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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七年电影时期是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鉴于新中国处于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新中国电影在初始阶段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也为电影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发展契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被重视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这一阶段则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诞生了多部经典之作。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少数民族;电影;视听语言
十七年电影时期是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新中国电影在传承了中国电影传统的同时,在这一阶段的创作过程中大步向前,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影片,同时也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虽然鉴于新中国处于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新中国电影在初始阶段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也为电影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发展契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被重视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这一阶段则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诞生了多部经典之作,探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从中看出新中国电影发展的艰辛和中国电影人默默的坚持与付出。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其所选题材的特殊性,一直以来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少数民族生活地区独特的生活环境、特殊的民族习惯和迥异的民族个性特征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能够吸引广大电影工作者进行艺术创作。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国内政治环境趋于稳定,特别是少数民族政策的转变,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少了很多束缚,同时伴随着对少数民族生活的逐渐挖掘,越来越多的电影工作者开始关注此类题材电影的创作。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1950年春就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春光》。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民族政策和政治环境,这部影片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饱受更多的争议,因此这部影片不断地进行修改,最终由毛主席重新定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此片用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此片虽然拍摄完成于建国之后不久,但因其内在的艺术性,特别是编剧的所创作的剧本更是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肯定,获得了1951年第七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编剧奖。
除了政治环境的影响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为这一阶段的电影创作提供很好的脚本来源。虽然在十七年发展的初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创作初期发展速度有限,但随着对所犯错误和偏差的不断修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迎来了发展的高峰。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契机下,各种艺术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热情高涨,这些文学作品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成为了一部部佳作。电影《阿诗玛》就是根据整理的文学作品改编,以不同的色彩和人物复杂的内心矛盾等全面展示了中国云南撒尼族女孩阿诗玛刚烈不阿的民族品格。此片取材于民间传说,在十七年时期整理而成,为我们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歌舞,特别是故事化的情节摆脱了“讲故事”的固有模式,采用板块划分,类似原作中“诗歌化”的结构,将文学作品进行了电影的视听处理。
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服装、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既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提供了素材,同时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成为新中国宣传民族政策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教化作用毕竟不能成为此类电影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向着更高的艺术追求努力。无论是在演员的选择、故事的架构上还是多种电影手段的应用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就电影叙事方面而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在这一阶段呈现出以往没有的多元化特征。如果说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初期其所叙述的故事还多是为宣传民族政策服务的话,那么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时期电影的故事内容逐渐丰富起来。除了单纯地描绘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影片以外,还有部分影片涉及爱情、亲情等内容,当然反抗压迫仍是要表现的重点。如表现壮族传奇女子刘三姐的影片《刘三姐》在歌声中讲述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还有反抗压迫,而这些都突破于以往的影片的“教化模式”,将反抗压迫的主题通过具体的人和事表现,同时借用刘三姐的歌声表现壮族喜唱山歌民族特征和坚韧不屈的民族品格。借歌叙事、借歌抒情,使得整部影片不仅仅成为一部出色的反映少数民族反抗压迫题材的佳作,更是将叙事同音乐等其他视听元素结合典型代表。
