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实体经济数字化变革带来全社会、全产业、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价值创造模式的改进，以实现经济整体效能的放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倡议。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动力，是我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支撑，是应对逆全球化的有力武器。
　　一切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都可以称之为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形成和发展。产业数字化是指大数据、AI与实体经济融合，传统产业用数据进行产业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
　　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从2.5万亿元扩张到39.2万亿元，约增长了16倍。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38.6%。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相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本质功能在于，通过实体经济数字化变革带来全社会、全产业、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价值创造模式的改进，以实现经济整体效能的放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多措并举。
　　推进企业数字化变革。传统企业是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入融合的主体。虽然许多实体经济企业已经建立了信息系统，实现了企业运营信息化，但是如果要进一步利用企业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并基于数据作出科学决策仍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实体经济企业要将数字化转型放在战略层面考虑，利用好信息系统，用数据改善管理，推进产业创新、业务创新、管理创新。
　　加快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变步伐。产业互联网企业为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全流程服务，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流程、改善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创新商业模式等，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当前，我国消费互联网一枝独秀，产业互联网刚刚起步，亟须补上产业互联网的短板。
　　建立法律制度體系。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国家需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针对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的垄断问题，要维护公平竞争，需打造一套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统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制度体系。
　　培养复合型人才。制约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瓶颈之一，是缺乏既懂数据又懂业务的人才。行业和企业要培养能将数字领域的新技术与实体经济领域各产业的发展深度融合的人才。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理念创新。我国在数字经济的创新上落后于美国。美国提出了关键核心技术如集成电路、微处理器、移动电话、PC和万维网，以及数字理念如共享经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物联网、智慧城市等。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中，我国应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理念创新。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倒逼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包括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平台、电商、支付、物流等数字商业设施建设，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提升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数字化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