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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韦怡对视频中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9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孩围殴一名同龄女生。打人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化着浓妆，戴着墨镜，超出了学生的装扮。她们轮番上去扇耳光，揪头发，脚踹腹部。被打的女孩被踹倒，跪在地上，双手捂着已红肿的脸。这段视频后来被证明是发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
韦怡曾是校园暴力的亲历者，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小太妹”，绝情的暴力、绝望的求助和绝命般的自杀，这个受害者最终选择制定周密的报仇计划，摇身一变为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到两年时间，她“完美复仇”，代价是三年内换了五所高中，以及勉强上了一所艺术类高校。
不过，在韦怡看来，最大的代价还是难以复返的青春。
韦怡长着一副标准的瓜子脸，大眼睛，说话温婉可人。她曾是一家电视台的项目经理，负责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最近，她刚刚跳槽，到广州一家上市公司做公关。无论到哪，同事和领导对这个“乖乖女”都关照有加。
只有男友知道她的“秘密”。
1991年，韦怡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军人家庭。从记事起，她就“寄宿”在乡下奶奶家。父亲在部队服役很少回来，母亲在城市里工作，每个月回来看她一次。同样住在奶奶家的堂妹，与她年纪相仿，性格相似，自然成了她最好的玩伴。
或许是为了弥补在农村成长的缺陷，到了上学年龄，父辈们将她俩送进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姐妹俩被分在了一个班，每人一年学费8千多元。那是1997年。
但重金难以填平城乡教育的鸿沟。她们发现，同学们各有所长，能歌善舞，而她俩身无长物。更要命的是，她们过重的乡音，身上穿的奶奶做的大红挂绿的衣裳，都成为同学们的笑柄。“我俩成绩都很差。三年级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韦怡说。
同学们给她们很快起了外号“乡巴佬”，一叫就是六年。调皮的同学还组织公选了“班级四丑”，全班76名同学匿名投票，韦怡和妹妹高票当选。她们因此又多一个绰号。同学们有意无意地孤立她们，但姐妹俩互相做伴，也不太在乎。“学校给我的是一个假象，我只要有妹妹，就不需要交朋友。”韦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韦怡也有在乎的事情。同学们在班上炫耀，父母给班主任送了什么礼物，换来老师什么样的关照，韦怡也希望如此，便求父母送礼。“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父亲不容置喙地回答。此后，她便很少再和父母交流学校生活。
2003年，韦怡考上了省重点初中。一个年级近两千人，她每次都能考进前50名，最好一次排名全校第三。在成绩即一切的中学校园，这个自闭寡言的女孩成为班长兼团支书。
跨入中学阶段的90后，很快成为一代“新新人类”。这个1990年代的台湾词汇在21世纪传入大陆后，迅速被大陆“新新人类”刷新了内涵。他们的时尚法则是：三天两头翻新奇特的发型，和怪异乱搭的服饰。
韦怡还记得，初二时，班里有几名“混社会”的小太妹，喜欢穿裆及膝盖的吊裆裤，用烟熏烫或玉米烫，做出头发根根直立的效果。她们在课间大谈与男友做爱的细节，甚至分享堕胎的痛苦。“那时都还没有是非观，大家感到的都是新奇。”韦怡回忆说。
在空地上嬉戏的乡下孩子。欺凌现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渲泄自己的情绪，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图/CFP
班里的5个刺头儿很快和韦怡结下了梁子。韦怡是班长，会将她们迟到、旷课以及不交作业的情况向班主任汇报。在学校，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似乎都会受到鄙视。但最为致命的是，班主任会在韦怡报告后让她们请家长。这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们，意味着极刑。
她们开始挑衅韦怡，在班里大声谩骂，或是闲聊时冷嘲热讽“管闲事的人没有好下场”，“我在外面认识人，想什么时候打她就能打她”。那时，“打同学”似乎成为一部分同学的“潮流”。韦怡班上一个叫郭美玲的女孩常鼻青脸肿地来上课，同学们议论，是校外人打的。若干年后，她改名为郭美美，并因炫富让中国红十字会饱受争议。
