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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勉强完成郑洛作战要求后，太岳是暂时不能担负任何任务了”
1948年4月5日，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向中央军委汇报洛阳战役的供应情况，在具体汇报支前任务完成情况的同时，也对当地群众特别是太岳区群众的艰难困苦，进行了如实反映和检查反思：
“太岳太行在此期间，正赶运陕甘宁救济粮，供应临汾作战及由长治向冀鲁豫黄河南岸搬运弹药，民力负担极重。”
“当时太岳普遍春荒，又加接连8天大雪，汽车由涉县到东阳关被阻，停驶6天，我们因前方需要，用命令催办，因此人畜死者累累。如陵犬（原文如此）一军属送弹药，半路牲口累死，自己花钱2500元雇一牲口完成任务。济孟二县已查明累死牲口60余头，有60户因差重没饭吃，相继逃亡。……郑洛战役正与送西北救灾粮、临汾作战送彭张弹药同时进行，以致造成太岳普遍春荒，人民叫苦连天。我们检讨这一时期太岳支前工作，由于太岳同志咬紧牙关不叫苦，我们官僚主义检查不够，不明下情，以致不断把任务加在太岳身上，压的太岳翻不过身来。陈赓同志在郑洛战役中，有36份电报催要民夫、弹药。陈赓同志的要求，我们不能认为过分，主要是我们工作做的不好，但我们在勉强完成郑洛作战要求后，太岳是暂时不能担负任何任务了，这是依靠事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够，计算不够的结果，军委有何指示请告。”
洛阳战役期间，晋冀鲁豫军区供应陈唐兵团、陈谢兵团炮弹5.5万余发，子弹95万发，炸弹16.7万余发，炸药2.86万余斤，粮食720万斤，单衣17万套，鞋子18万双。供应陈谢兵团经费现洋30万、中州票10亿，陈唐兵团经费冀钞8亿。为此，太岳区出动民夫5.37万余名，大车3300辆，民兵8个连队。每个民夫往返少者8日，多者1月。
而在1947年下半年，为保障陈谢兵团南下以及解决陕甘、晋绥的财政困难，太岳区已经动员并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陈谢兵团所需的弹药器材，除部队携带外，备用的手榴弹、子弹、炮弹、医药器材等计60余万斤，按每名民夫挑60斤计算，共需1.2万人；担架1000副，共需5000人；另配备民兵2000人，共计1.9万人。按照任务分配，太行区动员和组织民夫7000人，太岳区动员和组织民夫1.2万人。
1947年9月23日，中央提出“陕甘宁辖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饿饥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5万石（1石为300斤）细粮，方能渡过难关。……运输方面亦由太岳负责帮助。”
“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1948年4月13日，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专门汇报群众的战勤负担情况。这个汇报主要引用了驻华野新华社记者庄重在济源（当时属太岳区）的所见所闻：“去年麦收，全县好的有五收成，有的则毫无收成。秋收二成，种子都不够。现在，很多的地，都荒着。其原因：一是连年灾荒；二是缺劳动力；三是战勤负担太重；四是某些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生产情绪不高。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饭吃。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该县王屋山区，灾情最为严重。很多村庄，断垣颓壁，田园荒芜。……东竹村群众，曾集体请愿，要求政府免差，并予救济。群众负担极重。”
根据庄重的调查，济源的群众负担主要是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公粮负担，平均占农民总收入3/5。
二是劳力负担。全县劳力2万人，1947年秋参军4500人，实有1.55万人。陈谢大军1947年南下，共出修船工2万个（400个全劳动力）。运150万斤粮（缺劳力统计）。六、七两区运柴草840万斤。去临汾抬担架2400人。为陈谢兵团运弹药及抬担架等，达1万余人。“此次运粮给郑洛作战，均是妇女儿童，老汉背一斗粮走80里，空着肚子回来。”
三是划了20个村子为野战医院。这20个村的群众不出差，专门保障医院，但20个村的男女老幼及小学校全体师生看伤员都忙不过来。如做看护，洗血衣，磨面，割草做铺草，每天还要从晋城专运50辆大车的煤，许多果树都砍烧了，并开始有拆房子做柴烧的。
四是军鞋负担以及包括慰劳军队费用、村公所办公费、剧团费用、扩军费用在内的社会负担，还有临时保障过往军人及医院的负担。“只济源一县，去年群众买了4000张席子，合28万元，7000个碗，或借被子给伤员用。”
滕代远在报告的最后讲道：“我听了庄重同志的汇报，认为他调查的材料是真实的，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下层，正尽最大努力，减少该区战勤负担，全力组织生产，并拨给部分救济粮，以度春荒。”
1948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工委转发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的情况报告，并专门加注语：“望陈谢及各前委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浪费人力物力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尤其要将前线依赖后方，不愿尽一切努力就地解决困难，一遇困难，就向已很困难之后方（许多地方已尽了超过其可能性的努力）作过分之要求，忘记了必须将战争负担尽量加之于敌的战略方针这一类错误思想，加以检讨，彻底纠正，并将滕代远卯覃来电及中央这一指示，发给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供应作了重新规定和明确
1948年5月18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据滕、薄电告，陈、粟要求常备民夫1.4万人至1.6万人，决定由冀鲁豫由黄河南岸动员6000到8000人，其不足之数6000到8000人，望能由渤海调剂等语。请华东局及张（鼎丞）、邓（子恢）考虑由渤海动员常备民夫，能否达到此数并何日可以完成，即电复我们及陈、粟。因冀鲁豫长期为战区，至今仍有大部队及大后方在河北，且为军运孔道，民负极重。故由渤海调剂6000人至8000人给粟是必要的。”
