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力军，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全球各地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和助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所在国际和区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我国自2016年后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仅2019年我国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就达272.1亿美元，同比增长18%，海外业务已成为很多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具有体量大、额度高、建设和回收周期长、运营管理困难等特点，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风险，甚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影响了我国和所在国的共同发展。除了传统的市场和经济风险外，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是面临东道国政局变更、劳动力和用工困难、公司治理等非传统性风险，这些非传统性风险的难以预测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项目陷入被叫停、索赔等不利境地。
　　关键词：国有企业;海外基础;设施;投资
　　我国国有企业在对海外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的时候，面临哪些非传统风险？这些风险需要如何去应对或规避？
　　一、非传统性风险分析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内部政治环境或者我国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等环境和关系发生变化，使得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项目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根据整理，通常中企在境外投资中所遭受到的政治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东道国发生革命、战争和暴乱使得中企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二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歧视，以国家安全、政治威胁为由对投资企业的项目予以叫停、关闭甚至没收、征用导致外国投资者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风险;三是东道国政局更迭，政府执政不稳定，政策连续性差所导致的投资项目进展受损的风险;四是政府违约，比如非法解除或不履行与投资方签订的投资合同中的义务，抑或是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导致企业的投资无法按时、足额回收投资本息和利润的风险。
　　（二）社会风险（文化风险）
　　社会风险指的是由于投资东道国与我国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气候，不同的种族信仰而导致双方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使得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时面临的因道德行为变化而产生的风险。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这一风险的重要原因，且进一步影响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如一些南美或非洲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经济发达程度较为落后，但由于殖民等历史原因，一些国家工会组织的力量较为强大。投资方在投资决策时需考虑好项目公司的屬地员工管理问题，与工会组织进行正确有效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宗教信仰在伊斯兰国家也非常重要，这些对国有企业在海外发展都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三）人力资源风险
　　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打造一只具有复合型经营能力的投资队伍。海外投资竞争愈加激烈，项目争夺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才的争夺。海外投资不仅要求投资人具有过硬的外语能力、专业财会知识、法律风险知识，还需要对国际局势和竞争格局、投资目的地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具备敏感性和风险识别能力，因而是一项需要具备高素质高标准的工作。海外投资常常要求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境外，东道国不同的居住环境、饮食习惯、人文环境等情况造成近几年海外投资人才流失严峻，真正具备识别和分析能力的业务骨干十分稀缺，从而影响企业境外投资的步伐。
　　（四）融资风险
　　融资风险指的是国有企业在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资金筹措时面临的款项到位不及时或无法完成资金筹措从而给被投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风险。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由于体量大、投资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融资渠道往往只能依靠传统的政策性银行或大型国有银行，资金来源方式十分有限。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和倡议，许多中外资商业银行均设立了专门的境外融资团队负责境外投资项目，不少银行也随着企业一同出海，在海外设立了不少分支机构。然而，尽管如此，这些银行的境外团队或分支机构贷款额度或权限依旧十分受限，面对大量的资金需求，仍然需要报回国内总部审批，层层过会，担保条件繁复，许多企业由于融资难以闭合或放款不及时等问题不得不对项目进行延期或停工，给投资企业带来损失。
　　二、非传统性风险下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和先导作用，优化投资环境。行政程序上，进一步减少审批流程和环节，根据情况及时更新相应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落实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应持续完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海外投资涉及国内行业间的联合与协作，需要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不同行业积极走出国门，尤其是在金融政策支持方面，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融资管理的法律法规，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向海外市场投资。同时，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针对不同国别、不同行业，充分利用我国政府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驻外机构的资源优势，完善海外风险预警机制。另外，针对国内企业在国外的扎堆分布以及恶性竞争问题，政府要引导国有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避免陷入恶性循环。
　　政府应该多方面为企业提供资金资助，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向“走出去”企业提供资金资助。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商业信贷资源。加强金融性中介组织的作用，满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涉及财务咨询、财务审计、认证等多方面的需求，中国必须抓紧建立熟悉国际标准，符合国际要求的金融性中介机构。
　　三、非传统性风险下企业的应对策略
　　对国有企业来说，进行境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从顶层开始做好战略决策。投资前，应充分了解和利用国内现有的促进境外投资的相关政策，了解我国与项目所在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签署情况。通过尽职调查对项目所在国的外汇管控政策、拟投资行业的准入和退出政策、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等做好充分了解，通过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公共关系资源、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处等各种渠道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信息，通过风险信息的持续收集，建立风险信息库并进行更新，以对国家风险进行预先识别。尽量选择与我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投资，从源头控制项目未来可能面对的政治与社会风险。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施跨文化管理。投资前要对项目所在地群众及劳工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进行充分了解，对可能发生的理念或文化冲突做好风险预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加强驻外人员的选拔和跨文化培训，充分尊重当地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加强文化尊重;尽量实行属地化管理，多聘用当地人参与项目实施管理，以提高沟通效果，为当地实实在在创造就业岗位以化解文化冲突;重视并及时处理工会关系，避免因文化冲突导致的影响项目进展或日常管理的事件发生。
　　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多边机构的合作。除了传统的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国有五大银行外，企业还可以积极与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合作，多边开发银行可以通过主权贷款的方式帮助补充国家预算，同时多边开发银行可积极发挥区域间协调作用，帮助投资者增强投资信心。但需要注意的是，多边开发机构的贷款取得往往对环境、文化等要求较高，贷款取得难度大且额度较小，通常无法覆盖整个项目所需资金，且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管理严格，整个投资过程可能都会受到严格监督。企业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运用好各类融资工具，多方取得融资支持，有利于分摊融资风险。
　　此外，国有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等专业保险机构的政治险来转移未来项目可能遭遇的国家风险。利用出口信保、穆迪、标普和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的风险评级和风险报告，对拟投资企业所在国、项目实际情况、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和判断，并提前对可能的国家风险进行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