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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文化价值、科技价值、伦理价值与文学价值，回顾了对亨利·梭罗及后世自然主义文学作家产生重要影响的早期文学作品，并开创了研究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新视角。本文开拓了探讨特定地域、能反映生态价值和生态美学思想的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视域。因此，既适于普通读者一般性的阅读，又适于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美国研究领域、文化研究领域、环境史学及环境哲学研究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入性阅读与探讨。
[关键词]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自然；生态文学批评；早期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5-0102-10
[作者简介]迈克尔·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UNR）文学与环境系教授，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协会的前任主席，同时还担任《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杂志的书评编辑。
［译者简介］张生珍（1973—），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生态文学研究。（山东曲阜 300070）
Title: Reading the Root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s before Walden
Author: Michael P. Branch
Abstract: This critical introduction discusses the cultural, scientific, ethical, and literary values of early American nature writings. It surveys the long tradition that prefigures and anticipates Henry David Thoreau and his literary descendants, while bring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the study of early American environmental writings. In its treatment of place-based texts in a variety of genres and reflecting a range of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aesthetics, it opens up a new area of scholarship and will be of interest both to general readers and to scholars in the cognate fields of ecocriticism, American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s; nature; ecocriticism;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1492年秋，当哥伦布第一眼望见美洲这片土地时，就被它美丽富饶、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深深吸引。这里有美丽的海湾与河流，有各种奇花异树、飞鸟翔鱼，所有这些他都未曾见过，只能反复使用“奇妙”这个词来感叹。准确地说，虽然哥伦布登陆的地点并不是现在的美洲，而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但他在看到这片奇妙土地时的反应却与之后几百年间的探险者、移民以及旅行者的反应是一致的，都对美洲这片奇妙的土地及其间各种奇异的动植物深深着迷。
直到19世纪，对移民和旅行者来说，北美大陆的大片土地仍然是一个“新世界”，是一片广袤、偏远而又知之甚少的荒野。即使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0年后，很多经验丰富的探险者都还认为翻过阿巴拉契亚山就到太平洋了，又一个150年过去了，但像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这样著名的博物学家还认为阿巴拉契亚山是北美最高的山脉，他们甚至还认为乳齿象这类远古生物在北美荒野依然存在。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直到19世纪初期才率领其“发现之旅”第一次横越美国。而直到19世纪中期，当爱默生（Waldo Emerson）、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及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已在康科德体验感受美洲新大陆带给他们的精神启示时，美国大片地区像洛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大盆地以及南部沙漠等地还是人们知之甚少的荒蛮之地，人们正通过不断探索绘制这些地区的地图。
在美洲探险、殖民的头几百年里，欧洲人跟哥伦布一样，无不为美洲大地的广袤、富饶和美丽深深折服，只能用“奇妙”一词来描述这片风景。这里有负鼠、蜂鸟这样奇特的动物，这一切他们在欧洲都不曾见过。同时，这几百年的美洲探索史其实又是一部猜测史。早期的移民充满热情，满怀希望地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感。当这个陌生的大陆并不为人所知时，也就只能通过文学和想象将这片未曾有人涉足的土地展示给人们。这部书中收集的作品一方面告诉我们新世界的大自然如何激发早期美国探险者、作家及博物学家的兴趣；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自己的感知来感受、理解大自然，就像透过哈哈镜看世界一样，不能完全真实准确地反映自然世界。
在早期对美国自然生态的描述中，语言本身就如同一面奇妙的、却又容易使现实变形的哈哈镜。作为人们表达对周围世界所见所感的工具，语言必须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心智的成熟而变化发展。北美是一个神奇的大陆，但对早期登上北美的作家来说，他们还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的词语来表达他们的见闻。以往用来描绘欧洲大陆的那些语言，根本无法用以形容负鼠和蜂鸟等奇妙的动物，更不用说尼亚加拉瀑布以及大峡谷的壮美了。要想用当时欧洲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描述美洲实在是太难了。试想，当数以亿计的北美候鸽在原始森林上空盘旋，当成千上万头北美野牛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奔驰时，倘若不是亲眼目睹这一切，谁又能想象得出这壮观奇丽的场面呢？更不用说用言语表达了！为了重现北美大陆的神奇景观，早期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希望像《皆大欢喜》中在阿尔丁森林逃难的大公爵一样，能够“从葱翠的树木、奔流的小溪、杂乱的碎石直至一切事物中听到上帝的神谕”。①然而，跟当时哥伦布初踏上美洲大陆一样，他们面对如此的美景却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语来形容，他们被这片壮美的土地惊得目瞪口呆！哥伦布毫不掩饰地说：“第一眼看到这美景我简直惊呆了，任何华丽的辞藻在此刻都显得黯然失色。过去我曾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各种奇树异果、美丽的海湾等等，对这一切我已经用过我所知道的最美的语言了，因为我相信再没有比这更美的地方了。然而，如今当我站在这片土地时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只希望后来人也能踏上这片土地，用最贴切的语言记录下这一切了。”②
所以，很多后来人重拾哥伦布的愿望，努力用文字记录下他们在美洲这个奇妙的大陆上的经历。《追根溯源》这本书收录了从哥伦布至19世纪中期350年间63位作家的作品，记录下了这段时期有关美国自然景观以及各种动植物的文献资料。这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同时又按一定的话题和历史事件进行归类。例如，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是记录早期开发美洲的叙事文，第二部分描述了殖民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部分既有记录早期开发的叙事文，又有记录早期科技发展的科技文，还收录了作为美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先声的思想运动。同时，阅读此书还可以遵循其他的线索，如可按花鸟虫鱼类、游记类或者民族主义类文章进行检索阅读，也可以按某一地域或某一时期的文献进行查读。总之，读者可以按照地域、主题、历史以及思想流派等线索阅读此书。每章前面都有头注，介绍了作者、相应作品及其在所有自然主义作品中的地位。每章又包含各个领域的文章，有评论、论文及参考文献等，这些可以为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
在探究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中关于美洲新大陆的描述时，我感觉自己俨然是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家，看着这美丽、富饶又多样化的土地，我甚至有种迫切希望回家与朋友分享的冲动。但是，本书收录的这些作品就如同那片广袤的原野，不论多么有天分的人也无法将其中所有的景象清晰再现出来。《追根溯源》收录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涵盖了诸多风格迥异的作家。他们运用不同的写作手法来描述在北美看到的一切，因此可以将之看做一部普及读物，其选材丰富却又不失简洁。但我希望这部书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激发读者的兴趣，使其进一步研究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这部书的内容丰富翔实，但当前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实在太少了。跟书中那些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一样，我希望尽量收集、保存、还原那些来自北美荒野的真实史料文献，使广大读者能从一隅而知当时整个北美荒野的原貌。
《追根溯源》可以看做是反映当时人们思想以及文学历史的文献，通过这部作品可以了解《瓦尔登湖》之前的自然主义作品关于荒野的记载。读这部作品时，不必因为对这片土地的描述感觉陌生而惊讶，在现代人看来，早期自然主义作家所使用的语言有点晦涩难懂，他们所描述的那些荒芜的景象在现在看来根本无法想象。如果试想一下当他们第一眼看到像负鼠、蜂鸟等大自然杰作时的反应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因读到这些文章而感觉惊异了。试想当我们踏上一个完全陌生的、随时都可能迷路的国度时，其实我们同时又处在一个到处充满惊奇的世界。可能在河的下一个弯处，或者下一座平顶山顶，我们会第一次见到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大峡谷。因此，我们应该像早期的博物学家一样，好好珍惜新大陆所发现的一切新奇景物。
一、珍禽异兽：早期美国自然主义研究存在的阻力及原因
