的财富，哪怕去乞讨、去坐牢。”那些苦难在经历的时候都是痛苦，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就都变成了财富。正是这十九年的官场生涯，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面孔、思考各种问题，最终才写出洞见如此深刻的“官场小说”。
因为官场经历，王跃文建议儿子不要当公务员。“中国人对官场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他们仇官仇富，已经发展成一种盲目的不健康心理。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地把孩子往里面塞，好像那里很体面、很稳定。”现在，他的儿子和朋友一起，在长沙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在王跃文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自在的，就好像他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一样安稳。
我只是说出了国王没有穿衣服
1962年，王跃文出生在湖南溆浦县，那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除了广袤的田野，就是夕阳下奶奶和村里其他老人讲各种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同一个故事，在不同老人口中都有着不同的韵味，这让年幼的王跃文觉得迷人不已。“那时候我不仅喜欢听故事，听完了还喜欢给别的小朋友讲，这大概就是小时候的一种表达欲。”
王跃文的奶奶目不识丁，却总是出口成章，还能背诵不少诗词。四五岁的时候，奶奶就教育他说：“六儿啊，你要读书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王跃文那时候并不理解奶奶的话，他心想：大哥才是老大，我为什么要伤悲？
王跃文从小跟奶奶睡，却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失眠，状况时好时坏一直持续到成年。小孩子精力旺盛，奶奶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为了对付失眠，从大哥枕头底下找到一本竖排繁体、残缺不全的《红楼梦》。十一二岁的他半认半猜，把这本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看着书中人的忧愁，他偶尔也掉泪，然后就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于是，为了治疗失眠，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书放在床头。可是农村的阅读条件太差，能找到的不过就是几本古典名著。“听故事、看名著，这大概就算是我的文学启蒙了吧。名著里头有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民间传说结构简单、语言质朴，而且口头文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在不停地被再创造。”
那时候王跃文心中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只是不知道以后怎么生活，“那种痛苦有些没来由、无头绪。”因为父亲是右派，王家在村里属于被压制的人群，上学困难，当兵也困难。在知青宣传画上，王跃文看着戴着白草帽围着白毛巾的知青们，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感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我的青春理想，就是戴一顶白色的草帽、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开拖拉机耕地。”
十四五岁的时候，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有一句台词，可能任何人都不会在意，但是王跃文却记得真切。“老班长问一个小战士：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原来当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1980年中国要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王跃文掐指一算，“那一年我刚好十八岁，十八岁我就可以开拖拉机了。”
后来，拖拉机没有开上，王跃文进了湖南怀化师专。“我念的不是名牌大学，就是家乡的一所专科学校，唯一让我兴奋的就是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入学第一天，老师开了一张长长的必读书单，从这一天起王跃文才真正开始了大量的阅读，他用三年时间读完了书单上的每一本书。每天早上，他就钻进学校后面一片并不茂密的松树林背书，至今回想起来，他仍能感觉到鼻子里充溢着松树的清香。
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王跃文入学第一年对外国文学特别痴迷，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第二年开始读各种美学和哲学书籍，到了第三年才回过头来钻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怀抱。他被巴尔扎克笔下宏阔而复杂的社会冲击过，托尔斯泰则用无处不在的人道主义精神打动过他，外国文学给他带来了新鲜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但是，真正能进入我血液的，还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古典文学给我带来的文学经验，是我内心感觉最熨帖的。”在《红楼梦》里，他重又体会了曹雪芹精致的语言，那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金瓶梅》里，兰陵笑笑生对市井生活纤毫毕现的描摹也震撼着他。而中国古典诗词对意境的渲染，更是读外国文学时无法体会的高深。
