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衷地向《少年文艺》表示深深的敬意。在今天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似乎对高雅的纯文学已经缺少兴趣，在烂书充斥市场之时，《少年文艺》仍骄傲地坚守着高贵的文学阵地，成为纯文学最后的几面旗帜之一。
　　我和《少年文艺》的缘分发生在1985年，那时候文学还很风光。在一个笔会上，我邂逅了刘健屏，在那以前，我只知道他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没想到，他还是《少年文艺》的大编辑。刚见面他就当胸给我一记棉花拳：老兄为何不给我们稿子？我说你们杂志多是发表女作家的作品，我怕写不来阴柔细腻的东西，即便写了你们也不一定喜欢。他说你有偏见了吧，你稿子还没写怎么就知道我们不喜欢。
　　那时候我刚刚做了合同制专业作家，正在创作旺盛期，第二年，我将小说《从山野吹来的风》寄了过去，寄出没几天，刘健屏的信就飞来了：“大作即发第七期头条！”真想不到！后来，这篇小说还荣获了当年的优秀作品奖。
　　刘健屏是一位热情、豪爽、极富正义感的人，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对来稿的处理很有主见，常以苛刻的眼光辨优劣、定弃取。这样，再寄稿子时，我就有点战战兢兢，总是问自己，“这篇行吗？他们会喜欢吗？”写好的小说也总是改了又改，在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下，1987年我的《陌生了的母爱》又被发作头条，又获了奖！
　　《少年文艺》给我的殊荣令我感激且兴奋不已，给她写东西成了我每年的头等大事。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总想给编辑们一个惊喜，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我每写一篇都力图有所创新，哪怕有一点不满意也不敢轻易出手。1988年我冒着风险写了一个中国男孩和俄罗斯女孩的恋情故事《两代少年情》，稿子寄去三天，突接电报：“极棒！即发头条！”我攥着电报，惊喜得真有点像得到节日礼物的小男孩。
　　1989年《少年文艺》搞庆祝建国40周年作品大赛。我被这个消息煎熬得寝食不安，写了好几篇都觉得够不上参赛资格，忽然，我正在写的一个电影剧本扑入眼帘：何不将它压缩成短篇小说？！这个想法令我冲动万分，我抓紧分分秒秒，在截稿日期前几天完成了《普来维梯彻公司》。这个短篇小说不仅获得大赛头奖，而且同名电影也获得全国儿童电影剧本征文一等奖、第10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第4届电影“童牛奖”最佳编剧奖。
　　回忆起和《少年文艺》热恋的四年，心里常会涌起一股幸福的热流，一个作者能得到刊物的赏识，真的就能激发他冲天的创作激情。我十分怀念那四年，那时候《少年文艺》的文学精神就像春天绽发的绿色，染绿着无数文学少年的心田。
　　
　　 编辑/赵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