相对于电影叙事上面的进步,这一阶段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视听元素应用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画面构图的进步、电影音乐的信息传达作用的加强以及蒙太奇的结构形式的应用。反倒是在电影台词上面迫于政治环境以及当时的创作心理的保守,并不能完全表达其要表现的主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这一阶段的电影工作者更加注重营造画面空间和声音空间,并且运用声音空间对画面空间不能传达的视觉信息进行补充。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要作品《农奴》中,视觉元素和听觉元素都得以应用。在光线的选择上通过减弱以及后景的增亮进而增加画面的立体质感。此外针对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在少数民族电影中也凸显了电影音乐的作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经典电影音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不仅仅是配合剧中人物内心抒发所想,更为重要的是这首歌成为了区分真假古兰丹姆的重要线索。这样一来电影音乐不仅仅补充了画面信息,抒发人物内心感受的作用,更成为了推进影片发展的重要依据直接参与影片叙事。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少数民族生活地区风光旖旎,在这一阶段的电影工作者营造了许多真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原貌的场景。无论是《五朵金花》中的云南风情、《冰山上的来客》中的疆伊斯兰特色、《刘三姐》的广西壮族山歌演绎,都为电影本身增加了专属的地域标签。这样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浓郁民族特色,同时又为电影创作提供新的尝试。
除上述有关这一阶段电影的叙事风格、视听风格等突出特点之外,这一阶段电影还是具有明显的女性电影的特征。许多这一阶段的电影主角多为女性,并且这些女性往往是整个民族精神的优秀代表,具有十分明显的反抗精神。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与少数民族地位提高了的政治地位有很大关系。在电影的创作的过程中就会有所体现,而女性作为相对弱势的代表就恰好在充当了电影主题表达的传达者。与其说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在进行反抗,还不如说此时的电影工作者表现的就是该民族的反抗。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这一经典人物形象,集中了壮族女性的全部优点,不仅机智聪慧、歌声动人,而且还通过与财主莫怀仁的斗智斗勇,充分展现其明显的反抗压迫的民族情绪,用意则是整个民族的反抗压迫势力。与此同时在十七年电影时期之前此类电影的主角多为男性,而女性作为主角其形象的展现则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纵观整个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较之以前十足的进步。但是毕竟此时的中国电影还没有完全脱离教化的影响,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电影机制,加之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由于其较强的政治教化作用,因此题材选择多为反对强权和压迫,题材选择面过窄,对于人的情感如爱情、亲情、友情等表现只是蜻蜓点水,故看起来比较缺乏电影的观赏性。其次在电影工作者创作此题材的过程中对于少数民族生活的体验不足,包括在对于台词的处理等方面过于追求艺术效果而显得不够真实,演绎的成分过重,不能够抓住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特点,缺乏对于所表现的民族的特质的感悟,这无疑会削弱此类电影的表现力。
回首整个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电影佳作成为整个少数民族电影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鉴于各种原因,这一阶段还未达到很高的艺术高度,但其表现出的朴素的情感、完整的叙事结构、个性丰满的人物和被充分运用的视听元素,为中国电影史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最炫民族风”。虽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鲜有超过此阶段的作品,但是这也为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经验教训。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少数民族;电影;视听语言
十七年电影时期是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新中国电影在传承了中国电影传统的同时,在这一阶段的创作过程中大步向前,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影片,同时也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虽然鉴于新中国处于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新中国电影在初始阶段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也为电影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发展契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被重视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这一阶段则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诞生了多部经典之作,探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从中看出新中国电影发展的艰辛和中国电影人默默的坚持与付出。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其所选题材的特殊性,一直以来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少数民族生活地区独特的生活环境、特殊的民族习惯和迥异的民族个性特征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能够吸引广大电影工作者进行艺术创作。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国内政治环境趋于稳定,特别是少数民族政策的转变,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少了很多束缚,同时伴随着对少数民族生活的逐渐挖掘,越来越多的电影工作者开始关注此类题材电影的创作。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1950年春就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春光》。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民族政策和政治环境,这部影片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饱受更多的争议,因此这部影片不断地进行修改,最终由毛主席重新定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此片用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此片虽然拍摄完成于建国之后不久,但因其内在的艺术性,特别是编剧的所创作的剧本更是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肯定,获得了1951年第七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编剧奖。
