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2年末茅盾写了篇《我们这文坛》，开篇就有横扫千军的气势：“我们这文坛是一个百戏杂陈的大‘世界’。有‘洪水猛兽’，也有‘鸳鸯蝴蝶’；新时代的‘前卫’唱粗犷的调子，旧骸骨的‘迷恋者’低吟着平平仄仄；唯美主义者高举艺术至上的大旗，人道主义者效猫哭老鼠的悲叹，感伤派喷出轻烟似的微哀，公子哥儿沉醉于妹妹风月。”接下来还批评了“旗帜森严”的宗派争斗、描写不能反映社会的“身边琐事”、“恋爱加革命”的结构、“宣传大纲加脸谱”的公式和向壁虚构“革命英雄”的罗曼史等。文章巡视的是“五四”以来整个文学，正如作者所说：“我们这‘擂台’的文坛打了有十多年了，还没分个决定的胜败！”从整篇看有些批评显然在理，但多断言少论证的空疏也较明显。如针对“擂台”的不分胜负，作者有个九九归一的建议，应该推崇“真正壮健美丽的文艺”，而“壮健美丽”有四个条件，即“批判”“创造”“历史”和“大众”。这些关键词很有力量，解释却有些空疏。如言批判就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显微镜下，敌人，友军，乃至‘革命本身’，都要受到严密的分析，严格的批判”①。但何谓唯物辩证法，谁是敌人或友军，都无说明。不必苛求随笔性议论的严密，但有的解释还是必要。此外戏谑重要文学现象也不妥，将人道主义说成“猫哭老鼠的悲叹”就未免轻慢。其实强调世界观主导创作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提出并于1930年11月得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确认）与作者批评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同样带有政治先行，将哲学方法等同创作方法也有混淆。其时茅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行政书记，主管具体工作。左联一直为左翼文学史津津乐道，因为这个革命文学组织得于中共指示（包括之前指示创造社、太阳社停止攻击鲁迅和茅盾），也由于鲁迅出席成立会议并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但文学阵营隔阂与文人矛盾并未消失，茅盾“擂台”说也证明这点。不良现象应该批评，百戏杂陈的多元化也应存在，完全不必一决雌雄。
茅盾文章道出了当时中国文坛的复杂，不过众声喧哗中还是有共性现象。“主义文学”与“人的解放”的互为关系就特别有代表性，而且这种共性现象还贯穿于现当代文学。
“主义文学”盛行可谓中国现代文学显著特征。如民国时期有启蒙主义、阶级革命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文学；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是社会主义文学大一统；新时期文学除启蒙主义重演，还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姑且不论“主义文学”的划分及作家作品归类是否客观，其盛行状况却无可置疑。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很多文学纠葛都与此有关。
“人的解放”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贯穿性重大主题。从五四文学呼唤人道主义和鲁迅批判“吃人文化”，到革命文学的阶级解放，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歌颂人民当家作主，再到新时期文学启蒙重演和新世纪关注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这个重大主题一直延续下来。
言“主义文学”与“人的解放”互为关联，并非简单套用文学是“人学”说法，况且主义文学涉指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多种情况。但从最有影响的启蒙主义、阶级革命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看，终极目标都指向了“人的解放”。换言之这是个共同的理想命题。三种主义文学的主张有交织处，如都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侧重与差异也明显。总体看，启蒙主义重在文化解放，呼吁国民挣脱封建枷锁，鲁迅《狂人日记》对“吃人文化”的批判可谓代表；阶级革命主义重在无产阶级解放，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所说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唯有打倒后两者才有前者解放；自由主义则重视个体价值，认为保障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是人的解放的基础。这些不同理解决定了三种主义文学的思想取向和社会立场，导致了文学阵营的纠葛并聚焦了很多重要文学现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谓很有意义的话题。下面分别论述它们的相关表现。
一、启蒙主义：文化的解放
茅盾所说“擂台”状况主要出现在“革命文学”兴起之后。文学革命时期，虽然也有古文家、翻译家林纾的保守立场的发难，“学衡派”和“甲寅派”的抵抗，新文学自身也有不同声音，如文研会“为人生而艺术”和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但启蒙主义还是成为一种主导性思潮，启蒙还是成为“五四”知识界和新文学的基本共识。
启蒙基本含义是“以光明驱散黑暗”，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类需要理性和合理的生存。无论驱散黑暗还是合理生存，都指向了“人的解放”问题。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思想，以理性、人性和自由对抗愚昧、神性与禁欲主义的人文精神，本质上就是种追求人的解放的人道主义。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科学理性”“天赋人权”和“自由天赐”等，则设置了更明确的人道目标。中国的启蒙正是接受欧洲启蒙思想的产物，只是西学东渐情况较复杂，接受中也体现了本土化色彩。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中国近代思想先驱的思想看，“中国化”的启蒙意识已有体现。尽管康梁变法的君主立宪还属改良，但相对“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而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恪守的正是传统封建专制文化。
启蒙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流行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赛先生”和“德先生”（科学与民主）的张扬可谓盛极一时。“五四”新文学中坚力量都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影响。启蒙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持久的“主义文学”，但也较特别。相对阶级革命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启蒙文学没有阵营或流派性质，主要是种人道主义思潮，并且聚集了各种流派和各种身份的作家。而“五四”启蒙文学的发端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文学革命呐喊。
1917年《新青年》有两篇重要文章，即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它们可视为新文学革命这篇大文章的真正序言；1918年《新青年》则既有重要文章也有中国现代小说开山作，前者为胡适《易朴生主义》和周作人《人的文学》，后者则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易朴生主义》对“黑暗中国”的痛斥，《狂人日记》对“吃人文化”的批判，恰恰都关系着“人的解放”。《人的文学》则以欧洲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为背景，围绕描写“非人的生活”作出的“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划分，从而得出“人的文学”首先应该具备人道主义立场。“人的解放”是个典型的人道主义命题，而它正是启蒙的期盼。尽管对人道主义有不同理解，但呼唤“人的解放”还是新文化新文学的核心理想取向。 “五四”最早两个文学社团的主张与创作也可证明。受俄国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文研会，注重文学社会功能，关注社会问题，如冰心、王统照的“问题小说”，叶圣陶的人生写实小说，王鲁彦、彭家煌的乡土小说。受欧洲启蒙主义和新旧浪漫主义影响的创造社，提倡主观意志与浪漫主义同时，也关注社会问题。如郁达夫自传体小说《沉沦》曾使“性苦闷”成为“五四”文学反抗封建礼教的惊世骇俗的主题，《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则对底层苦难表示了深切同情。关于文研会“为人生而艺术”和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有很多讨论，但期盼“人的解放”却是它们殊途同归的指向。后来庐隐和淦女士（冯沅君）的女性小说亦是。“五四”白话诗歌中，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刘半农的《相隔着一层纸》《卖萝卜人》和《学徒苦》，刘大白的《田主来》和《成虎之死》等，描述的都是民间疾苦和弱小不幸，期盼的同样是“人的解放”。有泛神论色彩和欧化倾向的郭沫若“凤凰涅槃”式高歌，其浪漫主义理想显然也包含了渴望“人的解放”。
新文学围绕“人的解放”也有各种理解，但批判本土封建文化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这就体现了启蒙文学一个根本理解，即人的解放首先是文化的解放。但这个与本土文化和现实状况密切相关的思想特征，却要从两个方面看：其一，新文化新文学的发起者与推动者确实意识到了孔孟之道和封建主义对国人影响的根深蒂固，所以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其二，重视文化解放并非因为中国启蒙一开始就自觉摆脱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层解放，而是显示了重“破”而难“立”的思考特征。换言之即对质疑与解构之后的文化之路多有困惑。这也使得中国的启蒙体现了一种深刻与模糊的奇特交织：重视文化变革体现了寻根问底的深刻性，但关于文化解放的具体内涵却多有困惑与模糊。
