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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中国新闻周刊》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一个有趣的时机:美国正在经历11月第一个星期二的“选举日”,各州和地方的无数竞选活动激烈展开着。与此同时,中国即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待我的这封来信发表之时,这次全会应该已经闭幕了,全会的公报想必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媒体重点报道的主题。
我想先从对美国几项选举结果的观察谈起,再来说说我对中国如何看待美国问题的一些疑问。
在美国国内政治上,2013年应称之为“小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除极少数地区以外,美国不仅没有总统大选,也不会举行国会选举。美国众议院议员的任期为两年,这意味着众议院的435个议席每两年竞选一次;而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三分之一每两年竞选一次。美国总统任期为四年。因此,除非参众两院有议员请辞或提前离任,所有选举均在偶数年举行。2013年美国没有全国范围的选举。
尽管如此,我们最近还是见证了几次意义重大的选举。
在纽约市长的竞选中,选民一边倒地选择了民主党候选人。对纽约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高度关注,是最终获胜的关键。如今,纽约贫困人口生存艰难,新任市长表示要为这些不幸的人们制定服务政策。
在大西洋沿岸,与纽约州南部毗邻、人口众多且工业化的新泽西州,直言不讳的共和党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得票远超他的民主党对手。克里斯蒂获胜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在于他担任州长期间尽管对重大议题很保守,但却表现出与意见相左的政治家(包括民主党人)合作的意愿。但克里斯蒂对所谓“茶党”共和党人是不屑的。这群人在2010年因拒绝和解方案而在政界出名,他们的“拒绝主义”不惜令联邦政府瘫痪,直至导致诸如今年10月美国政府关门的事件。如今看来,克里斯蒂是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他今后在新泽西连任州长期间的表现将会受到密切观察。
毗邻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人口与经济组成多元。该州州长选举是民主党获得的少数胜利之一,这次胜利同样显示出选民对极右“茶党”政治的反感。落败的共和党候选人坚决维护“茶党”在2010年提出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议程,在诸如堕胎、移民等社会问题上也采取十分保守的立场。
上述三项竞选在美国2013年的选举中最受瞩目,其结果也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及奥巴马总统竞选获胜所催生的一批活跃且愤怒的选民在美国政治中引爆的极右主义出现消减的势头。其中意味深长的是,在共和党内部不那么强硬的势力中,开始形成由政治上的反作用而导致的重商主义。这次“夺回共和党”的目的就在于重新赢回那些认为共和党过于极端的选民。
在我所在的太平洋沿岸的州里,选民们的一些决定也很有意思。与其他州一样,我们也有“发起倡议”的机会。这意味着如果公民强烈希望解决某一政治问题,就可以寻求州内选民批准提案并立法,这个过程无需州议会参与,因而称之为“直接公众立法”。
今年,全州选民对要求“明确标示超市出售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的倡议进行了投票。该倡议的主体是环境与卫生服务团体,倡议得到了很多公民的支持,其中很多人担心并反感大型企业对公共健康与安全问题有过度的影响能力,导致他们可以大肆出售未经鉴别或有潜在危险的食物。
我所在的州并不是第一个就转基因问题提出倡议的州。但在今年的选举中,这一倡议因选票不足而未获批准。在投票前的几个月里,该倡议曾引发激烈辩论。反对给转基因食品添加标签的阵营包括大型超市组织及大宗食品生产商,其中不少反对者生产和销售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以及转基因作物种子,他们花重金发布广告以抵抗这一倡议。尽管一次选举的胜败有多种原因,但此次看来,财力雄厚的大型企业的反对显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另一方面,本州居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不一。在农村地区的草根保守主义者中,人们不愿放任政府插手个人生活,因此给食物添加安全标识的“政府条例”是不受这些选民支持的。
今年的选举至少对于我生活的地方来说是相对较为平静的。在我们小镇,草根阶层想要改变郡政府结构的努力失败以后,获胜一方祝贺失败方进行了有尊严的辩论,并许诺将来会考虑他们的意见。这正是美国人所乐见的选举方式。而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治选举中却有太多针锋相对与不择手段的情况。
