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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与报刊书籍、与编辑之间有着不解之缘、莫逆之交。
一、投稿：需要机缘与储备
作者与编辑，稿件与刊物，确实隐含着互通互融、知心知音的微妙契合关系。
1965年，正是我走上教育岗位的第二年，就正式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教育类文稿。那些在我荒芜稚嫩心田上垦播的编辑，至今我仍不知名，但已知心。我发表的作品大部分属自然来稿，也有若干约稿或关系稿；以言论作品为主，也上过照片及文学类作品。能够被发表，姑且称之“机缘”。直白一点说，就是投稿应符合刊物的主旨、属性、品位等要求，具有鲜明的个性。作者还要掌握“季节”，洞察“气侯”，适时“播种”，及时“收获”。发稿与否，取决于稿件质量、文风、“机缘”。因此，要抱一颗平常心：写稿靠自信，发稿随他意。以文会友，互信、互利、互爱。倘利用人情、物质等拉关系、“走后门”，势必损害这种精神融合、心灵默契、理念趋同的学术“价位”。
每次投稿，都是在检测这种“机缘”，以及文稿的“及格率”与“到达度”。
投稿除了需要机缘，更离不开储备的过程。我从教40年，以教为业，多次婉谢改行从政的邀请，而且一直坚持如下从教理念：“力图达到教与学结合，说与做统一，实践与理论并行的境地。不断拓展教育的领域与功能。”我公开发表教育类文稿七十多篇，几乎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
记得也是1965年，让我代笔的一篇上海籍支闽林工事迹的书信体通讯稿，刊登于当年《解放日报》。这确实让人深感意外，纯属偶然。纵使这种“偶然”，也离不开我十多年对语文学科，特别是作文教学的钟情与追寻。其实，这也算一种“储备”。当然，就文学类作品而言，“储备”除了这种来自书本与课堂的间接认知外，更重要的还有出自亲身“履历”的那些情商与智商的积淀。我之所以特别看重外出求学、上山支教、下乡务农、进场伐木等游子生涯与磨难经历，是因为这些“储备”在我后来的文学园地里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形成了“母校”专题、师范情结、第二故乡、风土人情专辑等。这些“优势”确实为我的作品加了“码”，增了“色”，添了“彩”！
二、投身人文关怀：文品与人品同等重要
著书立说，属于人文精神产品。这种产品的被认同与接受，取决于编辑，也涉及读者等方方面面。文品能否出围固然重要，而人品、人缘、人脉等因素的制约，同样不可忽视。
我出第一本散文专集，三找出版社，都无法成全。尽管七成的作品都是报刊发表过的，只因为拿不到“书号”而搁浅。最终找到时任海峡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的何强同志，他是从福建教育出版社“作文版”过去的，与我仅一面之交。但同行爱同行，这“一面之交”，成了彼此相知沟通的基础。他爽朗地接纳了我的底稿和出版计划，表示尽快向总编呈报。1998年底，传来审定意见：把“文集”改为“散文专著”；原本教师“下水文”晋级为“福建省散文家丛书”。接到这册赠书，国家教育部副总督学、督导办主任郭振有同志，还特地来函祝贺。他说：“感情真挚，文笔也很好……很难得。读了几篇，觉得特别亲切。祝你不断有更多的收获！”乡土是我生长的“根源”，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本书是我交给父老乡亲的一份粗浅稚嫩的人生答卷。
2001年底，当我的第二部散文集《晨星暮雨》出版时，已升任副总编的何强再兼该书“责编”。当年福建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许怀中先生热情为本书作序。他说：这是一部“惦记老感情、关注小人物”的作品，真情流露，感人肺腑。并誉之为《“小草”的颂歌》（序言）。许先生还成为我加入省作协的又一位介绍人。我出身低微，常以“小草”自比自诩，自勉自乐，“为弱者代言，替工族写传”就是本书的主旨。
