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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睦的家庭为坚定的革命创造良好的氛围，坚定的革命同时又促进了家庭的和睦。革命和家庭并不是对立的，家庭的血缘亲情可以凝聚革命力量；革命的婚恋关系让彼此的革命信念更坚定；而革命本身更具有一种类家庭化特征，这都表明了革命叙事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认同和回归。
关键词：血缘亲情；传统家庭；婚恋关系；革命家庭；回归
50—70年代的中国文坛吹的是一股“红色之风”，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中，革命是共同主题，革命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压倒着其他主题。似乎在“革命”面前，“爱情”、“亲情”、“友情”都只是政治的附庸，“革命尚未成功”，人是不能有“七情六欲”的。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内容和主题上都竭力“回避”着除“革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然而有些文学上的母题在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中却依然是“无孔不入”，最典型的莫过于“传统家庭”的回归。
《红岩》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革命在小说里是“狂突猛进”式的，尽管政治性色彩弥漫笼罩着整部小说，作者也无法遮掩传统家庭在作品里所“闪现的光芒”。
一、血缘亲情凝聚革命力量
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讲究入则孝悌、出则忠义，并由此推演出种种拟亲属关系，进而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依据社会学分类，人与人的关系形态大致可分为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其中业缘指人们以共同职业追求而形成的关系。虽然业缘关系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要脉络，然而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上依然要依赖血缘——这个古而有之的关系的存在。
在成岗为代表的这一组革命家庭中，他们兄妹之间相互影响，最后都成为优秀的革命者。成岗严厉批评成瑶带回《挺进报》，成瑶误会二哥不问革命而恼怒于他；在得知真相后却更加敬重哥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在无形之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描写成岗的家庭关系中，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成岗楞了一下，似乎感到自己太粗暴了些。但他又一转念，觉得采取这种严厉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因此，他只微微缓和了语气，喊道：‘小妹，小妹！你转来！’”他转念一想，觉得这种态度是应该的，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妹妹也被卷入到政治的狂风暴雨之中，想让她像个平常人一样过幸福的生活。成岗后来又缓和了语气，喊着小妹转来，这分明是在为自己开始的粗暴行为认错，想祈求妹妹的原谅。一个在困难面前毫不低头的革命英雄，却能够如此温柔的对待自己的妹妹，这已足够说明血缘亲情同样是革命英雄的软肋，是英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成岗对母亲的关心和母亲对成岗的庇护都无不体现着血缘亲情对革命的促进作用。成岗在被捕之前，母亲突然把说话的声音放大了几倍，想以此来提醒儿子危险即将来临。母亲虽然只是个普通人，却在危险到来的时候，淡然不惊的像个混迹战场多年的革命者。“‘你们先杀死我吧，我儿子不能给你们糟蹋！’”英雄往往有个英雄式的母亲，成岗的母亲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有着优秀革命者所具有的胸襟与胆魄，为了保全儿子，宁可牺牲自己。“成岗感到口干，话说不清楚，他还是安慰着妈妈。”革命先烈为了革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家庭，为了亲人一样可以付出一切。成岗的事迹足以证明，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家庭并不是政治的附庸，更不是革命者的牵绊。家庭是政治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更是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坚强后盾”。
江姐作为成岗的上级，以马克思和燕妮的例子想说服成岗娶妻成家，虽然劝说无果，但在江姐眼里，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就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来作为支撑。江姐以自身的经历告诉成岗：“我是女同志，我有个可爱的孩子，他并没有妨碍我的工作。”从江姐这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身份可以看出家庭与革命并不矛盾，家庭与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孩子不会是工作的阻碍，反而会成为工作的润滑剂。
