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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在陆上丝绸之路大致按照向南和向西两条路径传播，在酒文化传播的诸多构成要素中，尤以酒与酒具的交流呈现出中原与外域、边塞与内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构成了唐宋丝绸之路酒文化的基础。
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果酒西传”
唐宋时期酒的种类多种多样，按照《唐国史补》的说法，各个地区已经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酒：“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按照生产酒的原料来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原原有的米酒，按照酒的纯度，可以划分为清酒与浊酒;另一类是果酒，果酒大多為外来酒类，尤其以葡萄酒、三勒浆著称。
1.葡萄酒的饮用与东传
葡萄酒在中国的传播是逐渐扩大的。最初，葡萄酒于汉代作为一种奢侈品在上层社会传递饮用，如东汉末年“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遗张让，即擢拔凉州刺史”（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卷八十七《果部下》，中华书局，1965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云：“宛左右以蒲陶（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足见西汉葡萄酒的稀有程度。这一时期，葡萄酒仅存在于上层达官贵人与豪商之间，一般的士人难以得见，更不用提饮用了。
到了唐代，葡萄酒的饮用更加普遍。在唐人诗词中，葡萄酒这一物象往往与异域风情密切相关，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一句更是千古传唱，相信唐代众多的文人就曾饮用过葡萄酒。葡萄酒在中原地区，如河东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规模。由此可见，葡萄酒传播广度已经较汉代有了重大变化，这一现象既与中原地区葡萄的种植有关，更与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葡萄酒饮用风俗的东传有关。
首先，丝绸之路上葡萄作为重要农作物广泛种植，西亚地区最早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开始了葡萄栽培，“西域栽培葡萄的历史已突破公元前五世纪”（卫斯：《唐代以前我国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与酿酒业》，《农业考古》2017年第6期）。唐宋时期葡萄的新品种经丝绸之路东传，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是唐初唐太宗派侯君集灭高昌，《册府元龟》言：“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并得其酒法。”（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外臣部》，中华书局，2003年）此种马乳葡萄本身就种植在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国，高昌国更用其来进行酿酒。侯君集灭高昌国后取葡萄种移种中原，此为唐代大规模传入葡萄。葡萄优良品种的引入解决了唐代本土大面积种植葡萄的品种问题，即解决了葡萄酒的原料问题。但是，这只解释了葡萄品种的西来，并未解释清楚葡萄酒饮用风俗在唐蔚然成风的原因。
其次，生活习俗的传播不像军事政治的强力制约，而是更多地通过无声无息的少见于正史的文化交流方式进行传递。葡萄酒在唐代饮用成风，离不开西域来客与中土人士的互动交流。早在汉代，西域地区便盛行饮用葡萄酒，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葡萄酒十分喜爱。隋唐时，龟兹国“饶有蒲萄酒，富室至数百石”，粟特人尤其喜欢饮用葡萄酒，康国“人多嗜酒”（刘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康国是粟特人建立的国家，而粟特人又是来唐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人群，其中不少粟特人来唐定居，饮用葡萄酒的习俗也就传入内地。在商贸来往、文化交流中，中原地区的人们必不可少地会接触胡人带来的葡萄酒，饮用胡人的美食美酒在唐代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使葡萄酒的接触人群较魏晋时期扩大。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葡萄酒从汉魏只有皇家贵族富豪才可饮用，到唐时被一般士人所接受，饮用阶层的扩大不知不觉中使饮用葡萄酒的风尚在中土蔓延，整个唐宋时期，葡萄酒在中国都是作为一种知名的果酒来饮用的。
2.三勒浆的饮用与东传
除了葡萄酒，还有一种外来酒类饮料也见于诸多文献，那就是三勒浆。《唐国史补》言其出于波斯，看来三勒浆是一种舶来品确信无疑。宋代窦堇的《酒谱》言“波斯国有三勒浆，类酒”（窦堇：《酒谱》，中华书局，2010年）。可见，唐宋时期，三勒浆的饮用在中国已经存在并为当时的好饮酒者所知晓。那么，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人们饮用三勒浆这一酒类饮料是否真的有可能呢？
三勒浆主要是指用三种原产于印度的果子酿造的一种酒类饮料，“三勒”为诃梨勒、毗醯勒和庵摩勒三种果实。陈明先生对三勒浆的源流进行过考证，认为三勒浆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有三：“（1）印度—波斯—中土;（2）印度—西域—中土;（3）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土。”（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无论是上述三条路径中的哪一条路径，都势必会经过唐宋时期的西北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这种三勒浆虽未在丝绸之路上流行开来，但是也在丝路上留下过自己的痕迹。“三勒”果子中的诃梨勒就曾被酿造为酒，敦煌文书P.2629《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中记载：“廿一日，支纳诃梨勒胡酒壹瓮。”