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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我意外地粉上了德语青少年图书；而之前的二十年，我一直在和德语文学缠斗。
不管哪个国家的文学爱好者都知道德语文学的丰富。说到德语作家，更是群星璀璨。迄今为止的一百一十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德语作家就占了六位：鲁道夫·欧肯、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君特·格拉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赫塔·米勒。
不过，除了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人士，在普通的中国读者当中，德国哲学的粉丝倒是时而邂逅，德语文学爱好者我还真是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作为一个从小就喜欢阅读的人，又学了德语专业，我觉得自己天然有义务了解德语文学。我不仅硬着头皮读经典，也奋力翻译了一些当代德语文学作品。遗憾的是，我对德语文学的感觉，多年来依然是纠结不已，原因在于，相比精致有趣的法语文学和形象幽默的英语文学，德语文学实在是“不好看”，本来就稀薄的情节还常常被大段议论打断，结构散漫得让人很难不分心。德国人也有幽默感，但是德国人的幽默是清醒、尖锐、辛辣的反讽，不是美国式的嘻嘻哈哈，更不同于中国式的知足常乐和难得糊涂，让读者感觉沉重。总之，德语文学重内容而轻形式，俨然是一种哲学味儿强于文学味儿的“哲理文学”。
对于期待作品“引人入胜”的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阅读德语文学令人疲惫，因为德语文学家们并不觉得自己有义务用好看的情节和优美的语言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往往不肯说明白时间顺序和人物关系，不让读者“好过”。而对于在德语文学家和中国读者之间挣扎的中国译者来说，翻译德语文学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绞尽脑汁译好了一部作品，结果却往往是乏人问津。因为思辨性强、故事性弱的德语文学对于喜欢故事而不习惯思辨的中国读者来说疏离感很强；再者，由于德汉两种语言有着巨大差别—德文刚硬、严谨、朴素，擅长表达法律、哲学等抽象概念，而中文感性、灵活、丰富，喜爱使用成语、谚语等现成的语言材料，因此长于抒情和文字游戏，而短于分析复杂问题，这种反差也为德语文学的中文译介造成了巨大困难，译者很难找到既能反映德文风味又能让中国读者读得下去的“中庸之道”。
就这样与德语文学死磕多年后，
二○一三年，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名的德国青少年小说《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我是一口气读完的，那感觉就是两个字：惊艳。思想深刻，情节精彩，语言流畅，想象力丰富，原来德国人也能写出这么“好看”的书来！作者是德国当代幻想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他极富创意地把“时间”这个抽象概念形象化了。时间是什么？爱因斯坦说时间是幻觉，富兰克林说时间是金钱，纳丁·戈迪默说时间是变化，艾米莉·狄金森说时间是对烦恼的考验，而恩德在这篇“新式童话”里说时间是在人心中的生命。理发师弗西原本很享受自己在工作中一边挥舞剪刀一边跟顾客闲聊的状态，有一天，他突然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向往海报上那种光彩照人的生活。这时一位号称来自“时间银行”的人出现了，告诉理发师，他应该加快工作节奏，舍弃一切可做可不做的事—陪顾客闲聊、照顾母亲、养鹦鹉、定期探望一位残疾女友等等。采纳了这些建议后，理发师真的省下了很多时间，但他却诧异地发现省下来的时间越多，属于自己的時间却越少。随着“时间银行”的势力越来越大，像理发师这样的人在城市里越来越多，他们衣着考究，生活富裕，但面孔却是阴郁、冷漠、疲倦和痛苦的。
《毛毛》一书虽然被定性为“青少年文学”，但其实世界各国的青少年和成人都爱读，旅德著名翻译家李士勋译的《毛毛》中译本二十几年来就多次再版。
《毛毛》一书让我对德语童书一见如故。因此，二○一五年，读库请我翻译德国青少年历史类图书《特洛伊的秘密》，虽然我的童书翻译经验不足，对古希腊文化了解也不深，对考古专业更是外行，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特洛伊的秘密》探讨的是西方第一大传说：荷马史诗中讲述的希腊和特洛伊之战。作者沃尔夫冈·科恩是一位多年致力于特洛伊研究的记者，他从特洛伊“英雄时代”精彩纷呈的神明传说和英雄故事谈起，继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几代考古学家发掘特洛伊的“科研时代”，抽丝剥茧地分析了跌宕起伏的特洛伊战争研究史。该书不仅信息丰富，观点也精辟独到，堪称一本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入门宝典。
《特洛伊的秘密》我译得颇为费劲，因为专业不熟，所以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比如恶补荷马史诗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和土耳其语发音，可是我觉得这个力气花得很值，《特洛伊的秘密》是一本能让中国青少年获益的好书，而且通过翻译这本书，我也为自己补上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一课。该书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真的有过特洛伊这个地方吗？特洛伊战争确实发生过吗？《伊利亚特》确实是荷马的作品吗？真的有过荷马这个人吗？荷马讲的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吗？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严密的事实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后，该书却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如下的“开放式”回答：