华为在去华蓥山的路上与江姐不停的念叨着自己的母亲，华为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却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的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得益于他的“革命世家”。他的母亲是双枪老太婆，是个“了不起的老同志，坚强而且富有革命经验”，他的父亲是在监狱里忍辱负重多年的华子良，他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正是从小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华为才迅速成长起来。在进城的路上，华为想着能与妈妈阔别重逢，心中的欢喜溢于言表。
二、婚恋关系坚定革命信念
在家庭关系中，婚恋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在建立《红岩》的基本叙事结构的过程中，婚恋关系成为叙事的焦点之一。在《红岩》璀璨的群英谱中，闪烁着四对英雄男女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江姐与彭松涛、双枪老太婆与华子良、刘思扬与孙明霞、华为与成瑶。他们是如何发展为恋人或夫妻的，小说并没有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婚姻与恋爱关系是他们革命信仰的加固剂。
当江姐离开重庆去往游击队根据地华蓥山，期待著与自己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政委彭松涛能够久别重聚的时候，却不料在途中意外的发现丈夫已然被害，头颅挂在城楼上。江姐虽然是一位“久经沙场”，九死一生的成熟共产党员，却在亲眼见到丈夫惨死的瞬间，也只能像个普通人那样无助的哭泣，放肆的痛苦。“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一想起那个要与自己“共同战斗到天明”的人从此不在了，江姐的心就像被绳子绞绕着一样，“江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受这样的不幸。多少欢乐的想念，多少共同战斗的企望，全都化为泡影。”面对最爱的人的离去，江姐只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失去丈夫的，彭松涛的妻子！牺牲的老彭给江姐带来了无尽的伤痛，这不能言说的伤痛却化作了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江姐最后主动请缨去老彭曾经工作的地方，去完成老彭未能完成的使命。
老太婆与江姐有着相似的感情创伤，因此她们之间有着“共通的感情”。当老太婆从党的领导人李敬原口中得知原以为早已牺牲的华子良还活着的时候，她的内心同普通人一样激动惊喜：“子良！你还活着？”得知十五年生死未卜的老伴还活着，老太婆按捺不住，心像是一片被投了石子的湖水，动荡不安，“十五年了……真想和他见一面。”老太婆心理跃跃欲试，迟疑了一下，终于缓缓说道：“见一面未免太少了……”双枪老太婆不管怎样的传奇，不管枪法如何的精妙绝伦，不管如何让敌人闻风丧胆，在华子良面前，她都只是一个思夫心切，平常人的妻子。因此，在小说《红岩》里，革命不仅不会拆散婚姻，反而会加固婚姻的稳定性。老太婆也因为“活着的华子良”而变得对革命更加“坚决而刚强”。 刘思扬被关入渣滓洞后，因为不知道未婚妻孙明霞的下落，尽管身边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仍然处在不可抗拒的担忧和孤独之中。直到他看到孙明霞头上红色的发结，知道“心爱的她”同他自己一样，被关在了渣滓洞，“这时他像放下了副重压在肩上的担子，心情立刻开朗了。明霞就在这里！两个人共同战斗，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五四时期，自由恋爱是被打压的，想要自由恋爱往往要冲破封建的牢笼，而对刘思扬来说，正是自由恋爱让他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坚守的爱情偕同艰苦的狱中生活与共产党人的感召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作为老太婆与华子良的儿子，华为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在处理爱情与革命的关系时，显得分外明快与简单。他发誓要到自己的故乡川北打游击，当江姐问他自己的恋人成瑶是否愿意与他随行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爱川北的人，我决不爱她！”接着，他像暴露内心的秘密似的，悄悄告诉江姐，‘她告诉过我，她早就想来了！’看似把革命看的比爱情更重，实则是爱情做了革命的催化剂。如若没有成瑶的“早就想来”，想必华为对革命依然是坚定的向往的，却不会有如此欣然。
三、革命的类家庭化特征
当家庭伦理日益变得政治伦理化后，政治伦理其实也在变得家庭伦理化。因为家庭和集体、国家间的界线因为家庭伦理的政治化、革命化而变得更加模糊。政治伦理和家庭甚至成了二而一的东西。“革命使家庭变成革命斗志的巨大动力源泉，当生活中每一件小事都与革命事业挂上了钩，家庭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那么，家庭和革命就是一种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私生活革命化的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家庭化。”传统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就被具有象征性的阶级之情所代替。
在小说《红岩》里，由阶级之情所替代的血缘关系无处不在。被捕入狱的革命者之间的相互照顾与慰问；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同志的大无畏精神；团结友爱，彼此信任等等都体现着“革命大家庭”的“蓬勃生机”。为龙光华争取“隆重”的葬礼，举行“盛大”的新年大联欢，这些都是大家庭的“创举”。
