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元文化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挑战，对任何一家出版社来说，在时代浪潮中抢占先机，追求精品出版、多出书、出好书的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出版业内的共识。如此之目标定位虽然清晰，但究竟如何实现，却并非易事。近来，笔者拜读了聂震宁先生撰写的《出版力：精品出版50讲》一书。书中指出：“所谓精品图书，就是有着一流的内容、一流的编辑、一流的校对、一流的印装、一流的推广、一流的评价的标志性图书。精品图书应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传播得开来，留存得下去。”本书作者在呈现和分析大量编辑出版真实案例的基础上展开理论分析，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提升出版力、打造精品图书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得出了不少成体系的经验总结，对编辑出版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在笔者饶有兴致地阅读全书的过程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始终萦绕心头，那就是“新时代出版人应当具有一种怎样的价值追求”。笔者结合书中内容与个人的工作体会，谈谈对这个命题的认识，愿求教于方家。

一、专业敏感，慧眼识珠

　　按照作者的理解，所谓出版力，“就是出版好书的能力”。怎样才能做到“多出书、出好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出版人的眼光。他们一方面要有识别好作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在选稿过程中注重对优秀作者的发掘和培育。作者在书中曾列举过不少出版史上佳话予以说明，读后颇受启发。比如在第二十一讲《沙里淘金做出精品书》中，作者就详细讲述了两则这样的案例。一则是当年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从一大堆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认为是一篇好作品，决定在头条位置上发表。当时的丁玲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女青年，作品一经发出，引起文坛的关注。正是因为作为编辑的叶圣陶的慧眼识珠，才成就了丁玲后来的文学事业。另一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龙世辉对作家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的指导与修改，并建议作者在小说中增加“小白鸽”白茹这个人物，还将小说原名《林海雪原荡匪记》改为《林海雪原》，从而提升了全书的格调，使书名显得大气且富有诗意。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此外，叶圣陶对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施蛰存的处女作《绢子》、戴望舒的名诗《雨巷》的发表;《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对青年作者艾寒松的赏识，《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对沈从文的发现，《文学季刊》编委巴金对曹禺所著《雷雨》的推崇，等等，这些案例无不生动地诠释了出版人对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只有真正做到用赏识的目光去看待作者和作品，才能实现更有效地发掘新人新作，不断丰富文化出版领域的精神世界。

二、齐心协力，精益求精

　　出版工作是一项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仅凭单干、凸显个人英雄主义是出版领域的大忌。作者在书中多次用出版实例诠释了这一道理。比如，在第四十六讲和第四十七讲《一部超级畅销书的全程营销》中，作者用两讲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出版《哈利·波特》的全过程，包括最初搜集到消息来源，陆续经历了版权引进，装帧设计，如何防盗版，如何安全印制，用什么特殊材料，举行什么样的首发仪式，销售时将会赠送什么样的礼品，等等。这些有力举措促使《哈利·波特》在我国成为一套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另一则是关于《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的策划出版。作者当时在漓江出版社工作，他通过新华书店的业务员了解到，理科知识普及读物已经不少，市场缺乏的是文科知识普及读物，于是决定抓紧做文科知识普及读物并提出“必须以快制胜，决心一年内连组稿带编辑完成出版计划”。随后，出版社组织有关人员到北、上、广邀约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组成编写队伍。这套大型知识普及读物，全套共二十二个分册，1990年2月开始组稿，当年12月出版，首版发行两万套，1991年即获得第五届中国图书奖。如此之快节奏地组织编辑与出版工作如果没有一支有凝聚力的出版队伍，是无法实现的。应该说，在出版行业，从事“编、印、发”环节的人员，虽然都或多或少了解其他环节的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仍比较陌生。这种状况很容易造成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严重时还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出版是一项需要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系统工作，处在出版工作各环节的相关人员，应当努力找准各自的具体定位，齐心协力，共同为多出书、出好书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三、编研相济，水滴石穿

