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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建中村，记者见到了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前受阅的抗战老兵卢庆炎。
卢庆炎，虽然没有直接拿枪与日军在战場上血肉相拼，却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件重大事件——衡阳保卫战的见证者，而且衡阳守军的“最后一电”就是经他的手发出的。衡阳城沦陷后，他也被日军关进了俘虏营。正是凭着坚定的信念，他和战友冒着危险逃出，重新回到中国军队里。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卢庆炎的家本在长沙登隆街，祖父在长沙南门一带经商，他也在长沙市善正小学读书。他出生不久，父亲卢大章就离家了，当时正值农民运动高涨，不知是不是参加了红军，一直没有音讯。7岁时，母亲改嫁到湘潭姜畲，他就和祖父相依为命度日。抗日战争爆发，长沙“文夕大火”惨剧发生，寄身的窝只剩下残垣断壁，没奈何只得随着祖父避难迁居到湘潭市，在湘潭新群小学读书，完成了高小学业。
1940年，唯一的依靠祖父也去世了，他成了孤儿。家没了，国有难，平日受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熏陶，在老师的鼓励下，他立志投军抗日。而没有亲人的牵绊，孤苦无依，更让他勇往直前。
1941年6月，他考入了国民党陆军“泰山军”（即第十军）无线电速成班。当时，这个军刚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正在进行兵员补充。这支部队严重缺乏通信人员，就把此作为短板来解决。“泰山军”组织培训无线电人员，课业主要以无线电报收发为主，还有电器原理、故障修理和步机枪使用、步兵知识、防毒等，培训6个月。卢庆炎此时只有14岁，仅高小毕业，也不到报名的文化标准。好在他对无线电知识并不陌生，因为他有个亲戚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工作，那里有部电台，他老早开始留意并掌握了无线电电报的发报程序知识，因而面试时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比较了解、熟悉无线电报，结果一下就被取录了。
他记得，这个班6月1日开学，共招收了60多个学员，课堂就设在荷花池原兑泽中学校址，这期间60多个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班主任就是后来衡阳守将方先觉。在这里，他们既学习电台方面的业务，也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结果，他以优秀的成绩结业，被分在第十军通信营无线电台任少尉班副，也就是报务员。
守住唯一对外“通道”
在卢庆炎的抗战经历中，最让他终生难忘的是参加衡阳保卫战那47个日日夜夜。
1944年，第十军接到命令，奉命坚守衡阳城。衡阳是湘桂路和粤汉路的交会点，位置非常重要，日军想打下衡阳，就是希望从这里直通桂林，然后再通过出海口与他们在太平洋作战部队会合，也就是史上说的“打通南北交通线”，并想通过此举压迫重庆政府媾和。当时，蒋介石交给第十军的任务，是坚守衡阳一个星期，当然半个月更好。当时，日军参战的兵力约十万人，而中国军队的作战人员不足一万五千人。
就在衡阳保卫战开战前夕，卢庆炎被调到军部电台了。他回忆说：“那时年纪不大，只有十六七岁，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晓得战场的可怕，不晓得战场杀伤力的厉害。日军围着衡阳城，想尽了办法，晚上飞机炸，白天大炮轰。电台里除了我，还有其他报务员和站长，一共5个人。我们的任务是搞通信，与重庆联系，与友军联络。我们电台每天都将我军与日军作战的情况汇报到国民政府去，有什么指示，也要经过无线电报接收过来。还有，有什么要派送的弹药及生活用品，也是经过电台请求空运。在守城的后期，我们电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重庆最高通信台联系，请求解围，要外围的部队来解围。”“可是，我们没有得到一点有望解围的信息。当时的通信器材也落后，15瓦的手摇机，4灯收音机，发出去的信号很小很小，收到重庆的信号跟蚊子叫似的，声音很小很小。有时，解围部队离我们近一点，我们电台收到的信号就清清楚楚；解围部队如果隔得远，声音就极其微弱。有时，我们和重庆联系不上。没办法，我们只好让芷江空军电台中转。空军电台功率大，是100瓦的。我们发往重庆的电报，许多就是通过芷江空军电台转的。”