这种状况在晚清文化改良运动已有显示。梁启超的文化思想虽是改良性质，文学观念却相当激进。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而欲新中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也必须“新小说”，这种将文学功能抬至“治国平天下”的矫枉过正，抨击封建陈腐文化的激进，就含有一定的启蒙意识。但何为文化与文学的“新”，任公先生的陈述并不清晰，存在明显的笼统模糊。
相对晚清文化改良的过渡性，“五四”新文化的变革思想显然有明显改观，但文化解放的模糊问题依然存在。启蒙者都知道到“赛先生”和“德先生”重要，意识到批判封建文化是当务之急，但如何建立现代新文化，如何设置科学与民主的具体秩序，也不那么清晰。
这种情况在鲁迅身上也有明显体现。作为“五四”启蒙文学旗帜，鲁迅的文化反思达到了非同寻常的深度和高度。如相对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鲁迅的国民批判更为激烈。《狂人日记》关于“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的“吃人文化”说，虽然不无片面，但也直奔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本质（关于传统文化，后来台湾作家柏杨有“酱缸文化”说，龙应台则有“猪圈文化”论，看来也并非奇谈怪论）。鲁迅的文化反思也具体些，如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爱姑、九斤老太、赵太爷等系列典型，呈现的都是现实经验的社会众生相。启蒙是“以光明驱散黑暗”，鲁迅却发现国民在“铁屋”里闷久了，还以为“黑暗”正常而“光明”反常，这也是鲁迅深刻所在。如《药》中当革命者夏瑜质疑大清天下统治权时，不仅牢头阿义愤怒，茶馆看客也以为匪夷所思。诸如“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这些经典性的人物对话，既精彩又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国民精神的巨大毒害，确实振聋发聩！但鲁迅的文化批判还是体现了中国启蒙特征，即重在破而难以立。鲁迅与左翼文学阵营和自由主义文学阵营都有交织处，但又都不怎么合拍，这种孤独实际上也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彷徨”。而这种彷徨其实一直伴随着鲁迅，也促使他不断的求索。
文学并非指路明灯，但启蒙文学对文化解放设置的模糊，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也是事实。这既是“五四”启蒙的困惑，也是20世纪整个中国启蒙思考和启蒙文学的困惑。
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演”就是个有力证明。晚年巴金不断疾呼的“讲真话”和自我忏悔，其实很能说明启蒙重演问题。巴金指出由于我们文学长期以来讲空话假话，结果是“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②。不敢讲真话的原因已有很多反思，最主要的就是现代迷信问题。长期的现代迷信也使得新时期初期的启蒙思想起点很低。如《班主任》的“救救孩子”将问题根源归咎“四人帮”兴风作浪就相当幼稚，不仅与当年鲁迅批判“吃人文化”的深刻难以相提并论，回归革命正统的说教也似是而非。早期反思文学对极左根源有了进一步思考，但“忠良落难”的流行思维离真正意义的启蒙还是相去甚远。新时期初期很多被认为具有“启蒙”性的作品，启蒙意义是要打折扣的，有些还属“伪启蒙”。启蒙重演逐步走向深刻，主要还是出现在姑且谓之的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流行阶段。如宗璞的《蜗居》《鬼蜮》《我是谁？》和《泥沼中的头颅》，李国文的《危楼记事》和《没有意思的故事》，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这些“怪诞小说”都以“神似”方式揭示了“文革”现代迷信真相。韩少功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塑造的愚昧麻木的丙崽形象，竟被鸡头寨村民顶礼膜拜而称为“丙大爷”，确实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先锋文学中的莫言和余华则始终坚守了启蒙主义立场：莫言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丰乳肥臀》《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和《娃》等，都可谓启蒙文本；余华前期创作的暴力与死亡，转向后的《活着》尤其“重返先锋”后的《兄弟》和《第七天》，其揭示的荒诞残酷实际都有启蒙意味。新写实小说中，刘震云对现实权力游戏的描述则体现了现代启蒙特征。新历史小说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周梅森的抗战系列、格非的《人面桃花》和苏童的《米》，它们的重写历史在解构某些曾被神化的情形时，其实也带有启蒙性质。我以往文章曾多次提到新反思文学，如杨绛的《洗澡》、尤凤伟的《中国1957》、柯云路的《黑山堡纲鉴》、王蒙的“季节系列”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实系列”，它们的思想价值主要也表现在启蒙的深化。阎连科和李佩甫可谓不折不扣的启蒙主义作家，《日光流年》《受活》和《羊的门》等都堪称经典。诸如此类作品举不胜举。这些启蒙作品涉及历史与现实的多方面内容，但不难发现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还是一种普遍指向。 学者们如今都认识到现代启蒙与传统启蒙有区别，但当代启蒙文学主要还是延续着鲁迅路子，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文化反思。而启蒙文学重破难立问题仍在。这确实说明文化解放非常艰难。如中国民间流行的包公戏的“青天意识”今天仍然流行。这显然与“天赋人权”和“自由天赐”等启蒙诉求格格不入。欧洲文艺复兴早就意识到文化启蒙重要，而走过中世纪黑暗后的启蒙运动，由于资本市场、工业发展、契约思想、议会政治等提供了现实经验，才有了较具体的启蒙诉求。这些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是空白，“五四”时期舶来也属较抽象的观念引入。观念大于思想，笼统多于具体，也成为中国启蒙的普遍现象。启蒙是种思想洗礼的“务虚”，不同军事斗争和政治革命容易立竿见影。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反清虽然带有满汉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推翻帝制后关于“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建国方略设置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就较具体了。不过尽管存在重破难立问题，中国启蒙文学从文化解放企求“人的解放”，对本土启蒙思想的发展还是功不可没。
二、自由主义：坚守个体价值的解放
前面说过中国现代文坛的真正冲突是在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后。正如钱理群等研究者所指出：1928年至1936年是国民党政权从建立到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政权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思想文艺方面并未形成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独立力量，因此“该时期成为一个有多种文学思想并存和竞争的时期，文学主潮变得空前政治化，如‘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的成立及其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左翼文学兴起的同时，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③。其实“五四”文学时期自由主义文学已发出自己声音。继文研会和创造社后，由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林徽因等人于1923年发起的新月诗派就是一次初步亮相。其成员不仅都有英美留学背景，而且后来大多都被人们认为是自由主义作家。而“新月诗派”（包括前期与后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艺术贡献甚大，留下不少经典的诗歌流派。文学革命时期，自由主义及其文学在文化思想领域的社会影响还不那么突出，主要因为它们融入了启蒙主义思潮中。自由主义作家首先都是人道主义提倡者，因此必然也是启蒙主义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胡适不必说，即使后来提倡“幽默闲适”而对现实虽有所疏离的林语堂，其《吾国与吾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分析，尤其对军阀专制及草菅人命的揭露，就体现了强烈的启蒙意识。但即使融入启蒙，自由主义文学关于“人的解放”也显示了当时可谓独树一帜的看法。这种独特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认为保障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是人的解放的基础。