人类利用文学艺术来理解、思考和表达人类社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说，很多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形式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从批评学角度看，自然主义文学作品通常是指有关自然生态的写实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种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田园色彩及浪漫主义特色，符合当代人的生态品味，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认识的文献纲领。当前的生态批评学者也正致力于研究这类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他们主要是研究这些文学及文化作品中体现的自然观和生态观。
因此，基于以上对于自然主义作品的狭隘认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美国生态文学方面的批评性研究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自然主义作品了。虽然梭罗的思想是基于对早期美国生态历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才完成他的自然主义文学巨著《瓦尔登湖》，但我们通常把他视为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试想，如果把梭罗看做是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而非创立者，是不是更合理呢？他曾写道：“新英格兰早期一些作家，如约翰·乔斯基（John Josselyn）和威廉·伍德（William Wood），他们感情丰富强烈，却又做事随意、不拘一格，不计后果。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各种奇异的景观令他们叹为观止……连这片土地上肥沃的黑土都在他们笔下栩栩如生。”梭罗最终总结道：“他们那代人要比我们更接近自然，更了解当初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便是他们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梭罗已然深切地认识到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在历史、科学及文学上的重要性，但当今大多数生态批评学者却对那一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作品并不熟悉。要知道正是这350年间基于地缘的美国早期自然主义文学，成为15世纪末有最早记录的关于欧洲人在北美的探险文学与1854年《瓦尔登湖》这一自然主义文学里程碑的分水岭。可以说，认为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始于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无异于把美国内战作为起始点研究美国历史。虽然《瓦尔登湖》具有与美国内战一样的里程碑意义，但它们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把它们置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以及之前的整个生态和文化语境下来理解把握。
因为当前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学的发展是由当代的一种生态敏感性激发起来的，其直接后果是对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种生态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20、21世纪美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回应。当前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应该反映当代最迫切的环境问题。正是这一观点造成当代自然主义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20、21世纪的当代生态作家，他们的作品最直接反映了当今的环境危机。自然主义文学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应该深刻反映时代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动植物栖息地的消失，这正是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和道德难题，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从整个美国历史、文学和文化角度来看关于美国自然景观的主体文学资料［正是基于这些主体性文学资料，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才把美国称作一个“自然的国度”］，那么，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他一些原因，即到底为什么对早期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进展如此缓慢？
首先，正如现今大量“生态自然”文集所示，人们通常将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片面地定义为现代个人写实文学的一个亚文类，悲情描述自然生态的恶化及作者感受。然而，对自然主义文学作品这种狭隘的认识和分类误导了当代的生态批评学者，加之早期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多采用一些与当代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如报告、讲道、宗教宣传册、神学史、精神自传、囚禁蓄奴记叙以及日记等形式，这都使得当代生态批评学者忽略了对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对于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作家，我们只喜欢像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或者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等基本采用散文体写作的作家。毫无疑问，这种偏见是由我们现代的文化及阅读习惯造成的。不论是普普通通的学生抑或专业人士，平时都会读读报纸、看看杂志，偶尔还会心血来潮写篇随笔，但有谁愿意主动坐下来，兴致勃勃地拿本讲道或政府报告品读？
面对这些神秘古怪的文学形式，我们往往越发不愿去探讨深究，那么，我们就无法体味早期的美国作家、读者的人生经历和体会，由此一来，我们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前辈如何看待这周围的世界了。例如，17世纪布道文是美国除《圣经》、《天路历程》以及《畜牧业手册》之外最普及的读物了。这类书籍里的布道文及其他宗教文章大量使用隐喻，而且寓意丰富，主要描述或探索人类与上帝、人类与农业、动物、荒野以及人类居住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殖民时期作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和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其代表人物。同样，19世纪初期最普及的文学形式是政府报告，东方各国的读者都是通过政府报告来了解美国西部的，像探险家约翰·布莱贝利（John Bradbury）、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和汤森德（John Kirk Townsend）的报告都非常有名，尤其是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因为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美国定居模式、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资源开发以及民族认同。美国早期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动植物虽然在现在看来比较奇怪陌生，却可以加深我们对美国生态环境以及文学史的理解。
我认为作家探索自然的方式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观、生态观以及道德观。探险文学、宗教宣传册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献在思想上传播帝国主义价值观，在自然哲学上过分强调人类中心，在宗教方面过分恪守基督教教条等等，所有这些都对自然生态构成威胁。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跟其他早期探险家一样，哥伦布也有着狂热的淘金欲。他皈依天主教，为达到目的不惜奴役屠杀土著居民等等。这样一来，当我们再次品读哥伦布用诗一般的语言对新大陆的描述时，还能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吗？再如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虽极力颂扬新世界的富饶以及生物的多样性，字里行间却分明表达着这种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来积累资本，还可以供贵族游猎玩乐。科顿·马瑟虽然对天文学和牛顿力学有一定研究，却依然相信上帝创造彗星来惩罚卑贱的罪人。其他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品中，同样存在着以上的问题。例如，所罗门·贝利（Solomon Bayley）的一篇以奴隶逃亡为主题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贝利竟被奴隶主搞得家破人亡，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恶不作，贝利受尽歧视，才得以安身立命。
还有一个问题，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一方面对那些珍禽异兽大加赞美，另一方面却又对其大肆屠杀，其频繁程度令人咋舌。而这绝非为维持生计而狩猎，而是灭绝性的屠杀。如约翰·布莱贝利在几个小时内就射杀了271只北美候鸽（今已灭绝），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会只为玩乐而捕杀北美野牛，最终只割下牛舌作为“战利品”，汤森德（John Kirk Townsend）则因为“内心罪恶又酷爱运动”而失去自制力，残忍地射杀无助的羚羊。今天，我们的环境敏感性与早期的殖民时代截然不同，通过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下面一段在当时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描述可见一斑：“我叫寇迪去宰掉我们的小狗克拉马斯，他准备按照印第安人的传统屠宰：先烫掉狗毛，用肥皂和雪把狗皮洗净，最后将处理好的狗肉剁碎放在雪上。过了一会儿，雪橇还拉来了马肉。今晚晚餐很丰盛，有豌豆粥、马肉，还有狗肉。”这说明，无论承认与否，当我们说到“自然主义作品”时，通常是指那些与我们现在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相一致的作品，而早期自然主义作家的生态价值观，尤其是本书中19世纪之前的自然主义作家，与现代的生态价值观还是基本不同的。