1948年4月5日，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向中央军委汇报洛阳战役的供应情况，在具体汇报支前任务完成情况的同时，也对当地群众特别是太岳区群众的艰难困苦，进行了如实反映和检查反思：
“太岳太行在此期间，正赶运陕甘宁救济粮，供应临汾作战及由长治向冀鲁豫黄河南岸搬运弹药，民力负担极重。”
“当时太岳普遍春荒，又加接连8天大雪，汽车由涉县到东阳关被阻，停驶6天，我们因前方需要，用命令催办，因此人畜死者累累。如陵犬（原文如此）一军属送弹药，半路牲口累死，自己花钱2500元雇一牲口完成任务。济孟二县已查明累死牲口60余头，有60户因差重没饭吃，相继逃亡。……郑洛战役正与送西北救灾粮、临汾作战送彭张弹药同时进行，以致造成太岳普遍春荒，人民叫苦连天。我们检讨这一时期太岳支前工作，由于太岳同志咬紧牙关不叫苦，我们官僚主义检查不够，不明下情，以致不断把任务加在太岳身上，压的太岳翻不过身来。陈赓同志在郑洛战役中，有36份电报催要民夫、弹药。陈赓同志的要求，我们不能认为过分，主要是我们工作做的不好，但我们在勉强完成郑洛作战要求后，太岳是暂时不能担负任何任务了，这是依靠事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够，计算不够的结果，军委有何指示请告。”
洛阳战役期间，晋冀鲁豫军区供应陈唐兵团、陈谢兵团炮弹5.5万余发，子弹95万发，炸弹16.7万余发，炸药2.86万余斤，粮食720万斤，单衣17万套，鞋子18万双。供应陈谢兵团经费现洋30万、中州票10亿，陈唐兵团经费冀钞8亿。为此，太岳区出动民夫5.37万余名，大车3300辆，民兵8个连队。每个民夫往返少者8日，多者1月。
而在1947年下半年，为保障陈谢兵团南下以及解决陕甘、晋绥的财政困难，太岳区已经动员并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陈谢兵团所需的弹药器材，除部队携带外，备用的手榴弹、子弹、炮弹、医药器材等计60余万斤，按每名民夫挑60斤计算，共需1.2万人；担架1000副，共需5000人；另配备民兵2000人，共计1.9万人。按照任务分配，太行区动员和组织民夫7000人，太岳区动员和组织民夫1.2万人。
1947年9月23日，中央提出“陕甘宁辖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饿饥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5万石（1石为300斤）细粮，方能渡过难关。……运输方面亦由太岳负责帮助。”
“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1948年4月13日，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专门汇报群众的战勤负担情况。这个汇报主要引用了驻华野新华社记者庄重在济源（当时属太岳区）的所见所闻：“去年麦收，全县好的有五收成，有的则毫无收成。秋收二成，种子都不够。现在，很多的地，都荒着。其原因：一是连年灾荒；二是缺劳动力；三是战勤负担太重；四是某些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生产情绪不高。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饭吃。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该县王屋山区，灾情最为严重。很多村庄，断垣颓壁，田园荒芜。……东竹村群众，曾集体请愿，要求政府免差，并予救济。群众负担极重。”
根据庄重的调查，济源的群众负担主要是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公粮负担，平均占农民总收入3/5。
二是劳力负担。全县劳力2万人，1947年秋参军4500人，实有1.55万人。陈谢大军1947年南下，共出修船工2万个（400个全劳动力）。运150万斤粮（缺劳力统计）。六、七两区运柴草840万斤。去临汾抬担架2400人。为陈谢兵团运弹药及抬担架等，达1万余人。“此次运粮给郑洛作战，均是妇女儿童，老汉背一斗粮走80里，空着肚子回来。”
三是划了20个村子为野战医院。这20个村的群众不出差，专门保障医院，但20个村的男女老幼及小学校全体师生看伤员都忙不过来。如做看护，洗血衣，磨面，割草做铺草，每天还要从晋城专运50辆大车的煤，许多果树都砍烧了，并开始有拆房子做柴烧的。
四是军鞋负担以及包括慰劳军队费用、村公所办公费、剧团费用、扩军费用在内的社会负担，还有临时保障过往军人及医院的负担。“只济源一县，去年群众买了4000张席子，合28万元，7000个碗，或借被子给伤员用。”
滕代远在报告的最后讲道：“我听了庄重同志的汇报，认为他调查的材料是真实的，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下层，正尽最大努力，减少该区战勤负担，全力组织生产，并拨给部分救济粮，以度春荒。”
1948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工委转发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的情况报告，并专门加注语：“望陈谢及各前委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浪费人力物力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尤其要将前线依赖后方，不愿尽一切努力就地解决困难，一遇困难，就向已很困难之后方（许多地方已尽了超过其可能性的努力）作过分之要求，忘记了必须将战争负担尽量加之于敌的战略方针这一类错误思想，加以检讨，彻底纠正，并将滕代远卯覃来电及中央这一指示，发给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供应作了重新规定和明确
1948年5月18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据滕、薄电告，陈、粟要求常备民夫1.4万人至1.6万人，决定由冀鲁豫由黄河南岸动员6000到8000人，其不足之数6000到8000人，望能由渤海调剂等语。请华东局及张（鼎丞）、邓（子恢）考虑由渤海动员常备民夫，能否达到此数并何日可以完成，即电复我们及陈、粟。因冀鲁豫长期为战区，至今仍有大部队及大后方在河北，且为军运孔道，民负极重。故由渤海调剂6000人至8000人给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