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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性后现代伦理,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由现代性所导致的问题,形成了人类应有的问题意识,这成为本文的重要视角。现代生态伦理无论是非人类中心论,还是人类中心论,都存在着重要缺陷。本文提出了以后现代伦理来认识生态文明价值的问题,强调对自然的新的理解和与自然和解的观点,提出了他者优先权、全球公义和人类责任等问题。
[关键词]生态文明;人类责任;后现代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5-0068-04
[作者简介]商红日(1956—),男,黑龙江阿城人,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教授,政治学理论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上海200234)
[收稿日期]2010-08-17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a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Ethics
SHANG Hong-ri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modernity, the postmodern ethics has two tendencies: one is the ethical nihilism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thic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basic value of mankind, which arises from human's new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Only through this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mankind could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hope and begin to build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presents such argument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reconcili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shar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orities of other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global “Righteousness”, and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s cultural ec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umang responsibility; postmodern ethics
一、后现代伦理的两种倾向
在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后现代伦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是“伦理虚无主义”,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伦理。伦理虚无主义并非彻底否定道德的社会意义,而是将伦理降低为一般、辅助的技术手段。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就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后义务时代”,人们的行为已经从强制性的无限责任、戒律和绝对义务中解脱出来。在“后义务时代”,人类只需要“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说道德的历史发展有方向的话,那么其方向便是朝向捍卫人权、朝向果断采取措施以消除忍无可忍之事端,即用‘审慎的’伦理或用‘抓紧时问’的态度去解决弊端、解除人们的苦痛”(2007:14)。建设性的后现代伦理认为,后现代伦理要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将道德“重新个人化”。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持有这样的主张。他呼吁人类“道德能力的救赎和人类空间的重新道德化”(2003:281)。再如列维纳斯(E.Levinas)将西方哲学中的“主”、“客”关系从知性的关系转化为伦理性的关系。其中,主体需对他者的存在负责,因为他者既以脆弱的面孔呈现,同时也赤裸裸地在主体面前呈现,因而主体对于他者的存在具有道德上的保护责任。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伦理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由现代性所导致的问题,形成了人类应有的问题意识。正如查伦•斯普雷特纳克(Charlene Spretnak)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之后,我们应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类社会?”“我们怎样才能用提高人类尊严的方式来消除痛苦?”“我们怎样才能恢复个人、组织、社区和地区的权利和责任?”(1998:55-57)这样的提问从建设性意义上向人们唤起责任意识与道德感。这种责任意识和道德感不仅促进我们每个人要进行良知的反思,也在警醒后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和整个社会,包括政党、商业组织、社群等,必须认真严肃对待人类的责任——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从现在开始,共同创造清洁干净而无损于未来的家园。正是这第二种倾向对于本文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二、对现代生态伦理的评说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严峻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恶化有以下突出表现:森林急剧减少、土地严重退化、淡水资源日益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和温室效应加剧、海洋资源破坏、自然灾难增加、臭氧层破坏,以及能源危机等。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在20世纪60～70年代,人类的环境意识觉醒,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率先提出了生态危机及其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伦理学命题以及“增长的极限”的经济学-政治学命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环境大会将生态环境的议题国际化。1973年欧洲第一个绿党——“人民党”在英国诞生,开始在欧洲政坛异军突起。这些现象表明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在基础层面的共同意识已开始形成,也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伦理研究提供了背景和资料。