另外，我们还不确定从何时起这些自然主义作品才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品。这不仅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历史文献是写在美国获得政治主权和民族主体地位之前，而且还因为很多作品的作者是欧洲移民、探险家甚至旅居美洲的居民或暂住者。这本书第一部分的15位作家中，没有一位是在北美出生，他们中有意大利人，有西班牙人，有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以及英国人等。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才能确定他们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呢？第二部分也有一些重要的“美国”作家，其实也只是来自欧洲的旅行者，例如英国人马克·科特斯比（Mark Catesby）和瑞典人彼得·卡姆（Peter Kalm）。即使是作为美国开国元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也都是迫不得已才走上了争取主权独立的道路。以《一个美国农民的信》而闻名的小说家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福克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是一位法国贵族，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位亲英分子。因此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美国本土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由那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作家所创作，也并不是说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一定与爱默生或者托马斯·科尔所体现出来的美国文化相一致，否则我们不但把握不住早期的国际旅行者对北美土地的价值观，而且否定了我们将近三百年的自然主义文学史。生态批评要想建立按地域而非国家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那么就必须扩展研究领域，吸收任何探究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而长期以来，文学史都是按国家进行划分和研究的。
由于这些自然主义作品缺乏科学性，使得很多现在的学者感觉难以接受。当时著名的博物学者即使不会像18世纪初期的土耳其作家易卜拉欣埃·芬迪（Ibrahim Effendi）一样，相信美国有种开花后就会结出美丽的女子的“瓦克”树，但他们确实相信美洲的蛇用目光就可以将猎物致残、燕子蛰伏于水下、昆虫则可以从动物的尸体中自然生出。当今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我们崇尚科学，而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却过分迷信，轻易相信明显荒谬的说法，这在我们看来即使不是愚昧，起码也很奇怪、很可笑，难道自然主义作品不是应该准确再现自然世界吗？然而，用现在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过去自然主义作品的科学性显然是不合适的，毕竟他们所处的前理性阶段的世界观与现代的世界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一方面受限于前工业化阶段落后的通讯和科学调研，另一方面受限于他们对新大陆完全陌生的认识。当时的探险家和移民对北美的认识就如同今天我们对外太空的认识一样无知，只能妄加猜测却不能真正认识。同样，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在300年后可能就变得很浅显。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苛求当时的科学，否则我们就不能从这些作品中发现我们最感兴趣的内容：早期自然主义作家用丰富的想象描绘出大自然的神秘和美丽。
此外，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缺乏科学合理的整理和编排。虽然文本的整理和编排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中心环节（特别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数量极少，其保存与发行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生态批评学者却没能认识到这种整理编排的重要性。而且，鲜有生态批评学者接受过文章整理训练，大多数学者都学习过如何对一篇文章进行分析，但极少有人学习过如何对若干篇文章进行整理编排。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发现错误归类的文章，更不能将之准确归类。因为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方法指导文献的整理编排，很多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便望而却步，但这一领域很重要，亚瑟·普拉尼克（Arthur Plotnic）称其“可以使人学会自律、反省、净化心灵”①。所有这些导致很多构成早期自然主义基础的作品都已失传，有的是因为没有进行编排发行，有的则是因为版本中有谬误没有再编辑渐而失传。
总结了以上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研究的局限性后，我们还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现在流传的关于新大陆的最早报告通常都是18、19世纪版本的，有的因为原稿遗失而可靠性不强。第二，很多早期作品中体现的自然哲学思想比较陈旧，与现代观点有很大不同，读起来比较奇怪陌生也是在所难免的。第三，很多当时的理论科学作品已经超出人文科学范围，缺乏科学性。第四，生态批评学者对美国西部的自然主义作品很感兴趣，但对19世纪以前的作家来说，他们对西部知之甚少。最后，此书中这些早期自然主义作品题材多样，有的是探险类，有的是殖民或者宗教宣传类，还有的是历史类、哲学类、传记类、神学类以及科学类等。总之，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很难准确把握，即使可以甄别也很难进行归类。因此，本书权且将其置于此，希望能够对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的扩展有所帮助。
二、领域扩展：研究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的意义
尽管生态批评研究存在以上种种局限，学者应该仔细甄别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生态文学作品，并按思想流派进行组织归类。近年来生态批评学者从很多重要方面拓展了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国际生态文学、城市自然文学、绿色文化研究和影视研究），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将研究扩展至梭罗。的确，第二代生态批评学者研究最广泛的一个领域是从关于北美早期探险、殖民、独立战争以及浪漫主义初期的作品中重现自然，这些作品得到生态批评学者的足够重视并已获得一定的成果。
首先，早期美国的自然主义作品是我们认识欧洲殖民时期北美大陆自然风貌的一个窗口。正如亨利·萨维奇（Henry Savage Jr.）所说：“原始状态下的北美荒野已不复存在，但通过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家之笔我们还能依稀想象到它的原貌。”①很大程度上说，北美环境史实际上是一个悲剧史，因为大量物种以及动植物栖息地在这个过程中灭绝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美洲自然主义作品便成为我们通过想象来了解北美大陆以及各种动植物等生态环境的唯一手段。例如，在本书中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纪录了湍急大河的情景，而今河上早已建了大坝；华盛顿·欧文描述了广阔的大草原，如今早已成为成片的工业园；约翰·布莱贝利（John Bradbury）写到了成群的北美野牛，当时的任意一群足有成千上万头，而今却早已绝灭。另外还有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对象牙嘴啄木鸟的精彩描述，以及更早一些威廉·伍德描述的北美候鸽，他写到：“成群的候鸽遮天蔽日，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如今这两种鸟类都已灭绝。通过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我们窥到一个早已失落的世界，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去牢记、去默哀。
亨利·梭罗自然也了解早期美国自然历史文学所具有的生态史价值。1855年1月3日，他不惜长途跋涉跑到新英格兰，把当地的动植物与威廉·伍德的作品《新英格兰记事》中对动植物的描述相对照，对比后他写到：“那时候草场的草长得很快。”因为伍德“这样写到：‘草长得又高又密，有的能长到人的腰那么高，有的能长到人的肩膀’。”②那时候“草莓在圈养之前也长得更大更多”③。当梭罗读到伍德关于各种在当时还很常见的一些鸟儿的描述时非常兴奋，因为在19世纪中期的马萨诸塞州，这些鸟就已经十分罕见甚至已经灭绝了。他惊异道：“真不可思议！那时不仅有黑雁和常见的野生黑天鹅，竟然还有‘白天鹅’，白的像雪一样的天鹅。”④1856年，梭罗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717年写的一封信的内容，描述的是一场暴风雪。他激动地说：“马瑟关于暴风雪的这段描述极富哲理。”⑤因此，可以说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对于梭罗和我们了解北美那片失落的荒野具有很高的价值。
为找到北美大陆可持续土地伦理观的渊源，生态批评家需要研究关于荒野的早期美国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体现出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帕米拉·瑞吉斯（Pamela Regis）把这失落的世界叫作“逝去的范式”①，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早期作家的作品来重现这“逝去的范式”。很多早期的作家未能得到生态批评学者的关注，但他们却希望通过体现自然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以及思想价值来引起现代环境敏感性的共鸣。例如，Jasper Danckaerts于1679年描述一个美丽的夜晚时写道：“不仅能看到彩虹一样的七彩色调，所有颜色都在这一刻显现出来，柔和地泛着光，其柔美不可言状，撩人心弦。”科顿·马瑟的作品《基督教哲学家》中也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如他把鱼儿看作是上帝神谕的传达者，在倾心聆听这神谕时写道：“它们不用言语就可以传达平凡却又深奥的道理，我只想作为一个忠心的信徒聆听它们的教诲。”教友会植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绝非呆若木鸡，相反它们都非常聪明，正如他在《旅行》中所说：“如果留心一下任何动物，就会发现它们的效率之高让人震惊。它们行动前会精心策划，而且富有恒心、毅力和计谋。”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就会发现，很多作品由于其对常规的违背以及对自然不合时宜的颂扬，使得这些作品难以发表，或遭损毁，或已失传。有句格言叫“成功者缔造历史”，这足以看出当代美国生态史学家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处的困境。美国主流的环境伦理观一直都是为资本家积累资本，获取短期利润服务，也正是因为这种主流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美国出版商、赞助商以及潜在的读者群都希望文学作品与现行的环境伦理观相一致，而不是相违背。因为有些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环境伦理观与当代的功利主义格格不入，因此很容易被忽视。研究现代自然主义作品的文学渊源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掘这些作品及其生态价值。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博物学家尝试与自然、与这片土地建立起一种更加和谐的关系。
