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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先生千古的消息时，我正驱车在江苏探亲路上。向晚的天空，忽来一阵骤雨。来不及，也不想打开雨刮器。我把车停在路边，任由雨点打落前窗，打到心里。
我与先生相识于世纪之交。2001年，我去江苏翔宇教育集团任职，她打来电话，嘱咐我“立足课堂，扎根田野”，并且要“坚持看书，坚持动笔”。到翔宇后，我谨遵教诲，既做管理又教语文，每月以“杏坛小札”的形式，把所写教学论文、教育手记、课堂实录、读书笔记等编辑成册，凡四五万字，名曰《寻找失落的人文》，寄送先生及朱永新、成尚荣、高万祥等导师、前辈以求指正。她每个月收到阅毕都亲来电话，不乏指点，更多鼓励。有一回，她甚至派了她的高足，一位在读博士来校“跟岗”，说要和我完成一本《关于基础教育诸问题的思考》的教育对话。
不久后，先生自南师大调任中央教科所所长。而我受导师朱永新教授青眼，开始协助他组织编写“ 新教育文库”，其中有《中国学生基础阅读书目》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有一次，在苏州会议中心，我陪先生用早餐。坐定后，她先是笑说：“永新真会剥削人，这不，我这才弄完一个会，后天还得在这里参加他的书目研讨。”然后，她认真地和我打招呼：“ 我和你的那个对话，恐怕最近是搞不成了，我开完这两个会，回去得做个手术。”后来我们才知道，先生在来苏州开会前就查出乳腺癌。照理，手术治疗是十万火急的事，但她为了工作，为了友情，愣是拖了整一周。
后来，我自翔宇回到苏州，任职于苏州教科院，一方面担任语文教研员，一方面开展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一天，先生打来电话，说：“有个地方让我去讲生命教育，我缺少研究，不能讲，所以推荐了你。”又有一天，先生打来电话：“ 这次人家非让我讲，我列了个提纲，想和你先探讨一下。”那一次通话，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先生从生活谈到生命，从陶行知谈到苏霍姆林斯基，条分缕析，令我叹服，让我获益匪浅。后来，她在任会长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生命教育专委会，并亲兼理事长。我有幸成为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目睹她把中国大陆生命教育的研究推向纵深，并收获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研究生命教育的“ 生死之交”。
2011年，先生在江蘇南通组织举办情感教育国际论坛。会前，她来电话邀我参加：“我看了你不少语文教学的文章，都和情感教育有关，特别是《感悟亲情》这个系列。你读读我的《情感教育论纲》去，我希望你研究一下学科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如何开展情感教育。”我依命而行，认真梳理出一篇论文递交给了大会（后发表在《上海教育科研》），并有幸在会议期间的某个晚上，参加了先生博士生团队的“ 朱门会”。那晚，看到先生流着眼泪讲到自己的身体和事业，我在心里暗下决心，要把先生托付的任务完成好。可知易行难，人生有许多事情，当下暗许，事后蹉跎。
2012年，因听说香港教育学院（现香港教育大学）成立了全国唯一的一个生命教育专业博士点，我打算申请赴港。在港工作的几位“ 生死之交”教授热情张罗，提出按学院规定须由两位此领域专家写推荐信。我想到的第一位专家就是先生，另一位是台湾的纪洁芳教授。两人慨然应允。很快，先生给香港方面寄去推荐函（附文后）。朋友扫描转给我一看，竟是洋洋手写！肃然起敬。
2016年，我与朱永新、冯建军两位教授共同主编的一套22本、贯穿小学至高中的生命教育实验用书《新生命教育》正式出版。出版社在北京举办首发仪式，先生抱恙而来。其时的她，因为癌细胞转移，几年前又做了肺部手术，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朱老师安排她先讲，本意是她讲完可以先回去休息。没料到，先生讲完并没有起身，而是认真听完石中英、孙云晓、周国平、王开岭等人的发言，甚至和我们一起吃了便饭才离开。那次座谈会上，她指出，在中国大陆生命教育起步较晚，理念普及不足及实施建设尚不平衡的背景下，《新生命教育》的出版实质上标志了生命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它起到了带动生命教育、带动教材变革以及带动教师的三个作用。这对我们是莫大鼓舞。