现代伦理学家充满着焦虑,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诸多派别,如“大地伦理观”、“生命伦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以及“深层生态学”等等。可以说,现代伦理并没有无视现代性给生态带来的麻烦。相反,面对生态危机,他们不约而同地反思人类的行为,反思现代性的问题,并试图在重建生态伦理的努力中,确立人类的价值观,以改变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应该说,它们对于人类的“生态”观念的确立是有其重要贡献的。例如,“大地伦理学”及“深层生态学”中的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观念,对人类行为的破坏性后果的反思等,都是有启发、有思考价值的。
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生态伦理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缺陷一:自我问题陷阱。当他们将人类从中心位置“赶走”以后,并没有找到“非中心”的方法以克服人类中心观念带来的问题。相反,他们十分错误地将非人类置于中心位置,这是对人类某些错误行为的极端化处理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还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糕。因为,人类如何退出中心位置的问题,需要人类自己来解决。但非人类中心主义首先从中心里驱除人类,就陷入了问题不能解决的困境,从而使人类只好停留在自己发现的问题陷阱中不能自拔。缺陷二:非人类中心主义没有根本摆脱现代性的羁绊,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在非人类关怀上的救世主义,以及在实践主张上的不可操作性,使其很难确立起独立而有价值的理论体系,最终不过是一篇一篇的宣言。
现代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恐怕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主要是他们仍然过分地看重了人类的行为能力。虽然他们试图诉诸于人类的道德自觉来实现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但这不过是现代理性的另一种体现。并且,若只能求助于理性,求助于政治的干预,最终将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关系的格局,正像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争吵一样。2009年7月24日,中国的“绿色搜狐”网站推出了“2009气候变化中国声音媒体行动倡议”,有30位媒体社长总编共同发出该行动倡议,倡议书中写道:“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正在进入高速轨道,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期望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协议。如果各国不能达成共识并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温室气体排放将急剧上升,加速气候变化,后果不堪设想。”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这不能不让媒体感到遗憾。实际上,将所有的期待都诉诸于世界各国及联合国,以为通过会议和协议的方式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如生态环境这样的共同难题,恐怕难免会失望的。目前的根本障碍来自已经被高度理性化的“理性”,这是人类的“集体无理性”,是现代性的致命伤,结果就像人们所看到的,哥本哈根大会不过是上演了一场“气候政治”的闹剧。即使通过一个什么“议定书”,其最终的效果如何也是无保障的,更何况其文件本身也有诸多不合理的内容。
澳大利亚的医生、科学家大卫•希尔曼(Dowid Silverman)教授和哲学家约瑟夫•韦恩•史密斯(Joseph Wayne Smith)合著的《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读后颇耐人寻味。他们说:“我们认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是有生态缺陷的,因为它导致公地悲剧。51%的人投赞成票就能毁灭49%的人希望保护的一种资源(或只是为了保持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制度的核心存在着破坏生态的可能性。”(2009:15-16)当我们今天忧心忡忡地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认真反思人类已经成为习惯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许多道理,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超越的智慧。
三、以后现代伦理视角来看生态文明的价值
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个基本价值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新的理解。这是反思式的理解。只有经过这样的理解过程,才会达成对生态价值的人类共识和真正开始建立人类的信任关系。
如何理解自然?不能认为自然就是我们眼前所面对的所有事物,因为这样不仅可能会将人排除在自然之外,而且还将可能把需要从自然排除的东西留了下来。也不能说自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必须加以保护,从而使之更好地用于人类目的的所有存在物,因为今天的人类对自然的劫掠远大于对自然的保护,而保护无非是想更公平一点来维持和发展劫掠能力。当然,也不能将自然视为我们的崇拜体,因为任何崇拜体都在被人类赋予意义以后被人类所利用。
齐格蒙特•鲍曼说:“在后现代世界中,事情之发生可能并没有使它们具有必要性的理由,人们行事几乎不需要通过可以说明的目的检验,更不用说通过‘合理性’目的的检验。”(2003:38)这丝毫不是说,后现代世界是混沌的和无秩序的。相反,它的清晰和秩序不是因为某种或某些理由,不是在目的的力量迫使下形成的。它出于自然。这个自然首先是在经过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的新的理解。自然就是清除了套在人类脖颈上的理性枷锁以后的人的悟性与良知,因而,自然首先是人类生态文明意识觉醒以后的“心境”,其次是恢复了人的本真面目以后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哲学化”地说,自然就是人对自己及其关系的本真性的占有。
因此,学会理解自然是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的人类的第一个必修课。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也是希望所在。这个过程远远不是一项宏大的科学与技术规划,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演化。我们这里谈论的生态文明恰恰是在这场演化当中置于人类心灵中的种子。这场演化是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开始的。目前人类所遭遇的绝大多数环境的灾难都来自生态环境的抗议,这是将世界乃至宇宙二元化以后所招致的最大悲剧。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必须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其首要的步骤是放弃破坏性掠夺性的行为。