如同中国启蒙主义，中国自由主义也有本土特征。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特性状况，学者们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涉及问题也多，如认识论、伦理观、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等等，可谓见智见仁。但有点可以确认，即自由主义在中国处境特别尴尬，不仅国共两党都不喜欢，民众更不知其为何物。李泽厚分析辛亥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认为：“在法兰西，‘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号响彻一时。在中国，蹈海以死激励人们的是为了救国爱国，至于人权、民主等等，虽然辛亥前有过一些宣传，但既未深入人心，也确非当时现实迫切要求所在。”④人权、民主等宣传没有“深入人心”固然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宣传却并非不是“当时现实迫切要求”。事实上这类宣传与救国爱国没有矛盾，反倒大有帮助。说到底还是当时中国社会对人权民主缺乏普遍认识，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的思想行为。中国自由主义及其文学恰恰是这种情况。正因如此，自由主义在中国不仅是遭遇尴尬，同时多有误解。
关于人的解放，自由主义终极指向是个体自由，中国自由主义作家也都是个体自由推崇者，认为保障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是人的解放的基础建构。这种个体主义或说个人主义，绝非有人认为的是罔顾国家兴亡和民众利益的自私自利，而是认为群体解放离不开个体解放，唯有每个个体得到解放，才有真正意义的群体解放。周作人《人的文学》是围绕“人的解放”做的启蒙文章，作者以树木与森林比喻个体与群体关系也是这种意识，即个体主义是“爱人类”的“人间本位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受到西方传统契约思想影响。卢梭首创的社会契约论并不完善，但体现了社会公民意识，强调每个个体都应参与并遵守他们制定的社会规则。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也是说个体自由要受群体契约和公共利益约束。制定民主契约当然很难，但不如此则无人权民主可言。所以民主成本往往很高。李泽厚所说人权民主宣传在中国没“深入人心”，这实在与历史有关。中国农民长期在专制文化和小农经济中劳作求生，就难以产生公民意识，倒容易出现散沙式的“私民”意识。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解，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胡适与陈独秀就有差异。陈独秀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变革和民族的群体解放，胡适同样关注文化变革和民族解放，但也重视个体自由和个体解放，甚至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保证“个人自由的意志”同时，个人也须对社会“担干系，负责任”⑤。这就强调了个体的公民意识。徐志摩追求个体自由更执着，他有篇文章题为《“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表达的就是痛恨中国“卑污苟且的社会”容不得理想主义的行为与人格。
对人的解放，自由主义作家的思考也有不同。如沈从文和废名的文学思想主要是乡村道德主义和朴素人道主义，这与胡适、徐志摩偏向西方现代文明就有差异。不过这种以自己方式思考社会人生也体现了自由主义个性。但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关于人的解放还是存在共同的终极指向。尽管带有理想化，渴望灵魂自由也确实是自由主义精神写照。
其二，普泛人道主义立场。
中国自由主义重视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明显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思想影响，因此自由主义文学不仅赞同人道主义，而且是种普泛人道主义。周作人《人的文学》可谓这方面的理论宣言。作者以欧洲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为讨论背景，围绕描写“非人的生活”而对“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人的文学”首先应该具备人道立场的结论。普泛人道主义立场，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文学是面向社会所有的不合理。这些不合理中，劳苦大众和平民阶层通常受害最重，因此关心民间疾苦和社会弱小也成为自由主义文学鲜明倾向。前面说过的五四白话诗歌如《人力车夫》《两个扫雪的人》和《学徒苦》等等即是。徐志摩是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唯美诗人，但他其实对现实苦难很敏感。如《志摩的诗》就有不少诅咒黑暗现实的篇目。1926年回乡探亲的徐志摩随父亲参观丝厂时，看着那些在酷热厂房紧张工作的女工，就痛感“这种的工作情形太不人道，太近剥削”。还专门询问女工情况，对当时劳工法等问题发出质疑⑥。而流连纯朴“边城世界”的沈从文也不乏对现实苦难的思考，并且认为自己的农村小说也是意在揭示“变动中的忧患”。 普泛人道主义也使自由主义作家对人性问题特别敏感，认为人心不良和人性堕落也是导致社会丑恶的重要原因。如朱光潜声称“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观点在自由主义作家对社会时局的认识中具有典型性⑦，需要“洗刷人心”确实是自由主义作家普遍看法。关于中国人性状况，徐志摩说过更为激愤的话：“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⑧人性堕落而需要“洗刷人心”，这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其实颇有相通，只是朱光潜徐志摩们更多是从个人良知的现实感受出发，从而对社会人性表现也特别敏感。
出于上述立场，自由主义作家政治方面就显示了非党非派的独立性。胡适最为典型。胡适任过各种官职，包括国民党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临时主席、驻美大使、北大校长及晚年在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做官”基本拥护国民党政权，但也始终保持“学统”意识与个体立场。如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批评过国民党政府；1929年国民政府下了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就以事实论证人权命令的破绽和虚假，还直接批评蒋介石的“人治”行为。胡适与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时，又明确宣称决不“依傍任何党派”。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主义及其文学受到批判，视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新时期却呈现枯木逢春景观。且不说对胡适文化地位的重新估价，自由主义作家大量旧作的重新出版就能说明问题。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关于陈寅恪坚守“人格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描述被很多人复述过，也说明自由主义的终极追求还是得到很多共鸣。
三、阶级革命主义：解放无产阶级
尽管郁达夫1923年5月就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引用《共产党宣言》观点而在中国文学界首先提出阶级斗争话题，还写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但中国左翼文学兴起主要发生在“革命文学”兴起时。兴起原因有种种，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苏联普罗文学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以及当时中共“左”倾思想等。不管原因如何，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激烈倡导的革命文学，在人的解放问题上有个核心立场即无产阶级的解放。革命文学认为这既是中国社会当务之急，也是国人解放的终极指向。由此革命文学和后来有所调整但一直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两个鲜明思想特征：
一是反对启蒙主义，并以革命话语解构“五四”启蒙话语。在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中，不仅宣称无产阶级文艺必将取代早已过时的“个人主义文艺”，连反封最彻底的鲁迅也成了“封建余孽”和“双重反革命”。而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则认为鲁迅国民性批判已经完全丧失时代意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抗的真正对象是资产阶级，源自西方的启蒙主义无疑属于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当然必须反对。而革命文学的“劳工神圣”和“农工神圣”，实际上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神圣”，这与“五四”时期的相关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如蔡元培也提倡“劳工神圣”，但他认为的劳工，则是包括知识分子劳作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劳作。