他记得，电台最初随第十军军指挥所设在郊区五桂岭湘桂铁路局内。但军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只有300米，太危险了。战斗的第七天，方先觉军长在师长们的催促下，把军指挥所搬到城内中央银行的地下室。军部电台是唯一跟外部联系的通信工具，也被安置在中央银行的金库里。那个金库不大，非常坚固，上面周围都是钢板构成的，炮弹都打不进。从6月底守城开始一直到8月7号、8号，军部电台始终在那里没动。守城期间，日军的飞机来炸过，大炮射击过，还有小队伍来偷袭过，都没能破坏它。他记得，一次，竟有信号弹从中央银行附近发出，日方飞机接到指示后，马上飞来投下炸弹，还用机枪扫射，在这里上空盘旋了好久。在这次空袭中，卢庆炎的同学罗学先被炸死。现在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那种爆炸声和机枪声，让我听得心惊胆战。”
守城期间，卢庆炎所在的电台任务就是每天与芷江空军台联络4次；与九战区台、二十七集团军台，每日联络两次；与友军六十二军台一日一次或数次；与地方台（主要是岣嵝洞情报站）一日联系一次。
有时，卢庆炎们也在3楼的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城外的战斗情况。他回忆说：“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守的阵地就是五桂岭、张家山、虎形巢一带，葛先才可以说是一名虎将，他原来是副师长，后来接替孙明瑾任师长。战斗很激烈，日军用梯式进攻，一排一排的。百把人一排，前排100多个，后面又是100多个，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条白布，端着刺刀，弯起腰，对着守军阵地猛冲。如果不是第十军有过长沙守城、常德会战经历，了解日军这种战斗方法，一般人看到都会害怕。夺张家山也打得苦，日军夺去，中国人又夺回来，连打了14次，夺来夺去，死伤的人员可以说不计其数。”第十军死死遵守方军长的命令——三不打：打不到打不准不打，看不见不打，打不死不打。第十军用铁丝网围着阵地，方便架枪，等日军进入到射程之内就开枪，隔得远的时候，根本不理会他们。如果日军冲到阵地的几十米之内，第十军就扔手榴弹。
发出最后一电
8月6日这一天，日军在衡阳的北门打开了个缺口。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参谋长孙鸣玉、督战官蔡汝霖等高级指挥员，主要就是讨论商量守还是不守，如何守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表态要突围，他把城里能作战的人员统计了下，加上卫队、通信、医疗等人员，大约有2000多人。那些被打伤的有6000多人，一共有8000来人。2000人还能抵抗一下，6000多人的伤兵根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周庆祥表示要带着这2000人突围出去，但方先觉不同意。方说，这6000多人的伤兵都是信任他的，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士，他要对他们负责。如果突围，他逃出去能免一死，但日军攻进城后肯定会无情地杀害伤兵。以前就出现过这种事。确实，第十军在衡阳城外设立过伤兵医院，后来日军侵占了那些地方，架起机关枪扫射，把那些动不了的伤兵都活活杀死了。他表态：“我决不出去，但我决不替日本人做事。我被俘了，要杀要剐随他，我真的不能一个人出去。”受这种感染，那几个师长也没有人再说突围的事。 6日中午12时开会以后，军部拟了一份电报，下午由译电室送到电台，并交代卢庆炎他们，发出该电后，就将电台捣毁。当天下午5时30分，这份电报以加急电发往芷江，再转發重庆。当时，卢庆炎并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因为用了加密。直到抗战胜利后，卢庆炎回到贵阳第十军办事处，才在重庆版《中央日报》上看到这份电报，内容大概是：今晨日兵突破北门，进入衡阳城，我军已无兵员周济，缺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兵尽粮绝……电文中，方先觉最后一句话是：此恐为最后一电，老师，来生再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最后一电”。