这一年，还有一个名叫马家爵的大学生因为打牌争执，杀死自己的4名同学。2004年的一项校园暴力问卷调查显示，10.5%的学生曾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94%的学生认为，在社会中自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但韦怡没受影响。她的逻辑是：大家都是同学，更何况我是为了帮你进步。所以，当一个小太妹用手指着她威胁说“你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时，韦怡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她后来回忆，那时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校园暴力”扯上关系。
距中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某天，一位同学偷偷塞给她一个纸条：放学不要一个人走，让你爸来接你。神经大条的韦怡并未在意。
因为高考占教室，学校提前放了学。韦怡还没来得及收拾书包，那5个女生就把她围住，要带她出去谈谈。她们拽着韦怡出了学校。“我当时腿都软了，一句话都不敢说。”韦怡被带到距学校步行十多分钟的一个水坝工地。
“你知道为什么要找你吗？”对方问。
她摇摇头：“不知道。”
“好，不知道就打到你知道。”就像发生在江西永新的视频一样，5个女孩轮番扇韦怡耳光，一共扇了5轮，平均每人打了十多个。
韦怡的脸顿时全是火辣的灼伤感，嘴角流出血来。但出人意料，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我自尊心强，当时觉得，被打已经很丢脸了，再掉眼泪那就更丢人了。”
最后，她被打蒙了过去，再次清醒时，打她的女孩们已经走了。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尽管离家步行只要五六分钟，她还是打了出租车。她吓得浑身发抖，连书包都没顾上拿。 可是，当她浑身裹着泥、衣服上布满脚印、头发凌乱、嘴角带血地出现在家里时，军人出身的父亲的第一反应竟是机关枪般地训斥：“哭什么哭？还有脸哭？”“为什么连帮你的同学都没有，为什么不打别人，你想过没有，你这都是自找的。”
韦怡没吃晚饭，躲在房间从晚上7点一直哭到夜里9点。她越想越害怕，捂着红肿的脸冲到客厅：“明天送我上学，然后报告班主任行吗？”父亲拒绝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父亲以部队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依据：部队里打架流血很正常，被打只能说明没本事。
韦怡当时的理解是，她们是打算把初中3年的仇恨在毕业前发泄，毕业之后就两不相干。在家养了几天伤后，韦怡才去上学。班级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她感到同学们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却没人来安慰她。上课，她很难集中精神;下课，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她以交作业为由躲在老师办公室。“我没有告诉老师，因为怕她们再打我，真的怕了。”
但第二次暴力事件很快发生了。上学第二天中午，5个姑娘要求她在放学前凑够500块钱，否则后果自负。一下拿出500块钱，对一个初中生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当时想，一下拿出500块，非偷即抢，那我还是宁可选择被打吧。”
她“如愿以偿”了。地点还是大坝工地。拳打脚踢过后，姑娘们说第二天放学前要收到1000元，否则没完。“你们别想了，我爸妈不可能给我那么多钱。”韦怡嘴硬，“你们想干什么就抓紧，六点半回不到家，我爸就会来找我。”当天中午，她已请妹妹帮忙通知家人，放学后来接她。但这句威胁话换来的是一百多个耳光。
韦怡身上的八十多块钱都被抢走了。她狼狈地走回家。父亲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回到房间，开始了与父母的冷战。“我当时觉得，可能我并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事后她才知道，妹妹也没有转告她的请求，理由是“去救你也来不及了”。
韦怡不再哭了。无助和无法逃避之后，她选择了忍耐。但是，1000元的威胁并没有作废，她第三次在放学后被架到了工地。
这次除了班里的5位“侠女”，又多了5个校外女生。她们化着烟熏妆，穿着高跟鞋和吊带衣，脖子、胸前、小腿上都有文身。校外女生显然是老江湖。
一顿殴打折磨后，10个女生离开时，还抢走了韦怡的小灵通。韦怡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小卖部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看到女儿的惨状泣不成声。在医院，医生用消毒水清洗伤口，拿镊子将玻璃渣一粒粒夹出来。韦怡疼得边哭边骂：“我一辈子都恨你们，不要想让我孝顺，你们死了我都开心。”母亲一声不吭，倒是医生在一旁帮腔：“哪有你们这样的家长，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第二天，韦怡的腹部变成了紫黑色。
