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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级大学毕业生和后来的大学生不太一样，他们都是从社会上来的，有的是插队落户，有的是底层，经历过十年“文革”折腾，他们的命运都比较坎坷。也有很多人在平凡岗位上做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也有很多选择了出国……1977年的高考和现在的高考肯定性质不同，意义也不一样。因为十年“文革”没有高考，所以普通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非常困难的，而高考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上海的靖南中学69届初中生，一个班有五六十名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只有陈思和一个。
1977年，陈思和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编制属于小集体，卢湾区图书馆几次与区里人事部门联系，要求把陈思和调过去，都因为编制问题不能解决而作罢，因此，高考也成为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1978年初，高校开始录取工作，第一批发榜时，陈思和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不免有些失落。但是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为了让更多的真才实学的考生能进大学，政府决定若干学校再扩大招生，第二批，他等到了录取通知书。
陈思和与李辉：师从贾植芳
1978年秋天复旦大学中文系7711班级同学游览嘉定时联欢。
陈思和记得，那一天是4月4日，第一批录取生是2月入校，第二批晚了一个多月，但心里同样非常激动。“因为从此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陈思和说，“原来我在一个街道图书馆工作，那时候人都像螺丝钉一样，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动不了了，考入大学给我展示了一个新的前程。我以后的学术人生，都是从复旦大学入学的那一天开始的。”
陈思和是幸运的。因为受到“文革”的冲击，他们那代人基本没有受到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从1968年至1970年，90%的青年都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没有时间读书。而正因为他在街道图书馆，有大量时间可以读书，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一共17册，他读了其中的十来册，靠自学达到高中一年級的水平，所以高考对他来说就比较轻松，而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
考上大学之后，在兴奋之余，陈思和的母亲也有点担忧，怕复旦大学毕业后全国分配会将陈思和分到偏远地区。他当时所在淮海街道，考上大学的待业青年很多，很多老三届的都不报考复旦大学，而选择了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因为毕业后分配可以留在上海。
和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有一点不太一样，当时学校校舍不足，陈思和等第二批录取的21人都是上海户籍，他们的户口没有迁到学校，属于走读生：“当时上海人思想也比较保守，不愿意将户口迁到学校里去，复旦大学还属于宝山区。”
有一间宿舍为他们21个走读的学生共同拥有，供他们中午休息，但后来有四五个同学直接住在了宿舍里，陈思和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的王欣夫先生、刘大杰先生、陈望道先生已经作古。其他七大教授都健在，但是学生们也没有机会一睹风采。“因为他们平时也不来学校，只有学术报告之类的机会才能看到。朱东润先生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基本上不出来，但是还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偶然还会到学生宿舍去，但很少。后来有了研究生制度以后，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才密切起来。”
陈思和与贾植芳先生的关系比较特殊，他们是在中文系资料室中相遇的。贾植芳先生1955年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至1978年时，他头上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他在中文系资料室属于监督劳动。认识贾先生之后，陈思和经常去贾先生家，和他聊天，向他请教问题，慢慢就熟悉了。“所以贾植芳先生对我的人生，有极大的影响。”陈思和说。
一起向贾植芳先生请教的，还有陈思和的同班同学李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辉才10岁，上小学四年级，1974年，他高中毕业了，下乡，在茶场种茶。1977年初，招工进了工厂，到工厂子弟小学当老师。当年10月份公布可以高考，李辉得知了消息，为了离开湖北随县，他坚决要求参加高考。当时他报的是南京、广州和上海的高校，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最终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
第一次走进复旦大学的校门，也是他第一次到上海，感觉很新奇，也很激动。因为他知道，“全国几百万的考生中，考上的只有5%的比例。”