电报发出后，卢庆炎和战友们没有捣毁电台。他们都在等待友军信号出现，希望有奇迹发生。8日凌晨，卢庆炎正守在电台旁边，日军进城了，并很快地包围了中央银行的前后门。卢庆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几十天血战后，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很脏，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狼狈。我们被日军从电台所在地中央银行押着出来，一路上没看见衡阳城老城那一条蛮长的街道挂白旗，等于就是显示第十军没有投降。”卢庆炎至今认为，方先觉没有投降，因为他没有看见白旗。
逃出集中营
被俘后，卢庆炎等被关在衡阳的一个天主教堂里，里头约两三千人，日军用机关枪守着。当天下午，美国飞虎队的飞机轰炸衡阳城内，机枪一阵乱扫。日军在大门口架起机枪，把我们关在教堂里面，不准我们外出，防止逃跑。一个月后，第十军的俘虏都被押到衡阳郊外修机场。
卢庆炎被关了3天后，和14名年轻力壮的俘虏被押去做苦役。他们被带到离城5里路的一个民房内，这里住着4名日本军官，还有10多个日本士兵。原来日军也没有饭吃，让卢庆炎他们到老百姓地里去收割粮食。
在这里，卢庆炎见到了第三师师部电台张廷登台长，却装作互相不认识。几天里，卢庆炎还认识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部王参谋、警卫排长张排长和其他3名五十七师人员。收稻谷的时候，日军端着武器远远监视着，俘虏们可以悄悄地说话，大家一个心思就是如何逃跑。5天后，这些日军撤离衡阳，他们把俘虏们带上，向零陵方向开去，预备去攻打桂林。零陵有个飞机场，日军怕白天遭飞机轰炸，选择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走了5天，离进大山区只有两三里路了。这天，日军让俘虏们去弄点吃的——抢百姓的粮食，由一个日军押队，还发给王参谋、张排长一人一支步枪帮助押队（他们已经被俘一年多，日军比较信任他们）。王参谋用眼神暗示大家，逃生机会来了。到了目的地，王参谋、张排长和那个日军留在山下等待，让其他人上山去。卢庆炎和张廷登上山进入一家老百姓屋里，向主家说，只求一顿饱饭，吃完就走。这家人知道他们是衡阳保卫战的军人后，不仅管饭，还拿出了肉。卢庆炎他们第二碗刚吃一口的时候，就听到山下枪响了两下，王参谋、张排长背着步枪气喘吁吁地上了山，喊大家快跑，原来他们把那个日军打死了。一行人绕着深山走了一晚上，第二天向百姓问清公路远近后才敢下山。他们就这样逃了出来。逃到武冈，他们碰上了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这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归队了！”
一个多月后，卢庆炎得知第十军在贵阳成立了办事处，接收回队的人员，就从武冈步行到了贵阳，参加第十军的重建。卢庆炎在军部通信营电台任中尉台长。
收集战友遗骸
抗战胜利了。1946年，卢庆炎等被派到衡阳城去收殓战友的忠骸。
他们来到张家山。因为张家山是衡阳保卫战最重要的战场，守军与日军在这里你争我夺，来回打了14次以上，双方伤亡惨重。他们在这里收集了不少战友的遗骸。
一收4个多月，卢庆炎他们收集了3000多具战友的遗骸。其他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有的被当地百姓掩埋了，有的被家属运回了故乡。忠骸搜集完成之日，卢庆炎们把忠骸逐一移入墓穴。不知怎的，他鼻头一酸，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心里默默念道：“弟兄们，我敬爱的弟兄们！若非我身历其境，又怎能体会到这‘求仁得仁’的背后，竟隐藏了这么深重的悲怆！真是锥心，痛心！”默哀良久，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墓地。
2010年8月8日，卢庆炎又一次来到衡阳城，参加“衡阳抗战纪念城·公祭抗战英烈大典”活动。活动中，他除了表达对牺牲的战友的怀念之情外，还表达了对衡阳人民的敬佩之感。他说：“在衡阳守城的47天中，我忘不了方先觉军长那悲壮的‘来生再见’，最使我忘不了的还是衡阳人民。47天当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把所有的房屋都烧了，所有的粮食也烧焦了，储存的粮食也没有了。衡阳人民在离开衡阳之前，配合当地政府，为我们这些衡阳守军抢救了大批粮食。我们守到20天左右的时候，生活已变得相当困难，幸亏还有老百姓抢救的粮食，虽然也被飞机炸弹烧糊了，但还是能吃点烧糊的米，没有菜就蘸点盐水，每天就吃点烧糊的饭跟盐水来维持生命。”