母亲终于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并给韦怡请了几天病假。但班主任的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不太想直接处理这件事。同班的5个女生中，有一个与韦怡家同住一个小区。母亲找到了她的家长，对方登门道歉，还赔偿了5000块钱。不成想，这成了韦怡下一次遭遇的祸根。
休息数天再回到学校，距中考只有十几天，韦怡对考试彻底失去信心，上课就想哭，晚上12点还睡不着，被打的场景就像电脑病毒，强行按顺序在脑海里播放。
但没过几天，那个赔了5000元钱的“女汉子”又跳了出来，扬言要制服韦怡，找回父母赔钱的面子。“我们今天还要打她，所有人都要在场，谁不去我们就打谁。”她在班里公开宣布。
最后有三四十名同学出现在工地，以女生为主。5个女生要求每人至少扇韦怡一个耳光。一个同学反对：“大家都是同学，何必这样呢。”刚说完，她就被甩了十多个耳光。
大部分打韦怡时都是装装样子，但也有人下狠手。“直到现在，这都是我人生最为屈辱的一幕。” 韦怡高声叫道：“你们会遭报应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对方一脸不屑：“报应赶紧来吧，我们这是替天行道。”韦怡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她只能看到嘴动，听不到任何声音。
同学们渐渐四散，留下韦怡孤零零的一个人。茫然四顾，她不知道是该回家，还是留在工地。除了被打的屈辱，她心里不断冒出来的念头是：明天会怎么样？后天呢？
她站起身，没有回家，而是朝着大坝下的江边走去。她决定去死，不再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她一步步走入江中，水漫到腰部时，突然感到有两只胳膊将她抱住。原来，同班的一名男生没有离开，一直跟着她。韦怡与男生厮打起来，哀求对方放手。尽管被呛了几口水，男生最终还是把她拖了上来。
男生把她送回家，讲述了整个过程。韦怡第一次看到严厉冰冷的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虽求死而不得，韦怡似乎依然从这个仪式般的行为中获得了某种新的能量。那个晚上，她在日记中宣布——她要复仇，并列出了详细计划：第一步，成为有势力的人;第二步，存钱，有了钱才能有小弟;第三步，将10倍的耳光一一还回去。“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这一年，在中国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中，韦怡不是最惨的。甘肃会宁县四名初三学生围殴一名男生，其中将长刀插进受害者颅脑内12厘米。2006年似乎也成为校园暴力高发年份，媒体甚至在年末盘点全年的二十余起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台湾地区专门开通了反霸凌免付费电话，提供24小时申诉服务。
靠着“吃老本”，韦怡考上一所市重点高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
暑假里，韦怡启动了第一步计划。她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本市的百度贴吧里，与各种人搭讪，也观察、考量着每个人的身份。她注意到一个女网友的发言，总会有很多人追捧，在吧内一呼百应。“她的人脉应该很广。”
韦怡决定结识她。她主动攀谈，向她献殷勤，并渐渐学会了花言巧语，察颜观色。上了高中后，她一改从前自闭的生活习惯，广交朋友，每个月家里给她1500元住校生活费，她省下来请同学们吃饭。人漂亮，性格开朗，出手大方，她很快成了年级的焦点。但由于高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为了“复仇”的人脉拓展不至于半途而废，韦怡常凌晨翻墙出去上网。开学不到两个月，她就被学校开除了。 自杀事件之后，父母一直对她心存愧疚，被开除后的韦怡开始为所欲为。韦怡与那个呼风唤雨的女网友见面了，把自己省下的钱都花在她身上，甚至深夜给她送夜宵。韦怡这时知道，她是一个酒吧坐台女，那年21岁，韦怡也刚满15岁。韦怡认这位网友为姐姐。
姐姐带着她游走各种场子结交朋友。虽然身份是坐台女，但韦怡能感到姐姐并不是是非不分。姐姐有时会吸食大麻和打K（吸食K粉），但从来不让韦怡碰，有朋友想灌韦怡酒，姐姐都会帮她会拦下来。“我觉得她是真对我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韦怡与姐姐、朋友在KTV唱歌，居然遇到了初中打她的那5个女孩中的一位。“给我跪下说100声对不起。”韦怡招呼包房的二十多人把她围住，瞪着对方叫道，就像当年她们瞪着自己一样。对方完全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样子，低头跪在地上开始说“对不起”，每说一句，周围的人就数数，一直数到100。“那时还下不了手。”