尽管美国人忙于州内或地区选举,且这些选举并不包含“中国因素”,但中国召开“三中全会”的消息在美国仍然广为人知。不仅那些有影响的媒体纷纷详细讨论与“全会”有关的话题,就连一些地方报纸也开始报道此次“全会”的准备活动。虽然这些讨论大都基于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但是在会议召开前夕,我们能强烈预感到中国即将到来的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然而,作为一位来自美国的观察家,我看到中国媒体近期集中谈论的一个主题却让我感到吃惊和担忧,在这里我权且称之为“美国威胁论”吧!我与其他观察家看到了一些冗长的文章,甚至还有一段长达90分钟的电视节目,其中充满对所谓美国破坏中国政治、价值体系与国家安全——如何用各种手段“西化中国”的描述。这些内容令人感到,美国的影响就像传染病一样,威胁着中国的存在与持续增长。
在多年来促进美中关系稳定和双方经济互利的工作中,我不时地为阻止美国政治家或媒体借用中国问题作为武器来达到国内政治斗争的目的而做努力,极力反对将中国当作政治舞台的道具。的确,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尤其在激烈的贸易政策讨论中,政治家为了赢得那些没有经济安全感的选民,将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描绘得十分可怕。
然而,中国国内近期某些针对美国的宣传同样也引起我的关注。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也几乎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未来世界的发展取决于美中两国是否能找到共同立场,精诚合作,处理歧见。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与别国的交往中会完全称心如意,但美中双方都从彼此的承诺和广泛交往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都得益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 随着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不仅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达到24万,而且中国的对美投资也快速增长,已经达到几百亿美元。此外,中国媒体也在美国广泛运作。人们不仅可以在纽约街头买到《中国日报》,而且来自该报的“增刊”还不时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报纸中夹带。中国中央电视台开设了以美国为基地的电视新闻频道。很多美国博物馆也经常举办围绕中国及其对美国文化影响的主题展览。
与此同时,美国商品包括汽车、软件以及电影、电视、体育、娱乐等文化产品也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自1980年代以来,很多中国公司在其美国合作者的帮助下提高了技术与经营水平。两国间的教育与科学合作以及文化交流也得到迅速发展。
在撰写本文时,我在网上看到美国学者和“中国通”们在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里的经历及遇到的困难。据知情者说,这些中国留学生面对的主要障碍首先是英语,其次是思考、推理、论述性写作以及批判性思维这类美国教育的基本元素。
对此,我的问题是:无论是在中国学习还是来美国留学的学生,难道他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学校所要求的上述技巧及表达方式吗?难道这会增加“西化”的危险,失去思想统一或损害中国价值观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只能说你的确能够找到“知音”。比如,清朝的教育长官即是如此。早在1881年,清朝停止向美国输送留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担心造成学生过于“美国化”。在我看来,这样的思维方式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了解美国现状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存在着诸多问题,美国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时会在选举中、媒体与网络上、甚至在餐桌旁争论这个国家的未来。多数美国人愿意向外国人承认美国并不完美,甚至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此,有些人比较乐观,另一些人则比较悲观。
对近期中国有人将美国描绘成可怕的怪物感到担心的同时,我并不否认或回避美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但是,妖魔化美国与妖魔化中国同样不受人尊重。记得上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曾经对美国进行过批判。同样,中国备受尊重的媒体对美国进行的曲解,在我看来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十分危险。简单地将另一个国家丑化成威胁到本国存亡的致命病毒的做法是难以赢得尊重的。
在现实中,很多中国朋友正以更为平和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就如美国人认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体一样,也是在不断挑战我们认识能力的过程中实现的。好消息是,很多中国人与美国人已经克服了这一挑战。那么,为什么当中国正处在历史性变革的时期,这样的论调会再度出现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却尚未得到清晰答案的问题。