江姐即将“奔赴”刑场的时候，与孩子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令人动容。到此时，革命似乎成为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而存在的关系，革命可以把两个没有任何生理意义上联系的人紧紧的绑在一起，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孩子伸手扯住江姐的头发，紧紧地抓着，不肯放松，幼稚的声音在静寂中一再重复着：‘娘娘……娘娘……不走……’”，在婴幼儿期，人总是依靠某些生理上的联系去判别人物的亲疏远近，而襁褓中的“监狱之花”从一出生就流淌着革命的血液，为革命奋不顾身的江姐自然就成了她最亲的人了。“‘娘娘会回来的。’江姐笑了，又一次吻着孩子：‘娘娘回来抱你！’”，江姐与孩子诀别的时候是“笑了”的，“又一次吻着”的，生离死别的沉重一下子变成了小别离的轻松。这种安静又祥和的别离场景却比“歇斯底里”，“泪雨凝噎”来得更让人痛心疾首。革命者总是视死如归，因为坚持革命信仰的“后来人”总是同新生命一起被孕育出来。
《红岩》是与文学史上（包括十七年时期）其它作品不同的一部奇书，并且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其社会影响罕有匹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往往只看到了革命摒除了一切，一切除革命外的其它东西都被边缘化了。本文从家庭的角度对《红岩》重新进行了粗略的阐释，家庭与革命相互扶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小说里，血缘亲情凝聚着革命力量，婚姻与爱情坚定了革命信念。“在有记载的历史上，伦理信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来源，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则与个人的宗教及道德信仰有关。”由此说明，政治可以自发衍生出伦理关系，而在革命机制的促成下，类似于家庭倫理的关系也就相继出现了，这也就是所谓的革命所具有的类家庭化特征。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2.
[2]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18.
[3]杨益言，罗广斌.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4]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5.
[5]杨益言，罗广斌.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6]阎浩岗.《红岩》的文体价值与超时空精神价值[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巴蜀书社，2013，2.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1.
[8]（英）伯特兰·罗素，肖巍译.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0.
作者简介：
陈婷婷（1992.04—），女，汉，湖南，硕士研究生，学生，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血缘亲情；传统家庭；婚恋关系；革命家庭；回归
50—70年代的中国文坛吹的是一股“红色之风”，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中，革命是共同主题，革命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压倒着其他主题。似乎在“革命”面前，“爱情”、“亲情”、“友情”都只是政治的附庸，“革命尚未成功”，人是不能有“七情六欲”的。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内容和主题上都竭力“回避”着除“革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然而有些文学上的母题在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中却依然是“无孔不入”，最典型的莫过于“传统家庭”的回归。
《红岩》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革命在小说里是“狂突猛进”式的，尽管政治性色彩弥漫笼罩着整部小说，作者也无法遮掩传统家庭在作品里所“闪现的光芒”。
一、血缘亲情凝聚革命力量
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讲究入则孝悌、出则忠义，并由此推演出种种拟亲属关系，进而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依据社会学分类，人与人的关系形态大致可分为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其中业缘指人们以共同职业追求而形成的关系。虽然业缘关系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要脉络，然而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上依然要依赖血缘——这个古而有之的关系的存在。