这个女孩显然不服，事后叫上曾让韦怡跪玻璃的校外女孩与她约架，地点仍然是那个水坝。对方只带了四十多个高中生，而姐姐却帮韦怡叫了六十多个夜店看场子的哥们，刚一碰面，还未动手，对面就有一半人被吓跑了。
“妹妹，是你亲自动手，还是我们上。”一个壮汉问韦怡。韦怡摆出大姐大的派头：“把棍子给我。”三个曾经给韦怡的双腿留下伤疤的女孩跪在她面前，她抡起棍子就打，直至三个人抱头求饶。姐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打了每人三个耳光：“这是我妹妹，要再找她麻烦，我奉陪到底。”
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从天而降，韦怡终于感到可以充分自由地呼吸了，所有曾经消失了感受瞬间回到了她身上：自尊、成就与兴奋。她觉得整个人都满血复活了。
“那次打人之后，我感到很爽，觉得这种生活令人羡慕，就算不上学也无所谓了。”韦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为了感谢这些朋友，韦怡请大家去KTV消费，一共花了7000多块。但韦怡暗暗给自己定了规矩：只针对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绝不伤及无辜。她正式成为了“混社会”中的一员，并以文身作为投名状。她在锁骨处文了一个精灵，寓意涅槃重生，又在腰部文了坐台姐姐的英文名字，以示铭记和感恩。
韦怡的父亲转业后进入商界，手头还算宽裕。家人花了5万元，将她送到另一所市重点。只过了3个月，因为与老师打架，韦怡再次被开除。“爸妈彻底对我失望了，觉得我需要看心理医生。”
但韦怡却巴不得这样。她逐一寻找“黑名单”上人的下落，继续未竟的复仇计划。她对此也驾轻就熟。如果是约架，她就带上三四十人赴约，若是去校门口搞突然袭击，只需带十几个帮手即可。复仇现场，她也不再纠结，一阵耳光，连打带踢后，她就袖手旁观，交给打手们处理。当年对她颐指气使的姑娘们，往往没打几下就哭着求饶。“真没我有骨气。”韦怡一脸不屑。
那时开始流行用烟头烫。有打手要烫对方的脸，韦怡制止了。“烫手就可以了。”她指示。如今，韦怡觉得那时的自己虽然有些嚣张，但内心还算善良。
高二时，她去了第三所高中，她浑浑噩噩地混了过去，快到高三时，家人再次花重金将她转到了一所省重点高中。这个社会经验丰富的女孩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学校把花钱来的学生分在一个班，她居然跟男友成了同班同学。
但奇怪的是，满身风尘气的韦怡开始看不惯班里的氛围。同学们在课间玩炸金花赌博，起步就50元;有的晚上去泡吧还会打K;几个官二代傲气十足，每天专车接送。17岁的韦怡渐渐脱离了以“复仇”得来的快乐，被一种巨大的心理空虚所笼罩。
她向家里主动要求再次换学校，到省会一家培训机构学画画，准备报考艺术类院校。“那时突然觉得复仇计划完成了，人生没了目标，连玩都变得没有意思，那就学习吧。”半年后，韦怡勉强被一所艺术类院校录取。
上大学后，韦怡开始反思这段混乱而无序的生活。但她发现，十四五岁的孩子的世界，是无法用成人的理性思维来认识的。虽然她如今仍无法理解，只因她完成老师交付的工作，同班女生就用暴力来对待她，但之后几年的经历使她发现，那个年龄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丛林社会，“强者才被羡慕，弱者不值得同情”——人人都有成为“强者”的渴望，如果不能在学习的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强者，孩子们也不会拒绝依靠暴力成为强者。因为，他们所被灌输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一个世界。暴力行为会随着打人后的征服感和成就感不断升级，幼稚而无知，使暴力变得更加残酷。就像她自己一样——依靠暴力为自己讨回了她所认为的公道。
但相比校园里的暴力，韦怡感到更刻骨铭心的，是父母的冷漠。他们认为这只是“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质问她“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这让她感到自己被所有人讨厌，没有人关心她、爱她。直到工作后，韦怡才鼓起勇气问父亲，为什么在她最需要家庭帮助时那样冷漠，父亲总是转移话题，最多只说过三个字：别想了。
许多经历过校园暴力的人终身活在痛苦的记忆中，但韦怡是幸运的。她渐渐走出了校园暴力留下的心理阴影。她远离了曾经发生这一切的城市，并渐渐与家人、社会和过去的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
如今的韦怡，温柔可人、工作稳定，正筹划着组建家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重复她的经历，她会选择先报警，再通知学校和对方家长，三方共同当面解决问题。“我会对孩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都要告诉妈妈，妈妈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成为你面对一切的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韦怡为化名）