我的著书立说，既立足乡土，跟随潮流，顺符民意，又依托职场，结合专业，及时沟通，广泛宣示，拓展市场。于是，受到内外欢迎，赢得上下认同，收获了预期的效益。其中，文化市场与主流读者的认同，以及相关领导、同行、校长的扶持与资助，尤为重要。我可持续、可付出、可发展的“著书立说”之道是：结合职业，体现优势；伴随履历，开掘“潜藏”；坚持业余，时空互补；技艺双飞，实现跨越；形成专题，展示价值。
三、人生座标：提升“价位”，转型跨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位”。也许，人生找到一份平稳的职业，且有一点符合个人志趣，已可“知足常乐”了。但“著书立说”，不完全等同“人生座标”，也许只是实现人生“价位”的一条途径、一项指标。
坦诚地说，我所寻求的人生座标是：“以教为业，跟上时代的脚步；以文作趣，投身人文关怀的行列。”关键在于，要找到两者的“结合点”，经受其中的“转拓期”。我的教育写作，曾经历了从“科学教育”到“教育科学”的提升过程，即从“做”到“写”的探寻进程。文章是“写”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我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担当的多样角色，逐渐探寻出“三先三后”的从教（写稿）步式：先业务（教研学），后行政（管理）；先“做事”，后“写文章”；先求实（真、活、变），后求拓展（延伸、沟通、跨越）。我公开发表的教育文稿，既有经验型与事例型的，也有实用类与理念类的，还有专业类的与人文类的。其中多篇被国家级教育报刊选用
我的专业转型与跨越，主要体现于“从山区教师到平民作家”这一进程。20世纪80年代，我不经意走进文学园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原以为文学写作和作文教学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一纸之隔”，而其实，从“胚胎”到“发表”，从“应试作文”到“文学作品”写作，从播种（兴趣）到收获（希望），我经历了几十年。体验重于感受，储备长于酝酿，尝试多于写作，失败超于成功。只有用一颗赤诚的心、一份纯朴的情、一片深沉的爱，才可能赢得编辑，打动读者，回报社会。
记得1984年9月，我为县领导代写第一个“教师节”贺词，意犹未尽，也吟了一首“献给第一个教师节的歌”——《园丁颂》，随投当地报纸副刊并被采用。此后，每年一稿，连刊至第13个教师节……是家乡这块丰厚的文学沃土，滋养了我这位“草根作者”和“平民作家”。我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多出自当地刊报，高峰期每周一二篇，每年多达二三十篇。几乎覆盖当地十多种报刊，与我相熟相知的主编、责编达三十多人。他们磨砺了我的笔墨，充当了我的“人梯”，为我制作“嫁衣”，成了我的知心编辑与老乡文友。
我的千字乡土小稿《往事》《卖枇杷的老果农》曾经在大报发表，亲情散文《母亲的遗产》《往事》也曾在全国范围产生过一点影响。实话实说，如果没有一点意外的“机缘”，我这土生土长、光头赤脚的无名小辈，怎能闯进大都市，登上高殿堂？
四、“笔耕”揭秘：惦记与回报
从1985年至2004年退休，我笔耕不止，难道仅为了那一点稿费、那一叠证书、那一些“头衔”、那几本书？谁不知道“爬格子”的艰辛与无奈？但又有谁能真正说清每次写作的动机与心态？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经历过“激情岁月”，投身于“祖国变革”，感受过大自然风雨，怎能不震憾，不呕歌？
人至晚年，是夕阳与彩虹的化身，或许更知贵，更懂爱，更惦美。我深感岁月不饶人，不会电子邮件、不会传真、不会拷贝……自知跟不上时代。我说过多次要“封笔”，又往往“食言”。我也深知，作家的良知、教师的情怀隐含着社会的体温、自然的生灵、民族的血气、时代的足音、国家的意志。为了这未尽的情缘、难了的夙愿，我只能再翻检“储藏”，追寻“古道”，依旧“用笔写心”，诉之文稿。但那些断断续续的“老感情”，生生硬硬的“旧观念”，还有人愿听愿信么？这份迟到的报告、“退休的稿件”，还能找到“宣告”的版面或网页？
人生总有一些无法忘怀、难以回报的东西。我倾注毕生心血，以愚作回报信义、忠廉、仁善、恩德，探寻“著书立说”之道，也许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福建省作协会员，原供职于福建省莆田市教育督导室。