1978年的冬天，文学史的课间，休息的时候，李辉和陈思和聊天，两人发现，都对巴金的创作很感兴趣，他们说，那干脆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吧。机缘巧合，他们在资料室见到了贾植芳先生。李辉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向贾先生借《巴金文集》，他问我们做什么用？我们说做研究用。他说你们做研究的话不要借1960年代的版本，应该看1930年代最初的版本。这样一下子我们就开窍了。他还指导我们去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楼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巴金有关的期刊报纸，这让我们树立了一个观念：重视资料，从资料入手来研究一个作家，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远。”
那时候贾植芳虽然还没有平反，但已经正常工作了。他在资料室主持一个项目，联合20多个大学的学者一起编一套“当代作家资料集”，贾植芳编巴金专集，他从国外购买了很多外文资料，给陈思和李辉看，要他们帮他翻译。他们通过参与这个项目也慢慢地深入了解巴金，后来写了论文向贾先生请教，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也是贾植芳推荐给《文学评论》杂志社的。那时恰巧巴金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想录》，他们就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去看香港报纸，边看边抄，这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贾植芳是胡风的挚友，上海的胡风分子——比如耿庸、王戎、何满子等等——李辉见了很多，后来胡风到上海治精神病，梅志到贾植芳先生家中，李辉也见了，那是1979-1980年的事。这些老先生，有的60来岁，有的还不到60岁。李辉了解到了他们坎坷的命运和开朗的性格，他与他们交往，一直到他们去世，往来书信，编他们的书，也成为他创作《胡风集团案件始末》的重要素材。 1981年秋天毕业前夕，他们去巴金家看望巴金。通过的关系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巴金的儿子李小棠。“李小棠取了一个笔名叫李晓，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漂亮，”李辉说，“80年代作家出版社出过一套文学新星丛书，莫言、阿城等人都在，我们班有两个人入选，一个是王兆军，一个是李小棠。他人很幽默，对上海史也很熟悉，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但他是比较散漫的人，可能因为是大家族出来的，功名看得很淡，活得很潇洒，后来就没怎么写，挺遗憾的。”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巴金论稿》。虽然毕业后陈思和成了学院教授，而李辉成为了《人民日报》的记者，但他们还是合作策划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书。
贾植芳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关爱，李辉到北京后，贾植芳先生给他写了好几封推荐信，一封寄给了他的哥哥、李大钊的女婿贾芝，贾芝的住所离人民日报社很近，李辉经常去看他。对贾植芳先生，李辉一直心存感激，所以贾先生过世后，他和陈思和在张掖河西学院建立了贾植芳讲堂，每年请一些名人到张掖去演讲。
卢新华：流着泪写完《伤痕》
那一年，很多学子都是怀揣着作家梦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
陈思和李辉的班上出了很多作家——王兆军，80年代曾同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奖，他的小说《拂晓前的葬礼》在当时也很有影响。曾担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的陈可雄，他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合作的短篇小说《杜鹃啼归》曾获《青春》优秀小说奖。1990年代，陈可雄是第一批去南极考察的记者。张胜友，主要创作报告文学，后来担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作家出版社常务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写报告文学的胡平，和张胜友合作了《世界大串连》和《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张锐的电影剧本创作，如《盗马贼》等，当年也是好评如潮。复旦“7711班”这一批作家几乎都是怀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登上文坛，他们写作生涯开始得早，后来在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有的坚持下来，也有的中途辍笔，但是他们的朗朗风骨，一直是7711的骄傲。
話剧创作也是人才济济：颜海平写《秦王李世民》，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创作的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女神在行动》，在大中学生文艺会演期间，引起了热烈争论。
而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因为“伤痕文学”而名声大噪的卢新华。
1978年，卢新华从部队退伍，回到工厂当了一名油漆工，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高考的消息。毅然决定报考，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苦战”，带有那个年代的浓重时代印痕。
没有欣喜若狂，卢新华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入校一个月后，年轻的卢新华在未婚妻家小小的阁楼上，流着眼泪熬夜写作自己的小说处女作《伤痕》。他的这篇习作，先是张贴在1978年4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轰动了全校。继而，1978年8月，《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独家发表了这篇不到一万字的短篇小说，让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痛痛快快地释放出郁积在心中整整10年的冤屈、苦闷和眼泪，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伤痕”一词，之后遂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我深信罗曼·罗兰的话：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卢新华说。