9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孩围殴一名同龄女生。打人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化着浓妆，戴着墨镜，超出了学生的装扮。她们轮番上去扇耳光，揪头发，脚踹腹部。被打的女孩被踹倒，跪在地上，双手捂着已红肿的脸。这段视频后来被证明是发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
韦怡曾是校园暴力的亲历者，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小太妹”，绝情的暴力、绝望的求助和绝命般的自杀，这个受害者最终选择制定周密的报仇计划，摇身一变为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到两年时间，她“完美复仇”，代价是三年内换了五所高中，以及勉强上了一所艺术类高校。
不过，在韦怡看来，最大的代价还是难以复返的青春。
来自“新新人类”的威胁
韦怡长着一副标准的瓜子脸，大眼睛，说话温婉可人。她曾是一家电视台的项目经理，负责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最近，她刚刚跳槽，到广州一家上市公司做公关。无论到哪，同事和领导对这个“乖乖女”都关照有加。
只有男友知道她的“秘密”。
1991年，韦怡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军人家庭。从记事起，她就“寄宿”在乡下奶奶家。父亲在部队服役很少回来，母亲在城市里工作，每个月回来看她一次。同样住在奶奶家的堂妹，与她年纪相仿，性格相似，自然成了她最好的玩伴。
或许是为了弥补在农村成长的缺陷，到了上学年龄，父辈们将她俩送进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姐妹俩被分在了一个班，每人一年学费8千多元。那是1997年。
但重金难以填平城乡教育的鸿沟。她们发现，同学们各有所长，能歌善舞，而她俩身无长物。更要命的是，她们过重的乡音，身上穿的奶奶做的大红挂绿的衣裳，都成为同学们的笑柄。“我俩成绩都很差。三年级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韦怡说。
同学们给她们很快起了外号“乡巴佬”，一叫就是六年。调皮的同学还组织公选了“班级四丑”，全班76名同学匿名投票，韦怡和妹妹高票当选。她们因此又多一个绰号。同学们有意无意地孤立她们，但姐妹俩互相做伴，也不太在乎。“学校给我的是一个假象，我只要有妹妹，就不需要交朋友。”韦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韦怡也有在乎的事情。同学们在班上炫耀，父母给班主任送了什么礼物，换来老师什么样的关照，韦怡也希望如此，便求父母送礼。“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父亲不容置喙地回答。此后，她便很少再和父母交流学校生活。
2003年，韦怡考上了省重点初中。一个年级近两千人，她每次都能考进前50名，最好一次排名全校第三。在成绩即一切的中学校园，这个自闭寡言的女孩成为班长兼团支书。
跨入中学阶段的90后，很快成为一代“新新人类”。这个1990年代的台湾词汇在21世纪传入大陆后，迅速被大陆“新新人类”刷新了内涵。他们的时尚法则是：三天两头翻新奇特的发型，和怪异乱搭的服饰。
韦怡还记得，初二时，班里有几名“混社会”的小太妹，喜欢穿裆及膝盖的吊裆裤，用烟熏烫或玉米烫，做出头发根根直立的效果。她们在课间大谈与男友做爱的细节，甚至分享堕胎的痛苦。“那时都还没有是非观，大家感到的都是新奇。”韦怡回忆说。
班里的5个刺头儿很快和韦怡结下了梁子。韦怡是班长，会将她们迟到、旷课以及不交作业的情况向班主任汇报。在学校，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似乎都会受到鄙视。但最为致命的是，班主任会在韦怡报告后让她们请家长。这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们，意味着极刑。
她们开始挑衅韦怡，在班里大声谩骂，或是闲聊时冷嘲热讽“管闲事的人没有好下场”，“我在外面认识人，想什么时候打她就能打她”。那时，“打同学”似乎成为一部分同学的“潮流”。韦怡班上一个叫郭美玲的女孩常鼻青脸肿地来上课，同学们议论，是校外人打的。若干年后，她改名为郭美美，并因炫富让中国红十字会饱受争议。