2017年，得知先生回到老家南通进行靶向治疗，我专程前往江苏看她。我捧着花进病房时，居然看见先生正伏案写作。一问才知，年会召开在即，本来她答应出席，但因为治疗去不成，就改书面致辞。“致辞就致辞，非写得像论文一样。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工作的？”师公在边上多有抱怨。先生笑了，说：“ 我不工作，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然后她向我解释，在这个医院，和她同期做肺癌手术的，一个个都走了。“我之所以还能活着，就是因为手头有太多事没有完成，我得做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呀！”那一天，先生精神很好，放下手头工作和我聊了许久。聊起了她的成长史、求学史、恋爱史。聊到她父亲原是《 渡江侦察记》中的南京地下党，先是南京新政府首任宣传部长，后在苏州任副市长。有一回她到苏州找父亲，居然是在被批斗的游街车上找到；又聊到师公的家世，以及师公当年在老山前线是如何领兵作战的……我当即怂恿：改天我拿个录音笔来，你俩讲三天，咱出本书。先生笑了：“这东西有人看？”我说：“ 必须有！就得让现在的年轻人知晓些过去的人和事。”
2018年，李镇西老师组队，我们一行十来人前往俄罗斯参加苏霍姆林斯基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写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写在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100周年之际》一文，发在自己的简书上。先生的得意弟子李亚娟博士同行去参会并发表精彩演讲。亚娟读后，转给了先生看，先生不吝溢美之词，在微信上又大大鼓励了我一番。我私下问先生身体可好些，先生回复说：还行，还能做些事。转而她问我：我知道你生命教育做得不错，学科教育中的情感教育还在研究吗？我无言以对。
在手机备忘录上一字一句写下这些文字，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感恩。很多年之后，相信我还会记得这个落雨的黄昏。它和别的黄昏不一样，因为有悲恸，更有激发。
先生，一路走好。你的精神永存，在我灵魂深处，一伸手就能触踫到的地方。
2020年8月10日暮
（作者单位：深圳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
我与先生相识于世纪之交。2001年，我去江苏翔宇教育集团任职，她打来电话，嘱咐我“立足课堂，扎根田野”，并且要“坚持看书，坚持动笔”。到翔宇后，我谨遵教诲，既做管理又教语文，每月以“杏坛小札”的形式，把所写教学论文、教育手记、课堂实录、读书笔记等编辑成册，凡四五万字，名曰《寻找失落的人文》，寄送先生及朱永新、成尚荣、高万祥等导师、前辈以求指正。她每个月收到阅毕都亲来电话，不乏指点，更多鼓励。有一回，她甚至派了她的高足，一位在读博士来校“跟岗”，说要和我完成一本《关于基础教育诸问题的思考》的教育对话。
不久后，先生自南师大调任中央教科所所长。而我受导师朱永新教授青眼，开始协助他组织编写“ 新教育文库”，其中有《中国学生基础阅读书目》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有一次，在苏州会议中心，我陪先生用早餐。坐定后，她先是笑说：“永新真会剥削人，这不，我这才弄完一个会，后天还得在这里参加他的书目研讨。”然后，她认真地和我打招呼：“ 我和你的那个对话，恐怕最近是搞不成了，我开完这两个会，回去得做个手术。”后来我们才知道，先生在来苏州开会前就查出乳腺癌。照理，手术治疗是十万火急的事，但她为了工作，为了友情，愣是拖了整一周。
后来，我自翔宇回到苏州，任职于苏州教科院，一方面担任语文教研员，一方面开展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一天，先生打来电话，说：“有个地方让我去讲生命教育，我缺少研究，不能讲，所以推荐了你。”又有一天，先生打来电话：“ 这次人家非让我讲，我列了个提纲，想和你先探讨一下。”那一次通话，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先生从生活谈到生命，从陶行知谈到苏霍姆林斯基，条分缕析，令我叹服，让我获益匪浅。后来，她在任会长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生命教育专委会，并亲兼理事长。我有幸成为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目睹她把中国大陆生命教育的研究推向纵深，并收获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研究生命教育的“ 生死之交”。