（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与葡萄酒不同，三勒浆始终未成为当时中原地区与丝绸之路上流行的酒类饮料，此种酒的原料依赖于域外输入，三勒浆难以大规模酿造，以至于在唐朝本土能够饮用三勒浆的也只是一些达官贵人，唐代宗大历年间，皇帝就曾将三勒浆作为一种奖励赏赐给太学生，《山堂肆考》一书中也有“唐宴进士有三勒浆”（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的相关描述。可见，三勒浆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品尝到的，其饮用的社会群体受到了限制。三勒浆的原料运输商虽可能会经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土，但因为丝路本身定位为商贸线路，为数不多的原料也大多进入中原地区，三勒浆的三种原料果子难以在丝路诸多重镇大量留下。受制于诸多因素，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丝路重镇，在社会上难以形成饮用三勒浆的风气。
从以上两种酒的东传我们都不难看出，丝绸之路上的酒类有明显的东传迹象，即所谓“果酒西来”，传播范式大概是这样的：无论是葡萄酒还是三勒浆，中原地区的人们认识且饮用这些酒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中原以西的果酒大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内地，其传播方式或是酒本身的东传，或是酿酒作物的东传，抑或是酿酒方法的东传，更多是三者的结合。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文明传播的培养皿，并不只有其本地区原生的、创造性的文明成果，而更多的诸如葡萄酒与三勒浆，作为一种外来文明的衍生物，进入中原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一定的互动。 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酒具的“胡风渐染”
1.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酒具的实用性
酒具一般是用来储存酒、盛酒、喝酒的器具，其实用性是第一位的。不同的功能适合不同的场合，成为制作各种酒具的出发点。通过对大量敦煌文书的翻阅，我们发现大多数储存酒的器皿为瓮。丝绸之路上出现过的各种酒具前人已经考证备矣，解梅对敦煌酒具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其考证的酒具有杯、樽、屈卮、胡瓶、注子、铁瓶、盏、杓、碗等（解梅：《唐五代敦煌酒具考略》，《兰台世界》2015年第33期）。各种酒具可谓详备，其功能也颇为齐全：有盛酒用的，如胡瓶、屈卮;待客宴饮时所用的樽;注酒用的注子;还有温酒用的铁瓶、铫子;舀酒用的杓。此外，还有饮用葡萄酒的玻璃质酒具，用来罚酒的兕觥或来通（程雅娟：《从赫梯血祭器至粟特贵族酒具——跨越欧亚文明的兽饰“来通杯”东传演变考》，《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诸如此类的实用性的酒具不胜枚举，各种饮酒的需求几乎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酒具。
出于饮酒需求，人们造就了丝绸之路上酒具样式與使用功能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造成了一个连锁反应：一是带来了饮酒过程的烦琐性，从而形成在各种场合人们需要遵循的酒礼。二是带来了审美的多样性，各种酒具无论是样式的完备，还是数量上的繁多，不仅存在于丝路社会的中上层，也存在于下层社会。老百姓使用的酒具为瓮、杯、碗、樽，达官贵人以金银纹饰来对酒具进行装饰，或炫耀财富，或彰显地位，由此对酒具的艺术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造就了大量的独具艺术风格的酒具。
2.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酒具的艺术性
丝绸之路沟通中西，沿线文化交融，这也为酒具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就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一部分酒具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胡风渐染，这些酒具经丝绸之路进一步东传，进入唐都长安乃至大唐内地，极大地影响了唐人的审美。以人物雕像在酒器上进行装饰是这种酒具的一大类，人物图像大多为神话人物或者英雄人物，人物的衣着与面部特征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情。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所出土隋唐以前的酒具中，就有一部分具有域外风格。如甘肃靖远北滩乡出土的鎏金罗马酒神银盘，该文物年代说法不一，但最晚不会晚于5世纪，碗底中央所雕刻的人物根据面部特征很明显是外国人种，据考证这一人物形象很有可能为希腊的酒神巴卡斯。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稳定，域外流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酒具也逐渐增多，造型也更加精细，杯身所描绘的题材也更加世俗化，有了乐伎、仕女等形象和狩猎的画面。如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杯身雕刻了许多胡人乐伎，各持乐器，雕刻精美。除此之外，胡风化风格酒具的装饰按照内容还有两类。一是以动物作为装饰的主角，如鹿、鸟、摩羯等，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的粟特鹿纹十二瓣银碗是以鹿作为酒碗的主要装饰品;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银碗上则是以摩羯纹作为装饰图案，具有域外怪异动物的风格。还有一类酒具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如1990年考古人员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发掘出土的粟特银碗中，就有雕刻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等祆教女神名字的铭文。这些用胡风式人物、动物、铭文来进行装饰的酒具酒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宋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审美性与实用性的结合，反映了当时中外各种文化在器具审美上的交流碰撞，这种所谓“胡风渐染”，则是外来文明对饮酒器皿造型方面的影响。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果酒西传”