这一年，还有一个名叫马家爵的大学生因为打牌争执，杀死自己的4名同学。2004年的一项校园暴力问卷调查显示，10.5%的学生曾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94%的学生认为，在社会中自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但韦怡没受影响。她的逻辑是：大家都是同学，更何况我是为了帮你进步。所以，当一个小太妹用手指着她威胁说“你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时，韦怡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她后来回忆，那时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校园暴力”扯上关系。
第一次遭围殴
距中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某天，一位同学偷偷塞给她一个纸条：放学不要一个人走，让你爸来接你。神经大条的韦怡并未在意。
因为高考占教室，学校提前放了学。韦怡还没来得及收拾书包，那5个女生就把她围住，要带她出去谈谈。她们拽着韦怡出了学校。“我当时腿都软了，一句话都不敢说。”韦怡被带到距学校步行十多分钟的一个水坝工地。
“你知道为什么要找你吗？”对方问。
她摇摇头：“不知道。”
“好，不知道就打到你知道。”就像发生在江西永新的视频一样，5个女孩轮番扇韦怡耳光，一共扇了5轮，平均每人打了十多个。
韦怡的脸顿时全是火辣的灼伤感，嘴角流出血来。但出人意料，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我自尊心强，当时觉得，被打已经很丢脸了，再掉眼泪那就更丢人了。”
最后，她被打蒙了过去，再次清醒时，打她的女孩们已经走了。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尽管离家步行只要五六分钟，她还是打了出租车。她吓得浑身发抖，连书包都没顾上拿。 可是，当她浑身裹着泥、衣服上布满脚印、头发凌乱、嘴角带血地出现在家里时，军人出身的父亲的第一反应竟是机关枪般地训斥：“哭什么哭？还有脸哭？”“为什么连帮你的同学都没有，为什么不打别人，你想过没有，你这都是自找的。”
韦怡没吃晚饭，躲在房间从晚上7点一直哭到夜里9点。她越想越害怕，捂着红肿的脸冲到客厅：“明天送我上学，然后报告班主任行吗？”父亲拒绝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父亲以部队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依据：部队里打架流血很正常，被打只能说明没本事。
韦怡当时的理解是，她们是打算把初中3年的仇恨在毕业前发泄，毕业之后就两不相干。在家养了几天伤后，韦怡才去上学。班级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她感到同学们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却没人来安慰她。上课，她很难集中精神;下课，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她以交作业为由躲在老师办公室。“我没有告诉老师，因为怕她们再打我，真的怕了。”
但第二次暴力事件很快发生了。上学第二天中午，5个姑娘要求她在放学前凑够500块钱，否则后果自负。一下拿出500块钱，对一个初中生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当时想，一下拿出500块，非偷即抢，那我还是宁可选择被打吧。”
她“如愿以偿”了。地点还是大坝工地。拳打脚踢过后，姑娘们说第二天放学前要收到1000元，否则没完。“你们别想了，我爸妈不可能给我那么多钱。”韦怡嘴硬，“你们想干什么就抓紧，六点半回不到家，我爸就会来找我。”当天中午，她已请妹妹帮忙通知家人，放学后来接她。但这句威胁话换来的是一百多个耳光。
韦怡身上的八十多块钱都被抢走了。她狼狈地走回家。父亲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回到房间，开始了与父母的冷战。“我当时觉得，可能我并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事后她才知道，妹妹也没有转告她的请求，理由是“去救你也来不及了”。
“我决定去死”
韦怡不再哭了。无助和无法逃避之后，她选择了忍耐。但是，1000元的威胁并没有作废，她第三次在放学后被架到了工地。
这次除了班里的5位“侠女”，又多了5个校外女生。她们化着烟熏妆，穿着高跟鞋和吊带衣，脖子、胸前、小腿上都有文身。校外女生显然是老江湖。
一顿殴打折磨后，10个女生离开时，还抢走了韦怡的小灵通。韦怡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小卖部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看到女儿的惨状泣不成声。在医院，医生用消毒水清洗伤口，拿镊子将玻璃渣一粒粒夹出来。韦怡疼得边哭边骂：“我一辈子都恨你们，不要想让我孝顺，你们死了我都开心。”母亲一声不吭，倒是医生在一旁帮腔：“哪有你们这样的家长，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第二天，韦怡的腹部变成了紫黑色。