（责任编辑：朱蒙）
一、投稿：需要机缘与储备
作者与编辑，稿件与刊物，确实隐含着互通互融、知心知音的微妙契合关系。
1965年，正是我走上教育岗位的第二年，就正式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教育类文稿。那些在我荒芜稚嫩心田上垦播的编辑，至今我仍不知名，但已知心。我发表的作品大部分属自然来稿，也有若干约稿或关系稿；以言论作品为主，也上过照片及文学类作品。能够被发表，姑且称之“机缘”。直白一点说，就是投稿应符合刊物的主旨、属性、品位等要求，具有鲜明的个性。作者还要掌握“季节”，洞察“气侯”，适时“播种”，及时“收获”。发稿与否，取决于稿件质量、文风、“机缘”。因此，要抱一颗平常心：写稿靠自信，发稿随他意。以文会友，互信、互利、互爱。倘利用人情、物质等拉关系、“走后门”，势必损害这种精神融合、心灵默契、理念趋同的学术“价位”。
每次投稿，都是在检测这种“机缘”，以及文稿的“及格率”与“到达度”。
投稿除了需要机缘，更离不开储备的过程。我从教40年，以教为业，多次婉谢改行从政的邀请，而且一直坚持如下从教理念：“力图达到教与学结合，说与做统一，实践与理论并行的境地。不断拓展教育的领域与功能。”我公开发表教育类文稿七十多篇，几乎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
记得也是1965年，让我代笔的一篇上海籍支闽林工事迹的书信体通讯稿，刊登于当年《解放日报》。这确实让人深感意外，纯属偶然。纵使这种“偶然”，也离不开我十多年对语文学科，特别是作文教学的钟情与追寻。其实，这也算一种“储备”。当然，就文学类作品而言，“储备”除了这种来自书本与课堂的间接认知外，更重要的还有出自亲身“履历”的那些情商与智商的积淀。我之所以特别看重外出求学、上山支教、下乡务农、进场伐木等游子生涯与磨难经历，是因为这些“储备”在我后来的文学园地里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形成了“母校”专题、师范情结、第二故乡、风土人情专辑等。这些“优势”确实为我的作品加了“码”，增了“色”，添了“彩”！
二、投身人文关怀：文品与人品同等重要
著书立说，属于人文精神产品。这种产品的被认同与接受，取决于编辑，也涉及读者等方方面面。文品能否出围固然重要，而人品、人缘、人脉等因素的制约，同样不可忽视。
我出第一本散文专集，三找出版社，都无法成全。尽管七成的作品都是报刊发表过的，只因为拿不到“书号”而搁浅。最终找到时任海峡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的何强同志，他是从福建教育出版社“作文版”过去的，与我仅一面之交。但同行爱同行，这“一面之交”，成了彼此相知沟通的基础。他爽朗地接纳了我的底稿和出版计划，表示尽快向总编呈报。1998年底，传来审定意见：把“文集”改为“散文专著”；原本教师“下水文”晋级为“福建省散文家丛书”。接到这册赠书，国家教育部副总督学、督导办主任郭振有同志，还特地来函祝贺。他说：“感情真挚，文笔也很好……很难得。读了几篇，觉得特别亲切。祝你不断有更多的收获！”乡土是我生长的“根源”，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本书是我交给父老乡亲的一份粗浅稚嫩的人生答卷。
2001年底，当我的第二部散文集《晨星暮雨》出版时，已升任副总编的何强再兼该书“责编”。当年福建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许怀中先生热情为本书作序。他说：这是一部“惦记老感情、关注小人物”的作品，真情流露，感人肺腑。并誉之为《“小草”的颂歌》（序言）。许先生还成为我加入省作协的又一位介绍人。我出身低微，常以“小草”自比自诩，自勉自乐，“为弱者代言，替工族写传”就是本书的主旨。
我的著书立说，既立足乡土，跟随潮流，顺符民意，又依托职场，结合专业，及时沟通，广泛宣示，拓展市场。于是，受到内外欢迎，赢得上下认同，收获了预期的效益。其中，文化市场与主流读者的认同，以及相关领导、同行、校长的扶持与资助，尤为重要。我可持续、可付出、可发展的“著书立说”之道是：结合职业，体现优势；伴随履历，开掘“潜藏”；坚持业余，时空互补；技艺双飞，实现跨越；形成专题，展示价值。