二是张扬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由此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也成为革命文学思想关键词。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充满火药味的文章就处处是二元对立的阶级宣言。成仿吾所说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边，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捆绑起来似乎矛盾，因为资产阶级是在反抗封建阶级中产生（尽管不彻底，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所以如此是为了突出“无产阶级神圣”，也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革命文学问题在左联时期得到调整，但“阶级解放”思想还是成为中国左翼文学核心立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将这个话题进行了集中。这在鲁迅评价上非常明显。《讲话》前，毛多次推崇鲁迅意义，如言“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⑨。《新民主主义论》则有“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⑩。但《讲话》则认为“鲁迅笔法”只适合针对“黑暗统治势力”，对于人民的缺点决不能用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所以延安文艺树立“赵树理方向”。鲁迅国民性批判显然面对的是包括“人民缺点”在内的全体国民问题。其实正如费正清等指出的：“毛泽东虽然在早些时候把鲁迅称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在延安讲话中，却否定了鲁迅所代表的观点。鲁迅提倡西方的文学形式和西方思想，而毛泽东却敦促作家们回到传统的民间文学方式去。鲁迅的著作揭露了社会黑暗面，对于民众和权贵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没有正义感同样进行讽刺，但毛泽东则号召文学为党的目标服务，歌颂群众。”11这种评价显然比较客观。
从旧中国劳苦大众生存处境看，提倡无产阶级解放并不为错。但何谓无产阶级需要具体分析。正如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包括各行各业的劳作，而将知识分子视为“有闲阶级”的左翼革命文学显然不认可知识分子也是劳作者。而当“农工神圣”变成“工农兵主义”时，人的解放范围就更为紧缩。关键在于提倡无产阶级解放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神圣”，因为无产阶级同样有很多思想问题。鲁迅对愚昧落后民众的批判，其中当然包括大量无产者。而当“无产阶级神圣”演变为阶级血统论时，这种“阶级解放”的排他性也更为突出。
中共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新中国成立。正如毛泽东开国典礼激情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也意味着中国人民获得解放。而大陆文学也进入了推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体化时代。也正如领袖高歌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文学也步入了全方位歌颂新中国的“颂歌”时代。但阶级斗争并未松懈，而且与“颂歌”形影不离。尽管期间也意识到极左问题有些调整，如“双百”方针的提出与1960年代初几次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但意识形态还是坚守“无产阶级神圣”，无产阶级文学也是唯一正确的文学。由此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在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间划出大是大非鸿沟。旧社会的“万恶”之源，首先也是这些阶级的“恶”。如同延安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地主的代名身份就是南霸天、北霸天。唯利是图、生活腐化则是资本家代名词。与此相对则是农民阶级的苦大仇深，工人阶级的先进高尚，革命战士的阶级感情。也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和《洼地上的“战役”》，“双百”方针时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改选》《在悬崖上》《红豆》《田野落霞》等“干预生活”作品，就不为允许。它们其实也遵循政治规范，但“无产阶级神圣”思想不够彻底。也因此，尽管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满是政治高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提出了合理批评，认为“从这一定义被确立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能够对它作出最确切最完善的解释”，而且教条化庸俗化严重，但同样难逃噩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战线，最让人不放心的还是胡适们的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在旧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而且可能影响新中国的青年。1954年12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就显示了这种警惕。会议涉及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即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学观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郭沫若以中国文联主席身份做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发表于次日《人民日报》），三点建议分别是：第一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关键当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讨论问题。郭沫若对此的主要解释是：要区别学术自由讨论与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因为“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不仅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而且再不能允许她有存在的自由。“错误思想”说法很有意思，是说资产阶级思想都错误，还是也有不错误的呢？郭沫若完全避开这个问题，实际是将资产阶级和错误思想视为同一。而贴上“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标签，那就是“对敌战斗”，就既非学术问题，也不许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对俞平伯红学观的批判特别能体现“对敌战斗”情况。李希凡与蓝翎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与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联系起来，两位青年学者虽已显露紧跟“时代”的意识，但还属学术讨论。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将俞平伯新红学研究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后，情况立变。为全面清算胡适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流毒对新旧知识分子的影响，当时专门成立了指导批判运动的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等人组成。并出台了批判计划，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等九个方面对胡适进行批判。关于这场批判在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章（包括座谈纪要）的篇数有不同统计，但仅从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看，就相当可观。其他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批判胡适思想的文集。由此学术争鸣上升为阶级政治思想斗争。
作为“对敌战斗”，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固然因为它们属于资产阶级，但关键所在主要还是胡适们倡导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阶级解放思想水火不容，也直接影响到个人崇拜。如新时期以前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比皆是。这种领袖神化也是文学奇观。新中国成立伊始，包括冯友兰、费孝通、朱光潜、巴金、老舍等不少著名学者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了“一是忏悔，二是歌颂”的表态。就像后来杨绛《洗澡》描述的，知识分子不管情愿与否，都争先恐后忙着给自己思想“洗澡”。而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泛滥成灾，则直接导致新时期文学“启蒙重演”。阶级性与人性、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阶级专政与个人权利、阶级血统论与普遍人权、人治与法制等问题，又全部重新回到桌面，而它们无不涉及“人的解放”这个重大理想命题。
何谓“人的解放”，过去是个阐释种种也多有困惑的难题，其实今天仍然。不过分析和比较三种主义文学的相关思想和社会立场，还是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提供一些反思。正如屈子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的解放之路总是需要不断求索。
【注释】
①《我们这文坛》见《茅盾代表作》，471-47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巴金：《真话集》，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0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⑤胡适：《易卜生主义》，发表于1918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