母亲终于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并给韦怡请了几天病假。但班主任的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不太想直接处理这件事。同班的5个女生中，有一个与韦怡家同住一个小区。母亲找到了她的家长，对方登门道歉，还赔偿了5000块钱。不成想，这成了韦怡下一次遭遇的祸根。
休息数天再回到学校，距中考只有十几天，韦怡对考试彻底失去信心，上课就想哭，晚上12点还睡不着，被打的场景就像电脑病毒，强行按顺序在脑海里播放。
但没过几天，那个赔了5000元钱的“女汉子”又跳了出来，扬言要制服韦怡，找回父母赔钱的面子。“我们今天还要打她，所有人都要在场，谁不去我们就打谁。”她在班里公开宣布。
最后有三四十名同学出现在工地，以女生为主。5个女生要求每人至少扇韦怡一个耳光。一个同学反对：“大家都是同学，何必这样呢。”刚说完，她就被甩了十多个耳光。
大部分打韦怡时都是装装样子，但也有人下狠手。“直到现在，这都是我人生最为屈辱的一幕。” 韦怡高声叫道：“你们会遭报应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对方一脸不屑：“报应赶紧来吧，我们这是替天行道。”韦怡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她只能看到嘴动，听不到任何声音。
同学们渐渐四散，留下韦怡孤零零的一个人。茫然四顾，她不知道是该回家，还是留在工地。除了被打的屈辱，她心里不断冒出来的念头是：明天会怎么样？后天呢？
她站起身，没有回家，而是朝着大坝下的江边走去。她决定去死，不再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她一步步走入江中，水漫到腰部时，突然感到有两只胳膊将她抱住。原来，同班的一名男生没有离开，一直跟着她。韦怡与男生厮打起来，哀求对方放手。尽管被呛了几口水，男生最终还是把她拖了上来。
男生把她送回家，讲述了整个过程。韦怡第一次看到严厉冰冷的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虽求死而不得，韦怡似乎依然从这个仪式般的行为中获得了某种新的能量。那个晚上，她在日记中宣布——她要复仇，并列出了详细计划：第一步，成为有势力的人;第二步，存钱，有了钱才能有小弟;第三步，将10倍的耳光一一还回去。“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这一年，在中国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中，韦怡不是最惨的。甘肃会宁县四名初三学生围殴一名男生，其中将长刀插进受害者颅脑内12厘米。2006年似乎也成为校园暴力高发年份，媒体甚至在年末盘点全年的二十余起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台湾地区专门开通了反霸凌免付费电话，提供24小时申诉服务。
“打人居然很爽”
靠着“吃老本”，韦怡考上一所市重点高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
暑假里，韦怡启动了第一步计划。她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本市的百度贴吧里，与各种人搭讪，也观察、考量着每个人的身份。她注意到一个女网友的发言，总会有很多人追捧，在吧内一呼百应。“她的人脉应该很广。”
韦怡决定结识她。她主动攀谈，向她献殷勤，并渐渐学会了花言巧语，察颜观色。上了高中后，她一改从前自闭的生活习惯，广交朋友，每个月家里给她1500元住校生活费，她省下来请同学们吃饭。人漂亮，性格开朗，出手大方，她很快成了年级的焦点。但由于高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为了“复仇”的人脉拓展不至于半途而废，韦怡常凌晨翻墙出去上网。开学不到两个月，她就被学校开除了。 自杀事件之后，父母一直对她心存愧疚，被开除后的韦怡开始为所欲为。韦怡与那个呼风唤雨的女网友见面了，把自己省下的钱都花在她身上，甚至深夜给她送夜宵。韦怡这时知道，她是一个酒吧坐台女，那年21岁，韦怡也刚满15岁。韦怡认这位网友为姐姐。
姐姐带着她游走各种场子结交朋友。虽然身份是坐台女，但韦怡能感到姐姐并不是是非不分。姐姐有时会吸食大麻和打K（吸食K粉），但从来不让韦怡碰，有朋友想灌韦怡酒，姐姐都会帮她会拦下来。“我觉得她是真对我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韦怡与姐姐、朋友在KTV唱歌，居然遇到了初中打她的那5个女孩中的一位。“给我跪下说100声对不起。”韦怡招呼包房的二十多人把她围住，瞪着对方叫道，就像当年她们瞪着自己一样。对方完全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样子，低头跪在地上开始说“对不起”，每说一句，周围的人就数数，一直数到100。“那时还下不了手。”
这个女孩显然不服，事后叫上曾让韦怡跪玻璃的校外女孩与她约架，地点仍然是那个水坝。对方只带了四十多个高中生，而姐姐却帮韦怡叫了六十多个夜店看场子的哥们，刚一碰面，还未动手，对面就有一半人被吓跑了。