有过一场特洛伊战争吗？这个问题不要紧，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可靠的答案。但有两点是肯定的：我们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传说，一个西方最古老的史诗；我们有一个一直被众人争夺的地方，一个两千五百多年来崇拜希腊、特洛伊英雄和神明的地方。这就够了，从这些事实中每个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认为特洛伊是存在过的，不过我指的不是字面意思。真正的研究不是问什么事情真的发生过，而是什么事情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围绕特洛伊的争斗对我们的历史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因此它肯定存在过，以某种形式存在过。《伊利亚特》究竟是战争圣经，还是说明战争的荒诞，还是吟唱古代战争贵族没落的哀歌，还是证实欧亚两大洲本是同根生，这都无所谓。好的传说总是多面的，它们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生活。《伊利亚特》和任何一个好传说一样，如同一面镜子。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成熟程度。
通过这几问几答，《特洛伊的秘密》就不只是一本考古书或者历史书了，它也成了一本富有人文情怀和世界全局观的哲学书。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虽然由于内容艰深而在读库编辑部引发了一场“特洛伊战争”，但是最终还是得以和读者见面，因为读库想让中国少年看到德国同龄人在思考什么问题。该书责编张静琳说得好：“回看历史，其实也是在重新审视曾经的自己以及至深影响着自己的人文根源，而采取何种态度去看待历史、剖解史料，有时甚至比真相来得更加重要。” 二○一七年底，《特洛伊的秘密》一书荣幸地获得北京德国图书信息中心（BIZ）颁发的第二届德译中童书翻译奖。BIZ主任龚迎新女士在颁奖仪式上列举了一组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数字：在二○一六年中国购买版权的一千三百六十七本德国图书中，儿童和青少年书籍占百分之五十七，紧接其后的分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教材，纯文学仅占百分之三。这组数字证明有众多中国读者分享我对德语童书的喜爱。这个事实令我大受鼓舞，决心从此在德语童书翻译领域“精耕细作”。同时，因为我把翻译视为一门需要不断练习改进的“手艺”，秉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精神，为了打磨出一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风，我立即购买了在两届德译中童书翻译奖中获奖的译本，作为学习资料来读。在这批书中，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毛毛》以外，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两本书：《公路少年》和《克拉拉的箱子》。
曾荣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的《公路少年》讲的是两个家庭背景迥异的男孩的故事：苦闷的迈克胆小爱幻想，妈妈酗酒，爸爸找了小情人，迈克觉得自己又丑又无聊，得不到班花的关注。没心没肺、“从来不走回头路”的亚裔俄罗斯男孩契克开着一辆偷来的轿车，带着迈克上了路，体验了梦想中最酷的暑假生活。开学了，迈克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曾经单恋的班花递来了纸条，而迈克已经无所谓了。熊孩子恣意的冒险，淳朴真挚的友情，荷尔蒙蔓延的时光，蓬勃的生命力，美好的夏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高度评价了该书：“这是一部读者渴望慢慢读，恨不得永远都读不完的小说，因为它让读者回到既崭新又熟悉得古怪的当下：夏季，十四岁的我们。它讲了一次启程、一段友谊和一次回归，它是公路片、成长故事、历险剧和乡土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伟大的书，无论读者是十三岁、三十岁还是感觉中的三百岁。”
而荣获维也纳青少年图书奖的《克拉拉的箱子》讲述的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死亡。新学期伊始，同学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们深爱的克拉拉老师罹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同学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克拉拉老师却用一间装饰成海滩的教室和一场提前了二十年的同学会为大家带去了温暖的阳光。老师临走前，大家悄悄地为老师准备了一口世上最美的棺材。该书勇敢地带领儿童与成人一起思考死亡这个人们往往忌讳告诉儿童但其实儿童又必须面对的哲学命题。故事最后进入令人惊喜的高潮：世上最美的棺材承载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孩子们把棺材当成跑车，在林阴道上玩赛车时的欢快笑声，而这正是克拉拉老师对孩子们的衷心祝愿：“快乐地分享你们的生命吧！爱你们的生命！就在当下！”孩子们在林阴道上用天堂的喜悦注满了这口“箱子”，当老师在想象中收下这份爱的礼物，安详地合上双眼时，读者仿佛也都感受到了永恒的爱超越了肉体的消亡。