⑥《南行杂记》，见《徐志摩代表作》，4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⑧《徐志摩代表作》，2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志摩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这篇文章中对中国人性问题还有不少激烈批评。
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3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⑩《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4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1费正清、罗得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李运抟，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茅盾文章道出了当时中国文坛的复杂，不过众声喧哗中还是有共性现象。“主义文学”与“人的解放”的互为关系就特别有代表性，而且这种共性现象还贯穿于现当代文学。
“主义文学”盛行可谓中国现代文学显著特征。如民国时期有启蒙主义、阶级革命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文学；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是社会主义文学大一统；新时期文学除启蒙主义重演，还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姑且不论“主义文学”的划分及作家作品归类是否客观，其盛行状况却无可置疑。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很多文学纠葛都与此有关。
“人的解放”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贯穿性重大主题。从五四文学呼唤人道主义和鲁迅批判“吃人文化”，到革命文学的阶级解放，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歌颂人民当家作主，再到新时期文学启蒙重演和新世纪关注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这个重大主题一直延续下来。
言“主义文学”与“人的解放”互为关联，并非简单套用文学是“人学”说法，况且主义文学涉指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多种情况。但从最有影响的启蒙主义、阶级革命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看，终极目标都指向了“人的解放”。换言之这是个共同的理想命题。三种主义文学的主张有交织处，如都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侧重与差异也明显。总体看，启蒙主义重在文化解放，呼吁国民挣脱封建枷锁，鲁迅《狂人日记》对“吃人文化”的批判可谓代表；阶级革命主义重在无产阶级解放，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所说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唯有打倒后两者才有前者解放；自由主义则重视个体价值，认为保障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是人的解放的基础。这些不同理解决定了三种主义文学的思想取向和社会立场，导致了文学阵营的纠葛并聚焦了很多重要文学现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谓很有意义的话题。下面分别论述它们的相关表现。
一、启蒙主义：文化的解放
茅盾所说“擂台”状况主要出现在“革命文学”兴起之后。文学革命时期，虽然也有古文家、翻译家林纾的保守立场的发难，“学衡派”和“甲寅派”的抵抗，新文学自身也有不同声音，如文研会“为人生而艺术”和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但启蒙主义还是成为一种主导性思潮，启蒙还是成为“五四”知识界和新文学的基本共识。
启蒙基本含义是“以光明驱散黑暗”，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类需要理性和合理的生存。无论驱散黑暗还是合理生存，都指向了“人的解放”问题。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思想，以理性、人性和自由对抗愚昧、神性与禁欲主义的人文精神，本质上就是种追求人的解放的人道主义。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科学理性”“天赋人权”和“自由天赐”等，则设置了更明确的人道目标。中国的启蒙正是接受欧洲启蒙思想的产物，只是西学东渐情况较复杂，接受中也体现了本土化色彩。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中国近代思想先驱的思想看，“中国化”的启蒙意识已有体现。尽管康梁变法的君主立宪还属改良，但相对“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而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恪守的正是传统封建专制文化。
启蒙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流行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赛先生”和“德先生”（科学与民主）的张扬可谓盛极一时。“五四”新文学中坚力量都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影响。启蒙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持久的“主义文学”，但也较特别。相对阶级革命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启蒙文学没有阵营或流派性质，主要是种人道主义思潮，并且聚集了各种流派和各种身份的作家。而“五四”启蒙文学的发端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文学革命呐喊。
1917年《新青年》有两篇重要文章，即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它们可视为新文学革命这篇大文章的真正序言；1918年《新青年》则既有重要文章也有中国现代小说开山作，前者为胡适《易朴生主义》和周作人《人的文学》，后者则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易朴生主义》对“黑暗中国”的痛斥，《狂人日记》对“吃人文化”的批判，恰恰都关系着“人的解放”。《人的文学》则以欧洲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为背景，围绕描写“非人的生活”作出的“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划分，从而得出“人的文学”首先应该具备人道主义立场。“人的解放”是个典型的人道主义命题，而它正是启蒙的期盼。尽管对人道主义有不同理解，但呼唤“人的解放”还是新文化新文学的核心理想取向。 “五四”最早两个文学社团的主张与创作也可证明。受俄国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文研会，注重文学社会功能，关注社会问题，如冰心、王统照的“问题小说”，叶圣陶的人生写实小说，王鲁彦、彭家煌的乡土小说。受欧洲启蒙主义和新旧浪漫主义影响的创造社，提倡主观意志与浪漫主义同时，也关注社会问题。如郁达夫自传体小说《沉沦》曾使“性苦闷”成为“五四”文学反抗封建礼教的惊世骇俗的主题，《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则对底层苦难表示了深切同情。关于文研会“为人生而艺术”和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有很多讨论，但期盼“人的解放”却是它们殊途同归的指向。后来庐隐和淦女士（冯沅君）的女性小说亦是。“五四”白话诗歌中，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刘半农的《相隔着一层纸》《卖萝卜人》和《学徒苦》，刘大白的《田主来》和《成虎之死》等，描述的都是民间疾苦和弱小不幸，期盼的同样是“人的解放”。有泛神论色彩和欧化倾向的郭沫若“凤凰涅槃”式高歌，其浪漫主义理想显然也包含了渴望“人的解放”。
新文学围绕“人的解放”也有各种理解，但批判本土封建文化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这就体现了启蒙文学一个根本理解，即人的解放首先是文化的解放。但这个与本土文化和现实状况密切相关的思想特征，却要从两个方面看：其一，新文化新文学的发起者与推动者确实意识到了孔孟之道和封建主义对国人影响的根深蒂固，所以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其二，重视文化解放并非因为中国启蒙一开始就自觉摆脱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层解放，而是显示了重“破”而难“立”的思考特征。换言之即对质疑与解构之后的文化之路多有困惑。这也使得中国的启蒙体现了一种深刻与模糊的奇特交织：重视文化变革体现了寻根问底的深刻性，但关于文化解放的具体内涵却多有困惑与模糊。
这种状况在晚清文化改良运动已有显示。梁启超的文化思想虽是改良性质，文学观念却相当激进。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而欲新中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也必须“新小说”，这种将文学功能抬至“治国平天下”的矫枉过正，抨击封建陈腐文化的激进，就含有一定的启蒙意识。但何为文化与文学的“新”，任公先生的陈述并不清晰，存在明显的笼统模糊。
相对晚清文化改良的过渡性，“五四”新文化的变革思想显然有明显改观，但文化解放的模糊问题依然存在。启蒙者都知道到“赛先生”和“德先生”重要，意识到批判封建文化是当务之急，但如何建立现代新文化，如何设置科学与民主的具体秩序，也不那么清晰。
