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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挂历曾经是每家每户的“准年货”，它让家中的年味儿更浓郁，更被当作年节送礼的佳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墙上的挂历甚至还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审美和生活水平。然而今天，有谁愿意在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房间里砸上一个钉子来挂挂历呢？挂历的出版发行与所在的时代息息相关，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大美人”风靡遭质疑
在挂历发展的初期，颇受百姓欢迎的是印着靓丽美女的挂历，也被称之为“大美人”。那时，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明星都曾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大美人”曾影响了不少人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们认识“美”的重要途径。
“大美人”的风靡也招来了一些质疑声。曾有读者来信这样说，“我们到书店想买个新挂历，跑了十多家商店，都是美人像，想找其它画面的实在太难了。不知有关单位和设计者是怎么想的？”一些部队战士对美人像挂历也颇有微词，“去年底，我们部队准备买些台历和日历，跑了不少商店都说无货。商店里印有美人像的挂历倒是应有尽有。试问，在部队会议室、战士的营房里能挂这些吗？”因而，很多人建议出版和印刷部门多印些风光主题的挂历。
到了1991年，人们发现挂历的内容开始注重创新。其中，有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珍贵历史照片为内容的“共和国缔造者”挂历；有以第十一届亚运会场馆、亚运村等宏伟建筑为内容的“亚运之光”挂历；有展现祖国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画”挂历。
此时，曾经占尽风光的“大美人”已芳踪难觅。北京某胶印厂职工说：“大美人？过去哪年不印个百八十万本。最多的是1985年，光我们厂就印刷了180万本，可今年大美人的挂历还不到5万本。”这一年，领袖人物挂历成了热门，有的很快便脱销。
此后几年，挂历设计者使出浑身解数，除在画面精美上下功夫，有的挂历还配上小诗、警句，甚至设计出香味挂历、黑白挂历等特色产品。
刹住滥送滥发之风
挂历也带来了“风气”问题。当时，不少单位把赠送挂历作为“走后门”、拉关系的一种手段。为了刹住滥送滥发之风，一些地方规定，凡是为了赠送国内单位和个人的挂历，一律不准印刷。已经印好的，应转售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一些机关和单位纷纷响应，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购买挂历送人”列为纠正吃喝等不正之风的措施之一。
但没过两年，有些单位又在挂历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产品，名曰宣传产品、做广告，却送到本单位职工的手中。
当年，《北京日报》曾发表过一篇署名为“一言”的文章，其中提到：“党和国家的干部不想着职工的利益是不对的。但是怎样才能使职工得到利益和好处？最根本的一点是按照党的路线把生产搞好。但有些单位领导的着眼点不是努力发展生产，而是巧立名目，滥发实物和‘现金补贴’，连作为时间象征的挂历也成了一种‘职工福利’。”
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指出，挂历之事看来是小事，其实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助长了部分人贪图国家便宜的个人主义思想；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滥发挂历之风也应在边整边改之列。
一些学校也认识到挂历赠送之风的弊端，于是向全体家长倡议：今年一律不给学校干部、教师送挂历。更有幼儿园教师在校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临近年终，请家长们不要给老师送挂历和纪念品，教育好孩子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职责。”
挂历包书皮一度受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1990年，一种“挂历包”出现在北京街头。许多北京人把前一年的旧挂历制作成简易手提袋，出门时随身携带，时尚又环保。一本挂历一般有13大页，可加工成13个手提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不仅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爱不释手。
除此以外，挂历还有不少用处。有的家庭把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读书、工作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有的把旧挂历垫在柜子或抽屉里，外观整洁，还有防潮作用；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一本旧挂历对于盲校学生来说，还是最好的盲文纸替代品。1995年，就有单位和企业举办公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为盲童捐赠旧挂历，待装订成盲文纸的标准规格后送到中国盲人协会，然后分发给各盲校的学生。
挂历热“退烧”
尽管挂历市场几度意图重振，但往日的辉煌的确一去不返了。1988年刚入10月，1989年挂历就迅速入市。然而，人们的热情远不似当年。挂历受冷落的原因，总结下来大致有几个“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艺术性，大部分挂历依旧老面孔：上边彩色画面，底部几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时代感，选题不新。三是价格偏高，从上一年的4至5元涨至8至9元，有的高达16元。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现过“挂历大战”的混乱局面：街头挂着成片的挂历；“买十赠三”甚至“赠六”等变相给回扣的做法在个体书摊上公而告之，为公家采购挂历者有的借机中饱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发挂历。到了1992年底，卖1993年挂历的商户们别说盈利，不赔就算走运了。街头挂历摊打出“买十送十”的广告，也收效甚微。
1995年末，北京挂历市场冷冷清清，昔日街头的“挂历长廊”销声匿迹，“买一送N”的挂历削价大战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国营经销挂历最大网点之称的花市新华书店，所销售的挂历品种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著名的甘家口挂历市场，一位个体户苦恼地说：“一天才卖二十多本，连本儿都没赚回来！”