读了这些优秀的图书后，我对自己译好德语童书更有信心了。于是，今年年初，我又为读库译了一本“给孩子读的哲学书”，书名暂定为《康德比我强在哪儿？—孩子发问，哲学家回答》。机灵小子托尼的问题无穷无尽：“我”在哪里？“大”有多大？为什么动物不是人？机器会思考吗？人可以撒謊吗？上帝真的有吗？这些问题貌似简单，但是往往连大人也答不上来。其实，关于这些问题，哲学家们已经思考了千百年。托尼和哲学家曼弗雷德·盖尔交上了朋友，这可是一件大好事。曼弗雷德·盖尔生动地为托尼介绍了历史上各位大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及他们的生活准则，让托尼看到，我们可以怎样利用这些哲学家的帮助来解答人生的大问题。
这本书最让我心仪的地方在于，托尼提出的所有问题，盖尔都没有立即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而是认真查阅历史上各位哲学家的说法，再谈自己的想法，把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来供托尼参考。这又让我想起了《特洛伊的秘密》中众多的问题和最终的开放式回答，也让我想起了擅长追问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学生一旦被苏格拉底缠住，就不得不在他的不断追问下开始思考，和他共同追索问题的根源。正是这种对话方式促使后人不断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深入、递进，甚至完全推翻自己既有的想法而重新思考。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经验和智慧都得到了创造性的激发。
德语童书的可读性这么强，连我这个成年人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可是为成人写的德语书为什么就给人晦涩枯燥的感觉呢？译完《康德比我强在哪儿？》后，我若有所悟。海涅曾说德国人“可怕”，一开口就是哲学。其实，这些“好看”的童书也不例外，不管它们是以小说、历史书还是哲学书的面目出现，在本质上，它们和成人图书一样，在描述社会现象时，不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也不满足于只是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而是更进一步，让读者深入思考，把重点放在探索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上。
而探索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形式，也是德语童书和成人图书的一个重大共同点，这就是“争论文化”：作者刻意不为读者提供现成答案，不讲任何“大道理”，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和争论，帮助读者厘清思路，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正是因为德国青少年从小受到这种争论文化的熏陶，经历了严格的思维训练，长大后才会对艰深的哲学问题感兴趣，德国才会诞生这么多的哲学家，德国文学家才会倾向于仅仅把情节作为框架，而把哲学、伦理、政治、道德、艺术等方面的见解融入作品之中。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德语文学书籍几乎全素面朝天，没有任何装饰。至于童书和成人书可读性上的差别，只是因为少年儿童的逻辑思维尚未完全形成，所以作家需要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帮助青少年理解罢了。以下列举两个德语童书中表现“争论文化”的精彩片断。
《特洛伊的秘密》中哲学家、史学家和记者争论《伊利亚特》的意义：
“《伊利亚特》到底是一首武力的颂歌，还是对它的研究能给世界带来和平？”
“史诗要传递的讯息就是：特洛伊战争代表天下所有战争的荒谬。”
“那为什么三千年来这个传说一直是兵家至爱呢？许多学者可是手捧《伊利亚特》参加一战的。看到那块加里波利大纪念碑了吗？”
“是纪念一战中达达尼尔战役的众多死者的。” “我看主要是纪念土耳其的光荣胜利吧。指挥官凯末尔从此发迹，把土耳其团结成一个民族。又应了那句希腊古话，‘战争是万物之父’。”
“别忘了，战争也是大部分本可避免的人类疾苦的起源。”
“对于当代人来说的确如此，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战争从来都是坏事吗？它为何被颂扬了近四千年？”
“尽管听起来很荒唐，但贸易和战争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各个群体之间的贸易和战争促使农产品、金属加工品和贵金属相互流通。频繁的战争还促使个人学会为了集体付出努力甚至生命。”
“而且，要是和平时间太长，人的能量就会集聚起来，人们就会寻找新的领域去较量、争吵、厮杀。”
“但是这也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奥运会不正是起源于荷马时代吗？”
“正是。不过奥运会和公平竞争无关，而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阴谋诡计。与此相比，特洛伊木马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康德比我强在哪儿？》中男孩托尼和哲学家盖尔争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我们俩本来也可以点别的菜的，就像此前我们决定来这家餐馆而不去别处一样。这是由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