这种情况在鲁迅身上也有明显体现。作为“五四”启蒙文学旗帜，鲁迅的文化反思达到了非同寻常的深度和高度。如相对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鲁迅的国民批判更为激烈。《狂人日记》关于“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的“吃人文化”说，虽然不无片面，但也直奔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本质（关于传统文化，后来台湾作家柏杨有“酱缸文化”说，龙应台则有“猪圈文化”论，看来也并非奇谈怪论）。鲁迅的文化反思也具体些，如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爱姑、九斤老太、赵太爷等系列典型，呈现的都是现实经验的社会众生相。启蒙是“以光明驱散黑暗”，鲁迅却发现国民在“铁屋”里闷久了，还以为“黑暗”正常而“光明”反常，这也是鲁迅深刻所在。如《药》中当革命者夏瑜质疑大清天下统治权时，不仅牢头阿义愤怒，茶馆看客也以为匪夷所思。诸如“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这些经典性的人物对话，既精彩又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国民精神的巨大毒害，确实振聋发聩！但鲁迅的文化批判还是体现了中国启蒙特征，即重在破而难以立。鲁迅与左翼文学阵营和自由主义文学阵营都有交织处，但又都不怎么合拍，这种孤独实际上也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彷徨”。而这种彷徨其实一直伴随着鲁迅，也促使他不断的求索。
文学并非指路明灯，但启蒙文学对文化解放设置的模糊，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也是事实。这既是“五四”启蒙的困惑，也是20世纪整个中国启蒙思考和启蒙文学的困惑。
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演”就是个有力证明。晚年巴金不断疾呼的“讲真话”和自我忏悔，其实很能说明启蒙重演问题。巴金指出由于我们文学长期以来讲空话假话，结果是“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②。不敢讲真话的原因已有很多反思，最主要的就是现代迷信问题。长期的现代迷信也使得新时期初期的启蒙思想起点很低。如《班主任》的“救救孩子”将问题根源归咎“四人帮”兴风作浪就相当幼稚，不仅与当年鲁迅批判“吃人文化”的深刻难以相提并论，回归革命正统的说教也似是而非。早期反思文学对极左根源有了进一步思考，但“忠良落难”的流行思维离真正意义的启蒙还是相去甚远。新时期初期很多被认为具有“启蒙”性的作品，启蒙意义是要打折扣的，有些还属“伪启蒙”。启蒙重演逐步走向深刻，主要还是出现在姑且谓之的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流行阶段。如宗璞的《蜗居》《鬼蜮》《我是谁？》和《泥沼中的头颅》，李国文的《危楼记事》和《没有意思的故事》，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这些“怪诞小说”都以“神似”方式揭示了“文革”现代迷信真相。韩少功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塑造的愚昧麻木的丙崽形象，竟被鸡头寨村民顶礼膜拜而称为“丙大爷”，确实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先锋文学中的莫言和余华则始终坚守了启蒙主义立场：莫言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丰乳肥臀》《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和《娃》等，都可谓启蒙文本；余华前期创作的暴力与死亡，转向后的《活着》尤其“重返先锋”后的《兄弟》和《第七天》，其揭示的荒诞残酷实际都有启蒙意味。新写实小说中，刘震云对现实权力游戏的描述则体现了现代启蒙特征。新历史小说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周梅森的抗战系列、格非的《人面桃花》和苏童的《米》，它们的重写历史在解构某些曾被神化的情形时，其实也带有启蒙性质。我以往文章曾多次提到新反思文学，如杨绛的《洗澡》、尤凤伟的《中国1957》、柯云路的《黑山堡纲鉴》、王蒙的“季节系列”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实系列”，它们的思想价值主要也表现在启蒙的深化。阎连科和李佩甫可谓不折不扣的启蒙主义作家，《日光流年》《受活》和《羊的门》等都堪称经典。诸如此类作品举不胜举。这些启蒙作品涉及历史与现实的多方面内容，但不难发现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还是一种普遍指向。 学者们如今都认识到现代启蒙与传统启蒙有区别，但当代启蒙文学主要还是延续着鲁迅路子，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文化反思。而启蒙文学重破难立问题仍在。这确实说明文化解放非常艰难。如中国民间流行的包公戏的“青天意识”今天仍然流行。这显然与“天赋人权”和“自由天赐”等启蒙诉求格格不入。欧洲文艺复兴早就意识到文化启蒙重要，而走过中世纪黑暗后的启蒙运动，由于资本市场、工业发展、契约思想、议会政治等提供了现实经验，才有了较具体的启蒙诉求。这些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是空白，“五四”时期舶来也属较抽象的观念引入。观念大于思想，笼统多于具体，也成为中国启蒙的普遍现象。启蒙是种思想洗礼的“务虚”，不同军事斗争和政治革命容易立竿见影。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反清虽然带有满汉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推翻帝制后关于“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建国方略设置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就较具体了。不过尽管存在重破难立问题，中国启蒙文学从文化解放企求“人的解放”，对本土启蒙思想的发展还是功不可没。
二、自由主义：坚守个体价值的解放
前面说过中国现代文坛的真正冲突是在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后。正如钱理群等研究者所指出：1928年至1936年是国民党政权从建立到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政权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思想文艺方面并未形成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独立力量，因此“该时期成为一个有多种文学思想并存和竞争的时期，文学主潮变得空前政治化，如‘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的成立及其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左翼文学兴起的同时，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③。其实“五四”文学时期自由主义文学已发出自己声音。继文研会和创造社后，由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林徽因等人于1923年发起的新月诗派就是一次初步亮相。其成员不仅都有英美留学背景，而且后来大多都被人们认为是自由主义作家。而“新月诗派”（包括前期与后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艺术贡献甚大，留下不少经典的诗歌流派。文学革命时期，自由主义及其文学在文化思想领域的社会影响还不那么突出，主要因为它们融入了启蒙主义思潮中。自由主义作家首先都是人道主义提倡者，因此必然也是启蒙主义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胡适不必说，即使后来提倡“幽默闲适”而对现实虽有所疏离的林语堂，其《吾国与吾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分析，尤其对军阀专制及草菅人命的揭露，就体现了强烈的启蒙意识。但即使融入启蒙，自由主义文学关于“人的解放”也显示了当时可谓独树一帜的看法。这种独特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认为保障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是人的解放的基础。
如同中国启蒙主义，中国自由主义也有本土特征。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特性状况，学者们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涉及问题也多，如认识论、伦理观、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等等，可谓见智见仁。但有点可以确认，即自由主义在中国处境特别尴尬，不仅国共两党都不喜欢，民众更不知其为何物。李泽厚分析辛亥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认为：“在法兰西，‘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号响彻一时。在中国，蹈海以死激励人们的是为了救国爱国，至于人权、民主等等，虽然辛亥前有过一些宣传，但既未深入人心，也确非当时现实迫切要求所在。”④人权、民主等宣传没有“深入人心”固然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宣传却并非不是“当时现实迫切要求”。事实上这类宣传与救国爱国没有矛盾，反倒大有帮助。说到底还是当时中国社会对人权民主缺乏普遍认识，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的思想行为。中国自由主义及其文学恰恰是这种情况。正因如此，自由主义在中国不仅是遭遇尴尬，同时多有误解。