同样，我们有必要研究早期的美国自然观，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当代的生态文化观是何等的错误和有害。因为毕竟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态恶化与早期美国的环境观不无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早期美国的这种环境观间接地导致当代的生态恶果，如对荒野的恐惧，过分相信神学宿命论以及与神对话，无视生态系统自身的制约与平衡，以及对妇女、对奴仆、对印第安人以及黑人的压榨迫害等。通过研究这些早期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处处充斥着人类中心主义、危害极大的工具主义以及无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生态批评则可以揭示导致现在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的深层次根源。
的确，或许是因为他们将这个大陆上的一切神化而使得如今的多数人难以接受，也许是由于当时对环境的理解在现在看来缺乏科学性，或者过分追求自然环境的物质收益而缺乏对其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的理解，这些作品与现代的意识形态有冲突。还需注意的是，对早期的探险者来说，美洲的荒野只不过是一个资源储量丰富的储存地，有能力的欧洲国家都可以到此挖掘财富。有些动物的灭绝并不是因为其稀有（那时北美候鸽数量庞大），而是因为19世纪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个神秘大陆上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他们看来，北美的动植物数量很多，狩猎、农业开发等活动不会对其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民族主体的形成与美国的地缘是紧密联系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民族主义思想蔓延的结果。同样，这种无益于生态环境的思想在本书所选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对肆意狩猎的合理化、对环境种族主义、对科技的滥用以及对动物栖息地和植物生长地的肆意毁坏等。只有研究早期美国的生态思想，我们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透过前辈的双眼来认识这片大地，只有从他们的视角才能完全理解我们当前生态价值观的渊源。
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纪实文学作品，还应研究纪实文学以外的其他体裁作品，这样才能拓展生态批评的研究领域。因为个人纪实文学已经形成一套传统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如对自由时间的向往、强调个人经历、强调自我反省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等。总之，纪实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早期作家如何理解并再现美国的生态环境。同时，生态批评学者又会发现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的语言表达、传统手法的应用以及自然观都与现代有很大差别。但如果想对这片土地的理解和描述有更清晰的认识的话，就必须打开思路，研究所有涉及自然的体裁，包括文学类及非文学类的所有自然主义作品，如科技报告、宗教宣传材料、有关监禁及蓄奴的文章、书信以及日志等。
如前所述，我始终认为生态批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梭罗之后的博物学作品的研究上，这不利于我们完全把握美国人对这个大陆的态度。没有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我们就不会知道在修建拦河大坝之前，在森林遭伐、草原被毁之前美国荒野的原貌，不会了解这些我们斥之为“欠科学”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环境思想，更不会知道造成当今生态问题、形成今天生态价值观的早期经济、宗教和民族思想，而这种生态价值观也正是当前21世纪美国文化自然观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是当代生态文学之源，研究这些作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生态文学史。对这些早期博物学作品，我们理应遵循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生态标准：“收集所有博物学作品。”①我认为我们应该保存、整理出版并研究这些作品，这一方面有利于重构美国生态史，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理解过去500年来美国人是如何踏上这片土地的，又是如何理解并用文字呈现这片土地的。
三、追根溯源：按由今到古的顺序回顾博物学发展史
亨利·梭罗认为，阅读早期美国博物史作品可以启迪心智，指引心智的发展，这种指引作用就如同人在雪中留下的足迹，顺着足迹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然而，早期自然主义作品的这种作用连梭罗都已认识到，至今却仍未引起当代生态批评学者的注意。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并非始于梭罗，而是始于更早的博物学家，他们“拥有强烈的热情，却又行事鲁莽，对可能造成的生态恶果缺乏考虑”，梭罗给予他们的作品极高的评价。如果说20、21世纪的生态危机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已丧失进行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办法，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的生态文化进行溯源，寻找形成今天美国生态环境观的环境态度和价值观的根源，其方法之一是沿着当代生态文学追溯到19世纪的生态文学，再由此追溯更早的生态文学，依此类推，寻根溯源。
要想理解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的写作背景，我们就应该尝试尽量从他们的视角想象这个世界，而如何做到从他们的视角看世界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21世纪的自然世界观来理解他们。在阅读本书有关早期的作品前，不妨试着按由今到古的顺序，回顾一下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史。
从最近的开始，依次出现了：以巴里·洛佩斯（Barry Lopez）、温德尔·拜瑞（Wendell Berry）、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特瑞·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以及瑞克·巴斯（Rick Bass）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地球日确立、1973年《濒危物种法》的通过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背景下的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作品；对瑞彻尔·卡森（Rachel Carson）产生很大影响的科学生态学；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的文学的生态伦理观。再往前，还有以约翰·缪尔（John Muir）为主导的荒野保护运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广建国家森林公园的政策；由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和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发起的城市公园运动；由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发起的自然思潮等。
现在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没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没有梭罗的文学生态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基础，我们如何对自然进行综合描述？这显然不可能。再往前推，以罗素（Rousseau）、歌德（Goethe）、科勒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Wordsworth）、卡莱尔（Carlyle）以及爱默生（Emerson）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文学对自然大加赞美；此前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描写了茫茫大海，库伯（James Fenimore Cooper）描述了广袤的森林；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以及更早的刘易斯和克拉克则揭露了这个神秘大陆的其他各个方面。
再往前看，在威廉·巴特拉姆的作品中文学自然史异常繁荣；托马斯·杰弗逊和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福克尔发展了农牧哲学；启蒙运动和自然哲学中的自然神学思想，以及两者影响下的戴维·科特豪斯（David Rittenhous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再往前，美国大学和一般的学校还未开设博物学课程，美国还没有任何的博物馆，大多数殖民者还没有足够的文学资料和科学设备来研究博物学，那时几乎没有人想过若干年后竟会出现对博物学的专门研究。再往前，美国哲学协会建立，使得那时的自然学家有了社区意识；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在此之前较长一段时期，巴顿（Button）的15卷巨著《自然史》（1749-67）得以出版，它有15个版本和300多种删节版；再往前还有林（Linnaeus）的革命性巨著《植物钟志》（1753）和《自然系统》（1758），它们为自然主义者对地球生物进行观察、分类和描述提供了一个系统方法。
至此，我们只是回顾到18世纪中期，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多文学和哲学成果。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实践和技术方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再往前追溯，就会发现之前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更少，也更缺乏理解：17世纪，很多殖民者都相信风暴、地震、彗星等自然现象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16世纪，探险家还在不知疲倦地想从海中寻找美人鱼，在大陆上寻找遍地黄金的城市；15世纪，美洲新大陆的荒野对人们来说完全是个谜，哥伦布至死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圣经·创世纪》中描述的伊甸园。
最后，正如我们开始回顾时所做的假设，试想如果没有现有的这些思想观点、研究成果和技术方法为基础，你坐下来，捏着蘸满墨水的翎笔准备写一部自然文学史。带着这样的想象来读书中的文章吧。