三、人生座标：提升“价位”，转型跨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位”。也许，人生找到一份平稳的职业，且有一点符合个人志趣，已可“知足常乐”了。但“著书立说”，不完全等同“人生座标”，也许只是实现人生“价位”的一条途径、一项指标。
坦诚地说，我所寻求的人生座标是：“以教为业，跟上时代的脚步；以文作趣，投身人文关怀的行列。”关键在于，要找到两者的“结合点”，经受其中的“转拓期”。我的教育写作，曾经历了从“科学教育”到“教育科学”的提升过程，即从“做”到“写”的探寻进程。文章是“写”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我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担当的多样角色，逐渐探寻出“三先三后”的从教（写稿）步式：先业务（教研学），后行政（管理）；先“做事”，后“写文章”；先求实（真、活、变），后求拓展（延伸、沟通、跨越）。我公开发表的教育文稿，既有经验型与事例型的，也有实用类与理念类的，还有专业类的与人文类的。其中多篇被国家级教育报刊选用
我的专业转型与跨越，主要体现于“从山区教师到平民作家”这一进程。20世纪80年代，我不经意走进文学园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原以为文学写作和作文教学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一纸之隔”，而其实，从“胚胎”到“发表”，从“应试作文”到“文学作品”写作，从播种（兴趣）到收获（希望），我经历了几十年。体验重于感受，储备长于酝酿，尝试多于写作，失败超于成功。只有用一颗赤诚的心、一份纯朴的情、一片深沉的爱，才可能赢得编辑，打动读者，回报社会。
记得1984年9月，我为县领导代写第一个“教师节”贺词，意犹未尽，也吟了一首“献给第一个教师节的歌”——《园丁颂》，随投当地报纸副刊并被采用。此后，每年一稿，连刊至第13个教师节……是家乡这块丰厚的文学沃土，滋养了我这位“草根作者”和“平民作家”。我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多出自当地刊报，高峰期每周一二篇，每年多达二三十篇。几乎覆盖当地十多种报刊，与我相熟相知的主编、责编达三十多人。他们磨砺了我的笔墨，充当了我的“人梯”，为我制作“嫁衣”，成了我的知心编辑与老乡文友。
我的千字乡土小稿《往事》《卖枇杷的老果农》曾经在大报发表，亲情散文《母亲的遗产》《往事》也曾在全国范围产生过一点影响。实话实说，如果没有一点意外的“机缘”，我这土生土长、光头赤脚的无名小辈，怎能闯进大都市，登上高殿堂？
四、“笔耕”揭秘：惦记与回报
从1985年至2004年退休，我笔耕不止，难道仅为了那一点稿费、那一叠证书、那一些“头衔”、那几本书？谁不知道“爬格子”的艰辛与无奈？但又有谁能真正说清每次写作的动机与心态？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经历过“激情岁月”，投身于“祖国变革”，感受过大自然风雨，怎能不震憾，不呕歌？
人至晚年，是夕阳与彩虹的化身，或许更知贵，更懂爱，更惦美。我深感岁月不饶人，不会电子邮件、不会传真、不会拷贝……自知跟不上时代。我说过多次要“封笔”，又往往“食言”。我也深知，作家的良知、教师的情怀隐含着社会的体温、自然的生灵、民族的血气、时代的足音、国家的意志。为了这未尽的情缘、难了的夙愿，我只能再翻检“储藏”，追寻“古道”，依旧“用笔写心”，诉之文稿。但那些断断续续的“老感情”，生生硬硬的“旧观念”，还有人愿听愿信么？这份迟到的报告、“退休的稿件”，还能找到“宣告”的版面或网页？
人生总有一些无法忘怀、难以回报的东西。我倾注毕生心血，以愚作回报信义、忠廉、仁善、恩德，探寻“著书立说”之道，也许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福建省作协会员，原供职于福建省莆田市教育督导室。
（责任编辑：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