唐宋时期酒的种类多种多样，按照《唐国史补》的说法，各个地区已经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酒：“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按照生产酒的原料来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原原有的米酒，按照酒的纯度，可以划分为清酒与浊酒;另一类是果酒，果酒大多為外来酒类，尤其以葡萄酒、三勒浆著称。
1.葡萄酒的饮用与东传
葡萄酒在中国的传播是逐渐扩大的。最初，葡萄酒于汉代作为一种奢侈品在上层社会传递饮用，如东汉末年“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遗张让，即擢拔凉州刺史”（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卷八十七《果部下》，中华书局，1965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云：“宛左右以蒲陶（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足见西汉葡萄酒的稀有程度。这一时期，葡萄酒仅存在于上层达官贵人与豪商之间，一般的士人难以得见，更不用提饮用了。
到了唐代，葡萄酒的饮用更加普遍。在唐人诗词中，葡萄酒这一物象往往与异域风情密切相关，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一句更是千古传唱，相信唐代众多的文人就曾饮用过葡萄酒。葡萄酒在中原地区，如河东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规模。由此可见，葡萄酒传播广度已经较汉代有了重大变化，这一现象既与中原地区葡萄的种植有关，更与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葡萄酒饮用风俗的东传有关。
首先，丝绸之路上葡萄作为重要农作物广泛种植，西亚地区最早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开始了葡萄栽培，“西域栽培葡萄的历史已突破公元前五世纪”（卫斯：《唐代以前我国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与酿酒业》，《农业考古》2017年第6期）。唐宋时期葡萄的新品种经丝绸之路东传，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是唐初唐太宗派侯君集灭高昌，《册府元龟》言：“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并得其酒法。”（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外臣部》，中华书局，2003年）此种马乳葡萄本身就种植在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国，高昌国更用其来进行酿酒。侯君集灭高昌国后取葡萄种移种中原，此为唐代大规模传入葡萄。葡萄优良品种的引入解决了唐代本土大面积种植葡萄的品种问题，即解决了葡萄酒的原料问题。但是，这只解释了葡萄品种的西来，并未解释清楚葡萄酒饮用风俗在唐蔚然成风的原因。
其次，生活习俗的传播不像军事政治的强力制约，而是更多地通过无声无息的少见于正史的文化交流方式进行传递。葡萄酒在唐代饮用成风，离不开西域来客与中土人士的互动交流。早在汉代，西域地区便盛行饮用葡萄酒，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葡萄酒十分喜爱。隋唐时，龟兹国“饶有蒲萄酒，富室至数百石”，粟特人尤其喜欢饮用葡萄酒，康国“人多嗜酒”（刘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康国是粟特人建立的国家，而粟特人又是来唐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人群，其中不少粟特人来唐定居，饮用葡萄酒的习俗也就传入内地。在商贸来往、文化交流中，中原地区的人们必不可少地会接触胡人带来的葡萄酒，饮用胡人的美食美酒在唐代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使葡萄酒的接触人群较魏晋时期扩大。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葡萄酒从汉魏只有皇家贵族富豪才可饮用，到唐时被一般士人所接受，饮用阶层的扩大不知不觉中使饮用葡萄酒的风尚在中土蔓延，整个唐宋时期，葡萄酒在中国都是作为一种知名的果酒来饮用的。
2.三勒浆的饮用与东传
除了葡萄酒，还有一种外来酒类饮料也见于诸多文献，那就是三勒浆。《唐国史补》言其出于波斯，看来三勒浆是一种舶来品确信无疑。宋代窦堇的《酒谱》言“波斯国有三勒浆，类酒”（窦堇：《酒谱》，中华书局，2010年）。可见，唐宋时期，三勒浆的饮用在中国已经存在并为当时的好饮酒者所知晓。那么，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人们饮用三勒浆这一酒类饮料是否真的有可能呢？
三勒浆主要是指用三种原产于印度的果子酿造的一种酒类饮料，“三勒”为诃梨勒、毗醯勒和庵摩勒三种果实。陈明先生对三勒浆的源流进行过考证，认为三勒浆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有三：“（1）印度—波斯—中土;（2）印度—西域—中土;（3）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土。”（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无论是上述三条路径中的哪一条路径，都势必会经过唐宋时期的西北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这种三勒浆虽未在丝绸之路上流行开来，但是也在丝路上留下过自己的痕迹。“三勒”果子中的诃梨勒就曾被酿造为酒，敦煌文书P.2629《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中记载：“廿一日，支纳诃梨勒胡酒壹瓮。”（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与葡萄酒不同，三勒浆始终未成为当时中原地区与丝绸之路上流行的酒类饮料，此种酒的原料依赖于域外输入，三勒浆难以大规模酿造，以至于在唐朝本土能够饮用三勒浆的也只是一些达官贵人，唐代宗大历年间，皇帝就曾将三勒浆作为一种奖励赏赐给太学生，《山堂肆考》一书中也有“唐宴进士有三勒浆”（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的相关描述。可见，三勒浆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品尝到的，其饮用的社会群体受到了限制。三勒浆的原料运输商虽可能会经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土，但因为丝路本身定位为商贸线路，为数不多的原料也大多进入中原地区，三勒浆的三种原料果子难以在丝路诸多重镇大量留下。受制于诸多因素，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丝路重镇，在社会上难以形成饮用三勒浆的风气。