“但是，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做的事情呀！”
“是的。不过，情况本来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们也可以去吃中国菜，或者，你最后也可以点柯尼斯堡肉丸。”
“但是我不怎么喜欢中餐，我更爱吃德国菜。再说，我不知道柯尼斯堡肉丸的味道。维也纳猪排是我最爱吃的菜。”
“你是想说，你的自由决定其实并不自由？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你自己说的，我们本来也可以做别的。”
“对，因为有不同的可能性供我们选择。而且我们如何选择并不是事先规定好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来土豆餐馆，点我们后来点的菜吧。有什么不对劲呢？”
“我们在学校也学过‘自由意志’。当时我就想，世界上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因为我们总是在做我们正好在做的事。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也许我非得点维也纳猪排配薯条不可，而你必须点卷心菜肉卷。”
“我还以为我们只想逛逛，再随便吃点东西呢，结果你大谈特谈意志自由性的破问题。但是至少这个问题可是你自己要谈的！”
“不对，我问这个也只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德国有些人脑学家就想断定意志没有任何自由度，你比这些人脑学家还要坏。”
“人脑学家？”
“他们说，人脑是我行我素、不听指挥的。我们只能做大脑规定我们做的事情，只不过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自以为拥有自由意志。”
“真的是这样吗？”
“对，不过只有人脑学家才这么想。他们研究神经元的工作，观察并测量身体器官遵循某种规律的过程。人脑学家尽想着查清这些规律，难怪他们找不到自由意志。”
“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呢？”
“因为人只能找到自己能找的东西。但是，怎么在数十亿个神经元构成的大脑灰质中找‘我’‘意志’‘决定’和‘自由’呢？再好的显微镜，再精确的电表也无能为力啊。”
歌德曾在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通过威廉之口议论了读者的三个层次：“受教育少的人只要看到发生的事件就满意了，有教养的人则要感动，而思考只会让受过极好教育的人感到称心满足。”德语文学越是层次高，越是要求读者“细嚼慢咽”，深刻思考。
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思考呢？因为不思考就会故步自封，落后于人，无法胜任未来所要求的开拓创新。我有个德国朋友给各国学生办剑桥和牛津等名校的暑期班，他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学生评价很低，说他们没有学习新事物、认识新朋友的激情，整天玩手机，恨不得天天说中文、吃中餐，昂贵的学费基本上是打了水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同济大学去德国深造、现为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的丁永健教授也认为：总体来说，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德的中国留学生相比，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好奇心小，和德国同学交往的能力和愿望也弱，常常为一点不顺心的小事就对德国社会“上纲上线”。的确，就我本人的经验来看，德国少年大多挺胸扬眉、举止得体、态度诚恳，而中国少年往往姿态萎靡、目光游离、举止拘束，容易“一惊一乍”。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觉得原因在于两国孩子的成长环境差别太大。德国儿童拥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比如我一个德国女友的儿子，才八九岁时，我去他家做客，他就能帮厨、铺桌、上菜，为去森林散步的客人当向导；虽然他父母退出了教会，从不去教堂，但是这反而激发了他对宗教的浓厚兴趣，在中学里选修了宗教课；他父母都是语言学家，他中学阶段曾经去法国上了半年学，但他后来上大学时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电气专业。而中国孩子从小就被困在一大家子长辈的过度关注和监控中，忙于应付繁重的课业，被迫整天死记硬背大量看不出多大用场的“知识”，而没有机会和小伙伴玩耍、自由地選择有趣的课外书来阅读，更没有机会像上述德语童书中的人物那样，进行关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他们像《伊利亚特》中的悲剧英雄阿基里斯一样，未能形成“自我”，而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康德比我强在哪儿？》的作者曼弗雷德·盖尔对人类提出了如下期许：
我认为人不是一个僵化的躯体，而是一个自己行动，有能力改变和发展的“我”。人类的思想不是像机器一样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对于人类视为正确的道德规范，人类必须能够靠自己的理智来理解并解释。正义就是大家都能自由地共同思考应该为正义制定什么标准。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启蒙”到康德期盼的程度：“鼓起勇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份勇气。