这场演化将在实际进程中培育生态文明共享的价值观,确立“他者”优先权的共识。这需要人类自我唤醒。唤醒由于理性的遮蔽而沉睡在心灵中的智慧,使后世公民“成长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在这种意识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将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将受到重视”(大卫•雷•格里芬,1998:227)。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诉求?要形成“他者”观念,确立“他者”优先权意识。每一个我(个体或社群乃至共同体)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同在的自然彼此为他者。这是一种伦理秩序。这个秩序的行动要求,即道德要求是他者优先权。同在的自然秩序与他者优先的道德行为,将共筑起共享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由此,全球“公义”具有了可能性。公义不是通常的“正义”的概念。正义以习以为常的所谓普遍性的理性观念为基础,这种正义是对强权的掩护。公义以新的自然观为基础,是复杂多样中自然产生的无差别性。“我们的文明在范围上确实是全球的,要是没有天然的能源资源它就无法存在”(安东尼•吉登斯,2009:253)。这就是一种无差别性的认识。共享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将是自然产生的无差别性的文化生态基础。共筑全球文化生态的努力,在多样性中发现无差别性,从而在文化上一点一点清除掉禁锢人们头脑的理性枷锁,这是生态文明伦理学的重要天职。
四、人类的责任
责任是不可改变的要求。在形成和维护生态文明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将责任注入人类的灵魂,使人类重建对自然的敬仰,重构我们的精神生活,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课题。与此同时,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构建全球低度政治生活体系,这是一个基础的环节和必经的道路。全球的共同学习,建立全球的“反思哲学”,形成人类的“自然在场”意识,这是生态文明向人类发出的动员和呼唤。
构筑全球低度政治生活体系是本文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落实人类责任的可付诸实施的行动。从国家层面看,诉诸于行动自觉,国家与公民社会在环境生态的一致议程和共同行动属于低度政治。在国际层面,非军事非战争的解决方案,同样也是低度政治。全球公民社会的协同绿色行动更是低度政治生活的典型呈现。中国环保专家曲格平说:“近年来,中国开始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社会理念;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规划和措施。这些发展理念和总体发展目标的转变,正在逐步改变着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从环保角度而言,可以称为一次新的环境觉醒。”②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政治就是一种低度政治,这种政治既体现为环境保护及其与人类相关性的认识,也体现为与社会一体性的行动。在这个方面,人类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该文为参加美国克莱蒙第四届国际生态文明论坛的演讲稿,参加此次论坛活动及文章获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行政管理的资助(J50406)]
[参考文献]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2007.义务的衰微,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齐格蒙特•鲍曼.2003.后现代伦理学[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安东尼•吉登斯.2009.气候变化的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1998.后现代精神[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大卫•希尔曼,(美)约瑟夫•韦恩•史密斯.2009.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生态文明;人类责任;后现代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5-0068-04
[作者简介]商红日(1956—),男,黑龙江阿城人,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教授,政治学理论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上海200234)
[收稿日期]2010-08-17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a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Ethics
SHANG Hong-ri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modernity, the postmodern ethics has two tendencies: one is the ethical nihilism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thic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basic value of mankind, which arises from human's new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Only through this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mankind could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hope and begin to build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presents such argument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reconcili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shar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orities of other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global “Righteousness”, and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s cultural ec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umang responsibility; postmodern ethics
一、后现代伦理的两种倾向
