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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公务员考试拉开了帷幕。在今年总计招考的9758个职位中,首次有了工人、农民的一席之地。相关数据显示,此次“国考”招收工人、农民的岗位共有14个,最终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数为62人。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士秋公开表示,下一步公务员制度改革重点之一是“继续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力度,进一步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并将“建立健全从村(居)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和工人、农民等基层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制度”。
《北京科技报》:杨士秋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须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刘太刚: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将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作为一个原则确定下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一个人有两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没有工作经验、直接从校门进入到中央机关的公务员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其利益考虑以及视野都不会一样。
另外,以前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大量公务员一直是从高校校门直接进入机关,在他们以后的工作中还需要下到基层进行锻炼。如果我们在招录的时候就从基层招录,以后他们就没有必要中断工作的连续性,专门到基层去锻炼然后再上来。过去公务员下基层锻炼的方式其实有一些弊端,他们戴着“帽子”到下面去锻炼,很多人常常会陷入到基层庞大的关系网中,这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工作。现在中央机关直接从基层选拔录用,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逻辑上也更为合理。
《北京科技报》:以前,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人才为什么主要是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直接招录?
刘太刚:在前几十年,我们的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直接从高校应届生招录公务员,这是因为当时大学生数量较少,社会供不应求,机关人才很缺乏,迫切需要立即拥有高知识的大学生群体来改变机关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人员结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政策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北京科技报》:现在,我国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难道对大学生的需求降低了?
刘太刚:从改革开放计算,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已经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惠及全民的大众教育,每年毕业生的数量十分庞大,很多基层人员都具备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另外,在30年余中,经过持续的培养,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公务员队伍已经不像二三十年以前那样存在很大的知识缺陷,现在大学应届毕业生不再是他们必须要网罗的人才。
由于社会基层高学历、高能力的人增多,现在国家已经有条件从基层工作人员中优选公务员,他们不仅有知识,也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们进入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公务员队伍,有利于提高机关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北京科技报》:据悉,以后我国将逐步建立从大学生“村官”和工人、农民等基层人员中录用公务员制度,你怎么评价?
刘太刚:大学生“村官”有知识,也有基层经验,他们只要通过招考,进入公务员队伍甚至是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公务员队伍也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我想主要说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对工人、农民录用放开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国当前人事制度改革中一种非常正确的做法。
在公务员的录取中,我们应该贯彻一种平等的原则,因为公务员录用是按人取材,而不是按人的身份取材,也不是根据大家后天身上所带的一些符号来取材。以前我们搞成分论,成分不好的人不能进入国家机关,这样的做法后来遭到猛烈的批判。后来我们又开始唯学历论,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取决于他的学历,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也主要看他是不是大专生、本科生、硕士或者博士。实际上,一个人的思想品德、能力和他的成分、学历都有一些关联,但是并不能画等号。中央机关、省级机关所需要的一些人才,也并不是高校里才有,在我们的农民、工人群体中,有一些人因为家庭等种种原因,可能没有能够进入高校深造,但是能力出众,完全能够适应这些岗位的需要,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排斥在外呢?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才干,而不是他们的身份。这也是文明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它表明中国吏治和人事的管理越来越走向文明。
当然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在考公务员时很多工人和农民明显要处于劣势,这是一个现实,怎么去选拔他们中的优秀人才还有待继续探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方向是对的,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做到结果平等,但是可以做到机会平等。对广大工人和农民而言,以前他们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北京科技报》:如果我们数量庞大的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公务员队伍一直缺乏从工人和农民中录用,会出现什么问题?
刘太刚:如果这些机关公务员中没有来自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体,有时我们的政策制定就会出现偏差。以前,大部分公务员都直接来自高校,他们没有当过工人和农民,一般而言是很难体味工人和农民的苦衷的,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也很难符合工人和农民群体的需求。
《北京科技报》:中央和省级机关将不再录用应届大学毕业生,这对大学生就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刘太刚:它对很多高校毕业生的去向会带来很大影响。过去我们很多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时一直都瞄着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并逐步进入其中。在有了这项政策以后,有利于引导没有工作经验的研究生、本科生走向基层,这会充实基层的知识力量,当然很多大学生在基层工作、锻炼,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社会经验,他们在两年以后依旧可以报考中央机关及省级机关的公务员,他们的成长空间并没有被堵死。只要有能力,他们还是能够晋升的。这也表明现在我国的人力资源制度开始越来越符合人力资源的规律。
从总体而言,这种政策的实施不会对我国大学生的整体就业形式产生冲击,因为某一届大学生毕业时,市场上的职位都是一定的,只是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大学生毕业时可以直接进中央机关的1万个职位没有了,而是全部从基层选拔,基层就又会空出1万个位置来,总体就业的职位并没有变,只是去向发生了一些变化。
《北京科技报》: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公务员的来源有哪些?