不管哪个国家的文学爱好者都知道德语文学的丰富。说到德语作家，更是群星璀璨。迄今为止的一百一十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德语作家就占了六位：鲁道夫·欧肯、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君特·格拉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赫塔·米勒。
不过，除了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人士，在普通的中国读者当中，德国哲学的粉丝倒是时而邂逅，德语文学爱好者我还真是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作为一个从小就喜欢阅读的人，又学了德语专业，我觉得自己天然有义务了解德语文学。我不仅硬着头皮读经典，也奋力翻译了一些当代德语文学作品。遗憾的是，我对德语文学的感觉，多年来依然是纠结不已，原因在于，相比精致有趣的法语文学和形象幽默的英语文学，德语文学实在是“不好看”，本来就稀薄的情节还常常被大段议论打断，结构散漫得让人很难不分心。德国人也有幽默感，但是德国人的幽默是清醒、尖锐、辛辣的反讽，不是美国式的嘻嘻哈哈，更不同于中国式的知足常乐和难得糊涂，让读者感觉沉重。总之，德语文学重内容而轻形式，俨然是一种哲学味儿强于文学味儿的“哲理文学”。
对于期待作品“引人入胜”的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阅读德语文学令人疲惫，因为德语文学家们并不觉得自己有义务用好看的情节和优美的语言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往往不肯说明白时间顺序和人物关系，不让读者“好过”。而对于在德语文学家和中国读者之间挣扎的中国译者来说，翻译德语文学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绞尽脑汁译好了一部作品，结果却往往是乏人问津。因为思辨性强、故事性弱的德语文学对于喜欢故事而不习惯思辨的中国读者来说疏离感很强；再者，由于德汉两种语言有着巨大差别—德文刚硬、严谨、朴素，擅长表达法律、哲学等抽象概念，而中文感性、灵活、丰富，喜爱使用成语、谚语等现成的语言材料，因此长于抒情和文字游戏，而短于分析复杂问题，这种反差也为德语文学的中文译介造成了巨大困难，译者很难找到既能反映德文风味又能让中国读者读得下去的“中庸之道”。
就这样与德语文学死磕多年后，
二○一三年，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名的德国青少年小说《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我是一口气读完的，那感觉就是两个字：惊艳。思想深刻，情节精彩，语言流畅，想象力丰富，原来德国人也能写出这么“好看”的书来！作者是德国当代幻想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他极富创意地把“时间”这个抽象概念形象化了。时间是什么？爱因斯坦说时间是幻觉，富兰克林说时间是金钱，纳丁·戈迪默说时间是变化，艾米莉·狄金森说时间是对烦恼的考验，而恩德在这篇“新式童话”里说时间是在人心中的生命。理发师弗西原本很享受自己在工作中一边挥舞剪刀一边跟顾客闲聊的状态，有一天，他突然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向往海报上那种光彩照人的生活。这时一位号称来自“时间银行”的人出现了，告诉理发师，他应该加快工作节奏，舍弃一切可做可不做的事—陪顾客闲聊、照顾母亲、养鹦鹉、定期探望一位残疾女友等等。采纳了这些建议后，理发师真的省下了很多时间，但他却诧异地发现省下来的时间越多，属于自己的時间却越少。随着“时间银行”的势力越来越大，像理发师这样的人在城市里越来越多，他们衣着考究，生活富裕，但面孔却是阴郁、冷漠、疲倦和痛苦的。
《毛毛》一书虽然被定性为“青少年文学”，但其实世界各国的青少年和成人都爱读，旅德著名翻译家李士勋译的《毛毛》中译本二十几年来就多次再版。
《毛毛》一书让我对德语童书一见如故。因此，二○一五年，读库请我翻译德国青少年历史类图书《特洛伊的秘密》，虽然我的童书翻译经验不足，对古希腊文化了解也不深，对考古专业更是外行，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特洛伊的秘密》探讨的是西方第一大传说：荷马史诗中讲述的希腊和特洛伊之战。作者沃尔夫冈·科恩是一位多年致力于特洛伊研究的记者，他从特洛伊“英雄时代”精彩纷呈的神明传说和英雄故事谈起，继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几代考古学家发掘特洛伊的“科研时代”，抽丝剥茧地分析了跌宕起伏的特洛伊战争研究史。该书不仅信息丰富，观点也精辟独到，堪称一本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入门宝典。
《特洛伊的秘密》我译得颇为费劲，因为专业不熟，所以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比如恶补荷马史诗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和土耳其语发音，可是我觉得这个力气花得很值，《特洛伊的秘密》是一本能让中国青少年获益的好书，而且通过翻译这本书，我也为自己补上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一课。该书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真的有过特洛伊这个地方吗？特洛伊战争确实发生过吗？《伊利亚特》确实是荷马的作品吗？真的有过荷马这个人吗？荷马讲的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吗？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严密的事实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后，该书却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如下的“开放式”回答：