2011年，先生在江蘇南通组织举办情感教育国际论坛。会前，她来电话邀我参加：“我看了你不少语文教学的文章，都和情感教育有关，特别是《感悟亲情》这个系列。你读读我的《情感教育论纲》去，我希望你研究一下学科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如何开展情感教育。”我依命而行，认真梳理出一篇论文递交给了大会（后发表在《上海教育科研》），并有幸在会议期间的某个晚上，参加了先生博士生团队的“ 朱门会”。那晚，看到先生流着眼泪讲到自己的身体和事业，我在心里暗下决心，要把先生托付的任务完成好。可知易行难，人生有许多事情，当下暗许，事后蹉跎。
2012年，因听说香港教育学院（现香港教育大学）成立了全国唯一的一个生命教育专业博士点，我打算申请赴港。在港工作的几位“ 生死之交”教授热情张罗，提出按学院规定须由两位此领域专家写推荐信。我想到的第一位专家就是先生，另一位是台湾的纪洁芳教授。两人慨然应允。很快，先生给香港方面寄去推荐函（附文后）。朋友扫描转给我一看，竟是洋洋手写！肃然起敬。
2016年，我与朱永新、冯建军两位教授共同主编的一套22本、贯穿小学至高中的生命教育实验用书《新生命教育》正式出版。出版社在北京举办首发仪式，先生抱恙而来。其时的她，因为癌细胞转移，几年前又做了肺部手术，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朱老师安排她先讲，本意是她讲完可以先回去休息。没料到，先生讲完并没有起身，而是认真听完石中英、孙云晓、周国平、王开岭等人的发言，甚至和我们一起吃了便饭才离开。那次座谈会上，她指出，在中国大陆生命教育起步较晚，理念普及不足及实施建设尚不平衡的背景下，《新生命教育》的出版实质上标志了生命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它起到了带动生命教育、带动教材变革以及带动教师的三个作用。这对我们是莫大鼓舞。
2017年，得知先生回到老家南通进行靶向治疗，我专程前往江苏看她。我捧着花进病房时，居然看见先生正伏案写作。一问才知，年会召开在即，本来她答应出席，但因为治疗去不成，就改书面致辞。“致辞就致辞，非写得像论文一样。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工作的？”师公在边上多有抱怨。先生笑了，说：“ 我不工作，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然后她向我解释，在这个医院，和她同期做肺癌手术的，一个个都走了。“我之所以还能活着，就是因为手头有太多事没有完成，我得做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呀！”那一天，先生精神很好，放下手头工作和我聊了许久。聊起了她的成长史、求学史、恋爱史。聊到她父亲原是《 渡江侦察记》中的南京地下党，先是南京新政府首任宣传部长，后在苏州任副市长。有一回她到苏州找父亲，居然是在被批斗的游街车上找到；又聊到师公的家世，以及师公当年在老山前线是如何领兵作战的……我当即怂恿：改天我拿个录音笔来，你俩讲三天，咱出本书。先生笑了：“这东西有人看？”我说：“ 必须有！就得让现在的年轻人知晓些过去的人和事。”
2018年，李镇西老师组队，我们一行十来人前往俄罗斯参加苏霍姆林斯基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写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写在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100周年之际》一文，发在自己的简书上。先生的得意弟子李亚娟博士同行去参会并发表精彩演讲。亚娟读后，转给了先生看，先生不吝溢美之词，在微信上又大大鼓励了我一番。我私下问先生身体可好些，先生回复说：还行，还能做些事。转而她问我：我知道你生命教育做得不错，学科教育中的情感教育还在研究吗？我无言以对。
在手机备忘录上一字一句写下这些文字，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感恩。很多年之后，相信我还会记得这个落雨的黄昏。它和别的黄昏不一样，因为有悲恸，更有激发。
先生，一路走好。你的精神永存，在我灵魂深处，一伸手就能触踫到的地方。
2020年8月10日暮
（作者单位：深圳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