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原因，我曾数次去北京，因而经常品尝各种物美价廉的京味名食，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其价位不断攀升才逐渐”淡出”，退休后再也未曾谋面。思念之余仍感有趣的是，若干名吃之中，有的竟然“名不副实”。
　　炒疙瘩
　　经同事推荐，闻知前门大栅栏一胡同内有家专营“炒疙瘩”的饭馆，便前去光顾。门脸儿虽小，却是宾客盈门。
　　所谓炒疙瘩，经我观察，是用大拇指和食指从一块面团上一个个地揪在柳条簸箕里的如同生蚕豆大小不规则的窝状小块儿，再爆锅炒之。
　　生疙瘩不能黏干面，否则在锅里起糊，这无疑苛求和面得当，揪下的疙瘩既不黏连还不能太硬否则咬着费劲。炒到火候，放入调料及焯好的胡萝卜丁、生黄瓜丁，二者大小跟疙瘩差不多。逢到人多时，往往一铁瓢炒很多再分盘。
　　记得20世纪70年代，满满一大盘收半斤粮票四角钱（同量鸡蛋卤面时价为三角），端到桌上呈红、绿、白，嚼起来硬软适中。我曾学做欲让老婆孩子开窍，只因面没和好，又舍不得倒油（当时每人月供200 g），结果疙瘩全成坨，再也不敢做了。
　　罩火烧
　　又叫卤煮火烧，多有卖处。我早年常去的是位于西单以北约五站地的“西四”一家小店，门口支口大锅，微火咕嘟着早已熟透的猪大肠、肚、肝、肺及大片炸豆腐，火烧是半“死”半发面的，随时往锅里续，既入味又好咬还不囊；底料钱固定，即两个火烧（四两粮票、一角钱）一碗的加收三角，三个火烧一碗的加收五角。
　　买时现捞现切，顾客少时，不光各种底料搭配均匀，火烧也切成“井”字形而又不断底，刀口朝下置于碗中，看似整的，筷子一动便分开。
　　我常常“寒酸”地就着底料喝上二两“二锅头”，然后来个“汤泡饭”，那汤的味道简直是“瞎子害眼——没治了”。
　　褡裢火烧
　　小馆子在大栅栏的另一条胡同里，初时以为“褡裢”是个地名，而火烧则认定是传统印象中的烧饼之类，岂料满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褡裢”取义于旧时一种两个口都朝中间，用来盛钱装物的粗布袋子（小的挎于肩上，大者搭在驴背，我姥娘家多有），而“火烧”更是“离谱儿”，竟是类似锅贴之样。
　　我观察灶间，见制作者用现成的方形面皮裹以肉馅捏好，放在平底浅边儿的大锅里盖盖儿焖煎，待端上来一看，每个“火烧”两端都向外开着口儿，与那口子朝里的褡裢恰恰相反，令人难以将此二者联想到一起。
　　但吃起来风味绝佳，于是心想，此物确为用火所烧，叫“火烧”并不枉称且当之无愧；再说何必“计较”叫啥名、像不像，好吃就行呗。或许正是“应了”这个名称，褡裢火烧早就誉满京城了。20世纪70年代我常去时，一斤粮票40个价仅一块四，而如今恐怕20倍也难以打住。
　　灌肠
　　北京人对其相当喜闻乐吃，据说始于明朝，慈禧太后大加赞赏。起初确将混有葱姜等佐料及五香粉的淀粉和成硬块儿灌入猪大肠，后来或许嫌费事费时费钱，干脆直接做成肠型坨子，但名称和风味数百年没变。
　　吃时切成薄片置于平底锅煎至两面焦黄，蘸或浇上咸蒜水（讲究不放酱油、醋）。最好趁热现蘸，不然蒜水泡时略长便发艮不脆了。
　　此味在京城到处有卖，记得当时一角钱一碟，两毛钱一大盘。摊儿上多般兼卖灌肠坨子，每斤四角八分。我初时买回煎好让家人品尝，岂料“上瘾”了，几天没吃便非常想念，我也把它作为很实惠的美味酒肴。
　　炒肝
　　顾名思义，以为是将动物且多为猪的肝脏切片炒之（类似“溜肝尖”），其实非也。跟鱼香肉丝、青岛的甜沫一样，这是我当年常吃的又一种典型的“名不副实”的东西，且其成因不得而知。
　　其实炒肝的主料乃是猪大肠，猪肝只不过象征性装饰点缀而已，而且绝无炒制过程，完全是炖煮至烂熟切成韭菜叶宽的环形，再添加佐料、勾薄芡，为伴吃大饼、油条或蒸包等主食的“稀料”。
　　我多去西四的一家路边小馆，尽管总是排队，但舀得挺麻利，一毛钱一碗（大米稀粥时价二分钱一大碗，但收一两粮票）。
　　记得前年八月二十日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时，午餐“内容”之一便是炒肝，我顿生感慨：此乃吾等平民百姓经常所食之物，若无美誉，何以能令美利坚的大人物亦对其产生浓趣而欣然食之？
　　于是顺理成章地想到几十年来所食风味小吃，如何跟人世间诸多事物一样，竟然也有若干不实之名？有感而发，索性“胡乱”诌上几句：“鱼香肉丝并无鱼，京城灌肠肠已去，炒肝竟是煮大肠，青岛甜沫甜为虚。”