“祖国没有忘记我们！”
1947年春，卢庆炎所在部队在河南省驻马店祝王寨被解放军二野包围打垮，他将电台交给了解放军。
那时，解放军的政策是去留自由，卢庆炎选择了回乡。这时，他从1941年参军出去已有七八年了，一无所成，还是一个人，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于是，他回到母亲所住的湘潭姜畲镇。回到姜畲镇，见到了母亲和继父，由于继父病重，家里生活困难，无收入来源。他在长沙、岳阳等地到处找工作。为了生活，他再入国民党部队做技术工作。不久，继父去世，为照顾母亲，他再次回乡。
新中国成立后，卢庆炎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又同解放军面对面战斗过，日子自然过得艰难。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79年。
就在卢庆炎准备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度过晚年时，一纸通知让他迎来了人生第二春——赴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做梦都没想到呀！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去北京，高兴得不得了。”
2015年8月20日是卢庆炎启程的日子。早上6时，他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便起来把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又翻出来检查了一遍，把几枚纪念抗战的勋章又多包裹了一层。
8月21日15时许，列车到达北京站。一下车，部队官兵、医护人员与鲜花掌声一起，把卢庆炎一行人，用专车接到了首都大酒店。
从入住这家五星级大酒店开始，年近九旬的卢庆炎经历了很多人生第一次：参加庆祝晚会、被授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勋章、坐上观光车游览北京城……
9月3日，这一天终于来了。8时30分，卢庆炎登上第十一号阅兵车，坐在第三排右侧。9时，车子开到了天安门附近，停在一条马路上。他发现，周围已热闹非常，人们挥舞着国旗、鲜花，向他们致敬。不久后，军歌响起，士兵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卢庆炎的心也越来越激动，他恨不得站起来，走下车，融入这热闹的场景。
10时，70响礼炮响彻云霄，紧接着国歌响起，悬挂着国旗的直升机从卢庆炎的头顶飞过，20架直升机摆出“70”的字样飞行，拖着七道彩虹尾巴的战斗机飞来。卢庆炎想到了71年前，他在一个15瓦的灯泡下，发着电报，飞机轰鸣声、炮声把17岁的他吓坏了的场景。可现在，这些飞机声里、礼炮声里传出的是喜悦之声、胜利之声。“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卢庆炎感慨万千。
突然，车子开始启动，卢庆炎心跳到了嗓子眼。车子沿着阅兵线一路前进，当老兵方阵出现在观礼嘉宾和群众面前时，欢呼声将卢庆炎环绕，他有点不知所措，举起手来，向大家挥手。卢庆炎看到，身边的老兵们，眼角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脸上却露出幸福的笑容。
很快，车子驶到天安门城楼下，卢庆炎紧紧盯住主席台的方向。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主席台正中央，那是习近平主席在向他们这些参阅老兵们挥手致意。卢庆炎赶紧也挥了挥手，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挥手礼。
“祖国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他说。他为国家奋斗过，付出过，现在回想起来，再大的牺牲，再多的付出，都应该，也都值得。如果再回到70多年前，他还会这样选择。