关于人的解放，自由主义终极指向是个体自由，中国自由主义作家也都是个体自由推崇者，认为保障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是人的解放的基础建构。这种个体主义或说个人主义，绝非有人认为的是罔顾国家兴亡和民众利益的自私自利，而是认为群体解放离不开个体解放，唯有每个个体得到解放，才有真正意义的群体解放。周作人《人的文学》是围绕“人的解放”做的启蒙文章，作者以树木与森林比喻个体与群体关系也是这种意识，即个体主义是“爱人类”的“人间本位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受到西方传统契约思想影响。卢梭首创的社会契约论并不完善，但体现了社会公民意识，强调每个个体都应参与并遵守他们制定的社会规则。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也是说个体自由要受群体契约和公共利益约束。制定民主契约当然很难，但不如此则无人权民主可言。所以民主成本往往很高。李泽厚所说人权民主宣传在中国没“深入人心”，这实在与历史有关。中国农民长期在专制文化和小农经济中劳作求生，就难以产生公民意识，倒容易出现散沙式的“私民”意识。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解，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胡适与陈独秀就有差异。陈独秀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变革和民族的群体解放，胡适同样关注文化变革和民族解放，但也重视个体自由和个体解放，甚至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保证“个人自由的意志”同时，个人也须对社会“担干系，负责任”⑤。这就强调了个体的公民意识。徐志摩追求个体自由更执着，他有篇文章题为《“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表达的就是痛恨中国“卑污苟且的社会”容不得理想主义的行为与人格。
对人的解放，自由主义作家的思考也有不同。如沈从文和废名的文学思想主要是乡村道德主义和朴素人道主义，这与胡适、徐志摩偏向西方现代文明就有差异。不过这种以自己方式思考社会人生也体现了自由主义个性。但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关于人的解放还是存在共同的终极指向。尽管带有理想化，渴望灵魂自由也确实是自由主义精神写照。
其二，普泛人道主义立场。
中国自由主义重视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明显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思想影响，因此自由主义文学不仅赞同人道主义，而且是种普泛人道主义。周作人《人的文学》可谓这方面的理论宣言。作者以欧洲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为讨论背景，围绕描写“非人的生活”而对“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人的文学”首先应该具备人道立场的结论。普泛人道主义立场，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文学是面向社会所有的不合理。这些不合理中，劳苦大众和平民阶层通常受害最重，因此关心民间疾苦和社会弱小也成为自由主义文学鲜明倾向。前面说过的五四白话诗歌如《人力车夫》《两个扫雪的人》和《学徒苦》等等即是。徐志摩是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唯美诗人，但他其实对现实苦难很敏感。如《志摩的诗》就有不少诅咒黑暗现实的篇目。1926年回乡探亲的徐志摩随父亲参观丝厂时，看着那些在酷热厂房紧张工作的女工，就痛感“这种的工作情形太不人道，太近剥削”。还专门询问女工情况，对当时劳工法等问题发出质疑⑥。而流连纯朴“边城世界”的沈从文也不乏对现实苦难的思考，并且认为自己的农村小说也是意在揭示“变动中的忧患”。 普泛人道主义也使自由主义作家对人性问题特别敏感，认为人心不良和人性堕落也是导致社会丑恶的重要原因。如朱光潜声称“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观点在自由主义作家对社会时局的认识中具有典型性⑦，需要“洗刷人心”确实是自由主义作家普遍看法。关于中国人性状况，徐志摩说过更为激愤的话：“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⑧人性堕落而需要“洗刷人心”，这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其实颇有相通，只是朱光潜徐志摩们更多是从个人良知的现实感受出发，从而对社会人性表现也特别敏感。
出于上述立场，自由主义作家政治方面就显示了非党非派的独立性。胡适最为典型。胡适任过各种官职，包括国民党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临时主席、驻美大使、北大校长及晚年在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做官”基本拥护国民党政权，但也始终保持“学统”意识与个体立场。如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批评过国民党政府；1929年国民政府下了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就以事实论证人权命令的破绽和虚假，还直接批评蒋介石的“人治”行为。胡适与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时，又明确宣称决不“依傍任何党派”。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主义及其文学受到批判，视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新时期却呈现枯木逢春景观。且不说对胡适文化地位的重新估价，自由主义作家大量旧作的重新出版就能说明问题。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关于陈寅恪坚守“人格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描述被很多人复述过，也说明自由主义的终极追求还是得到很多共鸣。
三、阶级革命主义：解放无产阶级
尽管郁达夫1923年5月就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引用《共产党宣言》观点而在中国文学界首先提出阶级斗争话题，还写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但中国左翼文学兴起主要发生在“革命文学”兴起时。兴起原因有种种，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苏联普罗文学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以及当时中共“左”倾思想等。不管原因如何，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激烈倡导的革命文学，在人的解放问题上有个核心立场即无产阶级的解放。革命文学认为这既是中国社会当务之急，也是国人解放的终极指向。由此革命文学和后来有所调整但一直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两个鲜明思想特征：
一是反对启蒙主义，并以革命话语解构“五四”启蒙话语。在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中，不仅宣称无产阶级文艺必将取代早已过时的“个人主义文艺”，连反封最彻底的鲁迅也成了“封建余孽”和“双重反革命”。而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则认为鲁迅国民性批判已经完全丧失时代意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抗的真正对象是资产阶级，源自西方的启蒙主义无疑属于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当然必须反对。而革命文学的“劳工神圣”和“农工神圣”，实际上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神圣”，这与“五四”时期的相关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如蔡元培也提倡“劳工神圣”，但他认为的劳工，则是包括知识分子劳作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劳作。
二是张扬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由此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也成为革命文学思想关键词。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充满火药味的文章就处处是二元对立的阶级宣言。成仿吾所说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边，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捆绑起来似乎矛盾，因为资产阶级是在反抗封建阶级中产生（尽管不彻底，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所以如此是为了突出“无产阶级神圣”，也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革命文学问题在左联时期得到调整，但“阶级解放”思想还是成为中国左翼文学核心立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将这个话题进行了集中。这在鲁迅评价上非常明显。《讲话》前，毛多次推崇鲁迅意义，如言“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⑨。《新民主主义论》则有“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⑩。但《讲话》则认为“鲁迅笔法”只适合针对“黑暗统治势力”，对于人民的缺点决不能用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所以延安文艺树立“赵树理方向”。鲁迅国民性批判显然面对的是包括“人民缺点”在内的全体国民问题。其实正如费正清等指出的：“毛泽东虽然在早些时候把鲁迅称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在延安讲话中，却否定了鲁迅所代表的观点。鲁迅提倡西方的文学形式和西方思想，而毛泽东却敦促作家们回到传统的民间文学方式去。鲁迅的著作揭露了社会黑暗面，对于民众和权贵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没有正义感同样进行讽刺，但毛泽东则号召文学为党的目标服务，歌颂群众。”11这种评价显然比较客观。