《伤痕》发表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文革”尚未被彻底否定，“黑五类”的子女仍似惊弓之鸟，但在现实中看了太多《伤痕》小说中王晓华人生遭遇的卢新华，有一种强烈的诉说冲动，迫使他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因为‘伤痕’一词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卢新华毕业后在《文汇报》当了几天文化记者，然后去深圳闯荡，1986年，他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在美国，他一边读书一边蹬三轮，靠蹬三轮拿到了硕士文凭。之后，卢新华在一家图书公司做了三年业务经理，有了一笔积蓄后，开始办公司、做期货、投资股票，但幸运之神并没有垂青这个中国人，卢新华的投资相继失败，只能靠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发牌养家糊口。
与此同时，在赌桌下，卢新华拼命读书，做了大量的笔记，还清债务后，2004年写出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回归文坛，不忘初心，他说：“我不后悔人生的任何一个选择，起起落落自然有，但足够丰富。”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的毕业生各奔东西，每个人的遭际都不相同，“不过这么多年文学创作现在坚持下来的也没几个了，改行的也很多，有做会计的，有开公司的，修理工都有。”李辉说。
但四年大学生活给他们打下的烙印永远也无法抹去，对李辉来说，大学四年是知识积累的关键，毕业之后去媒体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大学四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陈思和说，如果没有高考，他这一辈子可能都在街道图书馆：“77级大学毕业生和后来的大学生不太一样，他们都是从社会上来的，有的是插队落户，有的是底层，经历过十年‘文革’折腾，他们的命运都比较坎坷。也有很多人在平凡岗位上做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也有很多选择了出国，71个学生中，现在已经有十来个离世了，七分之一已经离世了。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最底层的生活，不通过高考你也可以改变命运，但付出的代价更大。1977年的高考和现在的高考肯定性质不同，意义也不一样。因为十年‘文革’没有高考，所以普通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非常困难的，而高考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我的家庭是很平凡的家庭，也没什么背景，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一辈子都在街道图书馆。”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来自天南海北的考生们聚集在复旦大学，从这里，走向新的人生。
上海的靖南中学69届初中生，一个班有五六十名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只有陈思和一个。
1977年，陈思和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编制属于小集体，卢湾区图书馆几次与区里人事部门联系，要求把陈思和调过去，都因为编制问题不能解决而作罢，因此，高考也成为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1978年初，高校开始录取工作，第一批发榜时，陈思和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不免有些失落。但是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为了让更多的真才实学的考生能进大学，政府决定若干学校再扩大招生，第二批，他等到了录取通知书。
陈思和与李辉：师从贾植芳
陈思和记得，那一天是4月4日，第一批录取生是2月入校，第二批晚了一个多月，但心里同样非常激动。“因为从此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陈思和说，“原来我在一个街道图书馆工作，那时候人都像螺丝钉一样，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动不了了，考入大学给我展示了一个新的前程。我以后的学术人生，都是从复旦大学入学的那一天开始的。”
陈思和是幸运的。因为受到“文革”的冲击，他们那代人基本没有受到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从1968年至1970年，90%的青年都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没有时间读书。而正因为他在街道图书馆，有大量时间可以读书，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一共17册，他读了其中的十来册，靠自学达到高中一年級的水平，所以高考对他来说就比较轻松，而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
考上大学之后，在兴奋之余，陈思和的母亲也有点担忧，怕复旦大学毕业后全国分配会将陈思和分到偏远地区。他当时所在淮海街道，考上大学的待业青年很多，很多老三届的都不报考复旦大学，而选择了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因为毕业后分配可以留在上海。
和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有一点不太一样，当时学校校舍不足，陈思和等第二批录取的21人都是上海户籍，他们的户口没有迁到学校，属于走读生：“当时上海人思想也比较保守，不愿意将户口迁到学校里去，复旦大学还属于宝山区。”