挂历市场的衰落，实际上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很大关系。挂历的兴起与居室四壁白墻的时代是相适应的，随着室内装潢越来越多样、高档，挂历作为居室装饰物的位置也越来越尴尬了。由于挂历的实用功能日渐弱化，其作为礼物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本世纪初，北京仅剩很少一些书店和批发市场的少量摊位还在售卖挂历。经营者们直言，再不可能从挂历身上赚到大钱。这一切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挂历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挂历再也不是家庭中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馈赠的佳品了。
“大美人”风靡遭质疑
在挂历发展的初期，颇受百姓欢迎的是印着靓丽美女的挂历，也被称之为“大美人”。那时，斯琴高娃、陈冲、巩俐等明星都曾参与这种挂历的拍摄。“大美人”曾影响了不少人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们认识“美”的重要途径。
“大美人”的风靡也招来了一些质疑声。曾有读者来信这样说，“我们到书店想买个新挂历，跑了十多家商店，都是美人像，想找其它画面的实在太难了。不知有关单位和设计者是怎么想的？”一些部队战士对美人像挂历也颇有微词，“去年底，我们部队准备买些台历和日历，跑了不少商店都说无货。商店里印有美人像的挂历倒是应有尽有。试问，在部队会议室、战士的营房里能挂这些吗？”因而，很多人建议出版和印刷部门多印些风光主题的挂历。
到了1991年，人们发现挂历的内容开始注重创新。其中，有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珍贵历史照片为内容的“共和国缔造者”挂历；有以第十一届亚运会场馆、亚运村等宏伟建筑为内容的“亚运之光”挂历；有展现祖国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画”挂历。
此时，曾经占尽风光的“大美人”已芳踪难觅。北京某胶印厂职工说：“大美人？过去哪年不印个百八十万本。最多的是1985年，光我们厂就印刷了180万本，可今年大美人的挂历还不到5万本。”这一年，领袖人物挂历成了热门，有的很快便脱销。
此后几年，挂历设计者使出浑身解数，除在画面精美上下功夫，有的挂历还配上小诗、警句，甚至设计出香味挂历、黑白挂历等特色产品。
刹住滥送滥发之风
挂历也带来了“风气”问题。当时，不少单位把赠送挂历作为“走后门”、拉关系的一种手段。为了刹住滥送滥发之风，一些地方规定，凡是为了赠送国内单位和个人的挂历，一律不准印刷。已经印好的，应转售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一些机关和单位纷纷响应，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购买挂历送人”列为纠正吃喝等不正之风的措施之一。
但没过两年，有些单位又在挂历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产品，名曰宣传产品、做广告，却送到本单位职工的手中。
当年，《北京日报》曾发表过一篇署名为“一言”的文章，其中提到：“党和国家的干部不想着职工的利益是不对的。但是怎样才能使职工得到利益和好处？最根本的一点是按照党的路线把生产搞好。但有些单位领导的着眼点不是努力发展生产，而是巧立名目，滥发实物和‘现金补贴’，连作为时间象征的挂历也成了一种‘职工福利’。”
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指出，挂历之事看来是小事，其实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助长了部分人贪图国家便宜的个人主义思想；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滥发挂历之风也应在边整边改之列。
一些学校也认识到挂历赠送之风的弊端，于是向全体家长倡议：今年一律不给学校干部、教师送挂历。更有幼儿园教师在校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临近年终，请家长们不要给老师送挂历和纪念品，教育好孩子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职责。”
挂历包书皮一度受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1990年，一种“挂历包”出现在北京街头。许多北京人把前一年的旧挂历制作成简易手提袋，出门时随身携带，时尚又环保。一本挂历一般有13大页，可加工成13个手提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图案，不仅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爱不释手。
除此以外，挂历还有不少用处。有的家庭把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读书、工作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有的把旧挂历垫在柜子或抽屉里，外观整洁，还有防潮作用；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一本旧挂历对于盲校学生来说，还是最好的盲文纸替代品。1995年，就有单位和企业举办公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为盲童捐赠旧挂历，待装订成盲文纸的标准规格后送到中国盲人协会，然后分发给各盲校的学生。
挂历热“退烧”
尽管挂历市场几度意图重振，但往日的辉煌的确一去不返了。1988年刚入10月，1989年挂历就迅速入市。然而，人们的热情远不似当年。挂历受冷落的原因，总结下来大致有几个“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艺术性，大部分挂历依旧老面孔：上边彩色画面，底部几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时代感，选题不新。三是价格偏高，从上一年的4至5元涨至8至9元，有的高达16元。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现过“挂历大战”的混乱局面：街头挂着成片的挂历；“买十赠三”甚至“赠六”等变相给回扣的做法在个体书摊上公而告之，为公家采购挂历者有的借机中饱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发挂历。到了1992年底，卖1993年挂历的商户们别说盈利，不赔就算走运了。街头挂历摊打出“买十送十”的广告，也收效甚微。
1995年末，北京挂历市场冷冷清清，昔日街头的“挂历长廊”销声匿迹，“买一送N”的挂历削价大战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国营经销挂历最大网点之称的花市新华书店，所销售的挂历品种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著名的甘家口挂历市场，一位个体户苦恼地说：“一天才卖二十多本，连本儿都没赚回来！”
挂历市场的衰落，实际上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很大关系。挂历的兴起与居室四壁白墻的时代是相适应的，随着室内装潢越来越多样、高档，挂历作为居室装饰物的位置也越来越尴尬了。由于挂历的实用功能日渐弱化，其作为礼物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本世纪初，北京仅剩很少一些书店和批发市场的少量摊位还在售卖挂历。经营者们直言，再不可能从挂历身上赚到大钱。这一切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挂历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挂历再也不是家庭中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馈赠的佳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