(译/王琛)
柯白
(作者系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博士、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柯氏策略咨询公司总裁)
我想先从对美国几项选举结果的观察谈起,再来说说我对中国如何看待美国问题的一些疑问。
在美国国内政治上,2013年应称之为“小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除极少数地区以外,美国不仅没有总统大选,也不会举行国会选举。美国众议院议员的任期为两年,这意味着众议院的435个议席每两年竞选一次;而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三分之一每两年竞选一次。美国总统任期为四年。因此,除非参众两院有议员请辞或提前离任,所有选举均在偶数年举行。2013年美国没有全国范围的选举。
尽管如此,我们最近还是见证了几次意义重大的选举。
在纽约市长的竞选中,选民一边倒地选择了民主党候选人。对纽约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高度关注,是最终获胜的关键。如今,纽约贫困人口生存艰难,新任市长表示要为这些不幸的人们制定服务政策。
在大西洋沿岸,与纽约州南部毗邻、人口众多且工业化的新泽西州,直言不讳的共和党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得票远超他的民主党对手。克里斯蒂获胜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在于他担任州长期间尽管对重大议题很保守,但却表现出与意见相左的政治家(包括民主党人)合作的意愿。但克里斯蒂对所谓“茶党”共和党人是不屑的。这群人在2010年因拒绝和解方案而在政界出名,他们的“拒绝主义”不惜令联邦政府瘫痪,直至导致诸如今年10月美国政府关门的事件。如今看来,克里斯蒂是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他今后在新泽西连任州长期间的表现将会受到密切观察。
毗邻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人口与经济组成多元。该州州长选举是民主党获得的少数胜利之一,这次胜利同样显示出选民对极右“茶党”政治的反感。落败的共和党候选人坚决维护“茶党”在2010年提出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议程,在诸如堕胎、移民等社会问题上也采取十分保守的立场。
上述三项竞选在美国2013年的选举中最受瞩目,其结果也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及奥巴马总统竞选获胜所催生的一批活跃且愤怒的选民在美国政治中引爆的极右主义出现消减的势头。其中意味深长的是,在共和党内部不那么强硬的势力中,开始形成由政治上的反作用而导致的重商主义。这次“夺回共和党”的目的就在于重新赢回那些认为共和党过于极端的选民。
在我所在的太平洋沿岸的州里,选民们的一些决定也很有意思。与其他州一样,我们也有“发起倡议”的机会。这意味着如果公民强烈希望解决某一政治问题,就可以寻求州内选民批准提案并立法,这个过程无需州议会参与,因而称之为“直接公众立法”。
今年,全州选民对要求“明确标示超市出售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的倡议进行了投票。该倡议的主体是环境与卫生服务团体,倡议得到了很多公民的支持,其中很多人担心并反感大型企业对公共健康与安全问题有过度的影响能力,导致他们可以大肆出售未经鉴别或有潜在危险的食物。
我所在的州并不是第一个就转基因问题提出倡议的州。但在今年的选举中,这一倡议因选票不足而未获批准。在投票前的几个月里,该倡议曾引发激烈辩论。反对给转基因食品添加标签的阵营包括大型超市组织及大宗食品生产商,其中不少反对者生产和销售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以及转基因作物种子,他们花重金发布广告以抵抗这一倡议。尽管一次选举的胜败有多种原因,但此次看来,财力雄厚的大型企业的反对显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另一方面,本州居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不一。在农村地区的草根保守主义者中,人们不愿放任政府插手个人生活,因此给食物添加安全标识的“政府条例”是不受这些选民支持的。
今年的选举至少对于我生活的地方来说是相对较为平静的。在我们小镇,草根阶层想要改变郡政府结构的努力失败以后,获胜一方祝贺失败方进行了有尊严的辩论,并许诺将来会考虑他们的意见。这正是美国人所乐见的选举方式。而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治选举中却有太多针锋相对与不择手段的情况。
尽管美国人忙于州内或地区选举,且这些选举并不包含“中国因素”,但中国召开“三中全会”的消息在美国仍然广为人知。不仅那些有影响的媒体纷纷详细讨论与“全会”有关的话题,就连一些地方报纸也开始报道此次“全会”的准备活动。虽然这些讨论大都基于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但是在会议召开前夕,我们能强烈预感到中国即将到来的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然而,作为一位来自美国的观察家,我看到中国媒体近期集中谈论的一个主题却让我感到吃惊和担忧,在这里我权且称之为“美国威胁论”吧!我与其他观察家看到了一些冗长的文章,甚至还有一段长达90分钟的电视节目,其中充满对所谓美国破坏中国政治、价值体系与国家安全——如何用各种手段“西化中国”的描述。这些内容令人感到,美国的影响就像传染病一样,威胁着中国的存在与持续增长。