除了政治环境的影响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为这一阶段的电影创作提供很好的脚本来源。虽然在十七年发展的初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创作初期发展速度有限,但随着对所犯错误和偏差的不断修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迎来了发展的高峰。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契机下,各种艺术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热情高涨,这些文学作品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成为了一部部佳作。电影《阿诗玛》就是根据整理的文学作品改编,以不同的色彩和人物复杂的内心矛盾等全面展示了中国云南撒尼族女孩阿诗玛刚烈不阿的民族品格。此片取材于民间传说,在十七年时期整理而成,为我们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歌舞,特别是故事化的情节摆脱了“讲故事”的固有模式,采用板块划分,类似原作中“诗歌化”的结构,将文学作品进行了电影的视听处理。
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服装、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既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提供了素材,同时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成为新中国宣传民族政策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教化作用毕竟不能成为此类电影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向着更高的艺术追求努力。无论是在演员的选择、故事的架构上还是多种电影手段的应用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就电影叙事方面而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在这一阶段呈现出以往没有的多元化特征。如果说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初期其所叙述的故事还多是为宣传民族政策服务的话,那么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时期电影的故事内容逐渐丰富起来。除了单纯地描绘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影片以外,还有部分影片涉及爱情、亲情等内容,当然反抗压迫仍是要表现的重点。如表现壮族传奇女子刘三姐的影片《刘三姐》在歌声中讲述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还有反抗压迫,而这些都突破于以往的影片的“教化模式”,将反抗压迫的主题通过具体的人和事表现,同时借用刘三姐的歌声表现壮族喜唱山歌民族特征和坚韧不屈的民族品格。借歌叙事、借歌抒情,使得整部影片不仅仅成为一部出色的反映少数民族反抗压迫题材的佳作,更是将叙事同音乐等其他视听元素结合典型代表。
相对于电影叙事上面的进步,这一阶段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视听元素应用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画面构图的进步、电影音乐的信息传达作用的加强以及蒙太奇的结构形式的应用。反倒是在电影台词上面迫于政治环境以及当时的创作心理的保守,并不能完全表达其要表现的主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这一阶段的电影工作者更加注重营造画面空间和声音空间,并且运用声音空间对画面空间不能传达的视觉信息进行补充。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要作品《农奴》中,视觉元素和听觉元素都得以应用。在光线的选择上通过减弱以及后景的增亮进而增加画面的立体质感。此外针对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在少数民族电影中也凸显了电影音乐的作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经典电影音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不仅仅是配合剧中人物内心抒发所想,更为重要的是这首歌成为了区分真假古兰丹姆的重要线索。这样一来电影音乐不仅仅补充了画面信息,抒发人物内心感受的作用,更成为了推进影片发展的重要依据直接参与影片叙事。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少数民族生活地区风光旖旎,在这一阶段的电影工作者营造了许多真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原貌的场景。无论是《五朵金花》中的云南风情、《冰山上的来客》中的疆伊斯兰特色、《刘三姐》的广西壮族山歌演绎,都为电影本身增加了专属的地域标签。这样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浓郁民族特色,同时又为电影创作提供新的尝试。
除上述有关这一阶段电影的叙事风格、视听风格等突出特点之外,这一阶段电影还是具有明显的女性电影的特征。许多这一阶段的电影主角多为女性,并且这些女性往往是整个民族精神的优秀代表,具有十分明显的反抗精神。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与少数民族地位提高了的政治地位有很大关系。在电影的创作的过程中就会有所体现,而女性作为相对弱势的代表就恰好在充当了电影主题表达的传达者。与其说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在进行反抗,还不如说此时的电影工作者表现的就是该民族的反抗。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这一经典人物形象,集中了壮族女性的全部优点,不仅机智聪慧、歌声动人,而且还通过与财主莫怀仁的斗智斗勇,充分展现其明显的反抗压迫的民族情绪,用意则是整个民族的反抗压迫势力。与此同时在十七年电影时期之前此类电影的主角多为男性,而女性作为主角其形象的展现则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纵观整个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较之以前十足的进步。但是毕竟此时的中国电影还没有完全脱离教化的影响,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电影机制,加之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由于其较强的政治教化作用,因此题材选择多为反对强权和压迫,题材选择面过窄,对于人的情感如爱情、亲情、友情等表现只是蜻蜓点水,故看起来比较缺乏电影的观赏性。其次在电影工作者创作此题材的过程中对于少数民族生活的体验不足,包括在对于台词的处理等方面过于追求艺术效果而显得不够真实,演绎的成分过重,不能够抓住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特点,缺乏对于所表现的民族的特质的感悟,这无疑会削弱此类电影的表现力。
回首整个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电影佳作成为整个少数民族电影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鉴于各种原因,这一阶段还未达到很高的艺术高度,但其表现出的朴素的情感、完整的叙事结构、个性丰满的人物和被充分运用的视听元素,为中国电影史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最炫民族风”。虽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鲜有超过此阶段的作品,但是这也为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