有过一场特洛伊战争吗？这个问题不要紧，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可靠的答案。但有两点是肯定的：我们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传说，一个西方最古老的史诗；我们有一个一直被众人争夺的地方，一个两千五百多年来崇拜希腊、特洛伊英雄和神明的地方。这就够了，从这些事实中每个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认为特洛伊是存在过的，不过我指的不是字面意思。真正的研究不是问什么事情真的发生过，而是什么事情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围绕特洛伊的争斗对我们的历史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因此它肯定存在过，以某种形式存在过。《伊利亚特》究竟是战争圣经，还是说明战争的荒诞，还是吟唱古代战争贵族没落的哀歌，还是证实欧亚两大洲本是同根生，这都无所谓。好的传说总是多面的，它们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生活。《伊利亚特》和任何一个好传说一样，如同一面镜子。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成熟程度。
通过这几问几答，《特洛伊的秘密》就不只是一本考古书或者历史书了，它也成了一本富有人文情怀和世界全局观的哲学书。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虽然由于内容艰深而在读库编辑部引发了一场“特洛伊战争”，但是最终还是得以和读者见面，因为读库想让中国少年看到德国同龄人在思考什么问题。该书责编张静琳说得好：“回看历史，其实也是在重新审视曾经的自己以及至深影响着自己的人文根源，而采取何种态度去看待历史、剖解史料，有时甚至比真相来得更加重要。” 二○一七年底，《特洛伊的秘密》一书荣幸地获得北京德国图书信息中心（BIZ）颁发的第二届德译中童书翻译奖。BIZ主任龚迎新女士在颁奖仪式上列举了一组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数字：在二○一六年中国购买版权的一千三百六十七本德国图书中，儿童和青少年书籍占百分之五十七，紧接其后的分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教材，纯文学仅占百分之三。这组数字证明有众多中国读者分享我对德语童书的喜爱。这个事实令我大受鼓舞，决心从此在德语童书翻译领域“精耕细作”。同时，因为我把翻译视为一门需要不断练习改进的“手艺”，秉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精神，为了打磨出一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风，我立即购买了在两届德译中童书翻译奖中获奖的译本，作为学习资料来读。在这批书中，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毛毛》以外，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两本书：《公路少年》和《克拉拉的箱子》。
曾荣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的《公路少年》讲的是两个家庭背景迥异的男孩的故事：苦闷的迈克胆小爱幻想，妈妈酗酒，爸爸找了小情人，迈克觉得自己又丑又无聊，得不到班花的关注。没心没肺、“从来不走回头路”的亚裔俄罗斯男孩契克开着一辆偷来的轿车，带着迈克上了路，体验了梦想中最酷的暑假生活。开学了，迈克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曾经单恋的班花递来了纸条，而迈克已经无所谓了。熊孩子恣意的冒险，淳朴真挚的友情，荷尔蒙蔓延的时光，蓬勃的生命力，美好的夏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高度评价了该书：“这是一部读者渴望慢慢读，恨不得永远都读不完的小说，因为它让读者回到既崭新又熟悉得古怪的当下：夏季，十四岁的我们。它讲了一次启程、一段友谊和一次回归，它是公路片、成长故事、历险剧和乡土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伟大的书，无论读者是十三岁、三十岁还是感觉中的三百岁。”
而荣获维也纳青少年图书奖的《克拉拉的箱子》讲述的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死亡。新学期伊始，同学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们深爱的克拉拉老师罹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同学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克拉拉老师却用一间装饰成海滩的教室和一场提前了二十年的同学会为大家带去了温暖的阳光。老师临走前，大家悄悄地为老师准备了一口世上最美的棺材。该书勇敢地带领儿童与成人一起思考死亡这个人们往往忌讳告诉儿童但其实儿童又必须面对的哲学命题。故事最后进入令人惊喜的高潮：世上最美的棺材承载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孩子们把棺材当成跑车，在林阴道上玩赛车时的欢快笑声，而这正是克拉拉老师对孩子们的衷心祝愿：“快乐地分享你们的生命吧！爱你们的生命！就在当下！”孩子们在林阴道上用天堂的喜悦注满了这口“箱子”，当老师在想象中收下这份爱的礼物，安详地合上双眼时，读者仿佛也都感受到了永恒的爱超越了肉体的消亡。