在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后现代伦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是“伦理虚无主义”,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伦理。伦理虚无主义并非彻底否定道德的社会意义,而是将伦理降低为一般、辅助的技术手段。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就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后义务时代”,人们的行为已经从强制性的无限责任、戒律和绝对义务中解脱出来。在“后义务时代”,人类只需要“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说道德的历史发展有方向的话,那么其方向便是朝向捍卫人权、朝向果断采取措施以消除忍无可忍之事端,即用‘审慎的’伦理或用‘抓紧时问’的态度去解决弊端、解除人们的苦痛”(2007:14)。建设性的后现代伦理认为,后现代伦理要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将道德“重新个人化”。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持有这样的主张。他呼吁人类“道德能力的救赎和人类空间的重新道德化”(2003:281)。再如列维纳斯(E.Levinas)将西方哲学中的“主”、“客”关系从知性的关系转化为伦理性的关系。其中,主体需对他者的存在负责,因为他者既以脆弱的面孔呈现,同时也赤裸裸地在主体面前呈现,因而主体对于他者的存在具有道德上的保护责任。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伦理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由现代性所导致的问题,形成了人类应有的问题意识。正如查伦•斯普雷特纳克(Charlene Spretnak)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之后,我们应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类社会?”“我们怎样才能用提高人类尊严的方式来消除痛苦?”“我们怎样才能恢复个人、组织、社区和地区的权利和责任?”(1998:55-57)这样的提问从建设性意义上向人们唤起责任意识与道德感。这种责任意识和道德感不仅促进我们每个人要进行良知的反思,也在警醒后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和整个社会,包括政党、商业组织、社群等,必须认真严肃对待人类的责任——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从现在开始,共同创造清洁干净而无损于未来的家园。正是这第二种倾向对于本文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二、对现代生态伦理的评说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严峻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恶化有以下突出表现:森林急剧减少、土地严重退化、淡水资源日益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和温室效应加剧、海洋资源破坏、自然灾难增加、臭氧层破坏,以及能源危机等。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在20世纪60～70年代,人类的环境意识觉醒,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率先提出了生态危机及其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伦理学命题以及“增长的极限”的经济学-政治学命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环境大会将生态环境的议题国际化。1973年欧洲第一个绿党——“人民党”在英国诞生,开始在欧洲政坛异军突起。这些现象表明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在基础层面的共同意识已开始形成,也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伦理研究提供了背景和资料。
现代伦理学家充满着焦虑,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诸多派别,如“大地伦理观”、“生命伦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以及“深层生态学”等等。可以说,现代伦理并没有无视现代性给生态带来的麻烦。相反,面对生态危机,他们不约而同地反思人类的行为,反思现代性的问题,并试图在重建生态伦理的努力中,确立人类的价值观,以改变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应该说,它们对于人类的“生态”观念的确立是有其重要贡献的。例如,“大地伦理学”及“深层生态学”中的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观念,对人类行为的破坏性后果的反思等,都是有启发、有思考价值的。
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生态伦理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缺陷一:自我问题陷阱。当他们将人类从中心位置“赶走”以后,并没有找到“非中心”的方法以克服人类中心观念带来的问题。相反,他们十分错误地将非人类置于中心位置,这是对人类某些错误行为的极端化处理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还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糕。因为,人类如何退出中心位置的问题,需要人类自己来解决。但非人类中心主义首先从中心里驱除人类,就陷入了问题不能解决的困境,从而使人类只好停留在自己发现的问题陷阱中不能自拔。缺陷二:非人类中心主义没有根本摆脱现代性的羁绊,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在非人类关怀上的救世主义,以及在实践主张上的不可操作性,使其很难确立起独立而有价值的理论体系,最终不过是一篇一篇的宣言。
现代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恐怕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主要是他们仍然过分地看重了人类的行为能力。虽然他们试图诉诸于人类的道德自觉来实现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但这不过是现代理性的另一种体现。并且,若只能求助于理性,求助于政治的干预,最终将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关系的格局,正像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争吵一样。2009年7月24日,中国的“绿色搜狐”网站推出了“2009气候变化中国声音媒体行动倡议”,有30位媒体社长总编共同发出该行动倡议,倡议书中写道:“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正在进入高速轨道,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期望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协议。如果各国不能达成共识并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温室气体排放将急剧上升,加速气候变化,后果不堪设想。”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这不能不让媒体感到遗憾。实际上,将所有的期待都诉诸于世界各国及联合国,以为通过会议和协议的方式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如生态环境这样的共同难题,恐怕难免会失望的。目前的根本障碍来自已经被高度理性化的“理性”,这是人类的“集体无理性”,是现代性的致命伤,结果就像人们所看到的,哥本哈根大会不过是上演了一场“气候政治”的闹剧。即使通过一个什么“议定书”,其最终的效果如何也是无保障的,更何况其文件本身也有诸多不合理的内容。