从旧中国劳苦大众生存处境看，提倡无产阶级解放并不为错。但何谓无产阶级需要具体分析。正如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包括各行各业的劳作，而将知识分子视为“有闲阶级”的左翼革命文学显然不认可知识分子也是劳作者。而当“农工神圣”变成“工农兵主义”时，人的解放范围就更为紧缩。关键在于提倡无产阶级解放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神圣”，因为无产阶级同样有很多思想问题。鲁迅对愚昧落后民众的批判，其中当然包括大量无产者。而当“无产阶级神圣”演变为阶级血统论时，这种“阶级解放”的排他性也更为突出。
中共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新中国成立。正如毛泽东开国典礼激情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也意味着中国人民获得解放。而大陆文学也进入了推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体化时代。也正如领袖高歌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文学也步入了全方位歌颂新中国的“颂歌”时代。但阶级斗争并未松懈，而且与“颂歌”形影不离。尽管期间也意识到极左问题有些调整，如“双百”方针的提出与1960年代初几次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但意识形态还是坚守“无产阶级神圣”，无产阶级文学也是唯一正确的文学。由此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在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间划出大是大非鸿沟。旧社会的“万恶”之源，首先也是这些阶级的“恶”。如同延安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地主的代名身份就是南霸天、北霸天。唯利是图、生活腐化则是资本家代名词。与此相对则是农民阶级的苦大仇深，工人阶级的先进高尚，革命战士的阶级感情。也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和《洼地上的“战役”》，“双百”方针时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改选》《在悬崖上》《红豆》《田野落霞》等“干预生活”作品，就不为允许。它们其实也遵循政治规范，但“无产阶级神圣”思想不够彻底。也因此，尽管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满是政治高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提出了合理批评，认为“从这一定义被确立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能够对它作出最确切最完善的解释”，而且教条化庸俗化严重，但同样难逃噩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战线，最让人不放心的还是胡适们的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在旧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而且可能影响新中国的青年。1954年12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就显示了这种警惕。会议涉及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即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学观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郭沫若以中国文联主席身份做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发表于次日《人民日报》），三点建议分别是：第一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关键当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讨论问题。郭沫若对此的主要解释是：要区别学术自由讨论与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因为“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不仅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而且再不能允许她有存在的自由。“错误思想”说法很有意思，是说资产阶级思想都错误，还是也有不错误的呢？郭沫若完全避开这个问题，实际是将资产阶级和错误思想视为同一。而贴上“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标签，那就是“对敌战斗”，就既非学术问题，也不许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对俞平伯红学观的批判特别能体现“对敌战斗”情况。李希凡与蓝翎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与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联系起来，两位青年学者虽已显露紧跟“时代”的意识，但还属学术讨论。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将俞平伯新红学研究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后，情况立变。为全面清算胡适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流毒对新旧知识分子的影响，当时专门成立了指导批判运动的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等人组成。并出台了批判计划，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等九个方面对胡适进行批判。关于这场批判在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章（包括座谈纪要）的篇数有不同统计，但仅从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看，就相当可观。其他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批判胡适思想的文集。由此学术争鸣上升为阶级政治思想斗争。
作为“对敌战斗”，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固然因为它们属于资产阶级，但关键所在主要还是胡适们倡导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阶级解放思想水火不容，也直接影响到个人崇拜。如新时期以前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比皆是。这种领袖神化也是文学奇观。新中国成立伊始，包括冯友兰、费孝通、朱光潜、巴金、老舍等不少著名学者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了“一是忏悔，二是歌颂”的表态。就像后来杨绛《洗澡》描述的，知识分子不管情愿与否，都争先恐后忙着给自己思想“洗澡”。而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泛滥成灾，则直接导致新时期文学“启蒙重演”。阶级性与人性、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阶级专政与个人权利、阶级血统论与普遍人权、人治与法制等问题，又全部重新回到桌面，而它们无不涉及“人的解放”这个重大理想命题。
何谓“人的解放”，过去是个阐释种种也多有困惑的难题，其实今天仍然。不过分析和比较三种主义文学的相关思想和社会立场，还是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提供一些反思。正如屈子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的解放之路总是需要不断求索。
【注释】
①《我们这文坛》见《茅盾代表作》，471-47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巴金：《真话集》，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0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⑤胡适：《易卜生主义》，发表于1918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
⑥《南行杂记》，见《徐志摩代表作》，4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⑧《徐志摩代表作》，2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志摩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这篇文章中对中国人性问题还有不少激烈批评。
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3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⑩《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4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1费正清、罗得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李运抟，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