读了这些优秀的图书后，我对自己译好德语童书更有信心了。于是，今年年初，我又为读库译了一本“给孩子读的哲学书”，书名暂定为《康德比我强在哪儿？—孩子发问，哲学家回答》。机灵小子托尼的问题无穷无尽：“我”在哪里？“大”有多大？为什么动物不是人？机器会思考吗？人可以撒謊吗？上帝真的有吗？这些问题貌似简单，但是往往连大人也答不上来。其实，关于这些问题，哲学家们已经思考了千百年。托尼和哲学家曼弗雷德·盖尔交上了朋友，这可是一件大好事。曼弗雷德·盖尔生动地为托尼介绍了历史上各位大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及他们的生活准则，让托尼看到，我们可以怎样利用这些哲学家的帮助来解答人生的大问题。
这本书最让我心仪的地方在于，托尼提出的所有问题，盖尔都没有立即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而是认真查阅历史上各位哲学家的说法，再谈自己的想法，把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来供托尼参考。这又让我想起了《特洛伊的秘密》中众多的问题和最终的开放式回答，也让我想起了擅长追问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学生一旦被苏格拉底缠住，就不得不在他的不断追问下开始思考，和他共同追索问题的根源。正是这种对话方式促使后人不断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深入、递进，甚至完全推翻自己既有的想法而重新思考。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经验和智慧都得到了创造性的激发。
德语童书的可读性这么强，连我这个成年人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可是为成人写的德语书为什么就给人晦涩枯燥的感觉呢？译完《康德比我强在哪儿？》后，我若有所悟。海涅曾说德国人“可怕”，一开口就是哲学。其实，这些“好看”的童书也不例外，不管它们是以小说、历史书还是哲学书的面目出现，在本质上，它们和成人图书一样，在描述社会现象时，不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也不满足于只是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而是更进一步，让读者深入思考，把重点放在探索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上。
而探索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形式，也是德语童书和成人图书的一个重大共同点，这就是“争论文化”：作者刻意不为读者提供现成答案，不讲任何“大道理”，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和争论，帮助读者厘清思路，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正是因为德国青少年从小受到这种争论文化的熏陶，经历了严格的思维训练，长大后才会对艰深的哲学问题感兴趣，德国才会诞生这么多的哲学家，德国文学家才会倾向于仅仅把情节作为框架，而把哲学、伦理、政治、道德、艺术等方面的见解融入作品之中。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德语文学书籍几乎全素面朝天，没有任何装饰。至于童书和成人书可读性上的差别，只是因为少年儿童的逻辑思维尚未完全形成，所以作家需要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帮助青少年理解罢了。以下列举两个德语童书中表现“争论文化”的精彩片断。
《特洛伊的秘密》中哲学家、史学家和记者争论《伊利亚特》的意义：
“《伊利亚特》到底是一首武力的颂歌，还是对它的研究能给世界带来和平？”
“史诗要传递的讯息就是：特洛伊战争代表天下所有战争的荒谬。”
“那为什么三千年来这个传说一直是兵家至爱呢？许多学者可是手捧《伊利亚特》参加一战的。看到那块加里波利大纪念碑了吗？”
“是纪念一战中达达尼尔战役的众多死者的。” “我看主要是纪念土耳其的光荣胜利吧。指挥官凯末尔从此发迹，把土耳其团结成一个民族。又应了那句希腊古话，‘战争是万物之父’。”
“别忘了，战争也是大部分本可避免的人类疾苦的起源。”
“对于当代人来说的确如此，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战争从来都是坏事吗？它为何被颂扬了近四千年？”
“尽管听起来很荒唐，但贸易和战争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各个群体之间的贸易和战争促使农产品、金属加工品和贵金属相互流通。频繁的战争还促使个人学会为了集体付出努力甚至生命。”
“而且，要是和平时间太长，人的能量就会集聚起来，人们就会寻找新的领域去较量、争吵、厮杀。”
“但是这也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奥运会不正是起源于荷马时代吗？”
“正是。不过奥运会和公平竞争无关，而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阴谋诡计。与此相比，特洛伊木马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康德比我强在哪儿？》中男孩托尼和哲学家盖尔争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我们俩本来也可以点别的菜的，就像此前我们决定来这家餐馆而不去别处一样。这是由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