［本文选自迈克尔·布兰奇主编《追根溯源》：〈瓦尔登湖〉之前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品》（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Georgia Press, 2004）。本文为该书的导论，中文翻译版权已由作者授权本刊。］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自然；生态文学批评；早期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5-0102-10
[作者简介]迈克尔·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UNR）文学与环境系教授，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协会的前任主席，同时还担任《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杂志的书评编辑。
［译者简介］张生珍（1973—），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生态文学研究。（山东曲阜 300070）
Title: Reading the Root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s before Walden
Author: Michael P. Branch
Abstract: This critical introduction discusses the cultural, scientific, ethical, and literary values of early American nature writings. It surveys the long tradition that prefigures and anticipates Henry David Thoreau and his literary descendants, while bring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the study of early American environmental writings. In its treatment of place-based texts in a variety of genres and reflecting a range of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aesthetics, it opens up a new area of scholarship and will be of interest both to general readers and to scholars in the cognate fields of ecocriticism, American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s; nature; ecocriticism;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1492年秋，当哥伦布第一眼望见美洲这片土地时，就被它美丽富饶、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深深吸引。这里有美丽的海湾与河流，有各种奇花异树、飞鸟翔鱼，所有这些他都未曾见过，只能反复使用“奇妙”这个词来感叹。准确地说，虽然哥伦布登陆的地点并不是现在的美洲，而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但他在看到这片奇妙土地时的反应却与之后几百年间的探险者、移民以及旅行者的反应是一致的，都对美洲这片奇妙的土地及其间各种奇异的动植物深深着迷。
直到19世纪，对移民和旅行者来说，北美大陆的大片土地仍然是一个“新世界”，是一片广袤、偏远而又知之甚少的荒野。即使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0年后，很多经验丰富的探险者都还认为翻过阿巴拉契亚山就到太平洋了，又一个150年过去了，但像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这样著名的博物学家还认为阿巴拉契亚山是北美最高的山脉，他们甚至还认为乳齿象这类远古生物在北美荒野依然存在。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直到19世纪初期才率领其“发现之旅”第一次横越美国。而直到19世纪中期，当爱默生（Waldo Emerson）、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及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已在康科德体验感受美洲新大陆带给他们的精神启示时，美国大片地区像洛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大盆地以及南部沙漠等地还是人们知之甚少的荒蛮之地，人们正通过不断探索绘制这些地区的地图。
在美洲探险、殖民的头几百年里，欧洲人跟哥伦布一样，无不为美洲大地的广袤、富饶和美丽深深折服，只能用“奇妙”一词来描述这片风景。这里有负鼠、蜂鸟这样奇特的动物，这一切他们在欧洲都不曾见过。同时，这几百年的美洲探索史其实又是一部猜测史。早期的移民充满热情，满怀希望地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感。当这个陌生的大陆并不为人所知时，也就只能通过文学和想象将这片未曾有人涉足的土地展示给人们。这部书中收集的作品一方面告诉我们新世界的大自然如何激发早期美国探险者、作家及博物学家的兴趣；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自己的感知来感受、理解大自然，就像透过哈哈镜看世界一样，不能完全真实准确地反映自然世界。
在早期对美国自然生态的描述中，语言本身就如同一面奇妙的、却又容易使现实变形的哈哈镜。作为人们表达对周围世界所见所感的工具，语言必须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心智的成熟而变化发展。北美是一个神奇的大陆，但对早期登上北美的作家来说，他们还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的词语来表达他们的见闻。以往用来描绘欧洲大陆的那些语言，根本无法用以形容负鼠和蜂鸟等奇妙的动物，更不用说尼亚加拉瀑布以及大峡谷的壮美了。要想用当时欧洲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描述美洲实在是太难了。试想，当数以亿计的北美候鸽在原始森林上空盘旋，当成千上万头北美野牛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奔驰时，倘若不是亲眼目睹这一切，谁又能想象得出这壮观奇丽的场面呢？更不用说用言语表达了！为了重现北美大陆的神奇景观，早期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希望像《皆大欢喜》中在阿尔丁森林逃难的大公爵一样，能够“从葱翠的树木、奔流的小溪、杂乱的碎石直至一切事物中听到上帝的神谕”。①然而，跟当时哥伦布初踏上美洲大陆一样，他们面对如此的美景却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语来形容，他们被这片壮美的土地惊得目瞪口呆！哥伦布毫不掩饰地说：“第一眼看到这美景我简直惊呆了，任何华丽的辞藻在此刻都显得黯然失色。过去我曾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各种奇树异果、美丽的海湾等等，对这一切我已经用过我所知道的最美的语言了，因为我相信再没有比这更美的地方了。然而，如今当我站在这片土地时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只希望后来人也能踏上这片土地，用最贴切的语言记录下这一切了。”②
所以，很多后来人重拾哥伦布的愿望，努力用文字记录下他们在美洲这个奇妙的大陆上的经历。《追根溯源》这本书收录了从哥伦布至19世纪中期350年间63位作家的作品，记录下了这段时期有关美国自然景观以及各种动植物的文献资料。这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同时又按一定的话题和历史事件进行归类。例如，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是记录早期开发美洲的叙事文，第二部分描述了殖民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部分既有记录早期开发的叙事文，又有记录早期科技发展的科技文，还收录了作为美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先声的思想运动。同时，阅读此书还可以遵循其他的线索，如可按花鸟虫鱼类、游记类或者民族主义类文章进行检索阅读，也可以按某一地域或某一时期的文献进行查读。总之，读者可以按照地域、主题、历史以及思想流派等线索阅读此书。每章前面都有头注，介绍了作者、相应作品及其在所有自然主义作品中的地位。每章又包含各个领域的文章，有评论、论文及参考文献等，这些可以为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
在探究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中关于美洲新大陆的描述时，我感觉自己俨然是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家，看着这美丽、富饶又多样化的土地，我甚至有种迫切希望回家与朋友分享的冲动。但是，本书收录的这些作品就如同那片广袤的原野，不论多么有天分的人也无法将其中所有的景象清晰再现出来。《追根溯源》收录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涵盖了诸多风格迥异的作家。他们运用不同的写作手法来描述在北美看到的一切，因此可以将之看做一部普及读物，其选材丰富却又不失简洁。但我希望这部书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激发读者的兴趣，使其进一步研究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这部书的内容丰富翔实，但当前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实在太少了。跟书中那些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一样，我希望尽量收集、保存、还原那些来自北美荒野的真实史料文献，使广大读者能从一隅而知当时整个北美荒野的原貌。
《追根溯源》可以看做是反映当时人们思想以及文学历史的文献，通过这部作品可以了解《瓦尔登湖》之前的自然主义作品关于荒野的记载。读这部作品时，不必因为对这片土地的描述感觉陌生而惊讶，在现代人看来，早期自然主义作家所使用的语言有点晦涩难懂，他们所描述的那些荒芜的景象在现在看来根本无法想象。如果试想一下当他们第一眼看到像负鼠、蜂鸟等大自然杰作时的反应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因读到这些文章而感觉惊异了。试想当我们踏上一个完全陌生的、随时都可能迷路的国度时，其实我们同时又处在一个到处充满惊奇的世界。可能在河的下一个弯处，或者下一座平顶山顶，我们会第一次见到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大峡谷。因此，我们应该像早期的博物学家一样，好好珍惜新大陆所发现的一切新奇景物。
一、珍禽异兽：早期美国自然主义研究存在的阻力及原因
人类利用文学艺术来理解、思考和表达人类社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说，很多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形式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从批评学角度看，自然主义文学作品通常是指有关自然生态的写实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种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田园色彩及浪漫主义特色，符合当代人的生态品味，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认识的文献纲领。当前的生态批评学者也正致力于研究这类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他们主要是研究这些文学及文化作品中体现的自然观和生态观。