在多年来促进美中关系稳定和双方经济互利的工作中,我不时地为阻止美国政治家或媒体借用中国问题作为武器来达到国内政治斗争的目的而做努力,极力反对将中国当作政治舞台的道具。的确,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尤其在激烈的贸易政策讨论中,政治家为了赢得那些没有经济安全感的选民,将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描绘得十分可怕。
然而,中国国内近期某些针对美国的宣传同样也引起我的关注。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也几乎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未来世界的发展取决于美中两国是否能找到共同立场,精诚合作,处理歧见。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与别国的交往中会完全称心如意,但美中双方都从彼此的承诺和广泛交往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都得益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 随着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不仅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达到24万,而且中国的对美投资也快速增长,已经达到几百亿美元。此外,中国媒体也在美国广泛运作。人们不仅可以在纽约街头买到《中国日报》,而且来自该报的“增刊”还不时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报纸中夹带。中国中央电视台开设了以美国为基地的电视新闻频道。很多美国博物馆也经常举办围绕中国及其对美国文化影响的主题展览。
与此同时,美国商品包括汽车、软件以及电影、电视、体育、娱乐等文化产品也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自1980年代以来,很多中国公司在其美国合作者的帮助下提高了技术与经营水平。两国间的教育与科学合作以及文化交流也得到迅速发展。
在撰写本文时,我在网上看到美国学者和“中国通”们在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里的经历及遇到的困难。据知情者说,这些中国留学生面对的主要障碍首先是英语,其次是思考、推理、论述性写作以及批判性思维这类美国教育的基本元素。
对此,我的问题是:无论是在中国学习还是来美国留学的学生,难道他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学校所要求的上述技巧及表达方式吗?难道这会增加“西化”的危险,失去思想统一或损害中国价值观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只能说你的确能够找到“知音”。比如,清朝的教育长官即是如此。早在1881年,清朝停止向美国输送留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担心造成学生过于“美国化”。在我看来,这样的思维方式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了解美国现状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存在着诸多问题,美国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时会在选举中、媒体与网络上、甚至在餐桌旁争论这个国家的未来。多数美国人愿意向外国人承认美国并不完美,甚至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此,有些人比较乐观,另一些人则比较悲观。
对近期中国有人将美国描绘成可怕的怪物感到担心的同时,我并不否认或回避美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但是,妖魔化美国与妖魔化中国同样不受人尊重。记得上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曾经对美国进行过批判。同样,中国备受尊重的媒体对美国进行的曲解,在我看来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十分危险。简单地将另一个国家丑化成威胁到本国存亡的致命病毒的做法是难以赢得尊重的。
在现实中,很多中国朋友正以更为平和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就如美国人认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体一样,也是在不断挑战我们认识能力的过程中实现的。好消息是,很多中国人与美国人已经克服了这一挑战。那么,为什么当中国正处在历史性变革的时期,这样的论调会再度出现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却尚未得到清晰答案的问题。
(译/王琛)
柯白
(作者系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博士、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柯氏策略咨询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