在成岗为代表的这一组革命家庭中，他们兄妹之间相互影响，最后都成为优秀的革命者。成岗严厉批评成瑶带回《挺进报》，成瑶误会二哥不问革命而恼怒于他；在得知真相后却更加敬重哥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在无形之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描写成岗的家庭关系中，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成岗楞了一下，似乎感到自己太粗暴了些。但他又一转念，觉得采取这种严厉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因此，他只微微缓和了语气，喊道：‘小妹，小妹！你转来！’”他转念一想，觉得这种态度是应该的，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妹妹也被卷入到政治的狂风暴雨之中，想让她像个平常人一样过幸福的生活。成岗后来又缓和了语气，喊着小妹转来，这分明是在为自己开始的粗暴行为认错，想祈求妹妹的原谅。一个在困难面前毫不低头的革命英雄，却能够如此温柔的对待自己的妹妹，这已足够说明血缘亲情同样是革命英雄的软肋，是英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成岗对母亲的关心和母亲对成岗的庇护都无不体现着血缘亲情对革命的促进作用。成岗在被捕之前，母亲突然把说话的声音放大了几倍，想以此来提醒儿子危险即将来临。母亲虽然只是个普通人，却在危险到来的时候，淡然不惊的像个混迹战场多年的革命者。“‘你们先杀死我吧，我儿子不能给你们糟蹋！’”英雄往往有个英雄式的母亲，成岗的母亲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有着优秀革命者所具有的胸襟与胆魄，为了保全儿子，宁可牺牲自己。“成岗感到口干，话说不清楚，他还是安慰着妈妈。”革命先烈为了革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家庭，为了亲人一样可以付出一切。成岗的事迹足以证明，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家庭并不是政治的附庸，更不是革命者的牵绊。家庭是政治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更是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坚强后盾”。
江姐作为成岗的上级，以马克思和燕妮的例子想说服成岗娶妻成家，虽然劝说无果，但在江姐眼里，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就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来作为支撑。江姐以自身的经历告诉成岗：“我是女同志，我有个可爱的孩子，他并没有妨碍我的工作。”从江姐这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身份可以看出家庭与革命并不矛盾，家庭与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孩子不会是工作的阻碍，反而会成为工作的润滑剂。
华为在去华蓥山的路上与江姐不停的念叨着自己的母亲，华为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却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的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得益于他的“革命世家”。他的母亲是双枪老太婆，是个“了不起的老同志，坚强而且富有革命经验”，他的父亲是在监狱里忍辱负重多年的华子良，他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正是从小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华为才迅速成长起来。在进城的路上，华为想着能与妈妈阔别重逢，心中的欢喜溢于言表。
二、婚恋关系坚定革命信念
在家庭关系中，婚恋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在建立《红岩》的基本叙事结构的过程中，婚恋关系成为叙事的焦点之一。在《红岩》璀璨的群英谱中，闪烁着四对英雄男女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江姐与彭松涛、双枪老太婆与华子良、刘思扬与孙明霞、华为与成瑶。他们是如何发展为恋人或夫妻的，小说并没有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婚姻与恋爱关系是他们革命信仰的加固剂。
当江姐离开重庆去往游击队根据地华蓥山，期待著与自己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政委彭松涛能够久别重聚的时候，却不料在途中意外的发现丈夫已然被害，头颅挂在城楼上。江姐虽然是一位“久经沙场”，九死一生的成熟共产党员，却在亲眼见到丈夫惨死的瞬间，也只能像个普通人那样无助的哭泣，放肆的痛苦。“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一想起那个要与自己“共同战斗到天明”的人从此不在了，江姐的心就像被绳子绞绕着一样，“江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受这样的不幸。多少欢乐的想念，多少共同战斗的企望，全都化为泡影。”面对最爱的人的离去，江姐只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失去丈夫的，彭松涛的妻子！牺牲的老彭给江姐带来了无尽的伤痛，这不能言说的伤痛却化作了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江姐最后主动请缨去老彭曾经工作的地方，去完成老彭未能完成的使命。