因此，基于以上对于自然主义作品的狭隘认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美国生态文学方面的批评性研究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自然主义作品了。虽然梭罗的思想是基于对早期美国生态历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才完成他的自然主义文学巨著《瓦尔登湖》，但我们通常把他视为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试想，如果把梭罗看做是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而非创立者，是不是更合理呢？他曾写道：“新英格兰早期一些作家，如约翰·乔斯基（John Josselyn）和威廉·伍德（William Wood），他们感情丰富强烈，却又做事随意、不拘一格，不计后果。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各种奇异的景观令他们叹为观止……连这片土地上肥沃的黑土都在他们笔下栩栩如生。”梭罗最终总结道：“他们那代人要比我们更接近自然，更了解当初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便是他们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梭罗已然深切地认识到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在历史、科学及文学上的重要性，但当今大多数生态批评学者却对那一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作品并不熟悉。要知道正是这350年间基于地缘的美国早期自然主义文学，成为15世纪末有最早记录的关于欧洲人在北美的探险文学与1854年《瓦尔登湖》这一自然主义文学里程碑的分水岭。可以说，认为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始于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无异于把美国内战作为起始点研究美国历史。虽然《瓦尔登湖》具有与美国内战一样的里程碑意义，但它们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把它们置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以及之前的整个生态和文化语境下来理解把握。
因为当前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学的发展是由当代的一种生态敏感性激发起来的，其直接后果是对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种生态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20、21世纪美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回应。当前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应该反映当代最迫切的环境问题。正是这一观点造成当代自然主义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20、21世纪的当代生态作家，他们的作品最直接反映了当今的环境危机。自然主义文学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应该深刻反映时代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动植物栖息地的消失，这正是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和道德难题，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从整个美国历史、文学和文化角度来看关于美国自然景观的主体文学资料［正是基于这些主体性文学资料，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才把美国称作一个“自然的国度”］，那么，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他一些原因，即到底为什么对早期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进展如此缓慢？
首先，正如现今大量“生态自然”文集所示，人们通常将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片面地定义为现代个人写实文学的一个亚文类，悲情描述自然生态的恶化及作者感受。然而，对自然主义文学作品这种狭隘的认识和分类误导了当代的生态批评学者，加之早期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多采用一些与当代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如报告、讲道、宗教宣传册、神学史、精神自传、囚禁蓄奴记叙以及日记等形式，这都使得当代生态批评学者忽略了对早期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对于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作家，我们只喜欢像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或者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等基本采用散文体写作的作家。毫无疑问，这种偏见是由我们现代的文化及阅读习惯造成的。不论是普普通通的学生抑或专业人士，平时都会读读报纸、看看杂志，偶尔还会心血来潮写篇随笔，但有谁愿意主动坐下来，兴致勃勃地拿本讲道或政府报告品读？
面对这些神秘古怪的文学形式，我们往往越发不愿去探讨深究，那么，我们就无法体味早期的美国作家、读者的人生经历和体会，由此一来，我们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前辈如何看待这周围的世界了。例如，17世纪布道文是美国除《圣经》、《天路历程》以及《畜牧业手册》之外最普及的读物了。这类书籍里的布道文及其他宗教文章大量使用隐喻，而且寓意丰富，主要描述或探索人类与上帝、人类与农业、动物、荒野以及人类居住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殖民时期作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和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其代表人物。同样，19世纪初期最普及的文学形式是政府报告，东方各国的读者都是通过政府报告来了解美国西部的，像探险家约翰·布莱贝利（John Bradbury）、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和汤森德（John Kirk Townsend）的报告都非常有名，尤其是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因为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美国定居模式、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资源开发以及民族认同。美国早期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动植物虽然在现在看来比较奇怪陌生，却可以加深我们对美国生态环境以及文学史的理解。
我认为作家探索自然的方式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观、生态观以及道德观。探险文学、宗教宣传册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献在思想上传播帝国主义价值观，在自然哲学上过分强调人类中心，在宗教方面过分恪守基督教教条等等，所有这些都对自然生态构成威胁。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跟其他早期探险家一样，哥伦布也有着狂热的淘金欲。他皈依天主教，为达到目的不惜奴役屠杀土著居民等等。这样一来，当我们再次品读哥伦布用诗一般的语言对新大陆的描述时，还能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吗？再如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虽极力颂扬新世界的富饶以及生物的多样性，字里行间却分明表达着这种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来积累资本，还可以供贵族游猎玩乐。科顿·马瑟虽然对天文学和牛顿力学有一定研究，却依然相信上帝创造彗星来惩罚卑贱的罪人。其他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品中，同样存在着以上的问题。例如，所罗门·贝利（Solomon Bayley）的一篇以奴隶逃亡为主题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贝利竟被奴隶主搞得家破人亡，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恶不作，贝利受尽歧视，才得以安身立命。
还有一个问题，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一方面对那些珍禽异兽大加赞美，另一方面却又对其大肆屠杀，其频繁程度令人咋舌。而这绝非为维持生计而狩猎，而是灭绝性的屠杀。如约翰·布莱贝利在几个小时内就射杀了271只北美候鸽（今已灭绝），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会只为玩乐而捕杀北美野牛，最终只割下牛舌作为“战利品”，汤森德（John Kirk Townsend）则因为“内心罪恶又酷爱运动”而失去自制力，残忍地射杀无助的羚羊。今天，我们的环境敏感性与早期的殖民时代截然不同，通过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下面一段在当时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描述可见一斑：“我叫寇迪去宰掉我们的小狗克拉马斯，他准备按照印第安人的传统屠宰：先烫掉狗毛，用肥皂和雪把狗皮洗净，最后将处理好的狗肉剁碎放在雪上。过了一会儿，雪橇还拉来了马肉。今晚晚餐很丰盛，有豌豆粥、马肉，还有狗肉。”这说明，无论承认与否，当我们说到“自然主义作品”时，通常是指那些与我们现在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相一致的作品，而早期自然主义作家的生态价值观，尤其是本书中19世纪之前的自然主义作家，与现代的生态价值观还是基本不同的。