澳大利亚的医生、科学家大卫•希尔曼(Dowid Silverman)教授和哲学家约瑟夫•韦恩•史密斯(Joseph Wayne Smith)合著的《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读后颇耐人寻味。他们说:“我们认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是有生态缺陷的,因为它导致公地悲剧。51%的人投赞成票就能毁灭49%的人希望保护的一种资源(或只是为了保持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制度的核心存在着破坏生态的可能性。”(2009:15-16)当我们今天忧心忡忡地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认真反思人类已经成为习惯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许多道理,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超越的智慧。
三、以后现代伦理视角来看生态文明的价值
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个基本价值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新的理解。这是反思式的理解。只有经过这样的理解过程,才会达成对生态价值的人类共识和真正开始建立人类的信任关系。
如何理解自然?不能认为自然就是我们眼前所面对的所有事物,因为这样不仅可能会将人排除在自然之外,而且还将可能把需要从自然排除的东西留了下来。也不能说自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必须加以保护,从而使之更好地用于人类目的的所有存在物,因为今天的人类对自然的劫掠远大于对自然的保护,而保护无非是想更公平一点来维持和发展劫掠能力。当然,也不能将自然视为我们的崇拜体,因为任何崇拜体都在被人类赋予意义以后被人类所利用。
齐格蒙特•鲍曼说:“在后现代世界中,事情之发生可能并没有使它们具有必要性的理由,人们行事几乎不需要通过可以说明的目的检验,更不用说通过‘合理性’目的的检验。”(2003:38)这丝毫不是说,后现代世界是混沌的和无秩序的。相反,它的清晰和秩序不是因为某种或某些理由,不是在目的的力量迫使下形成的。它出于自然。这个自然首先是在经过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的新的理解。自然就是清除了套在人类脖颈上的理性枷锁以后的人的悟性与良知,因而,自然首先是人类生态文明意识觉醒以后的“心境”,其次是恢复了人的本真面目以后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哲学化”地说,自然就是人对自己及其关系的本真性的占有。
因此,学会理解自然是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的人类的第一个必修课。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也是希望所在。这个过程远远不是一项宏大的科学与技术规划,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演化。我们这里谈论的生态文明恰恰是在这场演化当中置于人类心灵中的种子。这场演化是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开始的。目前人类所遭遇的绝大多数环境的灾难都来自生态环境的抗议,这是将世界乃至宇宙二元化以后所招致的最大悲剧。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必须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其首要的步骤是放弃破坏性掠夺性的行为。
这场演化将在实际进程中培育生态文明共享的价值观,确立“他者”优先权的共识。这需要人类自我唤醒。唤醒由于理性的遮蔽而沉睡在心灵中的智慧,使后世公民“成长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在这种意识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将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将受到重视”(大卫•雷•格里芬,1998:227)。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诉求?要形成“他者”观念,确立“他者”优先权意识。每一个我(个体或社群乃至共同体)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同在的自然彼此为他者。这是一种伦理秩序。这个秩序的行动要求,即道德要求是他者优先权。同在的自然秩序与他者优先的道德行为,将共筑起共享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由此,全球“公义”具有了可能性。公义不是通常的“正义”的概念。正义以习以为常的所谓普遍性的理性观念为基础,这种正义是对强权的掩护。公义以新的自然观为基础,是复杂多样中自然产生的无差别性。“我们的文明在范围上确实是全球的,要是没有天然的能源资源它就无法存在”(安东尼•吉登斯,2009:253)。这就是一种无差别性的认识。共享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将是自然产生的无差别性的文化生态基础。共筑全球文化生态的努力,在多样性中发现无差别性,从而在文化上一点一点清除掉禁锢人们头脑的理性枷锁,这是生态文明伦理学的重要天职。
四、人类的责任
责任是不可改变的要求。在形成和维护生态文明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将责任注入人类的灵魂,使人类重建对自然的敬仰,重构我们的精神生活,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课题。与此同时,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构建全球低度政治生活体系,这是一个基础的环节和必经的道路。全球的共同学习,建立全球的“反思哲学”,形成人类的“自然在场”意识,这是生态文明向人类发出的动员和呼唤。
构筑全球低度政治生活体系是本文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落实人类责任的可付诸实施的行动。从国家层面看,诉诸于行动自觉,国家与公民社会在环境生态的一致议程和共同行动属于低度政治。在国际层面,非军事非战争的解决方案,同样也是低度政治。全球公民社会的协同绿色行动更是低度政治生活的典型呈现。中国环保专家曲格平说:“近年来,中国开始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社会理念;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规划和措施。这些发展理念和总体发展目标的转变,正在逐步改变着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从环保角度而言,可以称为一次新的环境觉醒。”②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政治就是一种低度政治,这种政治既体现为环境保护及其与人类相关性的认识,也体现为与社会一体性的行动。在这个方面,人类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该文为参加美国克莱蒙第四届国际生态文明论坛的演讲稿,参加此次论坛活动及文章获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行政管理的资助(J50406)]
[参考文献]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2007.义务的衰微,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齐格蒙特•鲍曼.2003.后现代伦理学[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安东尼•吉登斯.2009.气候变化的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1998.后现代精神[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大卫•希尔曼,(美)约瑟夫•韦恩•史密斯.2009.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