有一间宿舍为他们21个走读的学生共同拥有，供他们中午休息，但后来有四五个同学直接住在了宿舍里，陈思和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的王欣夫先生、刘大杰先生、陈望道先生已经作古。其他七大教授都健在，但是学生们也没有机会一睹风采。“因为他们平时也不来学校，只有学术报告之类的机会才能看到。朱东润先生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基本上不出来，但是还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偶然还会到学生宿舍去，但很少。后来有了研究生制度以后，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才密切起来。”
陈思和与贾植芳先生的关系比较特殊，他们是在中文系资料室中相遇的。贾植芳先生1955年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至1978年时，他头上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他在中文系资料室属于监督劳动。认识贾先生之后，陈思和经常去贾先生家，和他聊天，向他请教问题，慢慢就熟悉了。“所以贾植芳先生对我的人生，有极大的影响。”陈思和说。
一起向贾植芳先生请教的，还有陈思和的同班同学李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辉才10岁，上小学四年级，1974年，他高中毕业了，下乡，在茶场种茶。1977年初，招工进了工厂，到工厂子弟小学当老师。当年10月份公布可以高考，李辉得知了消息，为了离开湖北随县，他坚决要求参加高考。当时他报的是南京、广州和上海的高校，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最终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
第一次走进复旦大学的校门，也是他第一次到上海，感觉很新奇，也很激动。因为他知道，“全国几百万的考生中，考上的只有5%的比例。”
1978年的冬天，文学史的课间，休息的时候，李辉和陈思和聊天，两人发现，都对巴金的创作很感兴趣，他们说，那干脆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吧。机缘巧合，他们在资料室见到了贾植芳先生。李辉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向贾先生借《巴金文集》，他问我们做什么用？我们说做研究用。他说你们做研究的话不要借1960年代的版本，应该看1930年代最初的版本。这样一下子我们就开窍了。他还指导我们去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楼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巴金有关的期刊报纸，这让我们树立了一个观念：重视资料，从资料入手来研究一个作家，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远。”
那时候贾植芳虽然还没有平反，但已经正常工作了。他在资料室主持一个项目，联合20多个大学的学者一起编一套“当代作家资料集”，贾植芳编巴金专集，他从国外购买了很多外文资料，给陈思和李辉看，要他们帮他翻译。他们通过参与这个项目也慢慢地深入了解巴金，后来写了论文向贾先生请教，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也是贾植芳推荐给《文学评论》杂志社的。那时恰巧巴金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想录》，他们就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去看香港报纸，边看边抄，这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贾植芳是胡风的挚友，上海的胡风分子——比如耿庸、王戎、何满子等等——李辉见了很多，后来胡风到上海治精神病，梅志到贾植芳先生家中，李辉也见了，那是1979-1980年的事。这些老先生，有的60来岁，有的还不到60岁。李辉了解到了他们坎坷的命运和开朗的性格，他与他们交往，一直到他们去世，往来书信，编他们的书，也成为他创作《胡风集团案件始末》的重要素材。 1981年秋天毕业前夕，他们去巴金家看望巴金。通过的关系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巴金的儿子李小棠。“李小棠取了一个笔名叫李晓，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漂亮，”李辉说，“80年代作家出版社出过一套文学新星丛书，莫言、阿城等人都在，我们班有两个人入选，一个是王兆军，一个是李小棠。他人很幽默，对上海史也很熟悉，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但他是比较散漫的人，可能因为是大家族出来的，功名看得很淡，活得很潇洒，后来就没怎么写，挺遗憾的。”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巴金论稿》。虽然毕业后陈思和成了学院教授，而李辉成为了《人民日报》的记者，但他们还是合作策划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书。
贾植芳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关爱，李辉到北京后，贾植芳先生给他写了好几封推荐信，一封寄给了他的哥哥、李大钊的女婿贾芝，贾芝的住所离人民日报社很近，李辉经常去看他。对贾植芳先生，李辉一直心存感激，所以贾先生过世后，他和陈思和在张掖河西学院建立了贾植芳讲堂，每年请一些名人到张掖去演讲。
卢新华：流着泪写完《伤痕》
那一年，很多学子都是怀揣着作家梦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