生活就是这样，有波澜，有漩涡，更有平静。阅兵后，卢庆炎又回到建中村的家里。今年89岁的他和80岁的老伴邓立文过着种菜养鸡、自炊自饮的生活。好在两个儿子孝顺，老俩口生活不愁。
卢庆炎，虽然没有直接拿枪与日军在战場上血肉相拼，却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件重大事件——衡阳保卫战的见证者，而且衡阳守军的“最后一电”就是经他的手发出的。衡阳城沦陷后，他也被日军关进了俘虏营。正是凭着坚定的信念，他和战友冒着危险逃出，重新回到中国军队里。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卢庆炎的家本在长沙登隆街，祖父在长沙南门一带经商，他也在长沙市善正小学读书。他出生不久，父亲卢大章就离家了，当时正值农民运动高涨，不知是不是参加了红军，一直没有音讯。7岁时，母亲改嫁到湘潭姜畲，他就和祖父相依为命度日。抗日战争爆发，长沙“文夕大火”惨剧发生，寄身的窝只剩下残垣断壁，没奈何只得随着祖父避难迁居到湘潭市，在湘潭新群小学读书，完成了高小学业。
1940年，唯一的依靠祖父也去世了，他成了孤儿。家没了，国有难，平日受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熏陶，在老师的鼓励下，他立志投军抗日。而没有亲人的牵绊，孤苦无依，更让他勇往直前。
1941年6月，他考入了国民党陆军“泰山军”（即第十军）无线电速成班。当时，这个军刚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正在进行兵员补充。这支部队严重缺乏通信人员，就把此作为短板来解决。“泰山军”组织培训无线电人员，课业主要以无线电报收发为主，还有电器原理、故障修理和步机枪使用、步兵知识、防毒等，培训6个月。卢庆炎此时只有14岁，仅高小毕业，也不到报名的文化标准。好在他对无线电知识并不陌生，因为他有个亲戚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工作，那里有部电台，他老早开始留意并掌握了无线电电报的发报程序知识，因而面试时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比较了解、熟悉无线电报，结果一下就被取录了。
他记得，这个班6月1日开学，共招收了60多个学员，课堂就设在荷花池原兑泽中学校址，这期间60多个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班主任就是后来衡阳守将方先觉。在这里，他们既学习电台方面的业务，也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结果，他以优秀的成绩结业，被分在第十军通信营无线电台任少尉班副，也就是报务员。
守住唯一对外“通道”
在卢庆炎的抗战经历中，最让他终生难忘的是参加衡阳保卫战那47个日日夜夜。
1944年，第十军接到命令，奉命坚守衡阳城。衡阳是湘桂路和粤汉路的交会点，位置非常重要，日军想打下衡阳，就是希望从这里直通桂林，然后再通过出海口与他们在太平洋作战部队会合，也就是史上说的“打通南北交通线”，并想通过此举压迫重庆政府媾和。当时，蒋介石交给第十军的任务，是坚守衡阳一个星期，当然半个月更好。当时，日军参战的兵力约十万人，而中国军队的作战人员不足一万五千人。
就在衡阳保卫战开战前夕，卢庆炎被调到军部电台了。他回忆说：“那时年纪不大，只有十六七岁，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晓得战场的可怕，不晓得战场杀伤力的厉害。日军围着衡阳城，想尽了办法，晚上飞机炸，白天大炮轰。电台里除了我，还有其他报务员和站长，一共5个人。我们的任务是搞通信，与重庆联系，与友军联络。我们电台每天都将我军与日军作战的情况汇报到国民政府去，有什么指示，也要经过无线电报接收过来。还有，有什么要派送的弹药及生活用品，也是经过电台请求空运。在守城的后期，我们电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重庆最高通信台联系，请求解围，要外围的部队来解围。”“可是，我们没有得到一点有望解围的信息。当时的通信器材也落后，15瓦的手摇机，4灯收音机，发出去的信号很小很小，收到重庆的信号跟蚊子叫似的，声音很小很小。有时，解围部队离我们近一点，我们电台收到的信号就清清楚楚；解围部队如果隔得远，声音就极其微弱。有时，我们和重庆联系不上。没办法，我们只好让芷江空军电台中转。空军电台功率大，是100瓦的。我们发往重庆的电报，许多就是通过芷江空军电台转的。”
