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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派文学生存的现实空间即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包含了由报纸、杂志等媒介所创设起来的舆论空间、京派文人独特的“沙龙文化”所创设出的公共领域和京派文学的私人交往、师从关系所搭建起来的人际网络空间，这样的“三重空间”为京派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
关键词：京派文学 ;公共领域;三重空间
京派文学生存的现实空间即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包含了由报纸、杂志等媒介所创设起来的公共舆论空间、京派文人的“公共领域” 和私人交往空间。这些空间搭建起的便是滋养京派文学发展生存的现实空间。这便是京派文学的“三重空间”。
一、公共舆论空间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书籍、报纸、杂志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培育出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
1930年5月12日，京派的首份文学刊物《骆驼草》在北平创刊。《骆驼草》杂志由废名、冯至编辑，周作人为幕后指导，他们三人是主要撰稿人。此外还有俞平伯、梁遇春、徐祖正、徐玉诺等。他们或为周作人的门徒，或为门徒之朋友。京派文学除了在文学作品上的贡献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也在一些文化随笔中间或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
1902年《大公报》于天津创刊，新记《大公报》也坚持了“文人问政”的民间立场，树立了文人办报的典范。这无形为京派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又一个空间。《大公报·文艺》发表了众多京派作家的优质小说，1936年《大公报》复刊10周年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即可看出。而京派作家集中创作的散文也在《大公报·文藝》上大量发表。在诗歌方面，就办刊的时间跨度、聚集的诗人数量而言，《大公报·文艺》都独树一帜。尤其是《文艺·诗特刊》的诞生，在理论上促进了京派诗歌的发展和成熟。此外，在文学批评上，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大公报·文艺》还因刊登了京派客观的批评文章，对京派文学观和批评观的形成发展影响亦十分深远。
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于北平，主编是郑振铎、靳以，编委会由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人组成。《文学季刊》之于京派对其作为一个创作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它集合了一众京派年轻作家，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二是推出并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京派文学的发展及其黄金时代到来推波助澜;三是它刊载的散文一定程度上变革和丰富了30年代艺术性散文创作的观念和手段，促进并展现了京派散文创作的别样风格。除上述杂志刊物外，京派文学的发表空间还有《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极大地丰富了京派文人的创作空间。
二、京派文人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这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所形成的自由、民主的空气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北平充满了活跃的文化和学术氛围。知识分子议论时政、张扬理想，创办同仁刊物、组织文化沙龙等，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公共领域，形成了特有的“沙龙文化圈”。
北京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处面积约四亩的大宅院。1919年7月，鲁迅购得此宅，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周作人自此作为院主人，直至1967年逝世。1920年代中期起，周作人常称自己的书房为苦雨斋，这个名字也逐渐响于文坛。1920年至1945年，造访此处的文人并不少。苦雨斋的成员多为京派文人，以周作人为核心，其次为钱玄同，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刘半农、马幼渔等平辈，俞平伯、废名等则对上述诸人执弟子礼。苦雨斋群落成员多远离激进风潮，象牙塔色彩浓厚，与时代左倾文化颇隔膜。远离政治和时代风潮，也在后来成为了京派文化的一个特点，和苦雨斋这个京派最早组成部分与重要一翼所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太太的客厅”位于北总布胡同三号，对1930年代北平文化圈，极有吸引力。这里的主人正是林徽因、梁思成一家。林徽因是沙龙的女主人，故叫做“太太的客厅”。林徽因和梁思成常邀请朋友到家中聚会，边喝茶边海阔天空地聊天。这些朋友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主要班底，即新月派部分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沈从文等;第二组是高校学者，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这些人中除沈从文外，大多都曾留学欧美;第三组是林徽因赏文识人，热情邀请来的如李健吾、萧乾、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可见，“太太的客厅”聚集了当时文坛名人、教坛大匠、社会名流，其中有许多是后来京派的骨干。“太太的客厅”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自由、尊严、宽容等理想的象征，也因而它成为了京派文人记忆的共同体乃至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