陈思和李辉的班上出了很多作家——王兆军，80年代曾同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奖，他的小说《拂晓前的葬礼》在当时也很有影响。曾担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的陈可雄，他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合作的短篇小说《杜鹃啼归》曾获《青春》优秀小说奖。1990年代，陈可雄是第一批去南极考察的记者。张胜友，主要创作报告文学，后来担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作家出版社常务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写报告文学的胡平，和张胜友合作了《世界大串连》和《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张锐的电影剧本创作，如《盗马贼》等，当年也是好评如潮。复旦“7711班”这一批作家几乎都是怀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登上文坛，他们写作生涯开始得早，后来在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有的坚持下来，也有的中途辍笔，但是他们的朗朗风骨，一直是7711的骄傲。
話剧创作也是人才济济：颜海平写《秦王李世民》，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创作的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女神在行动》，在大中学生文艺会演期间，引起了热烈争论。
而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因为“伤痕文学”而名声大噪的卢新华。
1978年，卢新华从部队退伍，回到工厂当了一名油漆工，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高考的消息。毅然决定报考，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苦战”，带有那个年代的浓重时代印痕。
没有欣喜若狂，卢新华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入校一个月后，年轻的卢新华在未婚妻家小小的阁楼上，流着眼泪熬夜写作自己的小说处女作《伤痕》。他的这篇习作，先是张贴在1978年4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轰动了全校。继而，1978年8月，《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独家发表了这篇不到一万字的短篇小说，让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痛痛快快地释放出郁积在心中整整10年的冤屈、苦闷和眼泪，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伤痕”一词，之后遂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我深信罗曼·罗兰的话：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卢新华说。
《伤痕》发表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文革”尚未被彻底否定，“黑五类”的子女仍似惊弓之鸟，但在现实中看了太多《伤痕》小说中王晓华人生遭遇的卢新华，有一种强烈的诉说冲动，迫使他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因为‘伤痕’一词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卢新华毕业后在《文汇报》当了几天文化记者，然后去深圳闯荡，1986年，他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在美国，他一边读书一边蹬三轮，靠蹬三轮拿到了硕士文凭。之后，卢新华在一家图书公司做了三年业务经理，有了一笔积蓄后，开始办公司、做期货、投资股票，但幸运之神并没有垂青这个中国人，卢新华的投资相继失败，只能靠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发牌养家糊口。
与此同时，在赌桌下，卢新华拼命读书，做了大量的笔记，还清债务后，2004年写出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回归文坛，不忘初心，他说：“我不后悔人生的任何一个选择，起起落落自然有，但足够丰富。”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的毕业生各奔东西，每个人的遭际都不相同，“不过这么多年文学创作现在坚持下来的也没几个了，改行的也很多，有做会计的，有开公司的，修理工都有。”李辉说。
但四年大学生活给他们打下的烙印永远也无法抹去，对李辉来说，大学四年是知识积累的关键，毕业之后去媒体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大学四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陈思和说，如果没有高考，他这一辈子可能都在街道图书馆：“77级大学毕业生和后来的大学生不太一样，他们都是从社会上来的，有的是插队落户，有的是底层，经历过十年‘文革’折腾，他们的命运都比较坎坷。也有很多人在平凡岗位上做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也有很多选择了出国，71个学生中，现在已经有十来个离世了，七分之一已经离世了。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最底层的生活，不通过高考你也可以改变命运，但付出的代价更大。1977年的高考和现在的高考肯定性质不同，意义也不一样。因为十年‘文革’没有高考，所以普通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非常困难的，而高考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我的家庭是很平凡的家庭，也没什么背景，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一辈子都在街道图书馆。”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来自天南海北的考生们聚集在复旦大学，从这里，走向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