另外，我们还不确定从何时起这些自然主义作品才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品。这不仅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历史文献是写在美国获得政治主权和民族主体地位之前，而且还因为很多作品的作者是欧洲移民、探险家甚至旅居美洲的居民或暂住者。这本书第一部分的15位作家中，没有一位是在北美出生，他们中有意大利人，有西班牙人，有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以及英国人等。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才能确定他们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呢？第二部分也有一些重要的“美国”作家，其实也只是来自欧洲的旅行者，例如英国人马克·科特斯比（Mark Catesby）和瑞典人彼得·卡姆（Peter Kalm）。即使是作为美国开国元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也都是迫不得已才走上了争取主权独立的道路。以《一个美国农民的信》而闻名的小说家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福克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是一位法国贵族，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位亲英分子。因此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美国本土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由那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作家所创作，也并不是说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一定与爱默生或者托马斯·科尔所体现出来的美国文化相一致，否则我们不但把握不住早期的国际旅行者对北美土地的价值观，而且否定了我们将近三百年的自然主义文学史。生态批评要想建立按地域而非国家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那么就必须扩展研究领域，吸收任何探究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而长期以来，文学史都是按国家进行划分和研究的。
由于这些自然主义作品缺乏科学性，使得很多现在的学者感觉难以接受。当时著名的博物学者即使不会像18世纪初期的土耳其作家易卜拉欣埃·芬迪（Ibrahim Effendi）一样，相信美国有种开花后就会结出美丽的女子的“瓦克”树，但他们确实相信美洲的蛇用目光就可以将猎物致残、燕子蛰伏于水下、昆虫则可以从动物的尸体中自然生出。当今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我们崇尚科学，而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却过分迷信，轻易相信明显荒谬的说法，这在我们看来即使不是愚昧，起码也很奇怪、很可笑，难道自然主义作品不是应该准确再现自然世界吗？然而，用现在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过去自然主义作品的科学性显然是不合适的，毕竟他们所处的前理性阶段的世界观与现代的世界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一方面受限于前工业化阶段落后的通讯和科学调研，另一方面受限于他们对新大陆完全陌生的认识。当时的探险家和移民对北美的认识就如同今天我们对外太空的认识一样无知，只能妄加猜测却不能真正认识。同样，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在300年后可能就变得很浅显。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苛求当时的科学，否则我们就不能从这些作品中发现我们最感兴趣的内容：早期自然主义作家用丰富的想象描绘出大自然的神秘和美丽。
此外，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缺乏科学合理的整理和编排。虽然文本的整理和编排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中心环节（特别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数量极少，其保存与发行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生态批评学者却没能认识到这种整理编排的重要性。而且，鲜有生态批评学者接受过文章整理训练，大多数学者都学习过如何对一篇文章进行分析，但极少有人学习过如何对若干篇文章进行整理编排。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发现错误归类的文章，更不能将之准确归类。因为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方法指导文献的整理编排，很多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便望而却步，但这一领域很重要，亚瑟·普拉尼克（Arthur Plotnic）称其“可以使人学会自律、反省、净化心灵”①。所有这些导致很多构成早期自然主义基础的作品都已失传，有的是因为没有进行编排发行，有的则是因为版本中有谬误没有再编辑渐而失传。
总结了以上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研究的局限性后，我们还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现在流传的关于新大陆的最早报告通常都是18、19世纪版本的，有的因为原稿遗失而可靠性不强。第二，很多早期作品中体现的自然哲学思想比较陈旧，与现代观点有很大不同，读起来比较奇怪陌生也是在所难免的。第三，很多当时的理论科学作品已经超出人文科学范围，缺乏科学性。第四，生态批评学者对美国西部的自然主义作品很感兴趣，但对19世纪以前的作家来说，他们对西部知之甚少。最后，此书中这些早期自然主义作品题材多样，有的是探险类，有的是殖民或者宗教宣传类，还有的是历史类、哲学类、传记类、神学类以及科学类等。总之，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很难准确把握，即使可以甄别也很难进行归类。因此，本书权且将其置于此，希望能够对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的扩展有所帮助。
二、领域扩展：研究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的意义
尽管生态批评研究存在以上种种局限，学者应该仔细甄别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生态文学作品，并按思想流派进行组织归类。近年来生态批评学者从很多重要方面拓展了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国际生态文学、城市自然文学、绿色文化研究和影视研究），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将研究扩展至梭罗。的确，第二代生态批评学者研究最广泛的一个领域是从关于北美早期探险、殖民、独立战争以及浪漫主义初期的作品中重现自然，这些作品得到生态批评学者的足够重视并已获得一定的成果。
首先，早期美国的自然主义作品是我们认识欧洲殖民时期北美大陆自然风貌的一个窗口。正如亨利·萨维奇（Henry Savage Jr.）所说：“原始状态下的北美荒野已不复存在，但通过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家之笔我们还能依稀想象到它的原貌。”①很大程度上说，北美环境史实际上是一个悲剧史，因为大量物种以及动植物栖息地在这个过程中灭绝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美洲自然主义作品便成为我们通过想象来了解北美大陆以及各种动植物等生态环境的唯一手段。例如，在本书中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纪录了湍急大河的情景，而今河上早已建了大坝；华盛顿·欧文描述了广阔的大草原，如今早已成为成片的工业园；约翰·布莱贝利（John Bradbury）写到了成群的北美野牛，当时的任意一群足有成千上万头，而今却早已绝灭。另外还有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对象牙嘴啄木鸟的精彩描述，以及更早一些威廉·伍德描述的北美候鸽，他写到：“成群的候鸽遮天蔽日，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如今这两种鸟类都已灭绝。通过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我们窥到一个早已失落的世界，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去牢记、去默哀。
亨利·梭罗自然也了解早期美国自然历史文学所具有的生态史价值。1855年1月3日，他不惜长途跋涉跑到新英格兰，把当地的动植物与威廉·伍德的作品《新英格兰记事》中对动植物的描述相对照，对比后他写到：“那时候草场的草长得很快。”因为伍德“这样写到：‘草长得又高又密，有的能长到人的腰那么高，有的能长到人的肩膀’。”②那时候“草莓在圈养之前也长得更大更多”③。当梭罗读到伍德关于各种在当时还很常见的一些鸟儿的描述时非常兴奋，因为在19世纪中期的马萨诸塞州，这些鸟就已经十分罕见甚至已经灭绝了。他惊异道：“真不可思议！那时不仅有黑雁和常见的野生黑天鹅，竟然还有‘白天鹅’，白的像雪一样的天鹅。”④1856年，梭罗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717年写的一封信的内容，描述的是一场暴风雪。他激动地说：“马瑟关于暴风雪的这段描述极富哲理。”⑤因此，可以说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对于梭罗和我们了解北美那片失落的荒野具有很高的价值。
为找到北美大陆可持续土地伦理观的渊源，生态批评家需要研究关于荒野的早期美国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体现出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帕米拉·瑞吉斯（Pamela Regis）把这失落的世界叫作“逝去的范式”①，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早期作家的作品来重现这“逝去的范式”。很多早期的作家未能得到生态批评学者的关注，但他们却希望通过体现自然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以及思想价值来引起现代环境敏感性的共鸣。例如，Jasper Danckaerts于1679年描述一个美丽的夜晚时写道：“不仅能看到彩虹一样的七彩色调，所有颜色都在这一刻显现出来，柔和地泛着光，其柔美不可言状，撩人心弦。”科顿·马瑟的作品《基督教哲学家》中也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如他把鱼儿看作是上帝神谕的传达者，在倾心聆听这神谕时写道：“它们不用言语就可以传达平凡却又深奥的道理，我只想作为一个忠心的信徒聆听它们的教诲。”教友会植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绝非呆若木鸡，相反它们都非常聪明，正如他在《旅行》中所说：“如果留心一下任何动物，就会发现它们的效率之高让人震惊。它们行动前会精心策划，而且富有恒心、毅力和计谋。”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就会发现，很多作品由于其对常规的违背以及对自然不合时宜的颂扬，使得这些作品难以发表，或遭损毁，或已失传。有句格言叫“成功者缔造历史”，这足以看出当代美国生态史学家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处的困境。美国主流的环境伦理观一直都是为资本家积累资本，获取短期利润服务，也正是因为这种主流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美国出版商、赞助商以及潜在的读者群都希望文学作品与现行的环境伦理观相一致，而不是相违背。因为有些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环境伦理观与当代的功利主义格格不入，因此很容易被忽视。研究现代自然主义作品的文学渊源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掘这些作品及其生态价值。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博物学家尝试与自然、与这片土地建立起一种更加和谐的关系。