他记得，电台最初随第十军军指挥所设在郊区五桂岭湘桂铁路局内。但军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只有300米，太危险了。战斗的第七天，方先觉军长在师长们的催促下，把军指挥所搬到城内中央银行的地下室。军部电台是唯一跟外部联系的通信工具，也被安置在中央银行的金库里。那个金库不大，非常坚固，上面周围都是钢板构成的，炮弹都打不进。从6月底守城开始一直到8月7号、8号，军部电台始终在那里没动。守城期间，日军的飞机来炸过，大炮射击过，还有小队伍来偷袭过，都没能破坏它。他记得，一次，竟有信号弹从中央银行附近发出，日方飞机接到指示后，马上飞来投下炸弹，还用机枪扫射，在这里上空盘旋了好久。在这次空袭中，卢庆炎的同学罗学先被炸死。现在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那种爆炸声和机枪声，让我听得心惊胆战。”
守城期间，卢庆炎所在的电台任务就是每天与芷江空军台联络4次；与九战区台、二十七集团军台，每日联络两次；与友军六十二军台一日一次或数次；与地方台（主要是岣嵝洞情报站）一日联系一次。
有时，卢庆炎们也在3楼的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城外的战斗情况。他回忆说：“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守的阵地就是五桂岭、张家山、虎形巢一带，葛先才可以说是一名虎将，他原来是副师长，后来接替孙明瑾任师长。战斗很激烈，日军用梯式进攻，一排一排的。百把人一排，前排100多个，后面又是100多个，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条白布，端着刺刀，弯起腰，对着守军阵地猛冲。如果不是第十军有过长沙守城、常德会战经历，了解日军这种战斗方法，一般人看到都会害怕。夺张家山也打得苦，日军夺去，中国人又夺回来，连打了14次，夺来夺去，死伤的人员可以说不计其数。”第十军死死遵守方军长的命令——三不打：打不到打不准不打，看不见不打，打不死不打。第十军用铁丝网围着阵地，方便架枪，等日军进入到射程之内就开枪，隔得远的时候，根本不理会他们。如果日军冲到阵地的几十米之内，第十军就扔手榴弹。
发出最后一电
8月6日这一天，日军在衡阳的北门打开了个缺口。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参谋长孙鸣玉、督战官蔡汝霖等高级指挥员，主要就是讨论商量守还是不守，如何守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表态要突围，他把城里能作战的人员统计了下，加上卫队、通信、医疗等人员，大约有2000多人。那些被打伤的有6000多人，一共有8000来人。2000人还能抵抗一下，6000多人的伤兵根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周庆祥表示要带着这2000人突围出去，但方先觉不同意。方说，这6000多人的伤兵都是信任他的，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士，他要对他们负责。如果突围，他逃出去能免一死，但日军攻进城后肯定会无情地杀害伤兵。以前就出现过这种事。确实，第十军在衡阳城外设立过伤兵医院，后来日军侵占了那些地方，架起机关枪扫射，把那些动不了的伤兵都活活杀死了。他表态：“我决不出去，但我决不替日本人做事。我被俘了，要杀要剐随他，我真的不能一个人出去。”受这种感染，那几个师长也没有人再说突围的事。 6日中午12时开会以后，军部拟了一份电报，下午由译电室送到电台，并交代卢庆炎他们，发出该电后，就将电台捣毁。当天下午5时30分，这份电报以加急电发往芷江，再转發重庆。当时，卢庆炎并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因为用了加密。直到抗战胜利后，卢庆炎回到贵阳第十军办事处，才在重庆版《中央日报》上看到这份电报，内容大概是：今晨日兵突破北门，进入衡阳城，我军已无兵员周济，缺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兵尽粮绝……电文中，方先觉最后一句话是：此恐为最后一电，老师，来生再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最后一电”。