1933年7月至1937年7月，朱光潜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讲西方名著选读与文学批评史。朱光潜十分受学生欢迎，又加之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家中客厅宽敞，因此来访的学生、朋友非常多，慈慧殿三号“读诗会”正式在这个文艺沙龙中诞生。“读诗会”对于京派文学中诗歌方面形成了具有京派风格的诗歌。“读诗会”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京派尝试建立现代诗歌格律形式的努力。其中有关诗的声音节奏的讨论，对京派诗歌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读诗会”这种文学沙龙形式是推动诗歌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京派文人的人际关系网络空间
京派文人的私人交往构建起了丰富的私人交往关系网络，形成了无形的空间网络将这些京派文学联系在一起，形成有别于公共舆论空间和公共领域所谓现实空间之外的一个虚拟的、无形的但真实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空间。这样的人际关系网大致可以分为：沙龙交际网和师从关系网。
借由沙龙这样的现实空间，文人作家自由交流，发表见解，更重要的是得以认识赏识自己的知名作家和学界名人，由此形成的交际网络，这对于以高校群体作为主要构成的京派成员来讲是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和空间。如当时李健吾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发表后，得到了林徽因的关注。林徽因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太太的客厅”面谈。李健吾对此非常感激，因为跨入到“太太的客厅”就意味着其文学成就得到了主流文化圈的认同。可见，“太太的客厅”如此沙龙性质的空间为当时的京派文人创建了联系，形成了特有的交际网络空间，帮助、提携了许多诸如李健吾、萧乾等青年作家，壮大了京派文人的队伍。
北京集中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教学大学和国立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为文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空间。这样的精神伊甸园，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知识分子以学校、同乡、同学、师生等诸多关系形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文化交际网络。师从关系因此成为了京派文人关系网络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京派文人群最早的师生关系网可以追溯到周作人与废名。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得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
公共舆论空间、京派文人的“公共领域”和私人交往空间组成的京派文学的“三重空间”并不是相互割裂和分离的。中国现代都市文化场域下营造的公共舆论空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声的空间，京派文人的沙龙交往即“公共领域”空间也进一步为京派文人私人交往搭建平台，京派文人在这三重空间的场域内交流发声，对京派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京派文学 ;公共领域;三重空间
京派文学生存的现实空间即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包含了由报纸、杂志等媒介所创设起来的公共舆论空间、京派文人的“公共领域” 和私人交往空间。这些空间搭建起的便是滋养京派文学发展生存的现实空间。这便是京派文学的“三重空间”。
一、公共舆论空间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书籍、报纸、杂志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培育出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
1930年5月12日，京派的首份文学刊物《骆驼草》在北平创刊。《骆驼草》杂志由废名、冯至编辑，周作人为幕后指导，他们三人是主要撰稿人。此外还有俞平伯、梁遇春、徐祖正、徐玉诺等。他们或为周作人的门徒，或为门徒之朋友。京派文学除了在文学作品上的贡献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也在一些文化随笔中间或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
1902年《大公报》于天津创刊，新记《大公报》也坚持了“文人问政”的民间立场，树立了文人办报的典范。这无形为京派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又一个空间。《大公报·文艺》发表了众多京派作家的优质小说，1936年《大公报》复刊10周年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即可看出。而京派作家集中创作的散文也在《大公报·文藝》上大量发表。在诗歌方面，就办刊的时间跨度、聚集的诗人数量而言，《大公报·文艺》都独树一帜。尤其是《文艺·诗特刊》的诞生，在理论上促进了京派诗歌的发展和成熟。此外，在文学批评上，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大公报·文艺》还因刊登了京派客观的批评文章，对京派文学观和批评观的形成发展影响亦十分深远。
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于北平，主编是郑振铎、靳以，编委会由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人组成。《文学季刊》之于京派对其作为一个创作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它集合了一众京派年轻作家，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二是推出并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京派文学的发展及其黄金时代到来推波助澜;三是它刊载的散文一定程度上变革和丰富了30年代艺术性散文创作的观念和手段，促进并展现了京派散文创作的别样风格。除上述杂志刊物外，京派文学的发表空间还有《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极大地丰富了京派文人的创作空间。