同样，我们有必要研究早期的美国自然观，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当代的生态文化观是何等的错误和有害。因为毕竟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态恶化与早期美国的环境观不无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早期美国的这种环境观间接地导致当代的生态恶果，如对荒野的恐惧，过分相信神学宿命论以及与神对话，无视生态系统自身的制约与平衡，以及对妇女、对奴仆、对印第安人以及黑人的压榨迫害等。通过研究这些早期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处处充斥着人类中心主义、危害极大的工具主义以及无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生态批评则可以揭示导致现在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的深层次根源。
的确，或许是因为他们将这个大陆上的一切神化而使得如今的多数人难以接受，也许是由于当时对环境的理解在现在看来缺乏科学性，或者过分追求自然环境的物质收益而缺乏对其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的理解，这些作品与现代的意识形态有冲突。还需注意的是，对早期的探险者来说，美洲的荒野只不过是一个资源储量丰富的储存地，有能力的欧洲国家都可以到此挖掘财富。有些动物的灭绝并不是因为其稀有（那时北美候鸽数量庞大），而是因为19世纪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个神秘大陆上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他们看来，北美的动植物数量很多，狩猎、农业开发等活动不会对其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民族主体的形成与美国的地缘是紧密联系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民族主义思想蔓延的结果。同样，这种无益于生态环境的思想在本书所选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对肆意狩猎的合理化、对环境种族主义、对科技的滥用以及对动物栖息地和植物生长地的肆意毁坏等。只有研究早期美国的生态思想，我们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透过前辈的双眼来认识这片大地，只有从他们的视角才能完全理解我们当前生态价值观的渊源。
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纪实文学作品，还应研究纪实文学以外的其他体裁作品，这样才能拓展生态批评的研究领域。因为个人纪实文学已经形成一套传统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如对自由时间的向往、强调个人经历、强调自我反省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等。总之，纪实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早期作家如何理解并再现美国的生态环境。同时，生态批评学者又会发现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的语言表达、传统手法的应用以及自然观都与现代有很大差别。但如果想对这片土地的理解和描述有更清晰的认识的话，就必须打开思路，研究所有涉及自然的体裁，包括文学类及非文学类的所有自然主义作品，如科技报告、宗教宣传材料、有关监禁及蓄奴的文章、书信以及日志等。
如前所述，我始终认为生态批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梭罗之后的博物学作品的研究上，这不利于我们完全把握美国人对这个大陆的态度。没有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我们就不会知道在修建拦河大坝之前，在森林遭伐、草原被毁之前美国荒野的原貌，不会了解这些我们斥之为“欠科学”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环境思想，更不会知道造成当今生态问题、形成今天生态价值观的早期经济、宗教和民族思想，而这种生态价值观也正是当前21世纪美国文化自然观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品是当代生态文学之源，研究这些作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生态文学史。对这些早期博物学作品，我们理应遵循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生态标准：“收集所有博物学作品。”①我认为我们应该保存、整理出版并研究这些作品，这一方面有利于重构美国生态史，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理解过去500年来美国人是如何踏上这片土地的，又是如何理解并用文字呈现这片土地的。
三、追根溯源：按由今到古的顺序回顾博物学发展史
亨利·梭罗认为，阅读早期美国博物史作品可以启迪心智，指引心智的发展，这种指引作用就如同人在雪中留下的足迹，顺着足迹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然而，早期自然主义作品的这种作用连梭罗都已认识到，至今却仍未引起当代生态批评学者的注意。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并非始于梭罗，而是始于更早的博物学家，他们“拥有强烈的热情，却又行事鲁莽，对可能造成的生态恶果缺乏考虑”，梭罗给予他们的作品极高的评价。如果说20、21世纪的生态危机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已丧失进行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办法，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的生态文化进行溯源，寻找形成今天美国生态环境观的环境态度和价值观的根源，其方法之一是沿着当代生态文学追溯到19世纪的生态文学，再由此追溯更早的生态文学，依此类推，寻根溯源。
要想理解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的写作背景，我们就应该尝试尽量从他们的视角想象这个世界，而如何做到从他们的视角看世界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21世纪的自然世界观来理解他们。在阅读本书有关早期的作品前，不妨试着按由今到古的顺序，回顾一下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史。
从最近的开始，依次出现了：以巴里·洛佩斯（Barry Lopez）、温德尔·拜瑞（Wendell Berry）、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特瑞·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以及瑞克·巴斯（Rick Bass）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地球日确立、1973年《濒危物种法》的通过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背景下的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作品；对瑞彻尔·卡森（Rachel Carson）产生很大影响的科学生态学；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的文学的生态伦理观。再往前，还有以约翰·缪尔（John Muir）为主导的荒野保护运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广建国家森林公园的政策；由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和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发起的城市公园运动；由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发起的自然思潮等。
现在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没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没有梭罗的文学生态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基础，我们如何对自然进行综合描述？这显然不可能。再往前推，以罗素（Rousseau）、歌德（Goethe）、科勒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Wordsworth）、卡莱尔（Carlyle）以及爱默生（Emerson）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文学对自然大加赞美；此前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描写了茫茫大海，库伯（James Fenimore Cooper）描述了广袤的森林；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以及更早的刘易斯和克拉克则揭露了这个神秘大陆的其他各个方面。
再往前看，在威廉·巴特拉姆的作品中文学自然史异常繁荣；托马斯·杰弗逊和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福克尔发展了农牧哲学；启蒙运动和自然哲学中的自然神学思想，以及两者影响下的戴维·科特豪斯（David Rittenhous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再往前，美国大学和一般的学校还未开设博物学课程，美国还没有任何的博物馆，大多数殖民者还没有足够的文学资料和科学设备来研究博物学，那时几乎没有人想过若干年后竟会出现对博物学的专门研究。再往前，美国哲学协会建立，使得那时的自然学家有了社区意识；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在此之前较长一段时期，巴顿（Button）的15卷巨著《自然史》（1749-67）得以出版，它有15个版本和300多种删节版；再往前还有林（Linnaeus）的革命性巨著《植物钟志》（1753）和《自然系统》（1758），它们为自然主义者对地球生物进行观察、分类和描述提供了一个系统方法。
至此，我们只是回顾到18世纪中期，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多文学和哲学成果。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实践和技术方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再往前追溯，就会发现之前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更少，也更缺乏理解：17世纪，很多殖民者都相信风暴、地震、彗星等自然现象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16世纪，探险家还在不知疲倦地想从海中寻找美人鱼，在大陆上寻找遍地黄金的城市；15世纪，美洲新大陆的荒野对人们来说完全是个谜，哥伦布至死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圣经·创世纪》中描述的伊甸园。
最后，正如我们开始回顾时所做的假设，试想如果没有现有的这些思想观点、研究成果和技术方法为基础，你坐下来，捏着蘸满墨水的翎笔准备写一部自然文学史。带着这样的想象来读书中的文章吧。
［本文选自迈克尔·布兰奇主编《追根溯源》：〈瓦尔登湖〉之前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品》（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Georgia Press, 2004）。本文为该书的导论，中文翻译版权已由作者授权本刊。］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