电报发出后，卢庆炎和战友们没有捣毁电台。他们都在等待友军信号出现，希望有奇迹发生。8日凌晨，卢庆炎正守在电台旁边，日军进城了，并很快地包围了中央银行的前后门。卢庆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几十天血战后，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很脏，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狼狈。我们被日军从电台所在地中央银行押着出来，一路上没看见衡阳城老城那一条蛮长的街道挂白旗，等于就是显示第十军没有投降。”卢庆炎至今认为，方先觉没有投降，因为他没有看见白旗。
逃出集中营
被俘后，卢庆炎等被关在衡阳的一个天主教堂里，里头约两三千人，日军用机关枪守着。当天下午，美国飞虎队的飞机轰炸衡阳城内，机枪一阵乱扫。日军在大门口架起机枪，把我们关在教堂里面，不准我们外出，防止逃跑。一个月后，第十军的俘虏都被押到衡阳郊外修机场。
卢庆炎被关了3天后，和14名年轻力壮的俘虏被押去做苦役。他们被带到离城5里路的一个民房内，这里住着4名日本军官，还有10多个日本士兵。原来日军也没有饭吃，让卢庆炎他们到老百姓地里去收割粮食。
在这里，卢庆炎见到了第三师师部电台张廷登台长，却装作互相不认识。几天里，卢庆炎还认识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部王参谋、警卫排长张排长和其他3名五十七师人员。收稻谷的时候，日军端着武器远远监视着，俘虏们可以悄悄地说话，大家一个心思就是如何逃跑。5天后，这些日军撤离衡阳，他们把俘虏们带上，向零陵方向开去，预备去攻打桂林。零陵有个飞机场，日军怕白天遭飞机轰炸，选择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走了5天，离进大山区只有两三里路了。这天，日军让俘虏们去弄点吃的——抢百姓的粮食，由一个日军押队，还发给王参谋、张排长一人一支步枪帮助押队（他们已经被俘一年多，日军比较信任他们）。王参谋用眼神暗示大家，逃生机会来了。到了目的地，王参谋、张排长和那个日军留在山下等待，让其他人上山去。卢庆炎和张廷登上山进入一家老百姓屋里，向主家说，只求一顿饱饭，吃完就走。这家人知道他们是衡阳保卫战的军人后，不仅管饭，还拿出了肉。卢庆炎他们第二碗刚吃一口的时候，就听到山下枪响了两下，王参谋、张排长背着步枪气喘吁吁地上了山，喊大家快跑，原来他们把那个日军打死了。一行人绕着深山走了一晚上，第二天向百姓问清公路远近后才敢下山。他们就这样逃了出来。逃到武冈，他们碰上了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这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归队了！”
一个多月后，卢庆炎得知第十军在贵阳成立了办事处，接收回队的人员，就从武冈步行到了贵阳，参加第十军的重建。卢庆炎在军部通信营电台任中尉台长。
收集战友遗骸
抗战胜利了。1946年，卢庆炎等被派到衡阳城去收殓战友的忠骸。
他们来到张家山。因为张家山是衡阳保卫战最重要的战场，守军与日军在这里你争我夺，来回打了14次以上，双方伤亡惨重。他们在这里收集了不少战友的遗骸。
一收4个多月，卢庆炎他们收集了3000多具战友的遗骸。其他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有的被当地百姓掩埋了，有的被家属运回了故乡。忠骸搜集完成之日，卢庆炎们把忠骸逐一移入墓穴。不知怎的，他鼻头一酸，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心里默默念道：“弟兄们，我敬爱的弟兄们！若非我身历其境，又怎能体会到这‘求仁得仁’的背后，竟隐藏了这么深重的悲怆！真是锥心，痛心！”默哀良久，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墓地。
2010年8月8日，卢庆炎又一次来到衡阳城，参加“衡阳抗战纪念城·公祭抗战英烈大典”活动。活动中，他除了表达对牺牲的战友的怀念之情外，还表达了对衡阳人民的敬佩之感。他说：“在衡阳守城的47天中，我忘不了方先觉军长那悲壮的‘来生再见’，最使我忘不了的还是衡阳人民。47天当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把所有的房屋都烧了，所有的粮食也烧焦了，储存的粮食也没有了。衡阳人民在离开衡阳之前，配合当地政府，为我们这些衡阳守军抢救了大批粮食。我们守到20天左右的时候，生活已变得相当困难，幸亏还有老百姓抢救的粮食，虽然也被飞机炸弹烧糊了，但还是能吃点烧糊的米，没有菜就蘸点盐水，每天就吃点烧糊的饭跟盐水来维持生命。”