至于现代作家，王跃文最敬重鲁迅先生。“我儿子念高中的时候跟我说，鲁迅先生的文章背不下来。我说怎么会呢？我背给你听。”说着王跃文一连背了好几段，从《故乡》到《少年闰土》再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下把儿子给镇住了。其实，王跃文从来没有认真背诵过鲁迅先生的文章，他是真的喜欢，精彩段落就记往了。
很难说这些伟大的作家给了王跃文怎样的启发，但在他后来的文学道路中，难免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但在创作中，王跃文从未刻意地模仿哪位大家，只是本能地刻画现实，把日常生活还原出来。“比如在进行所谓官场人物刻划时，会尽量摒弃所有概念化的束缚，真正听从内心的感受，把真实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出了国王没有穿衣服。”
乡村保留着中国的传统血脉
《国画》之后的十五年，王跃文写官场、写历史、写知青、写情感。刚刚出版的小说《爱历元年》，写的是一对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有人说这本“情感小说”是他又一次的转型之作。但是王跃文说这是记者们最爱提的“偷懒问题”，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不是官场小说家，我也没有转型。好的作家应该有足够的丰富性，老转来转去不是给转晕了？”
所谓的“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说这是媒体爱用的“标题党”。“官场小说”，在他看来并不是一种文学界定，而是一种社会学界定。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写官场小说，但整体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没有超越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跃文是当代官场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终结者。
对于自己的诸多作品，王跃文最喜欢的其实是日积月累下来的随笔和杂文，还有他的乡村小说。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他，跟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情感，让他更加关注那里。“到目前为止，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是一个乡村中国。看一个社会要多看短板，农村恰恰是一个被忽略的地方，是我们现在的短板。”
如今，王跃文一家住在长沙。有空的时候，他和家人经常开车回溆浦，“现在需要四五个小时，年底新的高速路开通只要两个多小时，明年高铁建成大概只要一个小时了。”在他看来，城市生活是格式化的，“你喝咖啡我喝茶，你吃汉堡我吃牛排，大家都差不多。”而在农村那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才能看到中国的传统血脉。
溆浦曾经是屈原的流放地，所以这里的人对屈原有着特殊的感情，更有着曾国藩所说“血诚明强”湖湘精神的烙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都在乡村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传承。”在王跃文看来，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是读书人一辈子也想不到的。他们的处世方式、情感方式，也都和现代都市人不一样，甚至是想象不到的。
两年前，湖南文艺出版社将他的作品结集出版，其中有一卷《漫水》专门收录了他所有的乡村小说。作为书名的《漫水》，是他2012年年初发表的一个中篇小说，其中对地域风貌的描写和民间的表达，包括方言的运用，都恰到好处。“我对创作乡村小说非常有信心，唯一惋惜的，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没有办法把民间语言的韵味百分之百地记录下来。”
在《漫水》里，他写出了乡下人达观的人生态度，就像他记忆中奶奶对待生死的态度一样。从他记事起，家里堂屋的一角就放着一副棺材。每隔一段时间，奶奶就把上面盖的棕衣拿下来，仔细地擦一遍。“我看到那个东西就怕，小时候晚上从堂屋前面经过，我都得跑过去。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却又非常坦然的事情。”
这些关于农村的记忆和情感，让王跃文愿意在此投注笔墨。在年轻作家争先恐后地描摹都市生活的当下，王跃文也完全不担心自己的乡村小说没人看。他并不谦虚地说：“我的乡村小说仍然有大量的读者，只是可能置换了一批，读者群和官场小说、历史小说不一样。我很自信，因为我知道我有读者，要写一本读者不喜欢的书，我写不出来。”
相反，他常常为年轻作家捏把汗。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出名，也从不觉得自己的创作之路有多辛苦。“我当年就是热爱文学喜欢写，能发表就已经很高兴了。现在有些年轻作家，看上去好像很光鲜，一夜成名也令人羡慕。但是我觉得他们压力太大，要从成千上万的网络写手大军中脱颖而出，就要保持巨大的写作量。可是一天几万字的写，那东西怎么可能不粗糙呢？这个文字量光敲键盘就已经够累了，早就超过了写作的极限。”
王跃文的小说，常被评论认为写的精致，而这种精致是慢工出细活的。写了这么多年，他最高产的时候，大概是在写《国画》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写兴奋了经常通宵写个一万字。”相比之下，王跃文现在的生活和创作更加规律了，平均每天写三千字左右。“这样你有机会放一段时间，对自己写的东西产生陌生感之后，才能看出问题。必须要有节制，写作是需要慢下来的事情。”
这样不紧不慢的写作节奏，让王跃文十五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状态。他认为写作最重要的两点：才华和生活。接下来的十年，他准备把才华投入到一段更长久的生命经验中去，投入到他眼中当下中国的短板所在。“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乡村小说的写作上，写一个乡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