“妹妹，是你亲自动手，还是我们上。”一个壮汉问韦怡。韦怡摆出大姐大的派头：“把棍子给我。”三个曾经给韦怡的双腿留下伤疤的女孩跪在她面前，她抡起棍子就打，直至三个人抱头求饶。姐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打了每人三个耳光：“这是我妹妹，要再找她麻烦，我奉陪到底。”
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从天而降，韦怡终于感到可以充分自由地呼吸了，所有曾经消失了感受瞬间回到了她身上：自尊、成就与兴奋。她觉得整个人都满血复活了。
“那次打人之后，我感到很爽，觉得这种生活令人羡慕，就算不上学也无所谓了。”韦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为了感谢这些朋友，韦怡请大家去KTV消费，一共花了7000多块。但韦怡暗暗给自己定了规矩：只针对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绝不伤及无辜。她正式成为了“混社会”中的一员，并以文身作为投名状。她在锁骨处文了一个精灵，寓意涅槃重生，又在腰部文了坐台姐姐的英文名字，以示铭记和感恩。
“复仇计划完成了，那就学习吧”
韦怡的父亲转业后进入商界，手头还算宽裕。家人花了5万元，将她送到另一所市重点。只过了3个月，因为与老师打架，韦怡再次被开除。“爸妈彻底对我失望了，觉得我需要看心理医生。”
但韦怡却巴不得这样。她逐一寻找“黑名单”上人的下落，继续未竟的复仇计划。她对此也驾轻就熟。如果是约架，她就带上三四十人赴约，若是去校门口搞突然袭击，只需带十几个帮手即可。复仇现场，她也不再纠结，一阵耳光，连打带踢后，她就袖手旁观，交给打手们处理。当年对她颐指气使的姑娘们，往往没打几下就哭着求饶。“真没我有骨气。”韦怡一脸不屑。
那时开始流行用烟头烫。有打手要烫对方的脸，韦怡制止了。“烫手就可以了。”她指示。如今，韦怡觉得那时的自己虽然有些嚣张，但内心还算善良。
高二时，她去了第三所高中，她浑浑噩噩地混了过去，快到高三时，家人再次花重金将她转到了一所省重点高中。这个社会经验丰富的女孩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学校把花钱来的学生分在一个班，她居然跟男友成了同班同学。
但奇怪的是，满身风尘气的韦怡开始看不惯班里的氛围。同学们在课间玩炸金花赌博，起步就50元;有的晚上去泡吧还会打K;几个官二代傲气十足，每天专车接送。17岁的韦怡渐渐脱离了以“复仇”得来的快乐，被一种巨大的心理空虚所笼罩。
她向家里主动要求再次换学校，到省会一家培训机构学画画，准备报考艺术类院校。“那时突然觉得复仇计划完成了，人生没了目标，连玩都变得没有意思，那就学习吧。”半年后，韦怡勉强被一所艺术类院校录取。
上大学后，韦怡开始反思这段混乱而无序的生活。但她发现，十四五岁的孩子的世界，是无法用成人的理性思维来认识的。虽然她如今仍无法理解，只因她完成老师交付的工作，同班女生就用暴力来对待她，但之后几年的经历使她发现，那个年龄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丛林社会，“强者才被羡慕，弱者不值得同情”——人人都有成为“强者”的渴望，如果不能在学习的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强者，孩子们也不会拒绝依靠暴力成为强者。因为，他们所被灌输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一个世界。暴力行为会随着打人后的征服感和成就感不断升级，幼稚而无知，使暴力变得更加残酷。就像她自己一样——依靠暴力为自己讨回了她所认为的公道。
但相比校园里的暴力，韦怡感到更刻骨铭心的，是父母的冷漠。他们认为这只是“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质问她“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这让她感到自己被所有人讨厌，没有人关心她、爱她。直到工作后，韦怡才鼓起勇气问父亲，为什么在她最需要家庭帮助时那样冷漠，父亲总是转移话题，最多只说过三个字：别想了。
许多经历过校园暴力的人终身活在痛苦的记忆中，但韦怡是幸运的。她渐渐走出了校园暴力留下的心理阴影。她远离了曾经发生这一切的城市，并渐渐与家人、社会和过去的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
如今的韦怡，温柔可人、工作稳定，正筹划着组建家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重复她的经历，她会选择先报警，再通知学校和对方家长，三方共同当面解决问题。“我会对孩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都要告诉妈妈，妈妈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成为你面对一切的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韦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