“祖国没有忘记我们！”
1947年春，卢庆炎所在部队在河南省驻马店祝王寨被解放军二野包围打垮，他将电台交给了解放军。
那时，解放军的政策是去留自由，卢庆炎选择了回乡。这时，他从1941年参军出去已有七八年了，一无所成，还是一个人，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于是，他回到母亲所住的湘潭姜畲镇。回到姜畲镇，见到了母亲和继父，由于继父病重，家里生活困难，无收入来源。他在长沙、岳阳等地到处找工作。为了生活，他再入国民党部队做技术工作。不久，继父去世，为照顾母亲，他再次回乡。
新中国成立后，卢庆炎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又同解放军面对面战斗过，日子自然过得艰难。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79年。
就在卢庆炎准备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度过晚年时，一纸通知让他迎来了人生第二春——赴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做梦都没想到呀！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去北京，高兴得不得了。”
2015年8月20日是卢庆炎启程的日子。早上6时，他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便起来把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又翻出来检查了一遍，把几枚纪念抗战的勋章又多包裹了一层。
8月21日15时许，列车到达北京站。一下车，部队官兵、医护人员与鲜花掌声一起，把卢庆炎一行人，用专车接到了首都大酒店。
从入住这家五星级大酒店开始，年近九旬的卢庆炎经历了很多人生第一次：参加庆祝晚会、被授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勋章、坐上观光车游览北京城……
9月3日，这一天终于来了。8时30分，卢庆炎登上第十一号阅兵车，坐在第三排右侧。9时，车子开到了天安门附近，停在一条马路上。他发现，周围已热闹非常，人们挥舞着国旗、鲜花，向他们致敬。不久后，军歌响起，士兵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卢庆炎的心也越来越激动，他恨不得站起来，走下车，融入这热闹的场景。
10时，70响礼炮响彻云霄，紧接着国歌响起，悬挂着国旗的直升机从卢庆炎的头顶飞过，20架直升机摆出“70”的字样飞行，拖着七道彩虹尾巴的战斗机飞来。卢庆炎想到了71年前，他在一个15瓦的灯泡下，发着电报，飞机轰鸣声、炮声把17岁的他吓坏了的场景。可现在，这些飞机声里、礼炮声里传出的是喜悦之声、胜利之声。“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卢庆炎感慨万千。
突然，车子开始启动，卢庆炎心跳到了嗓子眼。车子沿着阅兵线一路前进，当老兵方阵出现在观礼嘉宾和群众面前时，欢呼声将卢庆炎环绕，他有点不知所措，举起手来，向大家挥手。卢庆炎看到，身边的老兵们，眼角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脸上却露出幸福的笑容。
很快，车子驶到天安门城楼下，卢庆炎紧紧盯住主席台的方向。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主席台正中央，那是习近平主席在向他们这些参阅老兵们挥手致意。卢庆炎赶紧也挥了挥手，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挥手礼。
“祖国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他说。他为国家奋斗过，付出过，现在回想起来，再大的牺牲，再多的付出，都应该，也都值得。如果再回到70多年前，他还会这样选择。
生活就是这样，有波澜，有漩涡，更有平静。阅兵后，卢庆炎又回到建中村的家里。今年89岁的他和80岁的老伴邓立文过着种菜养鸡、自炊自饮的生活。好在两个儿子孝顺，老俩口生活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