刘太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考试招聘,所有的国民都有资格和机会参与,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主要就是这种形式;另外一种就是政府官员的任命,这个主要针对级别高一些的公务员而言。当然,也有一些政务类公务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士秋公开表示,下一步公务员制度改革重点之一是“继续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力度,进一步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并将“建立健全从村(居)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和工人、农民等基层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制度”。
《北京科技报》:杨士秋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须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刘太刚: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将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作为一个原则确定下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一个人有两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没有工作经验、直接从校门进入到中央机关的公务员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其利益考虑以及视野都不会一样。
另外,以前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大量公务员一直是从高校校门直接进入机关,在他们以后的工作中还需要下到基层进行锻炼。如果我们在招录的时候就从基层招录,以后他们就没有必要中断工作的连续性,专门到基层去锻炼然后再上来。过去公务员下基层锻炼的方式其实有一些弊端,他们戴着“帽子”到下面去锻炼,很多人常常会陷入到基层庞大的关系网中,这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工作。现在中央机关直接从基层选拔录用,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逻辑上也更为合理。
《北京科技报》:以前,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人才为什么主要是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直接招录?
刘太刚:在前几十年,我们的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直接从高校应届生招录公务员,这是因为当时大学生数量较少,社会供不应求,机关人才很缺乏,迫切需要立即拥有高知识的大学生群体来改变机关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人员结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政策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北京科技报》:现在,我国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难道对大学生的需求降低了?
刘太刚:从改革开放计算,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已经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惠及全民的大众教育,每年毕业生的数量十分庞大,很多基层人员都具备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另外,在30年余中,经过持续的培养,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公务员队伍已经不像二三十年以前那样存在很大的知识缺陷,现在大学应届毕业生不再是他们必须要网罗的人才。
由于社会基层高学历、高能力的人增多,现在国家已经有条件从基层工作人员中优选公务员,他们不仅有知识,也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们进入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公务员队伍,有利于提高机关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北京科技报》:据悉,以后我国将逐步建立从大学生“村官”和工人、农民等基层人员中录用公务员制度,你怎么评价?
刘太刚:大学生“村官”有知识,也有基层经验,他们只要通过招考,进入公务员队伍甚至是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公务员队伍也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我想主要说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对工人、农民录用放开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国当前人事制度改革中一种非常正确的做法。
在公务员的录取中,我们应该贯彻一种平等的原则,因为公务员录用是按人取材,而不是按人的身份取材,也不是根据大家后天身上所带的一些符号来取材。以前我们搞成分论,成分不好的人不能进入国家机关,这样的做法后来遭到猛烈的批判。后来我们又开始唯学历论,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取决于他的学历,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也主要看他是不是大专生、本科生、硕士或者博士。实际上,一个人的思想品德、能力和他的成分、学历都有一些关联,但是并不能画等号。中央机关、省级机关所需要的一些人才,也并不是高校里才有,在我们的农民、工人群体中,有一些人因为家庭等种种原因,可能没有能够进入高校深造,但是能力出众,完全能够适应这些岗位的需要,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排斥在外呢?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才干,而不是他们的身份。这也是文明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它表明中国吏治和人事的管理越来越走向文明。
当然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在考公务员时很多工人和农民明显要处于劣势,这是一个现实,怎么去选拔他们中的优秀人才还有待继续探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方向是对的,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做到结果平等,但是可以做到机会平等。对广大工人和农民而言,以前他们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北京科技报》:如果我们数量庞大的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公务员队伍一直缺乏从工人和农民中录用,会出现什么问题?
刘太刚:如果这些机关公务员中没有来自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体,有时我们的政策制定就会出现偏差。以前,大部分公务员都直接来自高校,他们没有当过工人和农民,一般而言是很难体味工人和农民的苦衷的,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也很难符合工人和农民群体的需求。
《北京科技报》:中央和省级机关将不再录用应届大学毕业生,这对大学生就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刘太刚:它对很多高校毕业生的去向会带来很大影响。过去我们很多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时一直都瞄着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并逐步进入其中。在有了这项政策以后,有利于引导没有工作经验的研究生、本科生走向基层,这会充实基层的知识力量,当然很多大学生在基层工作、锻炼,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社会经验,他们在两年以后依旧可以报考中央机关及省级机关的公务员,他们的成长空间并没有被堵死。只要有能力,他们还是能够晋升的。这也表明现在我国的人力资源制度开始越来越符合人力资源的规律。
从总体而言,这种政策的实施不会对我国大学生的整体就业形式产生冲击,因为某一届大学生毕业时,市场上的职位都是一定的,只是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大学生毕业时可以直接进中央机关的1万个职位没有了,而是全部从基层选拔,基层就又会空出1万个位置来,总体就业的职位并没有变,只是去向发生了一些变化。
《北京科技报》: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公务员的来源有哪些?
刘太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考试招聘,所有的国民都有资格和机会参与,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主要就是这种形式;另外一种就是政府官员的任命,这个主要针对级别高一些的公务员而言。当然,也有一些政务类公务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