从以上两种酒的东传我们都不难看出，丝绸之路上的酒类有明显的东传迹象，即所谓“果酒西来”，传播范式大概是这样的：无论是葡萄酒还是三勒浆，中原地区的人们认识且饮用这些酒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中原以西的果酒大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内地，其传播方式或是酒本身的东传，或是酿酒作物的东传，抑或是酿酒方法的东传，更多是三者的结合。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文明传播的培养皿，并不只有其本地区原生的、创造性的文明成果，而更多的诸如葡萄酒与三勒浆，作为一种外来文明的衍生物，进入中原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一定的互动。 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酒具的“胡风渐染”
1.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酒具的实用性
酒具一般是用来储存酒、盛酒、喝酒的器具，其实用性是第一位的。不同的功能适合不同的场合，成为制作各种酒具的出发点。通过对大量敦煌文书的翻阅，我们发现大多数储存酒的器皿为瓮。丝绸之路上出现过的各种酒具前人已经考证备矣，解梅对敦煌酒具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其考证的酒具有杯、樽、屈卮、胡瓶、注子、铁瓶、盏、杓、碗等（解梅：《唐五代敦煌酒具考略》，《兰台世界》2015年第33期）。各种酒具可谓详备，其功能也颇为齐全：有盛酒用的，如胡瓶、屈卮;待客宴饮时所用的樽;注酒用的注子;还有温酒用的铁瓶、铫子;舀酒用的杓。此外，还有饮用葡萄酒的玻璃质酒具，用来罚酒的兕觥或来通（程雅娟：《从赫梯血祭器至粟特贵族酒具——跨越欧亚文明的兽饰“来通杯”东传演变考》，《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诸如此类的实用性的酒具不胜枚举，各种饮酒的需求几乎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酒具。
出于饮酒需求，人们造就了丝绸之路上酒具样式與使用功能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造成了一个连锁反应：一是带来了饮酒过程的烦琐性，从而形成在各种场合人们需要遵循的酒礼。二是带来了审美的多样性，各种酒具无论是样式的完备，还是数量上的繁多，不仅存在于丝路社会的中上层，也存在于下层社会。老百姓使用的酒具为瓮、杯、碗、樽，达官贵人以金银纹饰来对酒具进行装饰，或炫耀财富，或彰显地位，由此对酒具的艺术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造就了大量的独具艺术风格的酒具。
2.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酒具的艺术性
丝绸之路沟通中西，沿线文化交融，这也为酒具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就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一部分酒具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胡风渐染，这些酒具经丝绸之路进一步东传，进入唐都长安乃至大唐内地，极大地影响了唐人的审美。以人物雕像在酒器上进行装饰是这种酒具的一大类，人物图像大多为神话人物或者英雄人物，人物的衣着与面部特征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情。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所出土隋唐以前的酒具中，就有一部分具有域外风格。如甘肃靖远北滩乡出土的鎏金罗马酒神银盘，该文物年代说法不一，但最晚不会晚于5世纪，碗底中央所雕刻的人物根据面部特征很明显是外国人种，据考证这一人物形象很有可能为希腊的酒神巴卡斯。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稳定，域外流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酒具也逐渐增多，造型也更加精细，杯身所描绘的题材也更加世俗化，有了乐伎、仕女等形象和狩猎的画面。如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杯身雕刻了许多胡人乐伎，各持乐器，雕刻精美。除此之外，胡风化风格酒具的装饰按照内容还有两类。一是以动物作为装饰的主角，如鹿、鸟、摩羯等，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的粟特鹿纹十二瓣银碗是以鹿作为酒碗的主要装饰品;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银碗上则是以摩羯纹作为装饰图案，具有域外怪异动物的风格。还有一类酒具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如1990年考古人员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发掘出土的粟特银碗中，就有雕刻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等祆教女神名字的铭文。这些用胡风式人物、动物、铭文来进行装饰的酒具酒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宋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审美性与实用性的结合，反映了当时中外各种文化在器具审美上的交流碰撞，这种所谓“胡风渐染”，则是外来文明对饮酒器皿造型方面的影响。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