二、京派文人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这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所形成的自由、民主的空气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北平充满了活跃的文化和学术氛围。知识分子议论时政、张扬理想，创办同仁刊物、组织文化沙龙等，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公共领域，形成了特有的“沙龙文化圈”。
北京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处面积约四亩的大宅院。1919年7月，鲁迅购得此宅，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周作人自此作为院主人，直至1967年逝世。1920年代中期起，周作人常称自己的书房为苦雨斋，这个名字也逐渐响于文坛。1920年至1945年，造访此处的文人并不少。苦雨斋的成员多为京派文人，以周作人为核心，其次为钱玄同，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刘半农、马幼渔等平辈，俞平伯、废名等则对上述诸人执弟子礼。苦雨斋群落成员多远离激进风潮，象牙塔色彩浓厚，与时代左倾文化颇隔膜。远离政治和时代风潮，也在后来成为了京派文化的一个特点，和苦雨斋这个京派最早组成部分与重要一翼所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太太的客厅”位于北总布胡同三号，对1930年代北平文化圈，极有吸引力。这里的主人正是林徽因、梁思成一家。林徽因是沙龙的女主人，故叫做“太太的客厅”。林徽因和梁思成常邀请朋友到家中聚会，边喝茶边海阔天空地聊天。这些朋友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主要班底，即新月派部分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沈从文等;第二组是高校学者，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这些人中除沈从文外，大多都曾留学欧美;第三组是林徽因赏文识人，热情邀请来的如李健吾、萧乾、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可见，“太太的客厅”聚集了当时文坛名人、教坛大匠、社会名流，其中有许多是后来京派的骨干。“太太的客厅”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自由、尊严、宽容等理想的象征，也因而它成为了京派文人记忆的共同体乃至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
1933年7月至1937年7月，朱光潜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讲西方名著选读与文学批评史。朱光潜十分受学生欢迎，又加之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家中客厅宽敞，因此来访的学生、朋友非常多，慈慧殿三号“读诗会”正式在这个文艺沙龙中诞生。“读诗会”对于京派文学中诗歌方面形成了具有京派风格的诗歌。“读诗会”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京派尝试建立现代诗歌格律形式的努力。其中有关诗的声音节奏的讨论，对京派诗歌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读诗会”这种文学沙龙形式是推动诗歌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京派文人的人际关系网络空间
京派文人的私人交往构建起了丰富的私人交往关系网络，形成了无形的空间网络将这些京派文学联系在一起，形成有别于公共舆论空间和公共领域所谓现实空间之外的一个虚拟的、无形的但真实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空间。这样的人际关系网大致可以分为：沙龙交际网和师从关系网。
借由沙龙这样的现实空间，文人作家自由交流，发表见解，更重要的是得以认识赏识自己的知名作家和学界名人，由此形成的交际网络，这对于以高校群体作为主要构成的京派成员来讲是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和空间。如当时李健吾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发表后，得到了林徽因的关注。林徽因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太太的客厅”面谈。李健吾对此非常感激，因为跨入到“太太的客厅”就意味着其文学成就得到了主流文化圈的认同。可见，“太太的客厅”如此沙龙性质的空间为当时的京派文人创建了联系，形成了特有的交际网络空间，帮助、提携了许多诸如李健吾、萧乾等青年作家，壮大了京派文人的队伍。
北京集中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教学大学和国立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为文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空间。这样的精神伊甸园，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知识分子以学校、同乡、同学、师生等诸多关系形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文化交际网络。师从关系因此成为了京派文人关系网络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京派文人群最早的师生关系网可以追溯到周作人与废名。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得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
公共舆论空间、京派文人的“公共领域”和私人交往空间组成的京派文学的“三重空间”并不是相互割裂和分离的。中国现代都市文化场域下营造的公共舆论空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声的空间，京派文人的沙龙交往即“公共领域”空间也进一步为京派文人私人交往搭建平台，京派文人在这三重空间的场域内交流发声，对京派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