老太婆与江姐有着相似的感情创伤，因此她们之间有着“共通的感情”。当老太婆从党的领导人李敬原口中得知原以为早已牺牲的华子良还活着的时候，她的内心同普通人一样激动惊喜：“子良！你还活着？”得知十五年生死未卜的老伴还活着，老太婆按捺不住，心像是一片被投了石子的湖水，动荡不安，“十五年了……真想和他见一面。”老太婆心理跃跃欲试，迟疑了一下，终于缓缓说道：“见一面未免太少了……”双枪老太婆不管怎样的传奇，不管枪法如何的精妙绝伦，不管如何让敌人闻风丧胆，在华子良面前，她都只是一个思夫心切，平常人的妻子。因此，在小说《红岩》里，革命不仅不会拆散婚姻，反而会加固婚姻的稳定性。老太婆也因为“活着的华子良”而变得对革命更加“坚决而刚强”。 刘思扬被关入渣滓洞后，因为不知道未婚妻孙明霞的下落，尽管身边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仍然处在不可抗拒的担忧和孤独之中。直到他看到孙明霞头上红色的发结，知道“心爱的她”同他自己一样，被关在了渣滓洞，“这时他像放下了副重压在肩上的担子，心情立刻开朗了。明霞就在这里！两个人共同战斗，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五四时期，自由恋爱是被打压的，想要自由恋爱往往要冲破封建的牢笼，而对刘思扬来说，正是自由恋爱让他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坚守的爱情偕同艰苦的狱中生活与共产党人的感召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作为老太婆与华子良的儿子，华为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在处理爱情与革命的关系时，显得分外明快与简单。他发誓要到自己的故乡川北打游击，当江姐问他自己的恋人成瑶是否愿意与他随行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爱川北的人，我决不爱她！”接着，他像暴露内心的秘密似的，悄悄告诉江姐，‘她告诉过我，她早就想来了！’看似把革命看的比爱情更重，实则是爱情做了革命的催化剂。如若没有成瑶的“早就想来”，想必华为对革命依然是坚定的向往的，却不会有如此欣然。
三、革命的类家庭化特征
当家庭伦理日益变得政治伦理化后，政治伦理其实也在变得家庭伦理化。因为家庭和集体、国家间的界线因为家庭伦理的政治化、革命化而变得更加模糊。政治伦理和家庭甚至成了二而一的东西。“革命使家庭变成革命斗志的巨大动力源泉，当生活中每一件小事都与革命事业挂上了钩，家庭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那么，家庭和革命就是一种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私生活革命化的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家庭化。”传统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就被具有象征性的阶级之情所代替。
在小说《红岩》里，由阶级之情所替代的血缘关系无处不在。被捕入狱的革命者之间的相互照顾与慰问；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同志的大无畏精神；团结友爱，彼此信任等等都体现着“革命大家庭”的“蓬勃生机”。为龙光华争取“隆重”的葬礼，举行“盛大”的新年大联欢，这些都是大家庭的“创举”。
江姐即将“奔赴”刑场的时候，与孩子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令人动容。到此时，革命似乎成为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而存在的关系，革命可以把两个没有任何生理意义上联系的人紧紧的绑在一起，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孩子伸手扯住江姐的头发，紧紧地抓着，不肯放松，幼稚的声音在静寂中一再重复着：‘娘娘……娘娘……不走……’”，在婴幼儿期，人总是依靠某些生理上的联系去判别人物的亲疏远近，而襁褓中的“监狱之花”从一出生就流淌着革命的血液，为革命奋不顾身的江姐自然就成了她最亲的人了。“‘娘娘会回来的。’江姐笑了，又一次吻着孩子：‘娘娘回来抱你！’”，江姐与孩子诀别的时候是“笑了”的，“又一次吻着”的，生离死别的沉重一下子变成了小别离的轻松。这种安静又祥和的别离场景却比“歇斯底里”，“泪雨凝噎”来得更让人痛心疾首。革命者总是视死如归，因为坚持革命信仰的“后来人”总是同新生命一起被孕育出来。
《红岩》是与文学史上（包括十七年时期）其它作品不同的一部奇书，并且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其社会影响罕有匹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往往只看到了革命摒除了一切，一切除革命外的其它东西都被边缘化了。本文从家庭的角度对《红岩》重新进行了粗略的阐释，家庭与革命相互扶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小说里，血缘亲情凝聚着革命力量，婚姻与爱情坚定了革命信念。“在有记载的历史上，伦理信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来源，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则与个人的宗教及道德信仰有关。”由此说明，政治可以自发衍生出伦理关系，而在革命机制的促成下，类似于家庭倫理的关系也就相继出现了，这也就是所谓的革命所具有的类家庭化特征。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2.
[2]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18.
[3]杨益言，罗广斌.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4]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5.
[5]杨益言，罗广斌.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6]阎浩岗.《红岩》的文体价值与超时空精神价值[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巴蜀书社，2013，2.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1.
[8]（英）伯特兰·罗素，肖巍译.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0.
作者简介：
陈婷婷（1992.04—），女，汉，湖南，硕士研究生，学生，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