　　新时代出版人如果仅仅立足于把书编好，还与成名成家有一定距离，努力成为学者型编辑应当成为每一位出版人的不懈追求。比如，在第四十讲《潜心专业成为著名编辑和作家》中，作者介绍了唐浩明的事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时任岳麓书社编辑的唐浩明为了真实感受《曾国藩全集》的深浅，他亲自做曾国藩家书的整理校点工作，整理出的曾国藩家书近百万字并为每封家书写了提要，又在书后附上名人索引和内容主题索引。在潜心编辑、仔细阅读校点了曾国藩的一千多封家书之后，唐浩明发现曾国藩的思想见解非同一般，决定不只是做一个伏案看稿、改正错别字的文字匠，还要开展独立研究，做一个有学问、有思想的优秀编辑家。他一边编辑全集，一边潜心于近代史与曾国藩的研究，用心啃读曾国藩留下的一千多萬字的原始材料。不久，唐浩明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在史学界产生了良好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入不惑之年后，他决定开始写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于是上班时间编《曾国藩全集》，其他时间写小说，每天写作到凌晨一两点。为了减轻编辑以外的工作负担，他还辞去岳麓书社副总编辑的职务。经过三年的焚膏继晷，终于写出了百万字的小说初稿。唐浩明在潜心做编辑之余，还能产生写作的冲动，业余创作出三部长篇小说，可以称之为“编学相长、编创相依”。这则案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编辑职业如何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学术水平很有启发意义。本书作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时，曾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我希望咱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队伍里多出几位作家和名翻译家，大家要为此感到高兴才对。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很多名作家、名诗人、名翻译家，比如严文井、楼适夷、韦君宜、牛汉、绿原，等等，五六十年代，甚至还有萧乾、周作人，他们既是编辑，又是著名作家。”我们体会，在编辑工作中，真正做到“编写相结合”、“编研相结合”是出版人应当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唯有脚踏实地，挤时间，下功夫，多操练，勤动笔，才能实现预期的理想效果。
　　以上所谈，是笔者阅读完全书后，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所生发的几点想法。这些内容，与其说是读后感，倒不如说是对编辑出版日常工作的反思，而这些都得益于这本书中翔实的案例与接地气的理论分析。笔者体会，作为出版人，不论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是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行家里手，《出版力：精品出版50讲》都可以成为工作之余常常翻阅的案头书。这五十讲内容中的每一部分都不长，大部分文章在千字左右。只要花上十到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完一讲的内容。这本书的行文语言通俗活泼、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内容充实、案例丰富、论证合情合理。正如作者在“导语”中所言：“我这本书也不打算重复那些教科书的观点和论断，而是从实际案例中找寻实感和经验。”让读者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我们从事任何一项工作，只有对它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觉追求，才能把工作做好。若是仅仅把它当作是不得不去完成的硬性任务，那么很难有创造性的成果问世。个人体会，读者朋友在阅读这本书时，不妨尝试将书中所提及的案例及其理论分析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书中所记述的内容，增强情境性体验的介入，想必定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这本书的封底印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出版创新有可能是前无古人，也有可能是老歌新唱;有可能是旧瓶装新酒，也有可能是新瓶装旧酒;有可能是焕然一新，而更多时候是持续的改进。精品出版许多时候是对出版物生产与传播的全面的或某种独特的安排;许多时候却是沙里淘金、慧眼识珠、捷足先登、突发奇想、点铁成金。精品出版的关键就在于切忌简单行事。总之，精品出版，一事当前，不要忘记创新;一书在前，记住匠心独运！”这既是做好精品出版的宣言书，更是指导新时代出版人不懈奋斗的方法论。概括起来，专业敏感、慧眼识珠说的是工作策略;齐心协力、精益求精强调的是团队合作;编研相济、水滴石穿讲的是自我修炼。这便是我对“新时代出版人应当具有一种怎样的价值追求”这一命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