“但是，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做的事情呀！”
“是的。不过，情况本来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们也可以去吃中国菜，或者，你最后也可以点柯尼斯堡肉丸。”
“但是我不怎么喜欢中餐，我更爱吃德国菜。再说，我不知道柯尼斯堡肉丸的味道。维也纳猪排是我最爱吃的菜。”
“你是想说，你的自由决定其实并不自由？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你自己说的，我们本来也可以做别的。”
“对，因为有不同的可能性供我们选择。而且我们如何选择并不是事先规定好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来土豆餐馆，点我们后来点的菜吧。有什么不对劲呢？”
“我们在学校也学过‘自由意志’。当时我就想，世界上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因为我们总是在做我们正好在做的事。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也许我非得点维也纳猪排配薯条不可，而你必须点卷心菜肉卷。”
“我还以为我们只想逛逛，再随便吃点东西呢，结果你大谈特谈意志自由性的破问题。但是至少这个问题可是你自己要谈的！”
“不对，我问这个也只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德国有些人脑学家就想断定意志没有任何自由度，你比这些人脑学家还要坏。”
“人脑学家？”
“他们说，人脑是我行我素、不听指挥的。我们只能做大脑规定我们做的事情，只不过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自以为拥有自由意志。”
“真的是这样吗？”
“对，不过只有人脑学家才这么想。他们研究神经元的工作，观察并测量身体器官遵循某种规律的过程。人脑学家尽想着查清这些规律，难怪他们找不到自由意志。”
“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呢？”
“因为人只能找到自己能找的东西。但是，怎么在数十亿个神经元构成的大脑灰质中找‘我’‘意志’‘决定’和‘自由’呢？再好的显微镜，再精确的电表也无能为力啊。”
歌德曾在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通过威廉之口议论了读者的三个层次：“受教育少的人只要看到发生的事件就满意了，有教养的人则要感动，而思考只会让受过极好教育的人感到称心满足。”德语文学越是层次高，越是要求读者“细嚼慢咽”，深刻思考。
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思考呢？因为不思考就会故步自封，落后于人，无法胜任未来所要求的开拓创新。我有个德国朋友给各国学生办剑桥和牛津等名校的暑期班，他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学生评价很低，说他们没有学习新事物、认识新朋友的激情，整天玩手机，恨不得天天说中文、吃中餐，昂贵的学费基本上是打了水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同济大学去德国深造、现为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的丁永健教授也认为：总体来说，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德的中国留学生相比，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好奇心小，和德国同学交往的能力和愿望也弱，常常为一点不顺心的小事就对德国社会“上纲上线”。的确，就我本人的经验来看，德国少年大多挺胸扬眉、举止得体、态度诚恳，而中国少年往往姿态萎靡、目光游离、举止拘束，容易“一惊一乍”。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觉得原因在于两国孩子的成长环境差别太大。德国儿童拥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比如我一个德国女友的儿子，才八九岁时，我去他家做客，他就能帮厨、铺桌、上菜，为去森林散步的客人当向导；虽然他父母退出了教会，从不去教堂，但是这反而激发了他对宗教的浓厚兴趣，在中学里选修了宗教课；他父母都是语言学家，他中学阶段曾经去法国上了半年学，但他后来上大学时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电气专业。而中国孩子从小就被困在一大家子长辈的过度关注和监控中，忙于应付繁重的课业，被迫整天死记硬背大量看不出多大用场的“知识”，而没有机会和小伙伴玩耍、自由地選择有趣的课外书来阅读，更没有机会像上述德语童书中的人物那样，进行关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他们像《伊利亚特》中的悲剧英雄阿基里斯一样，未能形成“自我”，而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康德比我强在哪儿？》的作者曼弗雷德·盖尔对人类提出了如下期许：
我认为人不是一个僵化的躯体，而是一个自己行动，有能力改变和发展的“我”。人类的思想不是像机器一样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对于人类视为正确的道德规范，人类必须能够靠自己的理智来理解并解释。正义就是大家都能自由地共同思考应该为正义制定什么标准。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启蒙”到康德期盼的程度：“鼓起勇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份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